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一封署名“小山纯平”的信在简中互联网上流传，深刻触动着两天来持续表达着悲叹的人。 悲叹来自9月18日发生在深圳的，日本男童被刺死事件。 感到哀痛与抱歉的网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是始作俑者，但也有人更同情杀人者，质疑为什么要哀悼日本人。 诸如“民族主义杀人”、“仇恨”字眼，在网络上怵目惊心。
而这封近一千字的信中，写着：“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同样，我们也不会憎恨日本⋯⋯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小山纯平，自称是男童的父亲，男童名叫航平，父亲是日本籍、母亲是中国籍，这位父亲在信中介绍男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也讲身为父母的震惊和悲痛心情，但他选择继续“为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微小的贡献，这既是对我爱的儿子的赎罪，也是我对犯人的报复。 ”
这些话带着爱与痛楚打入了人心，有人说，看看这崇高的人性，也有人对这种大爱与大舍的心态感到心痛，“宁愿这封信是假的”。 据中国媒体人了解，这封信确为男童父亲所写，经翻译后发出，不过当晚发出不久后就被删除了，又留下了一个信息和情感的空洞。 只是有心人以截图方式接力流传，自发辟谣、厘清、批评、呼吁善良。
至9月22日，关于这件事的第一篇特写报道出现，有关讨论却已经逐渐平静下来，被“日常生活”覆盖。 但人们都知道，已经宣之于口或哑忍于心的，都没有找到答案。 生活迅速“复原”反而警告了一个不乐观的未来：一次次没有结果的消耗下，沉默不语和置身事外的人可能越来越多。 这使得纵容与旁观都将不确切留痕，但所有的因果，都会在未来弥散。
驱逐善、保留恶的失真环境
三个月前，中国已经发生了两起袭击外国人的事件，一起针对美国教师，一起也是针对日本学生，后者更造成一名意欲保护学生的中国籍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女士伤重身亡。 不论这些事件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官方也未曾公布），它们都恰合这五年来，中国自上到下“仇美反日”的情绪。
继而，在这次的男童事件后，中国舆论也很快分成了两大类：一方面，“民族主义杀人”、“仇恨教育”、“暴力爱国”等成为网民的矛头所向。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迅速调整舆论方向，跟上两次一样，强调是“个案”，指批评者“以偏概全”、“激化仇恨与矛盾”。
对这件事毫无同情和悔意的网民自然也一直存在，“为什么要同情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有中国人好同情吗？ ”、“日本人死有什麽好悼念的”等质疑声不绝。 而爱国KOL如“孤烟暮蝉”，也在官方表态后带起节奏，指责批评者没有用同样标准对待在日本被杀害的中国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关于这件事的基本事实、所有讨论的基础，则一直被消解。
中国媒体只能引用深圳警方的通报、日本政府的声明来报道事件，据悉禁令口径是“有史以来最严”。 警方一共发了两次通报，第一次甚至未提及男童国籍、年龄，涉案地点; 第二次则仅通报犯案人无业，是单人作案，有两次刑毁、造谣有关的前科。 《深圳特区报》在20日发布报道指事发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且获得家属配合与认可。
这就是人们能从官方得到的全部信息。
但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长期允许着“拆除日本人学校”的煽动和阴谋言论。 据凤凰网统计，快手上有278个这样的视频，总点赞量超200万，最高一条超过30万。 这些视频大致分为4类：1. 第一人称vlog，展示中国境内日本人学校外观; 2. 伪造新闻播报，宣称国家层面决定拆除日本人学校; 3. 造谣日本人学校培养间谍; 4. 宣扬民族仇恨，呼吁网民加入拆除日本人学校。
内容农场式的视频公号也不求甚解地用其他方式继续传播这类假消息，比如某题为“香港著名演员质疑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小视频介绍：香港演员欧阳震华在微博上质问日本人学校存在的合理性，获得网民点赞。 而欧阳震华恰恰是“从网上视频得知这一消息的”。 这意味着，在失真的信息环境下，经过二次、三次传播，假信息和阴谋论都可以接触到抖快用户以外的更大的人群。
有良心的自媒体对此进行辟谣和科普，讲解日本人学校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原因、符合教育部的规定、不能招收中国公民是规定而不是特权、教学内容可自行规定等。 但这些科普信息的传播量无法与假信息、阴谋论相比，遇上官方对“舆情传播”的管制，部分内容也即刻被删除。 这几天中，被删除的文章还包括：《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从深圳到东京：他们为那个孩子守夜》等，连带被删除的是这类信息下相对理性的中国民意。
上一次的日本学生遇袭事件后，中国政府曾一边声称事件是“偶发”、一边要求各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处理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相关违规内容”。 这一次也是同样操作，事发三天后（9月21日），快手再次发布“处置传播不实有害信息、煽动中日对立等相关违规行为公告”，删除90多个帐号。 但这些表态式行动不过是杯水车薪，有人质疑：“才90多个吗？ ”人们知道，五花八门的仇日反日言论在各类平台上一直是被默许的。
值得注意的是，夹在新闻媒体和中国官方之间的各类“平台”和“民粹”，也很容易被当成要为煽动反日言论负全责的替罪羊。 比如上文所引的凤凰网，就接着引述《人民日报》指官方不支持暴力、不接受个别炒作的“仇外情绪”，并直言快手等平台“聚合乌合之众”。 这种用菁英理性爱国视角对中国民意进行粗暴切割和归因，还中央清白，卸责“民粹”的新闻叙事，一贯履行着“小骂大帮忙”的功能。
从事互联网经济的人则指出这样的困境：且不论平台是否会抛弃爱国流量带来的利益、主动追求道德责任——即便平台出于道德追求限制爱国流量，也是不可能让人知道的，因为若此举被人所知，引起爱国流量攻击平台，那么喜欢“拉偏架”的政权，依然会把平台当成最方便宰杀的羔羊。
总之，在9月18-21日这短短几天内，人们明显有一个感觉：相对正常的、解释基本问题的、事实相关的、呼吁客观理性、带着善意和爱的文章，基本都被屏蔽和删除，但假信息和阴谋论、煽动反日的内容，都好好地活了下来。
在失真环境下讨论良知的困难
这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特征：大家试图表达些什么，但所针对的人群和现象是分层的，而且在缺乏真相、无法验证，且频繁被删的情况下显得苍白。
在更广阔的舆论上，人们首先检讨的是仇恨教育。 其实关于“仇恨教育”，最早的文章来自2012年的野夫，12年前他提问，远离了文革和八九的一代，为什么还会在仇日攻台问题上那么残忍和野蛮？ 这个问题到今天还适用。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多个回答。 学者王珂曾有一个观点：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可追溯至清末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向日本学习近代国家思想，当时日本认为“单一民族国家”就是近代国家，启蒙者们也学习了这一套。 另外有学者分析，九十年代的中国为了突破国际封锁而实行双轨外交政策，其中一轨就是对内加强激进的民族主义。 其实在六四之后，日本是反对国际对中制裁的，是帮助中国恢复的一个重要国家，以致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但经过千禧年代，日本不愿意道歉、参拜靖国神社、要做亚洲第一等叙事持续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而中国的爱国教育也开始初见成效。
至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爆中国的反日大游行，两国官方和民间关系都达到冰点。 不过，由于被伤害的实际上也主要是中国人，人们反思激进的仇恨行为带来的后果，思考“仇恨教育”。 后来的10年，尽管赴日本自由行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多，日本文化也影响着中国年青一代，但两国的外交持续起伏，日本国内政治和民间的右翼化也确实在扩大，对华贸易额一直下滑。 经过中美贸易战、安倍遇刺、福岛排废水等事件之后，两国民众间的情绪更复杂了。
2020年后，爱国流量在中国开始成为一种生意，加持仇日言论的流行与扩大; 2022年，日本国内民调显示，有81%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保障” 今年8月巴黎奥运后，日本乒乓球手的右翼言论引发中国舆论反弹，是最近较大的一次反日情绪。
而即便不讨论这些，中国存在对历史和民族的仇恨教育，也是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下成长的人所熟悉的经验事实。 因此检讨仇恨教育本来是很好的方向，因为历史上的伤害不能忘记，而教育也并非只有一种方式。 但在网民转发《蓝方：拒绝仇恨教育，我们如何教孩子看见真正的人》这篇文章后，它也很快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在日本被杀害却无人问津的论调。 去年有中国国内观点指“日本没有爱国主义教育”，这几天这种论调也曾昙花一现——这些关于日本的历史和情感教育、针对外来族群的暴力的探讨，原本也都是有意义的问题。
但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环境中，没有可以继续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 连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对贴近事实的、可以引起大众兴趣的讨论，就已经失去了发力点。 累积的不明白、误解、或过犹不及，都无法被解决，也只会增加准确认识两国社会的难度。 余下的言论在正常环境下是锦上添花，在被阉割的环境下却像对着棉花打拳。
比如一开始就有人指出，不要那么快把行凶者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合理的思考方向，但在善恶明显不平衡、且缺乏事件信息的环境中，显得有些离地。 比如，网上曾出现一篇《袭击日本学生嫌疑人“钟某”是谁》的文，但很快被删了，警方公布的有限信息中，凶手动机和民族主义到底是有关还是无关，也完全没有办法确定，几乎也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这种失真下，说有关或无关都可能有问题，为了“公正”而选择的沉默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纵容，而通过这件事反映出来的、反日仇日的情绪和言论，却是确凿无疑的，也是在官方一轮清理之后真正留下的。
也有人指出把责任都推给民粹主义是一种偷懒，也检讨这种视角下的阶级问题。 如上文所言，“民粹”确实容易成为替罪羊，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面向很广的概念，但用户往往喜欢标签和简化它，使得责备民粹成为左中右派都非常好用的万金油。 已经被删除的《趁着义和拳还没打到我身上》，就引起污名底层的争议。 换句话说，恶也可以通过责备“民粹”表演正义，尤其在这样一场看似民生实则关涉政治、但政治却不可言的事件中，这样的表演伪装性是极高的。 但是，恶却无法因为这种阶级批判而受到制裁，被阶级批判针对的，只能是仍然在关心这样的事情，却在表达和个人思考上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短板的人们。
也有论调挑战“哀悼的资格”和“哀悼的对象”，比如爱国大V暗示不关心在日中国人的哀悼是虚伪的，另有观点指人们哀悼的是想像的日本人、精致的日本人。 “我们真的敢谈论具体吗？ ”“关注日本小孩的人关注过加沙吗？ ”有观点这样提问。 然而，除了 whataboutism 的比烂心态、没有经过事实查核就抛出来的道德绑架，以及不关注A就不能关注B的逻辑滑坡外，这些观点所批评的对象的面孔也是不清楚的。 评论者所面对的大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同议题有什么样的关注，无法通过被阉割的网络完整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批评者既有可能打中了一部分，也有可能只是在批评想象中的对象、树立了稻草人而已。 而一个人不出于任何公共考虑，只是出于朴素的同理心为无差别的伤害感到悲伤，难道也有错吗？
这渐渐地凸显出在失真环境下讨论良知的困难：大家都在发表些什么，都想本着自己的良知去谈论些什么，也试图剖析良知的伦理，更想呼吁公共良知的出现。 但在缺乏真相、无法验证、且频繁被删的情况下，这些声音显得对象不明，有的甚至像站在恶的一边帮忙投石。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除了受害人外，人们都在进行价值观的自我表演和对表演的自我观看。 甚至最无力的是，公共失去了讨论责任与良知的条件，而人们在抒发的，实际上是对这种失去的悲哀。 自李文亮事件后，中国民众已经很少再有那么大范围的共同的悲叹，而此事件中“异族”因素如果没有在弱化人们的感受，也不会再加强。
在这样的场面下，“小山纯平”的信自然带来一种全新的论述上的震撼——面对仇恨，他选择爱，大爱——但也独此一家，也只有他作为受害人的家属有资格做这样的选择。 现实是，在驱逐善、保留恶，仇恨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的言论环境中，要求人再去“大爱和原谅”、宣扬“爱的教育”，也不过是把结构的责任转移给了个体，苛刻地要求个人修炼成佛。 因此尽管仍然在呼吁“善良”的人弥足珍贵，但它已经很难再成为一种集体共识。 “看到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呼吁，反而让人觉得也是抽象的、疲软的，对着棉花打拳的。
因为，当我们无法正常地讨论仇恨，就无法知道如何准确地爱、基于什么去讨论和解、如何去发挥良知。 真正应该被对准的问题，已经被踩进烂泥浆里消失不见了。
向上挥拳，不要向下
不止一个观察者担忧：这些价值观的评论与表态，并不会产生足以压制下一次类似悲剧的道德和行动，悲剧只会重现。 这带出近年来中国国内仍有志于公共的人士沉重的无力感。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就公共心态而言，不乐观的情境下，最浅层的、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到的，是一种旁观、麻木; 再深层一点的，可能是对恶与平庸之恶的纵容。 相信个体还是会有愤怒与悲哀，个人的良知未必会被泯灭，问题在于公共良知，有可能越来越像一团松散的雾了。
9月19-20日的线下实体献花，就是对这一担忧的实证。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细节，许多花是通过快递小哥送过去的，人们不敢现身，而现场也确实有人在监视和记录。 上一次民间有实体献花已经是在李克强逝世的时候——这件事还不到一年已经“失忆”到像很久以前的事——自白纸运动后，这两年不断有人因为肉身曾到过现场声援和献花而被秋后算账，在致力于打击良知的聚集上，中国政府从未手软。
而这件事在深圳这个代表改革开放先行者、革新者的语境中发生，则更令熟悉这座城市性格与历史的人感到难过。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广州社会的敢言性格、上海社会的开放开明，在这几年都相继遭受打击，国家与公民社会力量的悬殊对比，在疫情封锁有利扩张国家权力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日本人学校门前的隐密花束，只是在佐证这些改造与威慑的成效。
但仍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便如此，社会上还存在着那些没有泯灭的、愤而表态的良知。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公告，深圳日本人学校收到超过1000束来自各界的花束，悼念文章下有超过3000条表达慰问的留言; 网上所有积极生产真实信息的内容和转发者、评论者，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也都仍然是公共良知重要的黏合者。 其实，此次事件所需要的道德判断和良知并不复杂，只需要把人当人，这与人的公共志趣并没有太大关系，它拷问的是一个人能否面对丑恶的人性，再去展现更为正常的人性。
《趁着义和拳还没打到我身上》这篇有争议的文章，从个体视角，提出深陷于多层暴力控制的信息环境时，人们现在可以行动的唯一可能：坚持发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 过去我们致力于制度的改革，是因为相信制度的变化可以激发人性的善，但这几年中国社会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生命力：就算环境糟糕并可能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善是可以互相激发的，而且经常从所有观察家、评论家都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冒出来。 这种生命力也描绘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非线性，在大的趋势中，依然起起伏伏。
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体，良知是我们的本能，也是历史与文明作用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它本身就是穿越时空而有力的。 更困难一点的或许是是如何做选择，因为复杂的恰恰是我们所面对的、由多重暴力塑造的处境，它影响了选择良知的成本。 对此，我最喜欢一部以英国的反移民保守小镇为背景，探讨承受结构压力最底层的人之间的伤害、互助和原谅的电影，《The Old Oak》中提供的答案：个体没有多伟大，有各种瑟缩畏惧的时候。 但不论爱恨，人都能够悼念伤痛，也能去看到伤害的起源。 而如果需要挥拳，punch up，not down（向上，不要向下）。
在亚洲海风吹拂下的深圳，荔枝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怀抱着对明天的梦想⋯⋯霞光万仗般鲜红的晚霞和樱花色，鼓励我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深圳日本人学校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