評論｜新疆的「再教育」：從「多元帝國」到「民族同化」

編按：自2018年開始，有關中國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教育培訓中心」的資訊就不斷在媒體上出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中國外交部等機構稱這些培訓中心是「去極端化」與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措施；而批評方則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無人權的「集中營」模式，旨在打擊當地文化與傳統，且實質上針對伊斯蘭教。兩種論述水火不容。然而，如今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在此之間是否還存在任何討論的餘地？歷史與現實的脈絡要如何梳理，才能幫助理解當下的問題？自由撰稿人普村從新疆近年來民族關係的變遷視角分析這一議題，而歷史學者米華健在《紐約書評》發表的文章則認為要把問題追溯到「多元帝國」和「民族同化」的不同國家模式。兩篇文章觀點各異，希望為讀者提供更深入理解這一問題的不同角度。

本文作者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是喬治城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著有《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本文原文題為《被再教育的新疆穆斯林》，刊發於2019年2月19日的《紐約書評》，完整英文原文也刊於Chinafile。《端傳媒》受權轉載的版本基於已有的中文譯文，並已按照英文原文再次校對並編輯，題目有改動。

2018年7月，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札爾肯特鎮，一位名叫薩依拉古麗·薩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 ） 的前幼兒園院長，正在冷靜地向法庭描述着一個被中國官方持續否認的事實。那就是，一座座全新的巨型 「古拉格」 已在中國西部，一個和阿拉斯加一般大小的地區建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給新疆突厥穆斯林進行去極端化的教育和培訓。薩吾提拜是哈薩克族，當時已經逃離新疆，並在向哈薩克斯坦政府尋求政治庇護。她的丈夫和兒子是哈薩克斯坦公民。她向法庭陳述道，2017年11月她從原單位被調離到一個新的工作場所。在那裏，她被告知要給同是哈薩克族的被拘禁人員教課。她說道 「他們稱那個地方為政治營 ⋯⋯但事實上那是一個建在深山裏的監獄。」 薩吾提拜在該機構裏工作了四個月，據她估算那裏關押着2500餘名囚犯，她知道與之類似的機構還有很多。最新統計（2018年2月）顯示，新疆大約有1200多個這樣的再教育營，其共關押着多達一百萬名少數民族人員。其中數維吾爾人被拘禁最多，他們佔新疆總人口的46%左右，其次是哈薩克人，柯爾克孜人以及其他民族人群。

薩吾提拜的公開證詞是首個由中國公民提供的關於新疆古拉格的存在和擴建的證據。自2017年以來，已有不少記者和研究人員就相關事件進行過報導。他們分別是美聯社的記者Gerry Shih (現就職華盛頓郵報）, Josh Chin （李肇華）， Clément Bürge，以及華爾街日報的記者Giulia March。其他提供早期出色報導的研究人員和通訊員包括Maya Wang （王松蓮，就職人權觀察組織），Rob Schmitz （ 史明智）（就職NPR）和Megha Rajagopalan （就職BuzzFeed新聞）。在這裏，需要着重強調一下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語部對新疆報導的貢獻。儘管有關新疆的信息控制日益嚴重，該部門多年來仍在堅持提供準確詳細的當地報導，值得稱讚。

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的態度是堅決否認有任何再教育營的存在。隨後，央視短期宣傳了一個關於46萬名維吾爾人從南疆調離到另一處就職的事件。那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關於類似就業計劃的公告，官方也沒有對此作任何解釋。2018年8月，在聯合國聽證會上，中方代表面對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成員Gay McDougal的質問，再次否認了有任何形式的再教育營的存在。但他們承認新疆近期的確建了多所「職業教育和就業培訓中心」，並採取了其他一些對抗「極端主義」的措施。同年11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中，面對各方再次施壓，中方代表指責了 「少數幾個國家」 的「帶有政治傾向的指控」，並重申道現存的再教育營只是為了提供職業培訓以打擊極端主義。

居住在新疆之外的人們最先了解再教育營的存在是在2017年。國外的維吾爾人震驚道自己正逐漸失去與家鄉親人和朋友的聯繫，首先是電話打不通，然後是社交媒體上被刪除，最後是完全失去家鄉的消息。在國外學習後返回或被迫返回中國的維吾爾族學生也開始在抵達後音信全無。等境外的維吾爾人能夠探出一些風聲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親戚朋友已經被警方帶去了再教育營：「去學習了」 是他們從被密切監視着的微信上得到的委婉說法。

到2017年的秋天，各種關於再教育營的照片和新聞開始流傳。那是一座座建造在沙漠中頗具懲戒性質的建築：四周是高牆和鐵絲網的環繞，兩側是警衞塔和監視崗。關於再教育營內部的情況，外界所掌握的信息大部分來源於再教育營前囚犯們的證詞。最早的證詞來源於一篇匿名發表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的文章，還有一些是由Gerry Shih和Emily Rauhala在哈薩克斯坦採訪並撰寫並發表在《華盛頓郵報》。據這些親歷者描述，再教育營內他們必須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污名化伊斯蘭教，批評自己和家人的信仰，觀看官方宣傳片，學習國文和中國歷史。被拘禁者被告知他們的文化是「落後」的。有些人被要求背誦《三字經》，一個已經被中國其他地方遺棄了一個多世紀的兒童教學文本。再教育營內部空間很擁擠，提供的伙食很差。那些抱怨住宿飲食的被拘禁者據傳會被單獨監禁，捱餓，被迫長時間面壁思過，被拷在牆上，或將其手腳用螺栓固定在老虎凳上，甚至有被水刑或被電擊的風險。

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的雪克來提·扎克爾 （Shohrat Zakir）在2018年10月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道拘禁於再教育營的人員必須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接受現代科學知識，增強對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等的認識⋯⋯學習法律知識⋯⋯包括憲法、刑法⋯⋯和新疆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等法律法規…根據當地社會需求和就業條件⋯⋯確保學員結業後能夠熟練掌握1-2門職業技能。」

我們知道截至目前，幾乎沒有人被新疆教育集中營拘禁後釋放出來，鑑於其課程安排的強制性，這樣的結果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何時會被釋放，以及即使他們被再教育營釋放之後還會面臨什麼。越來越多來源於親屬證詞，衞星照片和內部文件的證據表明，在經歷過一系列再教育灌輸之後，被拘禁者會被強制安排在再教育營內或附近的工廠工作。

就職於歐洲文化與神學學院的Adrian Zenz（鄭國恩）已研究證實了再教育營驚人的擴建速度，並估計出了其拘禁者的大概人數。Zenz (鄭國恩)多年來一直關注着中國媒體和黨政期刊上關於新疆「去極端化」和「教育轉型」的討論。他識別出了承包商提出的78項有關於再教育營建造，擴建或升級的投標案。其中一些建築的計劃面積超過10萬平方英尺，甚至有一所再教育營總面積達到90萬平方英尺。得益於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學生Shawn Zhang的不懈努力，越來越多關於再教育營的倉促建設和擴建的文案證據正由谷歌地球採集到的再教育營衞星照片所證實。隨後也出現了不少專業遠程影像公司與BBC及其他媒體合作而採集到的照片。所有這些都是再教育營存在的確鑿證據。近期去過新疆的遊客也指出許多維吾爾商店關了門，街道上也明顯少了很多人，尤其是15–45歲之間的維吾爾人。

Zenz和多名研究者通過比較從泄露的文件中得到的數據以及當地官員關於人口數據的陳述，估算出現正關押於再教育營的總人數最少有數十萬，多則超過一百萬人。2018年2月，位於土耳其的一家維吾爾社會運動媒體在網絡上發布了一份文件，並稱其由新疆一名 「當地安全部門的可信成員」 泄露。該文件數據始於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其中列出的拘禁於新疆縣級再教育營中人員的總數為892329（該數字不包括烏魯木齊，和田和伊寧等大城市內建造的再教育營拘禁人數）。雖然該文件的出處無法得到確認，但若能證明其真實性，它可強有力地支持之前研究者給出的再教育營拘禁者總數為一百多萬的估測。（美國國務院估計，大約有80萬到200萬的新疆穆斯林被拘禁於再教育營中）。所有這些估測都不包括一般監獄中監押人數近期的劇增：據中國政府官方數據顯示，2016至2017年間新疆的刑事拘捕人數增加了20萬人，佔全國2017年總拘捕人數的21%。要注意，新疆總人口數當時才佔全國總人數的1.5%左右。人們相信，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已經拘禁了新疆成年穆斯林人口的10%以上。

一

中國政府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我想到了兩個理由：一是中國共產黨官方誤解了伊斯蘭教對於多數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穆斯林人群的意義；二是當今共產黨選擇支持以漢族為中心的族群同化，即使這一觀念是與中國傳統的多元主義模式背道而馳。（漢族數量在中國總人口數中佔最多，但在新疆和西藏等曾經的殖民地區漢族數量不佔最多數）

長居於塔里木盆地的現代維吾爾人的祖先，以及草原和山脈上的突厥部落（哈薩克人和柯爾克孜人的祖先）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開始的幾次浪潮中皈依了伊斯蘭教。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亞盛行的伊斯蘭教和中東的伊斯蘭教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和沙特家族資助的瓦哈比（Wahhabi）和薩拉菲（Salafi） 團體提倡的伊斯蘭教有着天壤之別。比如說，維吾爾人祈禱時可以參與誦經，舞蹈和音樂也不是禁忌。正如歷史學家和長期研究維吾爾人的學者Rian Thum在其頗具獨創性的著作，《維吾爾歷史的聖路》（The Sacred Routes of Uighur History) 中所呈現的：參拜受人崇敬的聖人們的聖陵並將他們的故事傳授於世人不僅構成了維吾爾人的宗教活動，而且在地域上也塑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Thum 寫道，蘇菲聖人在維吾爾伊斯蘭教裏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個在新疆境內的聖陵間的巡迴朝聖之旅就已經是與去麥加朝覲相媲美的可接受的替代品。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Rian Th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策傾向於削弱本土的維吾爾伊斯蘭教，並通過由共產黨控制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強制執行一種摻雜着沙特阿拉伯遜尼派作風的理想化的伊斯蘭教版本。除了反映北京與利雅德的外交聯繫外，這些政策可能與中國傳統觀念相呼應。這種觀念源於歷年來佛教千禧年主義的影響，即認為宗教具有安全的「正統」和危險的「非正統」表達。

雖然共產黨在那之後嘗試逆轉新疆伊斯蘭教被「阿拉伯化」的風險，但它並沒有修正其對維吾爾伊斯蘭教中蘇菲派實踐的不容忍。通過壓抑維吾爾文化的表達，歧視維吾爾人，並在無意中推廣一種更符合沙特實踐的伊斯蘭教版本，中國政府從外部增加了薩拉菲思想對維吾爾人的吸引力，同時又削弱了對這種意識的本土抵禦。就職於新疆大學的國際知名維吾爾文化與宗教學者和民族誌學者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本可以向中國當局解釋這一切，但她也成為了當前再教育營大規模拘禁的受害者。達吾提在2017年底失蹤，至今了無音訊。（註一）

新疆變成當今中國政府的領土只是因為滿族統治的前清朝帝國（1636–1912）在18世紀征服了這片土地。其在向西擴張的過程中也吞併了今天的蒙古和西藏。清朝在輕度軍事管理下通過當地精英治理維吾爾人，同時也促進了貿易和農業發展。它禁止外來華人在維吾爾人口密集的地區定居，以免破壞當地的穩定。清朝也沒有干涉維吾爾人的宗教，食物或衣着。這種允許文化多元化的帝國主義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運作良好。儘管在新疆西南部發生過一系列來自中亞的小規模入侵，但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期該地區總體上是和平的，維吾爾人口也得以增加了五倍， 經濟也得到擴張。新疆之後出現的騷亂始於清朝因為忙於鎮壓其他地區的叛亂而切斷了為其新疆官員和士兵提供的資金。隨之而來的是腐敗，叛亂和入侵。

在北京試圖重新掌握和維持對新疆控制的同時，一場辯論開始展開：到底該怎麼治理新疆？是採用清朝式的帝國民族多元主義，還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同化主義。19世紀的政治思想家龔自珍和左宗棠將軍都主張安置漢族民眾在新疆殖民定居並由漢族官員（而非滿族或本土民族官員）管制新疆。左宗棠的繼任者在有限的程度上曾實踐過這一想法，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此後，直到1949年共產黨掌權，新疆經歷了近四十年的動盪起伏，變得分崩離析。期間大多數在新疆掌權過的統治者，無論是漢族軍閥，穆斯林反叛軍還是蘇聯傀儡，都圍繞民族多元的想法對各個民族聚集地採取了分開治理：即讓維吾爾族治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治理哈薩克族，蒙古族治理蒙古族，漢族治理漢族等。

二

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將這種已在新疆根深蒂固的民族多元化治理方式推廣到了全國。當漢族佔絕大多數的共產黨重新佔領在中亞的前清朝帝國領土時，它也面臨了與以俄羅斯人為中心的蘇聯共產黨同樣的問題：如何治理一個帝國而又看起來不像個殖民者？中國政府大致效仿了蘇聯的例子，即官方認可了55個非漢族群體為少數民族，賦予其特殊權利並載入中國憲法。一些名義上自治的行政區域重新以民族名稱命名：如像新疆和西藏等省級地區被改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

《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著 ‧ 賈建飛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年

中國政府的民族制度也與清朝帝國多元化治理的個別方面相呼應：在共產黨最高權力之下，56個民族（包括漢族）本應當平等。從理論上講，漢文明並不優越於其他文明。實踐上我們看到了各異的情況，但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共產黨的確有兩次擺出了捍衞少數民族群體以反對大漢主義的架勢，就像蘇聯當年譴責 「偉大的俄羅斯沙文主義」 一樣。不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民族制度大體上歌頌了中國的文化多樣性，鼓勵以非漢語言出版，將少數民族頭像印在鈔票上，並讓他們穿着鮮豔的 「傳統」 服飾現身在公眾活動中。雖然在西方觀察者眼裏，在俗氣的遊行中唱歌跳舞的少數民族更像是被刻意異域風情化，但只要這一切推崇他們的文化，中國的非漢民族在整體上是支持這種自上而下的中國多元文化主義的。維吾爾族經濟學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在2014年因 「分裂主義」 被判無期徒刑，但其最強烈的批判也不過是敦促實踐已成文的對少數民族友好的法律和憲法規定。

然而，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許多中國政治理論家將蘇聯的瓦解歸咎於其民族政策，並開始對中國的多元主義民族制度進行重新評估。儘管經濟快速增長，曾為前清朝帝國領域的新疆和西藏仍然是動盪不安的。尤其在2008和2009年西藏和新疆發生的兩次大規模暴力騷動之後，北京一些與中共領導關係密切的民族研究學者建議中國政府的民族制度是騷亂根源的一部分，並開始討論如何修改現有民族政策。

作為激進版「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最強支持者，胡鞍鋼（清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胡聯合（當時是反恐研究員，現就任於中共統戰部領導層 ），爭辯說只有同化少數民族，使其融入到中華民族文化，中國才能實現穩定。兩位胡姓領導人實際上提出的是放棄借鑑於傳統帝國多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並提倡用單一民族認同的概念取而代之。這不禁讓人想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的歐洲民族主義。

諸如「交融」，「融合」和「一體化」等術語開始頻繁出現在討論裏。2015年期間有不少學者們就「中國化」（漢化，即經年累月之後中華文明會自發和平地同化周邊民族）這一概念是否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得到實踐過的議題進行過激烈的討論。漢化地迷思早就被西方學者和許多中國歷史學家破除過。他們認為相鄰群體之間的文化同化是可以發生，但這個過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單向的。然而，將漢化視作中華文明的神奇力量這一想法對中共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與之伴隨的是那個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和平擴張的寓言。

從帝國多元主義到漢族同化主義過渡地下一步是妖魔化宗教。雖然中國官方至今仍然公開譴責國外和個別人士的極端主義思想，並將其報導為新疆和西藏出現騷亂的根源，但黨報和泄露的內部文件顯示中共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認為宗教信仰本身與其所希望的統一的中華民族認同相矛盾，並希望能夠儘快治癒維吾爾人所謂的離經叛道的思想。2017年10月新疆共青團在網上發表的一個音頻錄音演講，內容多次引用了醫學比喻：

「如果我們不根除宗教極端主義，那麼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就會像無法治癒的惡性腫瘤一樣蔓延開來。」

「雖然一些被灌輸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人還沒有犯下任何罪行，但他們已經感染了這種疾病。這種疾病隨時都有可能表現出來，一旦症狀暴發將會對公眾造成嚴重傷害。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必須要及時被送入再教育營進行治療，要將極端思想病毒從他們大腦中清除出去，恢復他們的正常思維。我們必須澄清的是，被送入再教育營接受治療並不算強行逮捕，也不能被認為是將個人鎖起來進行懲罰的一種方式。這是一項拯救他們的全面的，綜合的，詳盡的救援任務的一部分。」

三

中國政府對新疆動亂局勢的擔憂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新疆斷斷續續經歷了幾次群體抵抗事件，其中包括學生遊行，小範圍的起義（在喀什地區巴仁鎮），公共汽車和酒店的爆炸案，以及1997年在伊寧市（伊犁地區）由重大示威活動轉變的暴力事件。2001年之前，中國政府一般都會將這種「反革命政治」事件歸咎於「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這些指稱雖然在20世紀末期已不合時宜，卻確實承認了維吾爾民族身份認同和其宗教的根源。然而，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利用布什政府在「全球反恐戰爭」中使用的術語， 將所有涉及維吾爾人的群體抵抗事件重新定義為伊斯蘭恐怖主義。中國國務院於2002年初發布了一份白皮書，其中詳細描述了1990年代因 「恐怖主義」 行為造成的162人死亡和440人受傷，並列舉了一些維吾爾族分裂主義團體。 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白皮書提到了群體抵抗事件與其列舉的團體的直接聯繫。

2002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第1441號決議就是否譴責伊拉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表決中，布什政府以中國投贊成票為交換條件答應了將一個維吾爾政治群體列為國際恐怖組織。發起於阿富汗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儘管其組織非常小規模，但因為有證據表明它與奧薩馬·本·拉登有過一些聯繫，便被選中成為了國際恐怖組織。（ 「東突厥斯坦」 是突厥群體為其在1933年和1944年至1949年間在新疆部分地區建立的兩個短暫存在過的的獨立國家所採納的名稱。如今很多移居於國外的維吾爾人比起殖民化的名稱「新疆」 更偏向於使用該稱呼，「新疆」的字面意義為「新的疆域」。）

中文白皮書裏並沒有聲稱ETIM犯下任何暴力行為，但美國政府的公開聲明卻錯誤地將白皮書中提到的所有10年來的暴力事件都歸咎於ETIM所為。由此誕生了一種在中國國內外仍然普遍存在的觀念，即有一個有組織的恐怖分子團體對新疆的分裂主義暴力事件負責。（2003年，當巴基斯坦軍隊在瓦濟里斯坦殺死其領導人Hasan Mahsum後，ETIM便早已瓦解。然而，不久後有人在視頻中聲稱已秉承了ETIM的衣缽，並開始以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為新稱號行動）

儘管有中方宣傳和外國媒體的不斷警告，但多年來，被預言無數次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並沒有得到實踐。從1990年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雖然新疆並非自始至終地穩定，但所發生的事件並不符合對平民進行隨機攻擊的聖戰模式。儘管所有維吾爾人的群體抵抗事件都會被中國官方聲明和央視媒體貼上 「恐怖主義」 和 「分裂主義」 標籤，但西方觀察者對過去十年中發生的大多數暴力事件的解讀更多是 「騷亂」 或 「抵抗」 而非「恐怖主義」——比如說街頭示威或襲擊當地政府辦公室或農民持刀具、農具來襲擊警察等行為。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市爆發示威活動，在遭到武警的鎮壓後變成了文革以來新疆經歷過的最血腥的民眾騷亂。近兩百名漢族死亡，數千名維吾爾人被捕，還有很多死於隨後漢族自發組織上街。官方並沒有公布在騷亂中以及之後的漢族反擊中的維吾爾族傷亡人數。為此事件，當局切斷了新疆的電話和互聯網服務長達10個月。 （據報導，這種互聯網「緊急關閉按鈕」已在全國各地安裝完畢。）

儘管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確實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種族暴動，但它不是有預謀的恐怖襲擊或宗教極端主義的表現。然而，2008年之後發生的一些暴力事件以其隨機襲擊平民的模式和可能的宗教動機，確實像是聖戰恐怖襲擊。2008年3月，一名維吾爾婦女涉嫌在飛機起飛後試圖點燃易燃液體。 2013年10月，一名維吾爾男子帶着妻子和母親駕駛一輛SUV駛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造成兩名遊客當場死亡；SUV的乘客在車隨後爆炸時死亡。2014年3月在中國西南部，八名持刀的維吾爾人進入昆明火車站，事件死亡人數31人。同年4月，當習近平主席訪問新疆時，三名持刀人士帶着爆炸物（可能失靈）在烏魯木齊火車站發動襲擊，造成三人死亡。同年5月，駕駛兩輛SUV的五名襲擊者在烏魯木齊的市場街道上炸死了43人。2015年9月，在一起離奇的、勞資糾紛因素可能多於恐怖襲擊因素的事件中，據報導有17名維吾爾人，包括婦女和兒童，在新疆拜城縣襲擊了一座煤礦，最終導致逾50人死亡。襲擊者隨後逃進了山麓中，經過長期的搜捕後，中國軍隊最後用火焰噴射器將他們揪了出來並當場射擊致其死亡。

四

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會面臨來自維吾爾人的暴力，但中國政府誇大了這種可能性，常將其誤認為是恐怖主義，並採取了過度的，肆意的措施來作為回應。經歷了多年的「嚴打暴恐」運動，並在2016年8月陳全國被任命為新疆黨委書記後，新疆突厥穆斯林群體的處境迅速惡化。陳全國來自河南省的一個貧困家庭。在那裏他開始了從政之路，並逐漸上升，最後成為時任省長李克強的副手。2011年，陳全國被派往因為暴亂和僧人自焚而動盪的西藏。陳全國通過展開全方位監控，在西藏城區密集分布了便民警務站，並新增成千上萬的警務人員來鎮壓暴動。陳全國將這些技術引入了新疆，並從2017年開始在全方位監控系統的基礎上又迅速建造了再教育古拉格。 此後他還被任命為政治局委員。

自陳全國就任以來，新疆招募了數以萬計的警務人員，甚至可能已經使該地區的人均警力程度高於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東德。陳全國建立的全方位監控系統最突出的表現包括每隔幾百米就有的警務站，武裝人員和裝甲車的不間斷巡邏，以及無處不在的安檢。最近的報導還揭示了一個龐大且不斷擴展的監控網絡。它包括攝像頭面部識別，手機內容掃描，GPS車輛跟蹤以及通過對新疆居民及其家屬的旅行歷史和宗教習俗的強制性調查而收集到的DNA，指紋，虹膜，聲紋，甚至步態參數等個人數據。這些調查結果都是給個人計分用的。比如說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會因為定期禱告而失去一定的分數。又比如若一個人民族是維吾爾族，其也會被自動扣除10分。

一些維吾爾人獨有的宗教和文化習俗越來越多地受到限制或被法律禁止。曾經被允許的從幼兒園到大學實行的維語教學已被淘汰。新疆當局如今定義為「極端主義」表現的事物或行為有：面紗，頭巾，「不正常鬍鬚」，罩袍或類似罩袍的服飾，齋月禁食，問候時說assalam alaykum（阿拉伯語中的『願平和安寧與你同在』 ），避開酒精，不吸煙，給新生兒取有「伊斯蘭」意味的名字，如穆罕默德或法蒂瑪，星星和新月的符號，宗教教育，出入清真寺，舉辦過於簡單的婚禮，舉辦有宗教意味的婚禮，舉辦沒有音樂的婚禮，埋葬前清洗屍體，埋葬屍體（而非火化），參觀蘇菲聖陵 ，蘇菲宗教舞蹈，雙腳分開禱告，有國外遊學或旅行經歷，對國外遊學或旅歷感興趣，與身居國外的朋友或親戚有聯繫，家中有禁書或手機中有不該有的內容，不收聽國家電台或不收看央視等。很多維吾爾文化，學術和商業方面的精英，包括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報社或雜誌社主編等，即使都沒有公開表示過自己的信仰，但他們都被再教育營拘禁了起來。

中國政府官員們以治癒「極端主義」為名全力推廣這些政策。然而，官方對於「極端主義」的定義已逐步擴大：如今不僅是參與世俗化宗教活動的行為，即使只是身為維吾爾族也有人會被強制關押在再教育營裏。正如Thum所說的那樣 「堅持自己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同是又不違反這些新規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收集到的口供，當地官員已承認他們被分配了關押指標配額用以拘禁特定數量的穆斯林到再教育營去。2016年，新疆黨校學者邱媛媛發表了一份研究文章（現已從網絡上消失）。該研究明確警告 「不顧一切地為教育轉化設置數字目標」 只會適得其反。該文章的出現也表明共產黨內部當時也在討論再教育營配額的問題。根據當地數據，Zenz（鄭國恩）估計目前有多達10％至11％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族人被關押在再教育營裏。並且有部分地區被分配了高達40％的配額，再教育營關押容量也在不斷增加。

五

中國政府在新疆採取的措施帶有一種奇特的文化特徵：即這是一個頗具有中國特色的維穩機制。新疆的部分地區已經恢復了中國傳統的以10戶家庭為單位的集體監督體系，即維吾爾族家庭間需要彼此監視對方，彼此為對方行為負責。由於一些恐怖襲擊事件涉及刀具（再加上漢族認為所有維吾爾人都肯定都攜帶著刀片），新疆當局實行了嚴厲的刀具控制：即在銷售之前，包括廚房用具，所有刀具都必須刻上帶有買方個人身份證號碼和其他數據的二維碼。 自那之後，連在餐廳廚房做飯的維吾爾廚師使用的刀具都會用鐵鏈拴在牆上。

和文化大革命期間讓城市居民下鄉的做法如出一轍，2014年起，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主要是漢族）開始被派遣到維吾爾族家庭居住一段時間。2017年12月，多達一百萬名共產黨幹部被動員參與「結親周」活動，並陸續入住到維吾爾族家庭中，同吃同住為期一週。在這些頻繁的走訪逗留期間，漢族官員被要求教授維吾爾「小兄弟」「小姐妹」們漢語，教他們了解習近平思想，並在家中唱中國國歌。

在一個新疆共青團製作的宣傳「結親周」活動的的音樂視頻裏，漢族穿着靴，揹着揹包抵達村莊，彷彿是在野營探險中。漢族和維吾爾人看書，打掃庭院，和一起吃飯的畫面都一一出現在了視頻裏。在背景配樂中，是一位歌手用中文說唱道，生活在維吾爾人之間可以幫助黨員們重温總書記習近平多年前在陝西農村當「知青」時期的浪漫革命情懷。
2017年年初，來自新疆兵團廣播電視大學（BBTU）的教職工團隊抵達和田地區墨玉縣，雅瓦鄉的阿克切坎勒村。根據這一團隊之後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消息，他們此行家訪更多是為了監視而非促進民族團結： 「BBTU工作團隊非常堅決。他們有能力把阿克切坎勒村的住戶人家屋頂全部掀開，拉開窗簾視察，並剷除毒瘤。」 在兵團工作隊訪問結束後的幾個月，阿克切坎勒村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已經消失在再教育營中。

中共對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大規模監禁並強制灌輸共產黨思想都旨在強行轉化和重塑他們的身份認同。轉化這一詞不僅出現在再教育營的中文官方名稱「教育轉化培訓中心」中，也出現在了「去極端化」條例中。黨已越來越認為伊斯蘭宗教信仰甚至非漢文化都不利於其實現同質化中國社會的目標。

像這樣用訓練不足的警務人員來強行關押多達一百萬人以強制進行灌輸的操作是非常危險的。即使假設新疆再教育古拉格能避免其他地方與種族清洗相伴的大規模虐待，強姦和殺戮，即使假設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人民能忍受再教育營造成的心理創傷，再教育營的存在還是一個悲劇，意味着中國政府已經摒棄了中國傳統，並開始採納西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治理其多民族社會。這是多麼地不符合那個中國共產黨憧憬塑造的全球化時代。尤其是想到中共曾經還創制了自治區，經濟特區，以及「一國兩制」的概念。

中國政府曾經頗具創造性地試驗過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主權的模式，以解決之前清朝遺留下來的邊疆問題（新疆，西藏，香港，台灣）。中國為此所實施的政策理念多來源於前清朝的實踐（即帝國多元化，邊境貿易飛地，免税區，條約口岸）。這所謂的「新疆問題」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容忍多樣性？還是說中國打算通過將異族關押在集中營的方式，就像它在新疆正在做的那樣，來解決其西藏，香港和台灣問題？

註一：達吾提主要以維吾爾文和漢文出版，但在撰寫關於麻扎或蘇菲聖陵時用英文出版。比如達吾提曾與Sugawara Jun （菅原純） 合作編輯Mazar: Studies on Islamic Sacred Sites in Central Eurasia （東京外國語大學出版社，2016）。2013年在紐約魯賓博物館舉辦的攝影展裏，Lisa Ross的攝影作品呈現了維吾爾聖陵的驚人多樣性和抽象之美。這些作品收錄於她的著作 Living Shrines of Uyghur China (Monacelli, 2013) 中（見第40頁插圖）。書中還收納了達吾提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