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旧记忆,反修例运动出狱者、家属、律师和社工的六个故事

关于这五年,他们提到的关键词有:转化、拓荒、照顾伤口、记忆、新生活和存在。
Stella(化名)、区倬僖、Bret(化名)、陈虹秀与 Frank(化名)。

端传媒就“反修例运动五周年”有系列报导,此前已刊登第一篇:反修例运动五年,9个改头换面的社运关键词;第二篇:专访李立峰:港人对媒体整体信任度提高,不过,“信任”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修例运动已经过去五年,那些在监狱中的香港人,以及围绕监狱生活的人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若仔细检视,经历过同一种跌宕后的日常生活,仍有著许多相似。

根据警方数字,截至3月,反修例运动中总共拘捕10279人,年龄介乎11岁至87岁,18岁以下的被捕人士有1754人。当中,2961人已经完成或正处于司法程序,“承担法律后果”的有2328人。

端传媒访问了六位香港人,其中有示威者出狱后走在旺角街头,感到香港跟在狱中想像的很不一样;有的出狱后飞往英国读书,在新地方探索新空间。律师和社工,各自在示威者的诉讼旅途中有不同角色,他们观察到被捕者群体在情绪和职涯上的多重困难;同一时间,他们也面临行业的挣扎。随时间过去,探监的人减少,仍有人在探望朋友时找到平静;也有曾经的被捕者家属,想要透过新生活找寻自己在监狱之外的身份。

关于这五年,他们提到的关键词有:转化、拓荒、照顾伤口、记忆、新生活和存在。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转化

Frank(化名),30多岁;暴动案被告,去年出狱

现在还记得,2019年某一次示威,我收工到现场,看到有警察推了一个女生一下,当时就很想去救她。十多天后,警察上门抓人。当时我不觉得 charge 会那么重。

我被告暴动,大概一年半时间保释候审。最初被捕后还在运动中,但12月后,运动很难延续,我没有找工作,禁堂食后躲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比较迷失,整个人精神很差,晚上完全睡不著觉。精神科医生说我有轻度抑郁,吃完药起码瞓到觉。

我也想过搞成这样,没有任何出路,不如死咗去吧?理智和感性两边在角力——理智上当然是努力向上,但是感性你控制不了,觉得前面那个大山,你根本跨不过。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到黄色经济圈,就觉得不如搞啲嘢,于是跟朋友在市集卖手作,T-shirt、明信片。一天我见到人开舖卖嘢,从一间店,变成两间、三间。那一刻好像见到一条新路,入狱前便跟朋友合作开店。当时我有点破釜沉舟的心理——不如搏一下,可能唔使死。

出狱之后,Frank(化名)开始萌生离开香港发展的想法。摄:林振东/端传媒
出狱之后,Frank(化名)开始萌生离开香港发展的想法。摄:林振东/端传媒

开审时我决定认罪。当时心情很复杂——刚决定做生意、揭开人生另一页,另一边又马上从天上掉下来。我是个不想浪费时间的人,相比朋友,我的个人成长不太顺利,好怕人生会越来越向下。我没大学学位,以前同学不是很喜欢跟我交往,影响了我的社交能力,发展比别人慢。所以如果要入狱,我都想计划好。

坐监两年多来,闷是最大的感受,狱中的煮食班、电脑班、的士班,我都照报。有一句话,“监头监尾最难挨”。我刚进去在荔枝角,超级肮脏,极度不适应。监尾很紧张,最后一个星期要见惩教官,开始倒数。我担心出来后的发展,也希望女朋友等我、其他人接纳我。

去年出狱,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有来接。我之前所担心和希望的——现在的工作其实都不是很亮丽,做仓务员都是别人 call 开工就去搬家私,人工万多元。跟朋友开的店已经关闭,他们觉得风险越来越高,趁有营利就转手。女朋友最后还是没有了。坐监时她提出分手,大家很难维系关系。她想移民,我当时就比较懒,又没有 BNO。

出来反而有移民的想法。我在监狱里面想像,外面就是经济差一点点而已,但现况跟我想像的落差很大。油尖旺以前是不夜天,凌晨4点街上都有人。现在出街,哎、整条街10点没有人。感觉所有事都在向下。爸爸妈妈比较传统,觉得我搞这么多干嘛,但这两年半不断见面、书信交流,也可能因为环境改变,我们关系比以前好。

这一年对我来说绝对是新生活。我认识了现任女朋友,她是东南亚人,我开始想,将来可能不留在香港。留在这里,最坏的情况可能是生活不到。

财赤没有改善,很难维持联系汇率,还有未来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香港的角色是怎样的?那你会不会选择“我是最后一代”?我会希望有小朋友。那小朋友在什么环境出生呢?

变差都是预计之内。但永远只有将情绪转化为动力,走出下一步才有意思。香港回不到以前,这个情绪需要多久转化呢?一星期?十年?或者一世?我大概花了半年左右吧。

“我相信我最后得出的应该是好的果。只能够相信的。”

怎样为之遗忘坐监的人呢?你可以帮他介绍工作,看看他有什么情绪需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 move on 的意思。如果你 care ,最后需要你的时刻自然会走出来。

我会主动去看新闻,物理上人在香港,没有可能不去在意。你在系统里面是互相影响,没有可能 isolate。我的兴趣是投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投资的风险价值。我现在不会投资港股,入狱前都把港股都变成比特币。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仆街,你先接受它。

我在监狱里面内化了创伤的经历。里面有朋友引导我接触佛学,我也会看佛经。我明白到原来人的情绪、本质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一刻控制不了情绪?我又练习冥想缓和情绪。其实我多谢这件事令我成长,出来之后性格改善,现在对陌生人比较敢讲出想法。当然我受的伤害相对上没有太大,刑期相对不算最长,家庭背景比较好。

狱中某段时间,Frank(化名)接触佛学,每天抄一页《准提咒》。摄:林振东/端传媒
狱中某段时间,Frank(化名)接触佛学,每天抄一页《准提咒》。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觉得自己有从抑郁走出来,在里面见的精神科医生也觉得OK了。不过偶尔半梦半醒的时候还是会发恶梦:突然之间有警察敲门,突然之间所有生活又再中断。

幸存者的后遗。哗,为什么我这么幸运?经历完一切之后,可以有这么开心的生活?上帝可能觉得我将来还有一些用。但你就会很担心,如果这种开心的生活第二天突然失踪,你会怎样呢?

我觉得佛学太出世了,后来改信基督教,比较积极上进。入狱时会觉得上帝抛弃你,肯定是我做错了。但出来的结果又好像不太差。如果你质疑一件事,可能是认识不够,唯有涉猎多些知识、去认识自己。这个世界,不能所有东西都占便宜。耶稣也曾逃避钉十字架,最终也是要去的。现在回想,会这样去理解自己的自由。

用佛家概念来说,你做或者不做某些东西,你都会制造一个因、一个果,可能是你、可能是其他人承受。好事种好的果,坏事种坏的果。这些很难立即知道的,但是做好事多,社会都会向好,如果人对人差,社会就慢慢向差。

我相信我最后得出的应该是好的果。只能够相信的。做出决定的当刻,道德上,我觉得是正确的。可能很多人会说不值得,但是只有自己内心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听人家说那个女生最后好像跑掉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最起码我们的案件里面,没有一个女生。

拓荒

区倬僖,25岁;前中大学生会会长,现于英国留学

我听过一个讲法。一个人2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很大程度定性往后的人生。我在1999年出世,20岁就是2019年,上街,示威,被捕。毕业后,离开香港来到英国,做很多事情还是在回应20岁的自己。

2021年我入狱,有两个礼拜在壁屋少年监还押。相比成人监,少年监更高压、压抑,有绝对的权威。好似军训,会被不断强调:你是做错事,你是“犯”。我算幸运,坐监时间短,同要坐几年的手足很不同。我知道那段时间只是一个过渡。

比起坐监经历,更多是我坐监的那个时期,令我对于香港、运动的思考有所影响。2021年5月至9月,香港发生很多事:公民社会解散潮,《苹果》执笠⋯⋯我看著监狱里面的手足,从可以收到《苹果日报》,第二天突然没有了。

朋友来探监的时候会讲社会上发生的事,一路听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只能望住熟悉的东西一个一个冧紧。但另一方面,有少少庆幸,那个时期自己在坐监,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理。

区倬僖现于英国读书,找到更多人生的掌控感,在新环境中拓荒。摄:ST Wong/端传媒
区倬僖现于英国读书,找到更多人生的掌控感,在新环境中拓荒。摄:ST Wong/端传媒

当人在外面,好似有些人身自由,有事发生就要去回应。当在监狱里,四面墙,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不需要想怎么回应、有什么责任。我从责任中被解放出来了。我当自己在放“夏令营”,本来夏天就多蚊。但没人想被剥夺人身自由,被人监视。出来后还是觉得不自由,但好过里面。

出狱后迎来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在2021年尾毕业。毕业之后、直到离开香港之前,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挺徬徨的。官司一单接一单,不知道哪天在睡觉的时候又会有人拍门,跟住又一单案件,继续收护照,不允许离开香港。

我想不到以前的人生规划是怎样的了。一个人做计划的时候,得基于对现实的理解。但在2019年之后,社会每日都在改变,当现实一直在变化,就会发现规划跟不上变化。只能 go with the flow。

当时因为中大的案件,在法庭上,我听著保释条件,觉得很虚幻。宵禁、一个礼拜报到三次、禁足中大、十万保释金,我心想我一个学生哪里有十万,还要想打官司请律师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怕坐监,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司法程序,很煎熬,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何时完结。会让我缺乏对未来想像的能力,无法规划未来。

这几年我身上有几单案件,有三年时间护照不在身上。2023年3月,我已经收到现在在读的硕士offer。但我无法确定9月能不能离开香港,会不会有新的检控、再被收护照;就算我可以离开,会不会有其他原因不让我回香港。直到9月,上飞机的那一刻,心终于定下来,对于未来可以掌握的东西多了一点点。

“在新的架构里面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

坐监出来已经有出国读书的想法。那一年纯粹是想出去兜个圈,做不到事情,就当出去开下眼界。想到读书后在外国多停留一阵,是离开香港之后的事了。

在外国读书,不同国籍的人坐在一起,好兴问到: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y are you here? 我说自己来自香港,大家好自然会问起为何离开、香港现在发生什么事,我都好乐意分享 。但我还未能很安心地和人分享更私人的经历。未必是政治层面的事情。这可能都是一种创伤。

或者有些内在的事,我也还在学习要如何去处理。以前在香港是不会察觉到的,也惯了创伤融入每日的生活,正在经历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消化、处理。离开香港后,会有一些瞬间意识到创伤很大、埋得很深。那些情绪不会搞到整个人崩溃、无法运作,更多是很 subtle 的情绪。

例如一些现在还在香港坐监的朋友,我偶尔会在新闻见到他们,或者当群组的朋友讨论他们的状况,愧疚和无力的情绪会被激发出来。我不会特地避开不看(那些资讯),因为那些是我要面对和承担的。

临行之前,我有去探望在监狱的朋友,没有特地道别。他们知道我要走了,没有特地说“保重啊”“好长一段时间不会见到了”之类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某位朋友和我面对面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什么出来再说。”

离开香港后,区倬僖才发现自己内在是有创伤的。摄:ST Wong/端传媒
离开香港后,区倬僖才发现自己内在是有创伤的。摄:ST Wong/端传媒

在香港做过的梦,很多已经不记得了。还记得的梦境是见到朋友,有昔日的战友,有的是正在坐监的人,有的流亡了。在梦里和他们相见。

现在在英国的生活忙碌,读书、做兼职、做研究、做港人社群的事务。我还在摸索自己的位置,但安定一些了。以前在香港的不确定性因素没了,剩下很多事就是看自己了。能否找到工作、找什么工作、做什么项目,这些自己可以控制到。

我带了一大一小的行李箱来英国,还寄了一箱东西,一块印有香港地图的挂布。临飞之前严选30本书。一类是知识上对我很重要的书,或某些时候带给我很大 inspiration 的书。譬如曼德拉的书,不是坐监的话真的不会看得完。

我还没有建立对于英国的归属感,还没能想像到当这里是长远定居地。这一刻的心态是,我更倾向自己是一个旅英港人。只有当你觉得自己真的属于这个地方,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家。

我之前认识了一位玻利维亚的摄影师,他和我说去年11月去了香港,影了很多靓相。每当他展示一张相片,我都可以讲出拍摄的地点。我感受很深,这就是我的根。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拓荒”。以前香港人很习惯想要带来社会改变,那就上街抗争、不合作运动,星期一继续返工。我们也很习惯社会上有不同政党、公民团体、媒体会一路支持公民生活。2019年之后,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消失了,大家还在摸索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近年香港人散落世界不同地方,大家都有些事想做,但现实环境又未必如当初预想的那样。香港人作为一个族群如何走下去,得靠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新环境拓荒,在新的架构里面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

照顾伤口

陈虹秀,43岁;社工、8.31湾仔暴动案被告

我平常会在吐露港跑步,跑的时候,有时会跟自己对话——像上法庭般,把要说的话说一遍。

最近跑步少了,因为弟弟移民,比较忙。弟弟属于很典型的中立、努力工作、不理世事的香港人,没想到他也决定走。昨天跟侄仔女讲拜拜,我说几年后才能见面,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打输了?你要打赢大佬、打赢怪兽。我解释,我们总会见面,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2020年的访问直到现在,我都说要为入狱做准备。现在家里最担心的是妈妈,老人家经常说,你不会坐牢的。但这几年我常给她看审讯的新闻,她应有多点心理准备。有次朋友跟妈妈见面,她哭了。我妈很少在我面前为我哭。

“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看电影,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电影。我喜欢‘食嘢’,我喜欢做运动。你要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做其他事情。”陈虹秀说。摄:林振东/端传媒
“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看电影,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电影。我喜欢‘食嘢’,我喜欢做运动。你要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做其他事情。”陈虹秀说。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们住的楼还要供30年呢,幸好自己能解决,加上有朋友帮忙,起码不用担心妈妈没有地方住。其他的事情留待到法庭,去讲我亲身经历和相信的,看法官的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对我来说,这就是2019事件的一个终结。(编按:陈的无罪裁决遭律政司上诉,案件排期年底重审)

今年,很多反修例的审讯陆续完结。我和其他社工一直在支援200多个面对审讯的人。有些毕业生的人生才刚开始,但只能暂时炒散;专业界别的人若没有牌照,要面对转行的问题;有特殊需要的朋友更不用说。一些人抑郁、急性思觉失调,这是比较难过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希望他不要了结生命。

当初每个人身在现场都有原因,现在面对这些影响,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何找到意义,如何走下去?一个被捕者原本读另一个学科,但这件事令他想学冲咖啡,跟来咖啡店的人有心灵交流。他现在去外国读书了。

判决前,我们会去了解被捕朋友的生命线,由出生问到被捕一刻。撇开2019年,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新生活,也可以是回归本来的生命线。作为社工,也想他们看看五年、十年之后。我们会问:“事件完结后,你接著会怎样?”

“只要还生存,还有很多事可以尝试。”

现在能够每日上班,是我的幸运——我真的很喜欢做社工。大学时我读工程,从来没有打算做社工。只是第一份工在严重智障人士宿舍,看到有社工不尊重智障人士,我不太认同。当有些事情我不明白,我就去读书,于是去了读社工系。

在现在的工作岗位,我为同事做了很多指引手册,想让接手的人会清晰一点。正常上班不会 anytime 都想著自己快没得做。这几年,我很努力做好安排,但事实上,总会有新的事发生。未来的新制度,就算我不罪成,都可以投票否决我的社工注册证。不能做社工是我最难过的事,去到这一刻还没想到要怎办。(编按:政府今年提出《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其中如社工危害国家安全罪成,需永久除牌)

每一天我都提醒自己,五年之后、或者四年之后,就会有新的生活——去学习 human rights,去流浪一段时间。如果不这样想,感觉挺难挨。

你看我很喜欢清晰的条理,就知道我对事情是否合理、是否公义比较上心。五年了,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香港人很忙,本来会有更多人 move on,但每次看到新闻,咁都得?我感恩自己原来还有一份劳气。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平行时空的感觉?比如有人谈北上吃喝玩乐。如果完全不看新闻,好像没事发生过。香港真的很好,如果你什么都不理会。有时候人不是真的忘记,只是不想再望。但不讨论就会消失吗?不是。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在平衡。

近年,社工陈虹秀的甲亢问题变得严重,正在服药。摄:林振东/端传媒
近年,社工陈虹秀的甲亢问题变得严重,正在服药。摄:林振东/端传媒

很多人会觉得,有些事情我一定要做,有些事情我一定不可以做。大家对坐牢的人有愧疚,觉得不再做点什么就很不安乐。他们去探监、去旁听,但陆续到了审讯的尾声,我担心大家会不会开始迷失?新生活,讲的不单止是被检控的人、坐监的人,而是所有人——我怎么去拿捏一个位置,就是没有忘记,但又可以保持正常生活,也可以展望未来?

只要还生存,还有很多事可以尝试。第一次发觉跑步可以帮自己找回平安,是爸爸去世的时候,当时我亦师亦友的老板也去世。那时候的我面如死灰,人生低谷,就是那时候。因为死了是不能回头的,内疚是不能回头的。另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曾经误会我,但是后来他死了,我连解释都没办法。

生死令我发现,只要未死,也还有很多可能性啊。

伤痛不会消失。时间就是令伤痛变成疤痕,碰到会痛,但也不需要刻意逃避。伤痕是要好好处理的,起码不要让它流血和溃烂。照顾伤口也不应该感到内疚。看到47人案,我也会想,我还可以去玩去吃饭……但我跟自己说这个内疚不合理,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我也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

我一直习惯背很重很重很重的书包。我太想带著很多东西,很担心遗漏了什么。以前去读沙维雅(成长辅导课程),老师叫我张开双臂,请同学把所有的书包挂上我的双手,让我决定什么时候停止。我一直没哼声。

我背著很多很多的责任,死都不肯放低。后来我会收拾书包,偶尔也会背小斜揹袋。仍然保持住一些习惯,但不同的是我开始了解自己。当我要背负一个责任的时候,我知道是自己选择要这样做的。

记忆

Charlie(化名);大律师,曾处理社运案诉讼

过了五年,运动似是不会被提及的一件事。是啊,有什么好说呢?当我跟香港以外的人见面会,反而令我意识到,原来我们忘记了这么多,失去了这么多。台湾朋友转发六四在铜锣湾的影片给我,他很震惊:香港变成这样吗?

他们反映了外面世界怎样看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我们不会公开说。跟朋友见面食饭,你不会讨论最近又拉了邹幸彤。如果你在这里,似乎可以言说的东西,已经去到尽头了。公共空间很安静,乌克兰打仗、或者加沙打仗,以前一定是很多人在“城市论坛”说话。现在没人想知,没人想说。

我份人好 detached。生活在香港必须要接受某种共识,习惯有部分是生存的必要。人们常常说不要习惯,但习惯是一个生物的本能。我打你一拳,打到第十拳、第一百拳的时候,你一定没有第一拳那么痛。对普通人来说,红线的移动未必一个很大义凛然、挣扎的瞬间,并不是给你一张纸问你签不签,不是那么轰烈的。

大律师 Charlie(化名)身边很多朋友曾经都很投入运动,“但今天他不需要主动去遗忘,只要稍一不慎他就会遗忘。”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律师 Charlie(化名)身边很多朋友曾经都很投入运动,“但今天他不需要主动去遗忘,只要稍一不慎他就会遗忘。”摄:林振东/端传媒

第一是习惯,第二就是遗忘。我的工作需要记得细节,但会因此失却了大画面。譬如理大案件,我记得被告几点钟在哪条街出现,这跟你看《理大围城》是不同的。运动之中的碎片、情感的部分,法庭会去脉络化。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19年,看到判决,你可以重组事情的经过,但是没办法重组到记忆和感受。

就像我们没经历过六四,都是凭照片去记忆。若干年后,2047年的新一代可能会这样看2019。

“看到判决,你可以重组事情的经过,但是没办法重组到记忆和感受。”

南美作家聂鲁达、加莱亚诺和马奎斯经常说记忆,现在比较明白了。《百年孤寂》写一条村的人患了失眠症,失眠导致失忆。他们常说自己是失忆的民族。记忆很脆弱,你不记下来就没了。

我刚刚入行是2018、2019年,那时候晚上在 chamber 睡觉,醒来就去跑警署。一入行就冲击很大,你看不出来我一夜白发吗?没想过职涯是这样开始。

记得有一晚,我见了一个被捕男生,托我传话给另一个被捕女生。是中学生的绵密情话,说今晚的月亮很圆。后来男生被判很重的罪。又譬如单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判刑那天爸爸来了。儿子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见爸爸。他写了纸条给爸爸:“终于见到你很开心,你不用担心,等我出来带我去吃牛腩面。”他爸爸四五十岁,在我面前哭到傻了。

不知道这些人后来去了哪里呢?有些客人还押很久,活在巨大的惘然和未知里面。有些坐了牢,无论是长是短,都有一定程度的创伤。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有的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找工作,很颓废。

还有人因为2019年的 aftermath 无法 move on,它也改变了你——我现在拍照越来越不会笑。累了、老了。眼神没有了神采。有些人说 move on but not us。你可以 move on,我 move on 不到,如果有转型正义就比较可以。

Charlie(化名)觉得律师的工作和生活,把自己留在2019年的时空。摄:林振东/端传媒
Charlie(化名)觉得律师的工作和生活,把自己留在2019年的时空。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可以做到什么呢?陪客人走一程。有些官司,明知道输,客人照打。法庭的判词变成正史记载,他要留下他的声音。至于有什么做不到?比起三四年前,认罪的客人多了。一个人认罪有很多考虑,要达致公义不只是靠道理,牵涉很多 non-legal consideration。你要接受不能被保释,担心家人;找律师要钱、时间。抗辩,我不用食饭?这三年都不能离开香港,读书、拍拖和结婚。很多人生的其他东西,对法庭来说不是考虑。

有时觉得以律师身份去接触案件是一种 blessing,无论怎样都好,你有个工作角色。之前朋友被告暴动,我坐在公众席旁听判决。作为平常人,见到朋友坐在里面、被判若干年,你伤心的情绪,没有了一层专业的保护罩﹐真的很艰难。

现在,我都会做期望管理——客人一定会坐牢很久。这不一定是好的心态。但当他没有被判七年而是判六年,我就会觉得挺好。

你就尽力做吧。永远都有事很忙,就不会有空想。早上上庭,晚上做到尾班车时间,挨夜到两三点,就要搭的士。在的士车厢,好像回到以前的时空,他们说话都很大胆。有一个司机说:“我也不想见证历史,但是被选中了,而又留下,就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做好自己就得了。”

喔,刚刚有个新闻,英国法官 Lord Collins 辞了职。法律界的人散了很多,一些同事都走。这些案件的空间越来越小,工作也越来越少,但是风险越来越高。没有人入行,入行的人都未必很想做这些(社运)案。

离开香港,我会继续做律师吗?法律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我在这里做政治案件,就算是普通的民事案件,牛头角有人打架,金钟哪里有人撞车,我处理的是香港的人、香港的事。如果我去英国,和那个社群没有联系,对我来说意义没有很大。

这几年经历这么多事。一起经历就会有感情。

新生活

Stella(化名),20多岁;社运案被告的前女友

全职探访的一年半,最难过是没有人明白。我一星期七天 on duty 去监狱探男朋友,早上7点多起床,幸运的话9时多可以见面15分钟,10时完成探访。之后便去银行、拿物资、去寄信。下午4点才吃第一餐,午睡醒了开始给他写信。别人总以为我停了学,其实我晚上读书到凌晨2点。

要怎样跟狱中人说我很大压力?又怎样跟别人说你在做这些事?他的家人、朋友不会理解。大家会说,辛苦你了,但还是要继续辛苦你。

几年前我20多岁,很年轻,是对前途和未来都很焦虑、很敏感的年纪。2019年开始,我有惊恐症、焦虑和抑郁症。但是作为一个家属,你就不可以任性了,你不能拥有符合年纪的情绪,因为你要去照顾别人。被捕者家属很多时候都会没有了自己——陪著你坐牢。

和狱中的前男友分手后,Stella(化名)想找寻自己的身份,开始了健身之路。摄:林振东/端传媒
和狱中的前男友分手后,Stella(化名)想找寻自己的身份,开始了健身之路。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2年,我们讲了分手。说起还是想哭,你觉得他会明白你,但最后他并不欣赏,那我一直以来在付出什么?我很依赖亲密关系,但当时即使有个很亲密的人,感觉并不亲密。以前会觉得努力去维持世界不倒下来就 OK,后来发现再努力也好,世界还是会倒下的。有一次教学生做手作搞砸了,小朋友说:“为什么你做不到,这个不是你的责任吗?”那天我早退回家,一上 Uber 就哭,打电话给我妈不停哭。

但就算让我再来一次,我都会做同样的决定。社运时期,大家是陪伴彼此渡过艰难时间的关系。我不后悔跟他一起,这些都是经历。没有他、没有现在的我。

五年很长,占了我的生命很大部分。在这段人生最迷惘的时间,最大体会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控制著期望才没有落差,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我也习惯将感受收到最里面,也不太去接收别人的感受。

墙内墙外的人维系关系,需要的力气比想像中大,所以最重要的是体谅。坐监的人要去理解家属的辛苦,但在外的人也要去体谅坐监的人只可以依靠你。你要明白有些事对方做不到,大家不是超人。

“没有社运之后的自己是怎样的呢?你要开展新生活去找答案。”

2019年,大家给自己很多一模一样的标签,没有分你我。我不断问自己,究竟没有了社运、没有了监狱之后的自己是怎样的呢?2019年之前的我是怎样呢?你要开展一个新生活去找答案,找一些事去投入、去塑造自己。当初很多东西是为了他做,现在是为自己,所以我去健身。人会背叛你,但是肌肉不会。

我觉得我有一个后遗症——如果掌握不到手上的事情,我会很不安。健身的过程中,有段时间觉得自己的进度停滞不前。你总是有一个限期、在盼著有个结果。那些人常说要坚持才会看到希望,但问题就是我看不到希望,我坚持不了!所以我要不停去计划未来,去玩健身比赛证明成果,会想30岁之前开一间健身室。

这样的话,未来就不再是斋讲。这五年已经做过很多无结果的事了,事不过三,你想预视得到所有的事。

我没有刻意去回避新闻。一天不死、一天都还有惊喜,香港真是充满惊喜的地方,你没想过垃圾征费说了这么久,最后不做了。不过香港是熟悉的地方,虽然很多身边的人正在离开,但还没到一个地步令我要离开。好像感情一样,我习惯坚持到最后一刻。唯独对香港,还会想坚持。

Stella(化名)常常带著健身手套出门。美甲是一朵朵花,其中一片在一次举重的时候剥落。摄:林振东/端传媒
Stella(化名)常常带著健身手套出门。美甲是一朵朵花,其中一片在一次举重的时候剥落。摄:林振东/端传媒

现在返新工又搬屋,新圈子不是很多人知道我的事。大家都有默契不再提起以前。好像新的身份,但不是说要丢低之前的事,而是像不同宇宙里面都有一个 Spider-man,很抽离地看著之前的自己。

但现在的你由过去的你而组成,move on 都是带著以前的伤痕。我有时还会梦到我前男朋友,又有梦到现任男朋友旅行时丢下我。梦里常常都是被人遗弃、或者被背叛,哭著醒来。

我会这样形容我的孤独感:好像有很多道门,每开一道门都有不同的人,但是总有些门打开没有人。在那些孤独的房间里,唯有自己慢慢消化。还是要慢慢经历多一点,重新去建立与人的信任。

单靠时间不够缓和伤痛,如果不去做任何事,可能仍然会怪责自己、后悔和懊恼。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我从2023年开始,去做想做的事,不让自己有借口。健身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付出努力,你会见到肌肉在长大。一开始做健身是因为常常一个人去旅行,但无办法把10kg 行李放到头顶行李柜。总不能每次都找人帮忙,或者每次拿下来都很害怕。现在我做到了,至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没用。

存在

Bret(化名),30岁;参与社运多年

“原谅我不记得忘记”,这是一句歌词。五年了,好多人选择去忘记,但我没办法不去面对这件事,我要继续做。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喝酒是逃避,我是因为记住这件事,才会继续用这样的生活模式生活下去。

这几年,数次朋友入狱。有些朋友十几年前认识的,当时都没想到现在会坐监。十几年前觉得社会运动会长久的,坐监离自己很遥远。

有一次是2020年,反修例运动相关的案件。当时我还和某个朋友在法院外唱歌,送囚车的时候挥旗。示威很多年,有时觉得在现场是作势给传媒影相的。后来朋友说在囚车上见到组织的旗帜,这让我内心很感触。当时那面旗帜代表的组织已经解散了。

Bret(化名)读书,读历史,明白社会运动会经历跌宕的过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Bret(化名)读书,读历史,明白社会运动会经历跌宕的过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之后去到47人案,有好几位朋友还押。47人案判决的时候我有去旁听。判决那天我没什么特别的心情。迎来判决有少少盖棺定论的感觉,当然可能还会去到上诉庭、终审法院,但至少有个中间阶段出现。因为那天早上很快休庭,后来我还和被告家属一起去饮茶。

自问自己不算情绪波动很大的人,最多有时候看信会不开心,会哭,会有感触。刚发生的时候情绪波动比较大,有些“中二病”,在心里问“点解世界会系咁”。现在日常稳定了很多。一来可能时间长了,二来自己探访、写信回信多了,情绪也平淡了。

无论寄信还是探访,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做了三年多。我有一种信念,坚持探监写信未必可以影响到全世界,但最少可以影响到身边的圈子。想证明给大家看,2019年和之后发生的事还在这里,还有人在监狱里。

我从家里去赤柱的车程要两个小时。这几年来只错过三次,因为塞车迟到。虽然见面只有15分钟,但现在的对话比较纯粹,找回了和人面对面的交流。现在会讲生活中切身发生的事,多过以前像网友聊天的状态、一讲就是不开心的事。写信也可以梳理为什么心情不好,而不只是发泄。我会准备很大的信封。一个月都有寄十封以上,也会寄歌词,写自己最近看过什么书。

“在有限的时间做自己能做的事,比去想是否应该做更重要。”

很多探监的人渐渐都离开了,连有的被告的家人也离开香港,探访编排上的人越来越少。隔了三年,大家都明白,不是所有人可以日日过来。探监要早上,大家都有日常生活,有的人要凑仔,有的人要返工。

现在比起2021年一定少了很多人关注。以前旁听是爆满的,现在10点去还能坐到第二个延伸庭。有很多支援在囚人士的平台,面对压力或在不同情况下要停运。移民是一个因素,一些人会放下这里的一切,投身另一个国度。而香港越来越难发生事情,甚至一些人都觉得自己上网讲六四都不可以。大家越来越自我噤声,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为了自保只能越来越缩。

有人觉得连写信都好困扰。于我而言,有什么事能做就做,不能因为恐惧否定所有可能性。而且到“泊正”(正式服刑)了,一个月只能探两次,为何不抓紧时间探呢。如果他们真的要坐监十年,你都不知道十年之后自己身处何方。在有限的时间做自己能做的事,比去想是否应该做更重要。

Bret(化名)坚持探监、写信已三年。摄:林振东/端传媒
Bret(化名)坚持探监、写信已三年。摄:林振东/端传媒

几年前我想过自杀。那时候是《国安法》实施之后,有信任的人突然离开香港。我之前总是会对离开的人感到愤怒,觉得离开是逃避责任。信任的人离开,让我体会到,这样做真的会令我受伤。但有时人真的是得走的。过了至少半年,我的情绪才平复了。那时候许多事情叠加在一起,我想过去死,新界有好多工厦嘛,哈哈,天台也很容易上去。但站在天台上,不知何故,又会想起,我关心的议题的运动还未结束,2019年的事还未结束,还有很多人在监狱里面,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少了一个人,这些事或许就更难做一分。

喝酒或许是我镇定情绪的方式。那时候情绪很糟糕,看信都会哭,或者想一些事无缘无故都会哭。2021年的时候,还是啤酒和威士忌兑在一起喝。后来啤酒的效果已经不够了,不够温自己的心。现在全日只喝威士忌。喝威士忌可以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对周身的感知会加强。讲这些好像很虚无缥缈,喝酒能让我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我之前做过手术,现在身体还有其他疾病。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呢?于是更珍惜现在能做的事。好多人觉得要斗长命,有人会做运动。可能有人觉得如此喝酒是堕落,但我觉得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开心的生活方式。

有句林夕的歌词适合我的心情,“遗忘昨日 便能记得明天”。我不会忘记不开心的事,但我宁愿摆在一边。当然想起不开心的事都会哭,但睡一觉,第二日都要过自己的人生。你不可能继续沉沦,成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沉在里面而停止。第二日那些人都会继续坐监,香港还是这个模样,你都要抖起精神去面对。

可能是搞很多年社运令我乐观,心存盼望。我读了很多历史,很多社会运动都会经历跌宕的过程。至少我自己还能做自己关心的议题的团体活动,有少少自己可以发挥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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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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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harlie(化名)大律師那段,很感人。
    舊同學WhatsApp 群組,對於社運新聞已沒有反應。
    2019年時,他們是熱烈地討論的,為什麼現在如此冷淡。
    我常常對朋友說:「只要一天未死,我們仍有機會反敗為勝。」

  2. 作為一個反修例運動出獄者,我真的是好多話想講,好多事情想講。雖然是歷史的小人物,但我都相信可以在歷史中留下一筆痕跡。我想講,但我不可以講,這個才是最難受的。自2019年8月12日一別,我知道自己無法再踏足這座城市,當我行至羅湖橋中段,我竟然會對虐待,欺騙,恐嚇我的香港警察鞠躬,我不知道是對他們鞠躬,還是對香港這座城市鞠躬,這種感情,好難用言語去形容,或者,是次鞠躬,是對這個城市的告別吧!

  3. 閱讀這篇時,眼淚想流下,也許我們的外在看似如常,心裡面還是收藏了那些傷痕,謝謝紀錄和一眾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