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的漫长阴影：以色列的战略困境与战后加沙的重建难题

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起对南部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已过去六周。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也已经持续三周。

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造成超过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并有超过240人被劫持为人质。以色列仍在进行中的空中与地面反击，则造成超过12000名加沙居民死亡，近100万加沙北部居民流离失所，整个加沙区域面临医疗、食物、基础生活材料短缺的严重困难。

截至11月21日，以色列官方宣布已经基本结束在加沙北部的作战，地面攻势下一阶段的重点将可能扩散到南部，以实现摧毁哈马斯军事、政治、统治能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哈马斯领导层也宣布，交战双方有望达成为期五天的停火协议。哈马斯将分批次释放部分以色列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部分在押的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并允许更多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地区。

各种信息和迹象表明，哈马斯在外部的主要赞助人与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并无意冒着与美国直接冲突的风险在现阶段扩大或升级冲突。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前景，但是震惊世界的加沙战争似乎已经准备进入相对平静的间隙。

被击碎的以色列战略图景

即便在这次对加沙的大规模进攻之前，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精英已充分理解，为了铲除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采取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占领、反叛乱作战的成本收益很可能得不偿失。

这就让“战后加沙”走向何方这一棘手问题再一次浮上水面，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从现实角度出发，目前摆在以色列、美国、海湾各个国家、巴勒斯坦人面前的潜在选项都不太理想。要理解这一困境，首先需要返回去看以色列2005年单方面撤退出加沙后所采取的战略选择的理由与局限性；其次，才能理解10月7号的袭击是如何把以色列的战略逼入了“迫移”（Zugzwang）的局面——棋手的每一个潜在落著都是坏棋，然而执意不落子又不可能。

以美国为中心的观察家和政治家习惯以“9/11”甚至“珍珠港”来类比10月7日的大规模袭击对以色列的意义。他们自然也习惯性地以“后911”美国的反恐战略来分析类比以色列战略选择的得失。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时直接提醒美国在911之后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和反应“犯了错误”，希望以色列可以避免美国走过的弯路。

从以色列视角出发，更为直接、恰切的类比和例子则就在眼前。那就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2005年，强硬派以色列总理沙龙选择单方面结束对加沙占领，拆除犹太定居点并撤退回以色列边境（但是保留对加沙领海、领空、陆地关口的全面控制），是出于理性的政治计算而非什么单方面的善意。作为利库德集团贝京内阁的国防部长，沙龙是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第一手策划与执行人。以色列在当时的战略目标同样是驱逐盘踞在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巴解组织，斩除巴解武装派系对以色列北部越境安全威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以色列试图在贝鲁特实现政权更迭，并在黎巴嫩南部扶植亲以的基督教民兵派系，以作为缓冲。黎巴嫩战争造成大量基础设施破坏与平民伤亡，特拉维夫的盟友在难民营实施了大屠杀。美国总统里根作为以色列最强大和坚定的盟友最终都施加压力让其停止军事行动。在造成如惨痛的人命与财产损失之后，以色列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贝鲁特没能成为特拉维夫的傀儡，巴解组织尽管确实离开了黎巴嫩，但另一个更加强大、激进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则在伊朗的支持下生根发芽，成为南黎巴嫩事实上的统治者与黎巴嫩政治的重量级参与者。

以色列如今面临的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就是来自黎巴嫩强大的军事力量。10月7日后动员的超过36万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力量中，大部分都被派驻到北部边境以实现对真主党以及伊朗的震慑，应对潜在可能的南北两条战线的战争。

即便在这次对加沙的大规模进攻之前，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精英已充分理解，为了铲除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采取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占领、反叛乱作战的成本收益很可能得不偿失。在耗费大量资源、生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道德指责之后，所收获的甚至是更加强大和坚定的对手。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血腥、短暂，却同样徒劳无功的战争更是坚定了这个判断。哈马斯对加沙的占领和统治，以及时不时的火箭弹袭击与恐怖活动尽管绝不是什么愉快体验，但比起潜在的“其他选择”，以色列政府判断这是个可以忍受、控制的局面。

以色列的战略规划者染上了一层愈发膨胀的犬儒主义与傲慢之罪：一方面不再相信巴以问题最终的正面解决仍有希望，另一方面却相信这种“没有希望”无非是个可以控制与无限拖延的“安全问题”。

在10月7日的惨剧发生之前，特拉维夫通过三种相对“低成本”的手段来将哈马斯的安全威胁控制在有限程度。第一种手段是“拒止”（deterrence by denial）。以色列通过不断的定点袭击轰炸和偶尔的地面特种作战来不断“降级”（degrade）哈马斯的军事威胁能力与政治军事领导层。并通过“铁穹系统”（Iron Dome）来有效拦截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

第二种手段是“惩戒”（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如果拒止仍然不能阻止哈马斯的袭击对以色列造成损失，那么以色列的反击往往会对哈马斯（以及连带的，加沙民众）造成超比例的伤害。这种战略容易被误解为单纯的“报复”。但是，针对自身受到的袭击会“给对手带来不可接受成本的反击”的可信威胁，是最基本的威慑/遏止策略，也是当代所有国家战略核力量的基石——这一逻辑对于常规安全环境来说，也同样适用。

以色列的第三种“法宝”则是配合大棒的“胡萝卜”威慑理论指出，如果威慑要起作用，则你必须同时也给对手提供“另一种选择”。以色列的做法就是通过提供经济机会与放开有限的人员与物资流动来换取哈马斯对暴力冲突的控制。以色列的战略规划家认为，当哈马斯有了更多经济、政治的资源在手，他们会更在意统治与治理，也会更在乎自己可能会失去自己获得的一切，这会给以色列提供更多机会影响哈马斯的行为模式。

这两根大棒加一根胡萝卜的“不是战略的战略”至少在过去的15年间卓有成效。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混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平静”局面让以色列、美国、乃至阿拉伯国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走向中东战略图景的后台，可以在他们的战略规划与计算中充当背景板的角色。

这一战略心态集中反映在川普内阁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目前很可能已经胎死腹中的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协议。沙龙之后到内塔尼亚胡的历届以色列政府都不再为认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做出任何战略层面的努力与思考。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的创伤经历，叠加以色列安全体制的出色发挥，让以色列的战略规划者染上了一层愈发膨胀的犬儒主义与傲慢之罪：一方面不再相信巴以问题最终的正面解决仍有希望，另一方面却相信这种“没有希望”无非是个可以控制与无限拖延的“安全问题”。

这一战略图景，以及支撑它的战略假设，都在10月7日的袭击中被震得粉碎。从这一语境和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为何以色列一定要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势，以及为何“尘埃落定之后”加沙的安全秩序重建没有好的现实前景。

地面攻势的结局？

仅仅采取空袭和小规模特种作战已经不足以让哈马斯认为自己在承受“足够的成本”——事实证明，哈马斯和以色列一样，对自己的行动对巴勒斯坦平民所造成的伤害有着非常高的容忍度。

以色列对袭击的初步反应是对加沙大规模的轰炸，并动员数十万的预备役部队，一方面派驻北部边境提防黎巴嫩真主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屯兵加沙边境，准备地面进攻。从十月中旬到下旬的酝酿期，许多外部观察家指出以色列的地面进攻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与反噬。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马克·林奇（Marc Lynch）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指出以色列的地面进攻不止可能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并可能让战争向更大范围扩散，同时以色列对于摧毁哈马斯后下一步怎么办也没有很好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对这些可能的成本和后果并非一无所知，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此前才采取了事实上默认哈马斯存在和扩张的政策选择。然而10月7日的事件证明，那些被用来当作地面进攻与大规模作战“替代选项”的做法都不能起到作用。

从哈马斯表现出的高协同、多领域作战的效能来看，以色列定期空袭的割草战术（mowing the lawn）没能阻止哈马斯发展出精巧与高度协同的军事能力与指挥手段。从军事角度来说，哈马斯的作战在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能力的军队，实现了战术奇袭，以联合武装作战的方式发动了旅一级别的摩托化步兵突击：这不是“独狼式”的“恐怖组织”，而是一支训练良好、作战意志坚定的军队。以色列围绕加沙建立的情报网与高科技隔离墙都没能有效地制止这一大规模地面入侵的发生——自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本土第一次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这意味着，以色列通过拒止的威慑已经失败。哈马斯在袭击中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功，一方面严重打击了以色列情报部门与以色列国防军“不可战胜”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让以色列针对之前小规模袭击的报复手段相形见绌。

仅仅采取空袭和小规模特种作战已经不足以让哈马斯认为自己在承受“足够的成本”——事实证明，哈马斯和以色列一样，对自己的行动对巴勒斯坦平民所造成的伤害有着非常高的容忍度。这就是说，通过惩戒的威慑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最后，哈马斯向以色列释放出的无意挑起大规模冲突，更专注发展民生，巩固政治统治的信号事后证明是纯粹的战略欺骗。经济和物质的正面激励根本不足以让哈马斯调整、缓和自己的行为，反而让以色列为自己的战略自大付出惨痛代价。“保证”（reassurance）与收买并没有让哈马斯转移自身的意识形态承诺。

当以色列仰赖了十几年的三个安全政策的支柱全面垮塌之时，如何应对哈马斯的安全威胁，如何针对其它的区域对手如真主党和伊朗重建威慑，就成了必须要回答的棘手问题。拿美国的9/11和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作为类比的人，忽略了两个案例之间的根本不同：美国人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撤退到自己两片大洋怀抱的安全之中，把一切烂摊子都留给当地人。而加沙就在以色列这个并不大的国家的毗邻，其200万居民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从以色列人的生活中丧失存在感。当先前的答案被一一排除之后，留给以色列战略规划者的就只剩下“不是选择的选择”：如果“威慑”、“收买”所维持的某种脆弱的平衡归于失败，那么摧毁敌人的能力（capacity）就是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摧毁哈马斯的军事、政治、统治能力，以及其令人生畏的地道网络，就意味着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十分长期的地面存在。至于人道灾难、区域战争升级的危险、重建加沙秩序的难题，对以色列自身地利益来说，都可以要么想办法缓解，要么留待“之后”再去思索。

无论以色列如何设想，可以肯定的是，特拉维夫的战略需求和目标决定了某些战后场景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在大规模作战结束之后，清剿哈马斯的残余势力，摧毁其地道网络，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如果以色列国防军如之前那样在完成军事任务后快速撤退，那么其从根本上摧毁哈马斯军事能量的目标就难以达成。作为一个统治实体的哈马斯或许集中在加沙，但是其组织力量，尤其是其金融网络则遍布中东甚至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在缺乏以色列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哈马斯在加沙的重建会相对容易。哪怕哈马斯没有成功重建，其留下的真空也会在缺乏秩序提供者的环境下，在加沙催生更加激进和暴力的军事团体，反过来恶化以色列的安全处境。因此，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存在如同美国那样宣布“作战成功”之后撤退的可能性。

在目前以色列寻找安全伙伴的可行性渺茫，继续单方面撤退不可接受的前景下，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对加沙重新占领似乎又成为战事结束后最可能的场景。

对以色列来说，更好的选择就是在加沙寻找非哈马斯的安全伙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与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之间就有这么一种紧张的“合作关系”。因此将 PA 重新引入加沙实施治理就看似是一种自然且合理的选择。然而这一做法存在大量的实际困难。首先，88岁的阿巴斯领导下的 PA 在西岸与加沙都相当不得民心。被巴勒斯坦人普遍认为腐败且无能。在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卵翼下的暴力定居者的不断蚕食与各种挤压之下，PA 在西岸的统治本来就摇摇欲坠，他们是否有能力治理加沙本身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更何况，阿巴斯总统的人马是否愿意乘着以色列的坦克开入加沙建立自己的统治更是值得怀疑。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巴勒斯坦民众看成是以色列的依附者与合作者。

美国则试图探讨另一种可能性：以阿拉伯国家结合联合国的近东救济处（UNRWA）实现加沙的某种国际共管。但这相当于让阿拉伯国家付出巨大的资源和心血来收拾以色列留下的残局。阿拉伯国家将不但负责治理，甚至有可能被迫承担重建加沙的责任。而他们愤怒的国民会在街头质问，为何造成如此多破坏与死亡的以色列就这么简单的能置身事外。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海湾国家已经无数次重建过加沙”。这次他们要是拿不到什么对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实质且现实的保证，让他们投入几十亿美元恐怕难上加难。约旦的立场作为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的声音很有代表性：约旦外交部表示他们对所谓多国共管的提议毫无兴趣、绝不参与。至少在以色列停火并终止加沙的人道灾难之前，一切免谈。

最后，一种最难以令各方接受的可能性是以色列对加沙的重新占领，这种前景无疑是各种可能性中问题最大的。以色列之前并不想大规模入侵加沙以消灭哈马斯，也正是考虑到之后将负担起统治和重建的责任。但是在目前以色列寻找安全伙伴的可行性渺茫，继续单方面撤退不可接受的前景下，某种形式和程度的重新占领似乎又成为战事结束后最可能的场景。

无疑，若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会尽一切可能在维持严苛的安全体制的同时，逃避重建基础设施与实施良治的政治责任，这种组合对加沙平民来说恐怕近乎于集体惩罚。来自犹太国的占领统治会引起加沙人的怨恨，破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解进程，甚至进一步恶化特拉维夫在西方世界的声誉。

任何超越短时间内军事行动的加沙问题方案，都要求以色列方面的政治智慧、品性与视野。但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内阁的执政风格正是以恋权、机会主义和任人唯亲见长。早在10月7日之前，他们的政治操弄已经激起了约旦河西岸的紧张，以色列社会的内部分裂与对抗。而哈马斯的袭击更是彻底暴露了其无能与短视。当内塔尼亚胡暗示说以色列将在战后“控制整个加沙的安全事务”时，他可能只是在提出他唯一能想到的方案。至于这是否是另一场“阿克萨大洪水”的前奏，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