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A,上一次,我写了父亲的故事,一个失落的油鸡佬。
为了蹭早餐,早上九点起床,是我回澳门以后的生理时钟。在那之前的两小时,父亲刚从屠房回家,洗掉一身猪腥与汗味,睡个回笼觉;十一点再出门打另一份工,当油鸡佬。所以差不多九点他就会醒来,叫上我和母亲到楼下茶餐厅吃早餐。
作为家里唯一在外地工作的人,每次回去,我都很珍惜这段时光。因为家里日常大小事、两老有没有吵架、有没有生病,我都完全错过。像有一次,父亲把腰给弄伤,但他一直没讲,是在吃早餐时,他才说起要去珠海看跌打。又有一次,他顶着一个寸头回家,我问他为什么剪那么短。他说之前去发廊洗头,发型师问他剪不剪,他回了一句:“你话事。”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天下间没有免费早餐,那总是有代价。在那一小时内,我必须要面对父母连珠炮一样的劝教。“你不小了,打算当记者当到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的未来?”母亲双手交叉放到桌上,语重心长。这时在搅拌奶茶的父亲会接着说,“做记者是没前途的,看看公务员什么时候开考,去试试看吧。”
二人唠叨长气,听多了会麻木,但我一贯尽力配合:比如感慨地点头,或一脸正经地胡说八道:“做完今年就辞职了”、“下次开考就报了!”母亲了解我,看得出我在敷衍,“你前一年已经这么说了,一年又一年。”
在卡位里,我一般坐母亲旁边、父亲对面,其实这是这些年来我物理和心离他们最近的时候。但我知道必须跟父母保持距离,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一年多前,我回家住了半年,每当姐姐妹妹上班上学后,我就会跟母亲争吵不断,我们无法沟通:她认为我工作频扑,挣不到钱,我觉得她不理解我,总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知道再吵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定回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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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想考公务员?“人工高福利好”是父母给出的答案。但因为没兴趣,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它。所以我决定认真一下。
在Google 搜索“澳门公务员”,弹出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澳门行政公职局的“公职开考”网站。第二个结果是一个公开的笔记,名字简洁:“点考澳门公务员”。笔记分了好几个小标,从流程、考试题目、准备、如何上诉到Q&A都有,每个人都可以进来修改增补。
我滑到薪酬福利简介,看得瞠目结舌。澳门公务员一般可以以薪俸点来分,分三种:260、350、430;1点,代表94元。以领取260点的公务员为例,每个月房屋津贴有40点,月薪至少有28200澳门元——还没算上公务员一年发14个月工资(香港也没有)、加班算双倍、看医生不用钱、结婚生子有津贴。万一考上430点的职位,年薪至少60万。
算着算着,倍增的数字真让人心动。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坚持不是异类,我找上朋友阿玉,她是我身边极少数不考公务员的澳门朋友,上一年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毕业,现在在一家机构当舆情分析,人工不高,但总算养得到自己。
因为不想加入建制,所以不考,“就是这么简单。”阿玉是个自信的人,个子小小但走路带风,典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她快人快语地解释,公职在澳门从来只是个避风港。2002年赌权开放收入井喷,不少公务员跳槽到博企当公关或高层。只是到2016年,内地整肃赌业、周边竞争加剧,赌业前途黯淡,人们才迫切找一个稳固靠山。
2017年,澳门举行首次公职统考,平均93人争一个位子;同年,大陆国考竞争是49.5人争一个位。
“当外面环境不好就进来躲,当外面环境好就走。”阿玉说这是必然的事实,因为稳定,就是这个城市的核心。澳门见证过邻埠社运,经历过三年疫情,特首贺一诚说澳门不可以乱,“一个地方越来越保守的时候,人们回归的选择就只会越来越稳妥。”
早阵子一次考试放榜,阿玉跟好朋友吃饭,朋友大聊特聊考试有多难、应试时间多短,但阿玉搭不上嘴,朋友就问她,“你没有去考吗? ”阿玉吓一跳,“你觉得我是会去考的人吗?”朋友无意地回:“ 我以为你是报名了不讲而已。”
澳门是个熟人社会,意思就是你要跟队、跟主流,阿玉觉得 ,澳门很多创意或者跟别人的不一样的东西,都不被鼓励。像考公务员一样,每个人都考不代表他们都想考,“我觉得是有一点软性对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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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挤破头考公务员,可以说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同现象。比如韩国,它的社会结构似乎跟澳门有点重合——财阀集团几乎垄断当地所有行业,占全国GDP八成;金融风暴后,青年也一窝蜂去考公务员,甚至称之为“神的职业”。
但我不理解。如果说澳门地方小市场饱和,那韩国是个国家,面积比澳门大八百多倍,产业、机会和选择不是应该更多?我带着这个疑问,在去年11月韩国冰天雪地时,落脚首尔鹭梁津。
鹭梁津位在汉江以南,既是首尔最大海鲜批发市场,也是很有名的考试村。鹭梁津的大厦一般都不高,顶多十来二十层,但天台满是亮着光的补习天王广告灯箱。第一次看见时,我拿出手机一句句翻译,“一口气就过去了!”“我会保证你通过!”我记起高中毕业考时,老师好像说过一番话。
中介给我找了个在斜坡顶的单位,月租60万韩圜,折合大约3500港币。入住前,中介很落力推销着说,这里用密码锁、有地暖洗衣机,还有独立洗手间。她还保证,这里是最顶级的考试院,“肯定不会有床虱”。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高级”的缘故,住那么久,我只在里面碰过三个人。
人都集中在山脚。每次回家,我会经过一个拐角,那里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自助咖啡厅,灯火通明。好几次经过都快十二点,店里还是几乎全场满坐:有人在厚重的应试书上低头猛做,有人甚至把鞋子脱掉,盘腿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机看电脑iPad覆习。
我想找个本地人问问看。但是韩国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很难敞开心扉,更何况我们语言不通。后来,我参加了广东话聚会——一群韩国人因为太热爱香港电影,周末约出来交流广东话。他们对我这个香港人很好奇,问我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我就直接问,韩国青年是不是都很想当公务员?在座的人脸上突然都好像有种尴尬,后来我才知道,韩国人不喜欢这么直接。
但过了几天,一个聚会上认识男生约我出来喝咖啡。他打算今年到香港工作假期,想了解更多香港情况,我很欢迎。他粤语才刚开始学,于是我们一边用英文跟翻译聊天。他谈起,自己整个家族都在体制里工作,因为家人压力,他也不断投考消防员,只是一直都考不上。之前聚会中没有说出来,是因为觉得很丢人。
韩国最近很流行MBTI,但我忘了问他是什么,不然可以知道更多。当一个人遇到瓶颈,解决方式大概也只有三种,第一是继续做下去,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第二是丧失意志,躺平一下,第三就是冲破它。这位男生下一年就满30岁,他说自己不考公了,想到香港看看。他问我,会不会很冲动?我心里替他盘算着:香港租金太贵,人工好低,节奏超快……但是理想无价,于是睁大眼睛地摇头,“不会”。
回家以后,他给我发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其中一句是:“我是一根杂草,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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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端办了一场端小聚,谈到公务员话题时,一名读者在对话框里留言,觉得考公是一种懦弱,“就业市场没有差到这个地步,只是无法独立做选择”。在文首提到的“考公务员笔记”里,有个小标列出什么人不适合打政府工,其中两项是:想在工作找成就感的人、不想变蠢的人。
这也许是我坚持不考的某些原因。以前,凡是知道朋友在考公务员,我都会问他们理由,但那总说服不了我。直到一个朋友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考公想法太过片面——想要考公的人,可以说是为了钱,但背后却有着人生百态。
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这个朋友好一段时间经常肚痛、肚泻带血,后来发现患上克隆氏症。那是慢性肠道炎的一种,肠道会发炎、溃疡,没有原因也无法根治——这病在香港,发病率是十万人之一。每个月,他都要靠打针或吃药控制,一枝针一万元。他家境不算好,母亲当洗碗工,他好想进政府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免费医疗。
我把故事告诉阿壮。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现在当中学老师,但同时也不断投考公务员。不过在中学时,阿壮已经是一个对自己未来很有想法、有规划的人,所以她考公我并不意外。只是在我讲完故事后,她才说起自己妈妈在十年前做赌场,挨夜轮班,因为不断吸二手烟,得了肺癌。不过现在十多年了,妈妈身体还不错,“凡是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如果自己做政府工,保障至少还可以延伸到家人,”阿壮说。
认识她这么久,头一回听到这件事,感到有点愧疚,于是连忙补充,当老师也很不错啊,至少更有意义一点。但她淡淡说:“我现在教书的心态已经很不同了。”她被现实磨灭掉理想。入职前,阿壮觉得自己很有抱负,可以教一辈子书,会想教学上怎能做好一点,让课程更流畅;但入职后,学校给的压力太大,你必须跟有限的时间竞跑,写好教学进度、大纲文件、备课纪录等一堆应付学校的文件,还有空的话,才来春风化雨、检讨教书方式。
“我会觉得,我这么为学生著想你(学校)也看不到,但是我只要做你(政府)要求的事,不只高薪OT还有钱。”说话时阿壮很清醒,看得出绝对不是意气用事。去年九月,是她教书的第五年,但在入职的第一个星期,她已经把辞职信打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学校困著我一辈子。”
给她提醒的,还有自己的哥哥。阿壮说,哥哥年轻时在广告公司上班,也超不看起公务员,觉得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在疫情前两个月,他还很帅气地祼辞,但没想到发生疫情,完全找不到工作,积蓄就像水一样流走,“他很要面子的,也只好回原公司工作 。”
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当现实真要冲击你时,那侊似一场精神洗礼,很多人会发现,骨气当不了饭吃。“今天我妈说,他终于考到政府工了,不知道是260还是280。”阿壮说。
记者是理想,但当听到有血有肉的故事越多,我看见自己的任性。那次跟阿玉在茶餐厅分开之前,她对我说了一番话:“在很现实的层面来讲,因为你不是在这里、你不在澳门,他们的压力是迫切和真实地存在,他们每次回家就是面对家人的说话,然后可能你认识了男女朋友,到了一个成家的年纪,那时如果你还是一个无业人士,一定会被打击信心,”阿玉总结,当很多现实迫着你的时候,市场上又没得选择,考公务员至少很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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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知乎上有一个用户发问:父母用命迫你考公务员,怎么办?一个获高赞的网友回答,说自己大四,回家过年天天跟爸妈吵架,曾经试图讲道理但没有用,决定明年不回家——起初正面迎击,中间吵架收场,最后逃避离开,这跟我一样。
一年多前,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迷惘,但回想一下,其实除了刚毕业跟香港社运那阵子,我好似每天都在感到迷惘。什么东西会让一个人更迷惘?就是身边的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我不希望最后是因为屈服父母日日夜夜的唠叨,而选了一条本来不想走的路。我很想知道,他们对我个人和工作的期待。
于是新年后,我回去了澳门,约了一个很随性饭聚,决定认真和母亲聊聊。出席的饭聚有母亲、妹妹、我,还有陪我应战的男朋友。在母亲到场前,我跟妹妹表明来意,请情商高转数快的她帮帮口。虽然最后,整个饭局下来都没有认真就公务员展开话题,但我却得到意料不到的——
今年九月,妹妹要到台湾大学。席间,大家开始聊起学费的问题。母亲说,以前我和姐姐读大学,学费都是父母各人负责一个。妹妹这时好奇,我当年读硕士的钱是谁给的?我马上抢答,“是我自己付的!”
“但读那些多书,最弊照顾不了自己呢!”母亲打开了挖苦我的话匣子,她开始不留情面,“你知不知道她在香港几惨呀?一次她跟她祖母聊电话,讲自己没钱,但她不敢跟我讲,一泡泪在眼里打滚,多可怜,后来我还叫香港朋友过钱给她。”我搥着男友大腿,一边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
吃完饭后,在回家路上我急着跟男友解释说,事情我妈只说了一半,原形是这样子的:那时我刚结束一段恋情,心受重创。人又刚搬进新的房子,租金好贵,钱又没了。而当然说着说着眼就红了。但我不知道母亲就在旁边,不然才不会表现得如此狼孭。
可在覆述一次以后,我突然恍悟了。其实上面的故事,母亲已经笑话我很多次,我早就不尴尬,也没在放心上。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我的问题下回答,我才听得出弦外之音——她觉得我在香港过得不好,她是在担心我。但她永远不直接说出口,只靠嘲讽人,暗藏自己的怜惜。
母亲是从大陆过来的,年轻时挨得很苦。她初中毕业时已经18岁,进去工厂做制衣。改革开放之后出口业兴旺,澳门制衣厂需要大量女工,母亲只拿着外公给的200块,就跟着十来个同乡一起到澳门闯;一年才得回乡一次。
没多久,她认识我父亲,结了婚。但父亲说要去香港工作,她不想去,香港太快了,宁愿自己留在澳门,一星期只见一次。后来她怀孕,两人仍然分隔两地。她说,就算穿了羊水也只是自己去医院,多阴公,男人靠不过。之后父亲烂赌,她觉得世界上最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给能她安全感的不是男人,是钱。
“你说为了理想什么什么,但你要随着环境转变嘛。我都喜欢做制衣啊,但看到不对劲就要寻求出路。”随着工厂北移,她见势色不对开始读会计,转了工当地产。到回归那时,葡国人说走就走,澳门活像个烂摊子,黑帮天天打打杀杀,楼盘都没人买。母亲背起公文袋 coldcall,兼当保险,做到现在。比起父亲,母亲的眼光确实很准。所以凭着三十年拼搏经验,她判定记者没有前途。
回家以后已经快十点,母亲正准备晾衣服,还没睡,我坐下来深入问她。“为什么你觉得记者会没前途呢?”但一问出来,我觉得这问题好蠢。“咁你觉得你掂唔掂吖?”(你觉得你生活行不行?)母亲反问。我知道,她指的是钱够不够生活、存不存到钱。“唔掂”,是心底话,但我要面子:“不交家用的话,起码维持到生活。”
“但你没想到父母会老,父母年纪会大多病痛,都需要开支啊。”她淡淡回了一句,让我突然失语。前阵子,86岁的婆婆因为骨质疏松得太厉害,股骨骨折,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说她以后都走不动,要坐轮椅。家人给婆婆请了一个24小时的护工照顾,一个月要5000元——在大陆,那不是一笔小钱。
我认真问母亲,多少钱的工才算有前途。她说,“最少四五万。”我觉得她想太多。如果是为了钱的话,我一开始就不会挑这工作了。她刚把衣服晾好,站了起来,我鼓起勇气问,“其实你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想当记者?”我还想挣扎呀。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以为她又要无视我的问题。但她又突然开口,认真地发表,“你都要睇个大局啦,一个人系改变唔到历史,改变唔到世界。你看,像苏嘉豪,做不了议员之后现在在做什么?你又看看黎智英,都被人钉死啦。”苏嘉豪,澳门前民主派议员,2021年被指不拥护基本法被DQ;黎智英,应该不用解释。
我的心揪了一下——2019年,我们几乎因为政见反面。我知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很多时候只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们不知道,要达到理想中的社会,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我本能地回了一句,“那你不做怎么知道呢?”母亲没有回复,转身进房睡觉,只剩我留在空荡荡的客厅,看着电视莹幕反射自己的脸。
我想起2019年末,我跟一个大学同学吃饭。那时他准备“入学堂”,练得一身肌肉,再过十个月就是一名澳门警察。“人工高福利好”,是他给我的答案。但香港每天都在流血流泪,我问他,如果上司命令跟你价值判断违相背,你会怎么办?“港澳不一样的⋯⋯”他嘻嘻地说,“我只是照order做事,不过我会就住嚟执法嘅(看着办)。”
在这之后,我没有再跟他见过面;而五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也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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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以后,我跟两老去吃早餐。这个早上,他们都没有劝我考公务员。我不知道是因为聊完以后,他们恍悟了,还是说没睡醒。
前年在跟家人分道扬镳以后,我搬到大屿山梅窝,一个有牛、清静,但完全不多游客的离岛。说实话,家离码头真的好远,可是位落在一片小森林旁边,门前有一棵高大白兰花;每朝醒来,可以透过右手边的窗户望到一棵绿蕉树。
母亲讲了很多遍,说要来我家看看。我以为她是职业病发作,看楼是她的兴趣,但那时候我什么都缺,连电视都没有,村屋又很大,显得我特别家徒四壁。我怕给她闷着了,也怕被她取笑,一直拒绝她来。
但有一次,她真的跟朋友自己来梅窝了,山长水远。澳门到香港的金巴要40分钟,到了港珠澳大桥口岸还要坐15分钟巴士到东涌转乘,搭上梅窝专车还要再坐一小时,光是单程交通时间都差不多三小时。那天我在港岛工作,无法招待她。我家地点很隐蔽,母亲不会用Google map,结果二人只沿着码头逛,连我都没见着,在沙滩踩踩沙就回去了。
我把手中的奶茶倒进另一个杯子,分一半给母亲说:“早阵子我买了电磁炉,试过在家打边炉了,你下次来可以一起吃。”她刷着手机,轻轻回了一句,“好啊。”
曾經我也跟你有著類似的想法,願我們都能有獨當一面的一天,加油。
自我意识过剩 – 为什么动不动就把对立上升到“痛苦的人”/“快乐的猪”。为什么做人就一定要痛苦?也不知道楼下到底是追求理想还是追求吃苦。
也許談理想是年輕人的資本,但反問自己一句「你想做痛苦的人還是快樂的豬?」
公務員—-糧準薪高福利好,作為父母都希望子女免受苦啦⋯⋯
好看。文筆出色。
為什麼不用真名?
記者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脈」,累積人脈越多,將來得到資訊的機會也越多。
文章就要写出自己的心声,超好。不选择去考公的我也隐约知道一些原因
文章就要写出自己的心声,超好。不选择去考公的我也隐约知道一些原因
好文!
在做公務員的我,每日就是一直睇吾起公職體系嘅種種,但一路又要靠相對高薪嘅人工應付生活嘅種種。
作為一個大陸人,當下996007風氣盛行,沒有保障的垃圾公司實在太多太多,不考公而真的熱愛著現在的工作的話也是一種選擇,現在最痛苦的是沒有找到熱愛的工作也沒有很喜歡體制內那些彎彎繞繞。
爱看这样的文章
看完之后也很感慨。文章的可读性很好。
在这个盛行考公的年代,看了这篇文章特别感慨。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稳定…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重要的是能够和作者一样,有一颗真诚面对自己以及生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