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個教會，兩個中國：拜登的「美國優先」與梵蒂崗的「中國夢」有何潛在衝突？

「與人面對面時，我會直視對方的眼睛，讓事情自然而然浮現。」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今年接受西班牙主教團電台（Radio Cope）採訪時表示。

2021年10月29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羅馬參加G20高峰會的前夕抵達梵蒂岡，在教宗的書桌前，面對方濟各的直視對談了75分鐘，遠超過前兩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30分鐘，歐巴馬（Barack Obama）的52分鐘。

根據公開資訊，教宗與拜登討論了保護地球、Covid-19疫情、移民、人權、宗教自由與良心，以及當前的國際局勢。

與教廷關係良好的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教授喬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11月初受訪時，剛剛從羅馬返回，帶回拜登與教宗會晤的第一線觀察。他向筆者表示，兩人的會談肯定觸及了中國與台灣議題，兩岸對峙局勢升溫，教宗方濟各一定是要拜登致力於維持和平。在教宗的凝視下，浮現的事實是梵、美的對中立場雖仍有歧異，但拜登政府會試圖「求同存異」，不會像川普政府強壓梵蒂岡遵循美國路線。

然而，拜登會見教宗方濟各前一週，義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資深記者法蘭可（Massimo Franco）發出報導，指出習近平與拜登都在施壓梵蒂岡選邊站，並指有匿名教廷高層首次陳述中、梵以及對台關係的框架：「中國希望我們與台灣斷交，並承諾與我們建立關係；但我們總是答覆，必須先允許我們在首都設立使館，之後再重新審視我們與台北政府的關係。」

北京真的想與梵蒂岡建交嗎？

《晚郵報》的報導一出，台灣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撰文表示，北京主動拋出建交條件，「顯示北京開始要玩教廷這張牌了。」退休大使徐勉生則擔憂，當教廷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完全取決於北京的態度，近來台灣政府故意激怒中共，不是聰明睿智之舉。面對「被斷交」的爭論，台灣外交部則重申與教廷「邦誼穩固」。

八十年前，教廷駐華公使館（Inter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在兩岸三地輾轉流浪，最後才落腳台灣。在國共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亂局中，梵蒂岡在1942年與遷都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建交，教廷首任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在1946年底到任，公使館設在國府的首都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後的天主教政策急轉直下，並在1951年把「美帝分子」黎培里驅逐出境，暫時棲身香港。教廷於1952年承認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黎培里抵台，教廷駐華公使館播遷台北，並在1966年升格為教廷駐華大使館（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代表一個中國。

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的最後一個邦交國，在僅存15個邦交國裡也最具國際政治份量，當教廷與北京的關係改善，《晚郵報》的報導再次勾起台灣「被斷交」的陰影。但實情是，梵蒂岡目前無意與台灣斷交，北京也無心與梵蒂岡建交。

喬瓦尤里熟悉中、梵對話過程，他主辦的多場研討會，參與者包括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與中國主教。他表示，當前國際局勢詭譎多變，中、美關係勢如水火，教廷不會在此刻火上添油考慮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教廷明白，在兩岸問題無解之際，最好是「維持現狀」，以拖待變。他強調，「更重要的是，梵蒂岡與北京在2015年重啟對話時，雙方都同意擱置外交的相關爭論，聚焦在主教任命等教務議題。」新冠肺炎疫情去年初在武漢爆發以來，中、梵的對話管道保持通暢，但已經將近兩年沒有面對面會談，更不可能觸及建交議題。

主筆《晚郵報》那篇爭議報道的記者法蘭可也向筆者澄清，近來北京並未要求教廷與台灣斷交，報導中的教廷高層說法，是在陳述過去提出的要求。他進一步表示，「目前北京沒有建交的意願，中共黨內有人反對朝向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的方向邁進，他們還沒準備好。教廷高層最近這番談話的重點在於，眼看與北京建交遙遙無期，先開出條件。」

北京要求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已經是四十多年的舊聞，波蘭出身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1980年代與中國重新接觸，當時北京就設下對話前提：與台灣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不干涉中國天主教內部，尤其是有關主教任命的事務。數十年來，教廷也研析了一旦「駐華大使館」從台北遷往北京，維繫對台關係的各種方案，其中最有可能的方式是由宗座代表派駐台北。宗座代表猶如教宗的私人代表，不具外交意涵，美國與梵蒂岡在1984年建交前，也是由宗座代表派駐華盛頓。

經過國共內戰與冷戰的拉扯，中梵關係至今仍是個脆弱的傷口，一有風吹草動，還會觸動台海兩岸的敏感神經。從教宗方濟各還在阿根廷擔任主教時，就與他熟識的宗座信仰通訊社（Fides）資深編輯瓦倫特（Gianni Valente）告訴筆者，「不只美國及其盟友利用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當作地緣政治的操縱槓桿，中國也是，例如江澤民在1999年明白要求教廷與台灣斷交。最大的矛盾是，在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仍舊沒有關門，是因為北京謎樣的權力盤算，使得中共對與教廷建立長久關係非常猶豫。」

九十年代，江澤民急於利用與教廷建交來打擊台灣，但沒有認清教廷的宗教意涵將觸及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核心。這一輪的建交熱最終淪為梵蒂岡與中國相互指責，繼而告吹。胡錦濤掌權後，中、梵重啟對話，在2009年幾乎要達成主教任命協議。教廷加碼要求建交，但只想達到打擊台灣的效果，而不願向教廷讓步的北京拒絕了。

天主教在19世紀隨西方列強來到中國積極傳教。逃離歐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曾擔憂教宗對天主教徒的影響力會干涉美國內政，中國同樣有「多一個天主教徒，就少一個中國人」的疑慮；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就曾批評梵蒂岡煽動教會反對新中國。從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以來，教廷多次表達希望在北京設立辦公室，模式類似現在設在香港的辦公室，不具外交意涵，只為方便教宗的代表與主教、神職人員與教徒溝通。瓦倫特說，「即使只是這樣，北京都不回應，更遑論開設（有外交意涵的）使館了。」

中、梵關係的新聞在於北京擱置了自己設下的前提，與教廷展開對話，並商討棘手的主教任命問題。

天主教會的組織層級嚴明，主教與教區猶如牧人與羊群，教宗握有任命主教的首席權以維持教會的合一共融。中共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主教，梵蒂岡非常擔憂中國教會走上裂教。經過一連串對話重啟與中斷的過程，中、梵在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至今雙方共同任命了6名新主教。喬瓦尤里對筆者表示：「主教任命協議是教廷努力了四十多年才得到的一點點成果，雖然只是邁出一小步，但這是天主教會史上關鍵的一步。2018年，教廷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簽署了協議，將會牢牢抱住不放。」

拜登政府逐漸了解這份協議是為了處理宗教問題，但簽署的時機不佳，中國近年來的宗教自由惡化，鐵腕箝制香港與新疆，對台灣的壓力也與日俱增。不過，拜登認清了，要求梵蒂岡放棄這份協議是不切實際，將避免梵、美關係因這個議題橫生枝節。

一些反對者批評，這份協議讓教廷落入北京的圈套，喬瓦尤里並不同意。「中、梵談判了幾十年，他們彼此很熟悉對方的主張。頂多可以說，梵蒂岡以為這是開始解決教務問題的一小步，但沒有預估到政治效應如此大。」喬瓦尤里接著分析，「另一方面，北京可能也輕忽了這個協議的意涵，讓教宗介入了內部事務，這是中國在主權上的讓步。在今天的情勢下，習近平不會簽的。」

美梵對「兩個中國」各有盤算

從川普執政以來，美、中關係急轉直下，越來越多人將劍拔弩張的情況比擬為兩極對峙的「新冷戰」。川普對社會議題的保守立場沒有博得教宗方濟各的好感，兩人反而在移民問題上針鋒相對。川普的國務卿龐佩歐（Mike Pompeo）去年9月在美國保守派的天主教刊物《首要事務》（First Things）發表文章，指稱梵蒂岡若與北京續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將面臨道德危機。龐佩歐並到羅馬公開施壓，介入教廷決策的粗率手法讓梵、美關係陷入冰點。

身為美國第二個天主教徒總統，拜登毫不掩飾他的信仰，與教宗方濟各會晤的時間長且氣氛融洽，他緊接著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的陪同下，與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外交部長蓋拉格（Paul Gallagher）又會談一小時，試圖讓梵蒂岡與美國的關係融冰，在眾多議題上「求同存異」。

喬瓦尤里認為，「新冷戰」這種簡化的敘事未能反映實際的局勢，卻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決策。「我不認為世界進入新冷戰，也不認同是文明的衝突。關鍵在於，西方稱霸全球的時代已然結束，必須摸索與其他勢力共存的模式。冷戰時期的蘇聯與美國誓不兩立幾乎沒有往來，現在中、美關係犬牙交錯相互依賴，情勢更加複雜。」

在多極體系下，尋找均衡點的過程更加艱難漫長，野心勃勃的中國似乎有意打造新的中原帝國，領導新的國際秩序。被疫情耽擱一年多的G20高峰會今年10月底終於在羅馬面對面舉行，應對氣候變遷的Cop26緊接著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展開，國際社會開始凝聚共識並形塑新多邊主義。習近平若要挑戰美國，理應出場主導議題。喬瓦尤里說，「但他都缺席了，反而讓中國轉向自我封鎖，顯示中國沒準備好成為世界的霸主。」

大國博弈的氣氛濃烈，但一些全球議題需要各國共同面對，所以拜登希望拉攏掌管世界各地十三億天主教徒的教宗。拜登與教宗方濟各在氣候變遷與移民議題的觀點趨同，但兩人的對中立場依舊分歧：兩人都在推動「重返亞洲」，但梵蒂岡為了福傳將繼續與中國對話，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則選擇與中國對峙。

當然，雙方都很難迴避位處博弈核心的台灣。根據《晚郵報》，梵蒂岡要求「先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再處理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兩個中國」路線呼之欲出。梵蒂岡沒有道破，但正以曖昧的態度走在這條路上，現在一手與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建交，另一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主教任命協議，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在喬瓦尤里編纂的論文集《聖座與中國》（L’Accordo tra Santa Sede e Cina）的前言指出：「這份法律契約的形成，說明對話涉及兩個獨立的主權實體。」

「梵、美的『一中政策』不一樣，但同樣都是曖昧不明的，值得探索的是，怎樣在這兩種模糊策略間找到平衡點。無論如何，在局勢緊繃之際，保持模糊和留下迴旋空間是必要的。一旦過度明確，把對手逼到無路可退的牆角，情勢會變得非常危險。」在美國天主教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任教，著有《拜登與天主教在美國》（Joe Biden and Catholicism in United States）一書的法喬禮（Massimo Faggioli）向筆者解釋。

梵蒂岡與美國都奉行「一中政策」但「一中各表」，前者承認的是中華民國，後者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教廷逐漸淡化雙方外交關係，在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僅派駐代辦，沒有大使；2009年起，教廷的官方文件更避免使用強調台灣主權或獨立的字眼。另一方面，與中華民國沒有邦交的美國，近來則是一再提升與台灣的實質關係。

拜登與教宗方濟各的互動友好，可是，對中國的不同看法將持續對梵、美帶來張力，只是目前彼此都不希望這些問題赤裸裸攤在陽光下。雙方努力在一些重要國際議題合作建立默契，但若即若離，很難回到過去的堅定盟友關係。

天主教徒拜登的「美國優先」政策，跟教廷有潛在衝突

冷戰期間，反對無神論的梵蒂岡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起對抗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權。1980年代在若望保祿二世與雷根執政時期，雙方關係緊密度達到巔峰，美國形容當時的梵、美關係猶如「神聖聯盟」。不過，反共的若望保祿二世沒有隨著美國起舞，他希望結束共產黨在波蘭的統治，但要的是和平演變；當美國動作太激烈，可能引爆戰爭時，他會踩下煞車紓緩局勢。值得注意的是，若望保祿二世雖然反共，但也是他開啟了教廷與中共對話的路線。

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神聖聯盟」土崩瓦解。若望保祿二世認為，雖然許多阿拉伯國家實行獨裁統治，但還是要與穆斯林對話，大聲疾呼戰爭無法解決問題。他專程派往華盛頓的特使質問小布希：「你明白在佔領伊拉克之後會導致怎樣的局勢嗎？」結果證明，伊斯蘭內部的遜尼派與什葉派爭鬥更激烈，當地基督徒的處境更艱難，中東持續動盪不安。

「神聖聯盟」的分歧早在1989年露出端倪，隨著柏林圍牆倒下，共同的敵人──蘇聯瓦解，梵、美對全球局勢解讀愈發南轅北轍。喬瓦尤里說，「華盛頓認為全球進入美國獨霸的單極體系，但梵蒂岡認為多極體系正在形成。」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立即投入波灣戰爭，對外政策轉向側重國防武力，減少外交斡旋，也讓梵蒂岡心生疑慮。今年夏天的阿富汗撤兵更令人反省美國模式的侷限－－佔領了二十年卻無法建立穩定與秩序，留下殘局給最初想要擊敗的敵人。現時阿富汗人除面臨塔利班壓迫，還同時受經濟崩潰和飢餓等人道危機威脅。

美國與梵蒂岡的核心差異在於不一樣的世界觀。法喬禮分析，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沿襲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思維，這在阿富汗撤兵與對中政策相當明顯。「美國似乎要轉向，但轉向哪裡並不清晰；我們也不確定，美國是否有天會放棄在世界各地的參與。相較之下，梵蒂岡已經決定減少天主教的西方色彩。」

教宗方濟各在2018年說過：「認為基督文明屬於西方的認知已經沒有意義了，當前的問題是，基督文明有沒有自我再生的能力？」教宗要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普世教會，在他的任命下，亞洲與非洲主教的比例逐步攀升，翻轉了固有的核心與邊陲視野。拜登的世界觀像是停留在上個世紀，教宗方濟各則大步邁向未來，梵蒂岡與美國彷彿漸行漸遠。

地緣政治形勢險惡，梵蒂岡還有談判力嗎？

縱使中國的帝國建構尚未成氣候，而美國也在淡化與中國形成新冷戰格局的說法，但美、中的大國競爭無可避免。梵蒂岡在兩強相爭之間，像走鋼索般保持政策自主。拜登與教宗方濟各互動良好，雙方關係不像川普時期緊繃，但在對中議題上，教廷的轉圜空間依舊逼仄。此外，拜登可能是美國政治上的短暫過渡，川普即使不再競選總統，但川普主義依舊瀰漫著美國。

瓦倫特說，「雖然換上了拜登，但追根究柢，仍是新保守主義者掌控美國政策的走向。當美國在世界各地拉幫結派組成反中聯盟，決心讓天主教會去西方化的教宗方濟各很容易成為攻擊對象。」光是與北京簽署主教任命協議，教宗已經面臨「綏靖」、「叩頭」、「出賣地下信徒」的批評聲浪。

拜登所屬的民主黨更擅長打宗教自由與人權牌，當宣傳戰開打時，梵蒂岡的處境相當為難。不過，美國一向把宗教自由當作地緣政治的戰略工具，並非一視同仁推動。在竭力抨擊中國的宗教迫害之際，美國為拉攏印度，對莫迪（Narendra Modi）推動印度教為國教，壓迫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權問題也鮮少置喙。

冷戰方酣之際，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曾經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時，在甘迺迪與赫魯雪夫之間扮演和事佬。事隔六十年，國際局勢再度緊繃，梵蒂岡期望能為世界和平貢獻力量，可是天主教會身陷戀童、性侵醜聞，教宗方濟各的教務改革也遇到重重阻礙，在國際上縱橫捭闔的力道受限。

梵蒂岡缺乏軍事力量也沒有經貿工具，但仍努力地創造協調地緣政治角力的籌碼。法喬禮說，「雖然教會內部分歧非常多，但教宗方濟各透過主教任命，把教會的勢力延伸到過去沒有觸及的地方，例如緬甸，並在爆發衝突時發揮協調的功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會晤教宗時，也提及了梵蒂岡在黎巴嫩、敘利亞、衣索匹亞與委內瑞拉默默化解紛爭的貢獻。

梵蒂岡利用羅馬的G20高峰會運籌帷幄。除了拜登，南韓總統文在寅、印度總理莫迪也在教宗的書桌前面對方濟各的直視。文在寅希望促成教宗方濟各訪問北韓，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祈禱。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是否正式發出邀請函仍是未知數，但被形容是教廷平行外交機構的聖艾智德團體（Community of Sant’Egidio）在2018年以人道援助前往北韓，並會晤政府高層，埋下對話的種子。

基督徒在印度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但莫迪也邀請教宗方濟各訪問印度。觸及朝鮮半島與印度半島，教宗方濟各的「印太政策」有了著力點。中國也捎來消息，仿照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2008年祝福北京奧運的模式，希望教宗方濟各為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祈福，梵蒂岡亦趁機要求中共必須處理河北公安逮捕河南新鄉地下主教張維柱與教徒的問題。

在強權爭霸，和平岌岌可危的時代，教宗方濟各布下了自己的棋子，致力在全球的大棋局爭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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