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揽炒、新冷战与颜色革命：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与北京

北京和香港同时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8月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深圳召集香港建制派开会，对街头运动抛出“颜色革命”的指控。数日后，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简短的记者会上宣布：暴力抗议者已经趋向恐怖主义。随之而来的，是香港警队对“勇武”示威者更加铁腕的弹压。随着示威者的“勇武“”不断升级，武警在深圳湾口岸边驻扎操练，中国各驻外使馆也开始统一“颜色革命”和“中央不会坐视不管”的调性，似乎，一部分抗议者最期待的“揽炒”——北京出兵香港，“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跌到谷底进而大挫中国经济——就要发生。

在这个不断趋于向下的循环中，再询问港府为何仍不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质疑示威者为何不见好就收，已经不太有意义。当下的运动，见好就收短期内恐怕仍不可能——在一场“没有大台”的运动中，谁后退，谁就先变成割席，和许多运动一样，这场街头抗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妥协和退出机制。

北京则同样把自己架在了火山口上。连月来，内地从控制新闻报导，到现在各路自媒体、新媒体加入战团“各显神通”。动员起来的宣传机器，既制造出了《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的“真汉子”形象，也动员了在海外和香港示威者对峙的年轻内地民众，以至于到了如今，人们甚至几乎要惊叹，《环球时报》原来还是一份有操守的“和理非”媒体！既然民众也动员起来，妥协空间也自然变得更加渺茫。

在香港“勇武”抗议者的“揽炒”心态，与北京愈发坚决的定性之间，是整个世界的急剧变化。

新冷战，不会再是旧冷战的样子

自从北京把“颜色革命”这个最早来自东欧的词汇说出口，香港的事态，就和“新冷战”绑定了。中美贸易-关税战开锣之后，有关新冷战的讨论便不绝于耳。问题是，在旧冷战已经过去三十年的今天，新冷战会是什么样子？

现实中，人们仍然通过二十世纪末对旧冷战的盖棺定论来想像那个时代。在这种想像里，旧冷战是自由民主的西方阵营，和专制独裁的共产阵营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自由民主一方代表着自由选择的经济权利、充分参与政治的公民权利，与言论、出版、集会等方面的自由；共产主义一方则是极权专制、冷酷无情、重重限制、政治洗脑……

这样的想像，在香港今天的街头抗议背后蔚为主流。年轻人对“共”，是恐惧和憎恶的（尽管他们也会将剥削问题、资本主义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作为社会运动的动员内容）。比如，学者方志恒就在文章中，用“自由世界”和“红色中国”的对垒，来理解香港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内地的宣传机器和许多民众责怪香港抗议者对内地有不切实际的恐惧，仍然想像中国是一个冷战中苏联那样的不自由的红色帝国。对抗议者的这种指责是部分成立的。毕竟，眼下的各方取态，就活脱脱是冷战的框架：泛民主派有全面倒向华盛顿一方的姿态，建制派也越来越彻底倒向北京一方。更现实主义的人，希望借助这样的大国关系保持平衡，为香港的独特地位赚取更多的政治筹码（提出“城邦论”的陈云就是这样理解的）。虽然当下很少有人会赤裸裸地讲出“新冷战”的字眼，但从示威者到建制派的支持者们，都热衷于在中美关系中讨论香港：建制派希望立刻挫败“美国利用香港搞乱中国的阴谋”，示威者也希望香港能够向美国展示自己在大国对抗中的利用价值，以换取美国对眼下抗议行动的支持。而其实，北京也没法拒绝冷战思维的诱惑。他们不断说一切都是“颜色革命”——这个用来形容美国将亲俄的前苏联加盟国变成亲美、亲西方的后冷战时代东欧政治的术语，变成了对示威者的严厉指控。

但是，新冷战恐怕不会再是旧冷战的样子。

如果仅仅把冷战看作是大国的军事力量与全球统治权竞争，那大概就掉进了普京的智囊、俄罗斯外交策略的重要头脑与策士，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地缘政治学陷阱里了。旧冷战恰恰不是一场苏联和美国的对决。对旧冷战体系分析最出彩的学者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苏联从来没有真正拥有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面对抗的力量，1945年铁幕降下以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最大筹码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地区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则远不是美国对手。美国则拥有全球的军事霸权、经济霸权与意识形态能量。两者根本不对等。斯大林沿着从东柏林到地中海边的里雅斯特拉开铁幕，更多是因为自己需要一个缓冲区保护苏联的安全，而美国也没有必要冒着危险消灭苏联，因而二者最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和苏联保持大致的对峙前线，但都承认对方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控制，不单方面改变现状。而这个体系的终结是苏联解体——随着假想敌的消失，美国在政治上无法再牢牢把日本、中国、欧洲这些各方面实力越来越接近美国的国家笼揽到自己一方，美国独大的局面反而随着苏联的瓦解结束了。

但这样的体系，并不是今天的中国想要的。毕竟，中美贸易战的核心——“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在技术上全面超越美国，从而让中国在全球体系里由一个劳动力提供者转型为高附加值技术输出者，从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赚取最大的利润，超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说的“半边缘国家”地位。这样一来，如果中美真的打算划分新冷战界线的话，无非意味着两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性是，中国不试图在技术上超越美国，而美国愿意让中国获得一个和美国“和平共处”的“缓冲区”——就像美苏的旧冷战一样。那么，届时的情况会是中国放弃经济上统治全球的野心，换取内部的稳定和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但问题是，这个缓冲区涉及大量领土纠纷，很难存在，中国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在技术上实现突破，成为全球产业链顶端国家的野心。

第二种可能性则是，中国最终要获得和美国类似的高科技产业链顶端位置，但两国需要就各自的市场范围——或者说势力范围划分界限（不然随时会拖入一场你死我活的热战或贸易大战），互不越矩。这个局面也许对中国最为理想，但问题在于——美国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局面？中国又有什么筹码令美国出让一部分的全球利益？于是，相比第二种“新冷战”的稳态，热战或贸易大战反而更有可能。

“冷战”是一种稳态，而当今的中美之间，仍然是在动态拉锯之中。因而对中国来说，“新冷战”的选项要么意味着认输、收缩，要么意味着已经打赢或至少打平美国。而这两者都不是现实。在未来，我们恐怕会看到，中美之间在科技、地缘政治、经济力、意识形态力等等各方面，会齐齐开打一场不进则退的“低温热战”，直到达到以上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稳态，这场“战争”的时间，可能会以十年为基础单位。

这对香港来说绝非好事。中美冲突在这里的投影，将只有“战争中”和“战争间隙”。

北京不想“揽炒”，但香港正在失去底牌

香港是熟悉旧冷战的，在旧冷战中，香港是红色中国通向世界的“气孔”——招商局、华润，各类红色企业在这里继续着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交流、往来，就连文革时代也没有终端。各种货品、人员、乃至情报也在这里交换。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没有处理香港问题，而保持长期“充分利用”的背景。

在这次的反修例运动及其之后的街头抗议中，“揽炒”论述正是借助了这样的历史记忆，得以深入人心：既然今天的香港对北京来说是吸纳外资的渠道和通向世界的窗口，既然香港保持了适合营商并在历史上得到信任的英国遗留的普通法制度，因而外资，尤其是金融资本，在长远的外来都仍然会优先选择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安全中介地。也因而北京无法负担损失香港，尤其是出兵导致打击香港信心与影响“一国两制”的后果。

而今天，随着新冷战的阴影降临，“揽炒论”也足以套入两种新冷战的可能性，并在其中论述香港对北京的重要性。

其一是，如果中国希望要崛起为和美国一样的世界性帝国强权，就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重要支柱。而仅仅依靠规模巨大但含金量（技术垄断程度）不足的经济底牌，无法完成这个目的。美国的经济霸权包括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体系、全球范围内层层叠叠的贸易-司法体系和全球的资本流动。香港是中国主权下最接近这套体系的空间，因而，揽炒论者的重要判断是，中国仍然需要香港这个自由港一方面吸引外资，一方面将中国接入这个全球体系。因而“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地位无法撼动。

其二是，如果中国放弃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击退美国，而是选择退守，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帝国，那这样的话，中国也会需要一个香港的“气孔”——就像旧冷战中那样，来保持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这是揽炒论者的另一面思考——似乎可以论证，无论北京未来想怎么走，香港都“不能丢”，也因而港人手中抓住了北京的命门，变成了社会运动的筹码。

然而这两条关键的“揽炒”筹码，都未必足额。这并不是说当下北京不担心“揽炒”。问题在于，香港手中面对北京时的筹码和底牌，也在流失。

香港的强项，在于吸纳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并助力中国资本走向海外。但一旦中国选择了以收缩换空间的策略，那么这便意味着中国对全世界输出资本和借助全球市场成为霸权的梦想也破灭了。真到了那个时候，“一国两制”的香港，不见得再是中国崛起的助力点，反而是金融和政治安全的威胁——北京会担心香港政治持续不稳，担心自由港导致中国的资本和财富向海外流出。到时，国家安全的考量，恐怕远远强于对“气孔”的需要，“一国两制”随时会失去现实的需要，到时想“揽炒”的，恐怕就不会是香港的示威者了。

当然，如果中国希望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新霸权，那么北京的确需要学习如何建构一套新的世界经济、金融与法制体系。这是香港所拥有的最大筹码。但在这条路上，香港对北京的帮助越多，自己的筹码便也越少。

在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囊括了一个预设，即中国会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尽管香港曾经是东亚的冷战前沿，但其实从1970年代开始，北京和华盛顿就越来越走近，最后在毛和尼克松的手上事实形成了对抗苏联的中美同盟关系。香港的“中间人”身份，其实并不是想像中冷战的对立双方“中间人”，而是美国和中国互信基础上的资本信使。也不应该忘记，中英联合声明也是在中美“蜜月”中缔造的。

但随着中美对抗，这一切的基础都烟消云散了。一些内地人批评香港的不安源于“内地经济太好”，这是短视的。情况恐怕是，香港的泛民主派之所以越来越想像民主自由，是因为人们缅怀中美蜜月下西方-香港-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安排。如果中国会继续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位置，分包的产业保持附加值较为低廉的状态，那么中美之间很大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香港人也更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甚至中国内地也会）。但是现在，这一切已经时过境迁，不可复回，中国不满足于在这条路中居于下游，香港就不得不承受岌岌可危。香港黄金年代想像的破灭，和民主中国论的破产同时发生，说也唏嘘，但不足为怪。

中国会否会有新的香港想像？不知道，但可以想见的是，尽管现在还有“揽炒”的筹码，香港却在中美之争的未来愈发不会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底牌。香港人——无论是建制还是泛民还是本土，可以怎么面对这个新的变局？或者，只打算把自己绑在其中一边的战车上，把全部命运赌上？

当然，香港人其实还有时间，因为北京也还在犹豫，尽管未来会越来越不乐观。

北京站在香港的十字路口

中国是否有机会放弃超越美国，回归到“民主中国”的道路上来？如果有一天中国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么恐怕不仅仅是香港人，还会有无数人，包括很多中国内地的居民为之喝彩。然而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

之所以如此，并非像很多分析者说的那样，是中国人天生不能民主，或中共的极权主义因素根深蒂固。并非如此。问题来源于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拥有强烈的对经济平等的要求的国家中，维持着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特征的，加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模式。

这个模式发展出的社会矛盾，在2010年前后通过“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对立，几乎将阶级斗争的语言带回中国。在那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既得利益群体”和“被剥夺者”的潜在对立。他们中的民主派希望通过民主制度，用选举政治形成一个“减压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而他们中的另一批，则希望国家能够恢复干预，劫富济贫，重新进行财富分配。

北京既担心民主制变成“邪路”，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并伤害党-国体制，又拒绝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但北京又的确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履行“共同富裕”的承诺。这样的矛盾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了2012年开始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既打击市场年代的精英及他们的政治文化代理人，打击民主化的倾向，也高度反制工人和中下阶层的联合、抗争。北京更亲近一条“中间道路”——扶持一线城市外的小城市中产，给下层中产阶层更多让利（比如大规模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运动），同时也鼓励大资本对海外输出，抢夺新的市场。说到底，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本预设是，如果能够在世界资本体系中成为美国那样的垄断性资本输出国和高新科技的帝国，那么国内40年来造就的经济矛盾，就可以消弭于无形。

但问题在于，至今为止，北京仍然在十字路口犹豫。虽然建设全球帝国的“基础设施”正在铺设，但北京却没有自信能够成功挑战美国。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北京对华盛顿主导的一整个世界体系的衰落过于自信——他们看到了美国力量的减退，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全球崛起，看到了全球化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体量，觉得自己可以接过全球化的旗帜，成为全球政经系统的重构者。但另一方面，北京没有料到美国的“凶狠”与反扑程度，没有料到当今国际体系是多么难以撼动。而华盛顿-北京纽带的危机，让中国更怀疑自己能否继续留在这个体系内，能否继续利用这个体系挑战并最终取代美国。北京也许认为，在这个系统中停留得越久，就越没有可能达到自己的野心。华为正在开发的新操作系统，北京在试图打造的多边国际体系，都反映出这方面的焦虑——中国很想确保自己就算真的和美国脱钩，也能生存下来。

如果中美真的脱钩，是否会极大冲击过去四十年来一直对接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并造成无法预料的社会乃至政治冲击，但当前的这种谨慎和生存危机，表现在战略上，就是举棋不定，毫无安全感，表现为“大国崛起”道路和“取代美国”道路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中美贸易战中收缩和进取之间的来回犹豫取态。“大国崛起”的道路希望和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保护自己当前的制度，但欠缺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野心。“取代美国”则风险重重，而且意味着中国更深卷入全球的利益网络，届时的各种问题，北京又是否做好准备应付？更何况，冷战思维不仅仅笼罩着香港的抗议者，也笼罩着包括部分决策者在内的内地精英，很多人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香港正在目睹的不是一场后冷战框架内的“颜色革命”，而是一个新的，更加无法预料的全球体系的开始。

北京并没有想好，也没有准备好。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在香港未来命运上的抉择，也是中国对自己命运的抉择中的一步：如何面对这个中国既想打破，又想从中获利的世界体系？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北京不可能一边在全球地缘政治上收缩，一边给予香港更大自治权。毕竟如果中国自信能成为世界老大，香港乃至台湾现在的“不服”就都不算什么，完全可以“交给时间说话”。但现在恐怕没有人看得到这种自信。而万一北京失去全球野心又倾向于严格控制风险，恐怕就很难容忍一个无法承诺忠诚的特别行政区了。

既然和美国的冲突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会持续，又无法确定能赢，那么采取保守的、见步行步的策略，目前来说也是北京最“不坏”的选择——毕竟整个全球体系的变量都在增加，欧洲与发展中世界也没有确定的立场。但这也必然意味着在各类涉及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议题上，中国都很难提出长远的、确定的愿景。某种程度上，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对2047这个时刻的焦虑，也是在这种不确定中滋长蔓生的，这同新冷战阴雾中的不确定未来是同构的。责任更多在于北京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但青年人渴望的那个全球自由民主扩张的1990年代，已经回不去了。“光复”，恐怕也并不朝向未来。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