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按理说，学科与区域研究两者间应能取得平衡，但在实际发展却非如此，美国“中国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与欧博文（Kevin O’Brien）都曾提及，当前美国的中国研究为主要集中在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这导致一方面被学科所吸收，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回答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实际发展或动态的问题，而是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者为让研究更聚焦，避免在投稿时遭遇过多的批评，可能选择相对狭小与安全的议题，且过于强调研究方法而缺乏对中国宏观且深入的了解，导致研究议题的零碎与分散，欧博文甚至称此现象为研究孤岛（Islands of research）。
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
另一种张力则存在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间，有人甚至提出双社群理论（two-communities theory），强调学术研究者与政策研究者两个社群是处于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且各有不同的价值与态度。比较两者，至少有以下区别。
首先，就目的来看，政策研究是为给政府提出政策制定或对特定事件的回应提出参考依据，而学术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知识生产及创新。其次，在研究时效方面，政策研究由于具时效性，较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更短，也正因时效性，两者的撰写方式也有所不同。政策研究不像学术研究需历史背景描述与详细的逻辑推演，而更多集中于政策的研析与建议。最后在研究机构方面，一般而言，政策研究者多任职于智库（think tanks），而学术研究者则多任职于大学或研究机构。
然而，两者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按理说，良好的学术训练将会让政策研究者更加“聪明”，因为理论可提供政策观察者“路线图”，增加决策建议的深度与广度；而重要的政策议题也可能为学术工作者提供研究灵感，从而产出优质的研究成果，故两者似乎可以相辅相成。
然而实际上，一位研究者在时间、精力、关注焦点有限的状况下，要用不同的逻辑同时处理好学术与政策两端的工作著实不易。以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为例，虽然有少数中国通如李侃如、蓝普顿（David Lampton）、谢淑丽（Susan Shirk）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能够在学术与政策两端扮演不错的角色，但一般而言，代表政策研究的智库与代表学术研究的大学是两个不同的轨道，参与者往往是两群不同的人。而在台湾，中国研究的学术社群与政策圈也存在不小的鸿沟，与美国的差别在于，台湾的智库不若美国那样蓬勃发展，也使得政策人才缺乏发挥专长的机会，这部分将在后文说明。
他山之石：美国近期中国研究的变化
前述两个张力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最为明显。在第一个张力中，新一代研究者为找到稀缺的教职，得缴出学术发表的成绩单，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小的、特定的领域，强化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著墨，向专业学科靠拢。因此，他们无法像老一辈“中国通”那般对中国有全面性的了解，也意味著在学术研究标准大为提升的状况下，中国（区域）研究的优势被逐步侵蚀。在第二个张力中，美国中国研究学术界的政策话语权在近年逐步下降，学术与政策的“分流”更加明显，而此在川普（Donald Trump，港译特朗普）总统时期开启的美中战略竞争后更加明显。
2018年3月美中贸易战的爆发更加深了前述两个张力，甚至对中国研究圈造成冲击。2019年7月，在美中竞争方兴未艾之时，美国出现两封关于该如何“定位”中国与美中关系性质的公开信，这两封信的观点完全迥异。其中一封刊登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名为“中国非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由来自学术界与政策圈的中国研究专家超过上百人连署。信中除指陈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过度强硬的国内与国际政策和行动外，更重要的是强烈主张美国政府不应将中国视为仇敌，并对美中关系的恶化表示担忧，认为川普团队对中国的多方面制裁政策并非最佳的战略选择。
其后不久，在《政治风险》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刊登了另一封名为“坚守对中立场”（Stay the Course on China）的公开信，同样也有上百人连署，信中强烈支持川普的对中政策，其批评过去美中交流40年并未使中国成为美国所期待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信中的潜台词是，中国并未长得跟美国越来越像、走向民主化道路，反而随著壮大，鲸吞蚕食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
一时之间，关于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的争论就此展开，而这不仅是政策辩论，不少美国“中国通”也涉入其中，成为中国研究的学术争辩，使得过往“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s，又称红队）与屠龙派（dragon slayers，又称蓝队）间（简言之就是对中的温和派与强硬派）的紧张关系更加白热化。而此种关系在拜登（Joe Biden）上台后并未减缓，且第二种强硬的观点逐渐成为美国学界与政策界主流，也连带凸显出美国中国研究者的困境。
在过去美中大交流期间，这批“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是具优势的，并被政府所重视；然而现在，这些了解却被视为同情中国的立场，成为劣势。在此逻辑下，部分华裔学者，特别是在智库涉及政策研究的学者，处境更为艰难。值得留意的是，此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在日本、韩国与部分欧洲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研究者虽不至被贴上“亲中”的标签，但赞同与中国维持交流的声音确实被严重压抑，成为非主流。
台湾中国研究的过去与现在
不论从历史或实际政治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中国研究”对台湾学术界当然也具有不同的意义。一方面，从中国本身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对台湾的重要性，以及从事研究的规模与投入的资源来看，“中国研究”确实可以成为一门与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专业学科等量齐观的“中国学”。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对台政策的核心主张从未改变，也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因此，台湾的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研究，从来不只是一门学问，而是生死攸关的议题。
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来看，台湾中国研究的演变受到国际政治、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两岸关系、台湾政治情势以及相关资源分配的影响甚深，大致可区分为“匪情研究”、“大陆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外有国际冷战及两岸军事对峙的影响，内有威权统治时期的限制，与中国大陆相关的所有议题在台湾都是政治禁忌，只有少数被“特许”的人员才能进行研究。除党政军内的特殊部门外，就是几经改名后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前身）与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两个机构的研究员与师生能够阅读相关资料。前者为政府智库，后并入政治大学成为校级研究中心；后者则是1968年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政大合办之教学单位，随著199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后，逐渐转为偏向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
在此阶段中，由于具有强力的政策任务，研究对象多以中共高层政治为主，常见的议题是属于“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菁英政治、党史、意识型态、解放军与外交等，包括大跃进、文革时期的党内斗争，以及中苏关系等。由于国民政府过去和中共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因此掌握了一批难得的历史文献，又有情报单位在敌后搜集资料，且不少研究者出于个人亲身经历，此时期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推断，是一种“看照片、猜测、阅读秘件”的方法。由于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大陆情势判断的参考，这些研究具有浓厚的政策研究，甚至是“敌情研究”的色彩。
到了第二个时期，外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主要来自美中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共对台政策主轴从“武力解放台湾”转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而台湾则回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因此，两岸虽依然对峙，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剑拔驽张，也缓和了台湾中国研究的“敌情”色彩，转而成为相对中性的中共研究或大陆研究。
到了1990年代进入“当代中国研究”阶段，不仅研究议题、研究方法或研究社群都发生变化，也大量跟国际接轨。首先，随著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更加开放，两岸关系趋于和缓、交流加速，使得与中国大陆相关的资讯愈来愈容易取得，此时期的研究范围不仅从中央到地方，也从国家到社会。其次，大量的归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研究方法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研究典范则多追随美国学术界潮流，开始运用田野调查以及量化统计方法。再者，各大专院校开始成立相关研究所，各专业学门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律等也开始加入中国研究的行列，使得中国研究成为“显学”。此一时期，台湾的中国研究大量地从“政策研究”转向“学术研究”。
因此，过去数十年来，由于政策的实际需求、文化的亲近性等因素，不论是在学术或政策方面，台湾都累积了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知识与资讯。但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后出现新的变局。一方面，由于中国内部的资讯管控更加严格，对于中国发展情势的判断难度增加；另一方面，原本作为就近观察中国最前线的香港，也因为“反修例”以及港版《国家安全法》通过，使其学术研究与媒体报导空间更加紧缩。因此，台湾的中国研究自然在国际间受到更多重视。
此外，近年来国际间一再传出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地区”（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特别是在俄乌战争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呼声不断。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的中共大规模军演，以及台湾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习近平2022年11月在印尼峇里岛“拜习会”所首次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等，都使得国际间更加关心台海安全，连带也对中共对台政策更为重视。这是台湾中国研究的机会，也是所面临的挑战。
几个值得思考的议题
整体而言，就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平视世界”，以及中共对台政策步步进逼，“软硬兼施、硬得越硬、软得越软”的同时，台湾作为国际中国研究的最前线，虽具有优势，但也必须正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内政研究人才断层
随著“中国因素”对台湾的影响愈大，按理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台湾对中国研究的投入应该更加积极。而实际来看，虽然仍有新进者投入，但人数却明显减少，且在前述两个张力中，多偏向“学术”与“学科”，而少“区域”与“政策”（将于后说明）。
与美国类似，新一代中国研究者多从“比较威权”与“国际关系”看待中国。一方面将中国放在威权体制的发展中进行比较，观察其与其他威权国家的异同；另一方面，则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国际行动者，观察其在国际与区域的多边与双边关系。这两类学术研究虽都有所贡献，但明显少了真正的“中国元素”，对于中国内部各领域的发展缺少深入与整全式的了解，这也导致目前犹如黑箱般的中国内政之研究人才出现世代断裂。
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新血轮上更加明显。以大学相关系所的设置为例，台湾在最颠峰时期，以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业系所包括：政大东亚所、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东华大学大陆所、中山大学大陆所、清华大学社会所中国研究学程、南华大学国际暨大陆学系、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此外，还包括台大与政大的国家发展研究所，亦不少师生投入中国研究。然而，如今多数系所已与其他系所整并（如中山、淡江与文化），有些则是规模大幅缩小，有些甚至是直接消失，此将直接导致相关研究人才的断层。值得一提的是，对岸涉台研究不管是智库或大学，近年来的资源投入均有明显提升，与台湾的状况则形成反差。
中共过度安全化造成研究的困难
延续前述，中国内政研究愈加困难的原因，除了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原本就难以判断的政策议题难度更高，以及过去能用理性与逻辑推导的方法受到更大的局限，似乎都得回到“习近平因素”寻找答案，而偏偏领导人性格是如此捉难以捉摸。
此外，习近平上台后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导下通过诸多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直接导致相关研究讯息受到严重限制。特别是过往不少中国研究学者认识中国大陆所仰赖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几乎不可能。一方面，合作单位与受访者不可能冒政治风险接受访谈；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不少研究者入境中国受到安全调查，而出现严重的“交流安全”问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过往能在大陆做田野调查以及问卷等机会大为缩减。
虽然“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前述的限制下，原本的量化统计研究更加被大量利用，也催生不少学者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在中国研究，如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文字探勘（Text-mining）、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以及实验法（Experiment Research）。但此些研究一方面涉及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无法直接、第一手观察到中国的动态发展，可能形成与中国现实发展有所隔阂的研究成果。质言之，这不只是台湾，而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挑战。
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过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情况下，似乎所有的事都与国家安全相关，因而导致“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without China）、“自外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outside China），也就是由于直接研究的困难加大，不用真正了解中国，只要关心理论问题也能做好中国研究，且干脆不用去中国大陆也能在境外做中国研究。
中共当局也必须了解，这是否对其有利？事实上，这种去脉络化的研究，可能就会忽略中国本身的条件与现实，而将其与理想的理论型态（如民主）做比较，或从道德角度将其视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故在此种条件下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共政权几乎是多所批判。此外，近年来也多次传出中共宣传与安全部门将审查之手伸入国际期刊，要求将对其不利的人权或政治敏感等议题的文章下架，此种“长臂管辖”更加深国际学术界的不满。
资源与研究议题集中在“下游”
若说一个国家中国研究中的特定议题可拆解为三个阶段：中共如何决策（上游）、如何执行（中游）与对该国的影响（下游），在前述中国研究愈加困难，以及国内资源分配与议题关注度的影响下，台湾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往下游集中。以台湾近年来最热门的“认知作战”为例，上游部分涉及中共如何拟定相关作为，宣传系统、网信办、国台办与战略资源部队（今年4月改组为信息支援部队）等党政军部门如何协作与分工；中游部分涉及哪些准官方部门与民间企业的配合执行；下游部分则是这些作战在台湾如何展开与影响。
近年来，此类“认知作战”或“锐实力”（sharp power）的研究非常热门，政府也投入极大的资源。此种“中国因素”对台湾影响以及台湾如何防御中共的假新闻穿透，我们可称之为“防御性的中国研究”，或就严格意义而言，较像是台湾研究。虽然至关重要，但不能忽略了上中游研究的资源投入，毕竟上中游的研究成果更能呈现台湾的中国研究优势，较能提供给予关注相同议题的国家参考。且另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是，此类过度关注“下游”的研究，在国内政治的催化下，极可能出现“万般皆认知作战”以及“寻找在地协力者”的问题。
专业智库与政策研究有待强化
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诸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NRI）等知名智库，不仅在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其研究报告也具全球影响力。智库的功能一方面作为培养政务官的来源，在部分国家，智库往往也扮演培育政策人才、特别是政务官，或成为离任政务官发挥其实务经验的场域，此即政府与智库间人才流通的“旋转门机制”（revolving door mechanism）。另一方面，智库可以明确区隔政策与学术的社群，让一些对政策分析感兴趣的人才“分流”至智库。
就此观察台湾，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方面，如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两岸远景交流基金会等，虽然具有稳定、制度化的政策研析能力，但专职研究人员有限，多扮演汇集、整合相关学者的平台角色。台湾民主基金会则每年出版《中国人权报告》，亦是以各大学教授为撰稿人。而成立不久的国防安全研究院虽有一定的专职研究人员，但以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为主。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内的部分部门虽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仍得花不少气力争取相关政府单位的委托研究计划，形成备多力分的现象。
换言之，关于中国与两岸关系研究仍多仰赖民间的大学学者，但一个明显的现实是，各大学的升等与评鉴标准以“学术表现”为主，不论写多重要的政策分析报告，也不如写“Ｉ级”（指的是SCI、SSCI 与 TSSCI）期刊文章，从而缺少诱因吸引大学人才的投入。近期虽有如台积电等大企业，由于美中竞争、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升高，而希望延聘具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专业，还要能跟上美国和中国政治经济动态的博士人才，但毕竟属单兵作战，仍无法形成专业的团队与部门。就此而言，若台湾能有更多企业与民间投入设置真正中立的民间机构，一方面能吸引新一代学者投入实用性研究，另一方面也可提供政府与企业专业的情势研析，这是极为严肃的国安议题。
结语：为专业与中立的中国研究而努力
在前述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变化中，我们论及，近年来与中国交往政策已成过去，这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的共识，且美国民众对中国负面形象的民调均居高不下。此外，美国安全部门也一再警告中国对美国各领域的渗透，包括学术界，这连带也使得美国中国研究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受到影响。换言之，除了中国这一端的研究环境更加紧缩外，美国内部的学术气氛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限。
就此观察台湾，对中国大陆以及两岸关系的态度，一直是台湾内部政治分歧的焦点或“断层线”，民众认同、政党光谱、媒体的识别都是以此为界，就此而言，台湾的中国研究具有更高的政治性，也影响了学术或政策研究的判断。一般而言，学术、政策议题与政治议题不同的是，具有更大的讨论空间，需要更多专业与中立的讨论。但以台湾目前状况看来，中国与两岸关系研究受到不小程度的政治干扰，往往被导入“亲中与反中”、“统与独”的政治议题，特别是在政策研究层面。
台湾的中国研究具有全球性意义，尤其在香港学术空间紧缩的此时更是如此，但若要作为全世界中国研究重镇，仍有不小改善的空间。除了强化资源的投入外，“实事求是”的中国情势研判同样迫在眉睫，中国研究确实有其专业，一味的批评中共并不能解决问题，更无法提供国际对于中国情势发展的判断。如过去几年来，国际间曾传出多次习近平失势、被政变的可能，甚至传出“习下李（克强）上”，或中国经济问题严重将导致社会混乱等传闻。不仅媒体随之起舞，在官方政策圈亦有呼应的声音，而其结果是习近平权力更加定于一尊，对社会的控制也更加严格，2022年11月底的“白纸运动”也未如“期望”成为另一个“天安门事件”。
值此之时，在国际中国研究“典范转移”之际，台湾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中国研究定位，以及对中国情势研判的价值，因为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同样也是全球的中国研究，我们必须为更加专业的中国研究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