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个教会，两个中国：拜登的“美国优先”与梵蒂岗的“中国梦”有何潜在冲突？

“与人面对面时，我会直视对方的眼睛，让事情自然而然浮现。”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今年接受西班牙主教团电台（Radio Cope）采访时表示。

2021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罗马参加G20高峰会的前夕抵达梵蒂冈，在教宗的书桌前，面对方济各的直视对谈了75分钟，远超过前两任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30分钟，欧巴马（Barack Obama）的52分钟。

根据公开信息，教宗与拜登讨论了保护地球、Covid-19疫情、移民、人权、宗教自由与良心，以及当前的国际局势。

与教廷关系良好的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乔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11月初受访时，刚刚从罗马返回，带回拜登与教宗会晤的第一线观察。他向笔者表示，两人的会谈肯定触及了中国与台湾议题，两岸对峙局势升温，教宗方济各一定是要拜登致力于维持和平。在教宗的凝视下，浮现的事实是梵、美的对中立场虽仍有歧异，但拜登政府会试图“求同存异”，不会像川普政府强压梵蒂冈遵循美国路线。

然而，拜登会见教宗方济各前一周，义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资深记者法兰可（Massimo Franco）发出报导，指出习近平与拜登都在施压梵蒂冈选边站，并指有匿名教廷高层首次陈述中、梵以及对台关系的框架：“中国希望我们与台湾断交，并承诺与我们建立关系；但我们总是答复，必须先允许我们在首都设立使馆，之后再重新审视我们与台北政府的关系。”

北京真的想与梵蒂冈建交吗？

《晚邮报》的报导一出，台湾铭传大学新闻系主任孔令信撰文表示，北京主动抛出建交条件，“显示北京开始要玩教廷这张牌了。”退休大使徐勉生则担忧，当教廷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完全取决于北京的态度，近来台湾政府故意激怒中共，不是聪明睿智之举。面对“被断交”的争论，台湾外交部则重申与教廷“邦谊稳固”。

八十年前，教廷驻华公使馆（Inter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在两岸三地辗转流浪，最后才落脚台湾。在国共内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乱局中，梵蒂冈在1942年与迁都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建交，教廷首任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在1946年底到任，公使馆设在国府的首都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天主教政策急转直下，并在1951年把“美帝分子”黎培里驱逐出境，暂时栖身香港。教廷于1952年承认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黎培里抵台，教廷驻华公使馆播迁台北，并在1966年升格为教廷驻华大使馆（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代表一个中国。

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最后一个邦交国，在仅存15个邦交国里也最具国际政治份量，当教廷与北京的关系改善，《晚邮报》的报导再次勾起台湾“被断交”的阴影。但实情是，梵蒂冈目前无意与台湾断交，北京也无心与梵蒂冈建交。

乔瓦尤里熟悉中、梵对话过程，他主办的多场研讨会，参与者包括教廷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与中国主教。他表示，当前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中、美关系势如水火，教廷不会在此刻火上添油考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教廷明白，在两岸问题无解之际，最好是“维持现状”，以拖待变。他强调，“更重要的是，梵蒂冈与北京在2015年重启对话时，双方都同意搁置外交的相关争论，聚焦在主教任命等教务议题。”新冠肺炎疫情去年初在武汉爆发以来，中、梵的对话管道保持通畅，但已经将近两年没有面对面会谈，更不可能触及建交议题。

主笔《晚邮报》那篇争议报道的记者法兰可也向笔者澄清，近来北京并未要求教廷与台湾断交，报导中的教廷高层说法，是在陈述过去提出的要求。他进一步表示，“目前北京没有建交的意愿，中共党内有人反对朝向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向迈进，他们还没准备好。教廷高层最近这番谈话的重点在于，眼看与北京建交遥遥无期，先开出条件。”

北京要求梵蒂冈与台湾断交已经是四十多年的旧闻，波兰出身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1980年代与中国重新接触，当时北京就设下对话前提：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不干涉中国天主教内部，尤其是有关主教任命的事务。数十年来，教廷也研析了一旦“驻华大使馆”从台北迁往北京，维系对台关系的各种方案，其中最有可能的方式是由宗座代表派驻台北。宗座代表犹如教宗的私人代表，不具外交意涵，美国与梵蒂冈在1984年建交前，也是由宗座代表派驻华盛顿。

经过国共内战与冷战的拉扯，中梵关系至今仍是个脆弱的伤口，一有风吹草动，还会触动台海两岸的敏感神经。从教宗方济各还在阿根廷担任主教时，就与他熟识的宗座信仰通讯社（Fides）资深编辑瓦伦特（Gianni Valente）告诉笔者，“不只美国及其盟友利用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当作地缘政治的操纵杠杆，中国也是，例如江泽民在1999年明白要求教廷与台湾断交。最大的矛盾是，在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仍旧没有关门，是因为北京谜样的权力盘算，使得中共对与教廷建立长久关系非常犹豫。”

九十年代，江泽民急于利用与教廷建交来打击台湾，但没有认清教廷的宗教意涵将触及中共控制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轮的建交热最终沦为梵蒂冈与中国相互指责，继而告吹。胡锦涛掌权后，中、梵重启对话，在2009年几乎要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教廷加码要求建交，但只想达到打击台湾的效果，而不愿向教廷让步的北京拒绝了。

天主教在19世纪随西方列强来到中国积极传教。逃离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曾担忧教宗对天主教徒的影响力会干涉美国内政，中国同样有“多一个天主教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疑虑；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曾批评梵蒂冈煽动教会反对新中国。从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以来，教廷多次表达希望在北京设立办公室，模式类似现在设在香港的办公室，不具外交意涵，只为方便教宗的代表与主教、神职人员与教徒沟通。瓦伦特说，“即使只是这样，北京都不回应，更遑论开设（有外交意涵的）使馆了。”

中、梵关系的新闻在于北京搁置了自己设下的前提，与教廷展开对话，并商讨棘手的主教任命问题。

天主教会的组织层级严明，主教与教区犹如牧人与羊群，教宗握有任命主教的首席权以维持教会的合一共融。中共在1958年开始自选自圣主教，梵蒂冈非常担忧中国教会走上裂教。经过一连串对话重启与中断的过程，中、梵在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至今双方共同任命了6名新主教。乔瓦尤里对笔者表示：“主教任命协议是教廷努力了四十多年才得到的一点点成果，虽然只是迈出一小步，但这是天主教会史上关键的一步。2018年，教廷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签署了协议，将会牢牢抱住不放。”

拜登政府逐渐了解这份协议是为了处理宗教问题，但签署的时机不佳，中国近年来的宗教自由恶化，铁腕箝制香港与新疆，对台湾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不过，拜登认清了，要求梵蒂冈放弃这份协议是不切实际，将避免梵、美关系因这个议题横生枝节。

一些反对者批评，这份协议让教廷落入北京的圈套，乔瓦尤里并不同意。“中、梵谈判了几十年，他们彼此很熟悉对方的主张。顶多可以说，梵蒂冈以为这是开始解决教务问题的一小步，但没有预估到政治效应如此大。”乔瓦尤里接著分析，“另一方面，北京可能也轻忽了这个协议的意涵，让教宗介入了内部事务，这是中国在主权上的让步。在今天的情势下，习近平不会签的。”

美梵对“两个中国”各有盘算

从川普执政以来，美、中关系急转直下，越来越多人将剑拔弩张的情况比拟为两极对峙的“新冷战”。川普对社会议题的保守立场没有博得教宗方济各的好感，两人反而在移民问题上针锋相对。川普的国务卿庞佩欧（Mike Pompeo）去年9月在美国保守派的天主教刊物《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发表文章，指称梵蒂冈若与北京续约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面临道德危机。庞佩欧并到罗马公开施压，介入教廷决策的粗率手法让梵、美关系陷入冰点。

身为美国第二个天主教徒总统，拜登毫不掩饰他的信仰，与教宗方济各会晤的时间长且气氛融洽，他紧接著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的陪同下，与教廷国务卿帕洛林、外交部长盖拉格（Paul Gallagher）又会谈一小时，试图让梵蒂冈与美国的关系融冰，在众多议题上“求同存异”。

乔瓦尤里认为，“新冷战”这种简化的叙事未能反映实际的局势，却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决策。“我不认为世界进入新冷战，也不认同是文明的冲突。关键在于，西方称霸全球的时代已然结束，必须摸索与其他势力共存的模式。冷战时期的苏联与美国誓不两立几乎没有往来，现在中、美关系犬牙交错相互依赖，情势更加复杂。”

在多极体系下，寻找均衡点的过程更加艰难漫长，野心勃勃的中国似乎有意打造新的中原帝国，领导新的国际秩序。被疫情耽搁一年多的G20高峰会今年10月底终于在罗马面对面举行，应对气候变迁的Cop26紧接著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展开，国际社会开始凝聚共识并形塑新多边主义。习近平若要挑战美国，理应出场主导议题。乔瓦尤里说，“但他都缺席了，反而让中国转向自我封锁，显示中国没准备好成为世界的霸主。”

大国博弈的气氛浓烈，但一些全球议题需要各国共同面对，所以拜登希望拉拢掌管世界各地十三亿天主教徒的教宗。拜登与教宗方济各在气候变迁与移民议题的观点趋同，但两人的对中立场依旧分歧：两人都在推动“重返亚洲”，但梵蒂冈为了福传将继续与中国对话，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则选择与中国对峙。

当然，双方都很难回避位处博弈核心的台湾。根据《晚邮报》，梵蒂冈要求“先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再处理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两个中国”路线呼之欲出。梵蒂冈没有道破，但正以暧昧的态度走在这条路上，现在一手与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另一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教廷国务卿帕洛林在乔瓦尤里编纂的论文集《圣座与中国》（L’Accordo tra Santa Sede e Cina）的前言指出：“这份法律契约的形成，说明对话涉及两个独立的主权实体。”

“梵、美的‘一中政策’不一样，但同样都是暧昧不明的，值得探索的是，怎样在这两种模糊策略间找到平衡点。无论如何，在局势紧绷之际，保持模糊和留下回旋空间是必要的。一旦过度明确，把对手逼到无路可退的墙角，情势会变得非常危险。”在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任教，著有《拜登与天主教在美国》（Joe Biden and Catholicism in United States）一书的法乔礼（Massimo Faggioli）向笔者解释。

梵蒂冈与美国都奉行“一中政策”但“一中各表”，前者承认的是中华民国，后者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教廷逐渐淡化双方外交关系，在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仅派驻代办，没有大使；2009年起，教廷的官方文件更避免使用强调台湾主权或独立的字眼。另一方面，与中华民国没有邦交的美国，近来则是一再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拜登与教宗方济各的互动友好，可是，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将持续对梵、美带来张力，只是目前彼此都不希望这些问题赤裸裸摊在阳光下。双方努力在一些重要国际议题合作建立默契，但若即若离，很难回到过去的坚定盟友关系。

天主教徒拜登的“美国优先”政策，跟教廷有潜在冲突

冷战期间，反对无神论的梵蒂冈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起对抗苏联与东欧的共产政权。1980年代在若望保禄二世与雷根执政时期，双方关系紧密度达到巅峰，美国形容当时的梵、美关系犹如“神圣联盟”。不过，反共的若望保禄二世没有随著美国起舞，他希望结束共产党在波兰的统治，但要的是和平演变；当美国动作太激烈，可能引爆战争时，他会踩下煞车纾缓局势。值得注意的是，若望保禄二世虽然反共，但也是他开启了教廷与中共对话的路线。

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神圣联盟”土崩瓦解。若望保禄二世认为，虽然许多阿拉伯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还是要与穆斯林对话，大声疾呼战争无法解决问题。他专程派往华盛顿的特使质问小布希：“你明白在占领伊拉克之后会导致怎样的局势吗？”结果证明，伊斯兰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争斗更激烈，当地基督徒的处境更艰难，中东持续动荡不安。

“神圣联盟”的分歧早在1989年露出端倪，随著柏林围墙倒下，共同的敌人──苏联瓦解，梵、美对全球局势解读愈发南辕北辙。乔瓦尤里说，“华盛顿认为全球进入美国独霸的单极体系，但梵蒂冈认为多极体系正在形成。”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立即投入波湾战争，对外政策转向侧重国防武力，减少外交斡旋，也让梵蒂冈心生疑虑。今年夏天的阿富汗撤兵更令人反省美国模式的局限－－占领了二十年却无法建立稳定与秩序，留下残局给最初想要击败的敌人。现时阿富汗人除面临塔利班压迫，还同时受经济崩溃和饥饿等人道危机威胁。

美国与梵蒂冈的核心差异在于不一样的世界观。法乔礼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川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思维，这在阿富汗撤兵与对中政策相当明显。“美国似乎要转向，但转向哪里并不清晰；我们也不确定，美国是否有天会放弃在世界各地的参与。相较之下，梵蒂冈已经决定减少天主教的西方色彩。”

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说过：“认为基督文明属于西方的认知已经没有意义了，当前的问题是，基督文明有没有自我再生的能力？”教宗要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普世教会，在他的任命下，亚洲与非洲主教的比例逐步攀升，翻转了固有的核心与边陲视野。拜登的世界观像是停留在上个世纪，教宗方济各则大步迈向未来，梵蒂冈与美国仿佛渐行渐远。

地缘政治形势险恶，梵蒂冈还有谈判力吗？

纵使中国的帝国建构尚未成气候，而美国也在淡化与中国形成新冷战格局的说法，但美、中的大国竞争无可避免。梵蒂冈在两强相争之间，像走钢索般保持政策自主。拜登与教宗方济各互动良好，双方关系不像川普时期紧绷，但在对中议题上，教廷的转圜空间依旧逼仄。此外，拜登可能是美国政治上的短暂过渡，川普即使不再竞选总统，但川普主义依旧弥漫著美国。

瓦伦特说，“虽然换上了拜登，但追根究柢，仍是新保守主义者掌控美国政策的走向。当美国在世界各地拉帮结派组成反中联盟，决心让天主教会去西方化的教宗方济各很容易成为攻击对象。”光是与北京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教宗已经面临“绥靖”、“叩头”、“出卖地下信徒”的批评声浪。

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更擅长打宗教自由与人权牌，当宣传战开打时，梵蒂冈的处境相当为难。不过，美国一向把宗教自由当作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并非一视同仁推动。在竭力抨击中国的宗教迫害之际，美国为拉拢印度，对莫迪（Narendra Modi）推动印度教为国教，压迫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沙乌地阿拉伯的人权问题也鲜少置喙。

冷战方酣之际，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曾经在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时，在肯尼迪与赫鲁雪夫之间扮演和事佬。事隔六十年，国际局势再度紧绷，梵蒂冈期望能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可是天主教会身陷恋童、性侵丑闻，教宗方济各的教务改革也遇到重重阻碍，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力道受限。

梵蒂冈缺乏军事力量也没有经贸工具，但仍努力地创造协调地缘政治角力的筹码。法乔礼说，“虽然教会内部分歧非常多，但教宗方济各透过主教任命，把教会的势力延伸到过去没有触及的地方，例如缅甸，并在爆发冲突时发挥协调的功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会晤教宗时，也提及了梵蒂冈在黎巴嫩、叙利亚、衣索匹亚与委内瑞拉默默化解纷争的贡献。

梵蒂冈利用罗马的G20高峰会运筹帷幄。除了拜登，韩国总统文在寅、印度总理莫迪也在教宗的书桌前面对方济各的直视。文在寅希望促成教宗方济各访问朝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祈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正式发出邀请函仍是未知数，但被形容是教廷平行外交机构的圣艾智德团体（Community of Sant’Egidio）在2018年以人道援助前往朝鲜，并会晤政府高层，埋下对话的种子。

基督徒在印度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莫迪也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印度。触及朝鲜半岛与印度半岛，教宗方济各的“印太政策”有了著力点。中国也捎来消息，仿照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2008年祝福北京奥运的模式，希望教宗方济各为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祈福，梵蒂冈亦趁机要求中共必须处理河北公安逮捕河南新乡地下主教张维柱与教徒的问题。

在强权争霸，和平岌岌可危的时代，教宗方济各布下了自己的棋子，致力在全球的大棋局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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