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3日，美国迎来历史上一笔单笔金额最大的海外投资案，主角来自台湾。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于白宫，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台译：川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共同宣布将投资美国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与一座研发中心，总价值共约1000亿美元。
美国舆论欢声雷动，认为此投资案保证美国重返半导体制造大国之路；不仅振兴因全球化而陷入低迷的本土制造业，也提供别于依赖台湾的另类选择——半导体将能在美国制造、封装，并直送客户。台湾方面却呈现一片风声鹤唳：技术被掏空、矽盾被拆解、台积电被迫成为“美积电”等质疑声浪，不绝于耳。
台湾总统赖清德随即邀请魏哲家召开总统府记者会，安抚民心。记者会上，魏哲家强调最先进制程产能、技术仍根留台湾，而且预计于美国新设的研发中心，其规格也难比台湾，功能仅止于协助当地产线强化既有的制程，而非独立于台湾总部独自推进前沿技术。或许有人担忧台积电“讲得太白”，但如此大动作向公众释疑所展露的自信，其实正显现台积电，乃至于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在当代“台－美－中”三角博弈格局中，举足轻重之地位。
台积电应“挽救”英特尔？
于此同时，美国半导体昔日霸主英特尔（Intel）却呈现另一光景。英特尔前执行长Pat Gelsinger“被退休”，他过去主导公司走向晶圆代工“四年五制程”策略（5 nodes in 4 years），与台积电直接竞争。 取以代之的代理执行长MJ Holthaus、David Zinsner，以及主席Frank Yeary则反而著重英特尔的另一强项——提升公司在产品设计上的全球市占率；为此目标，甚至不惜要向其竞争对手台积电扩大下单，也在所不惜。随后，英特尔计划分拆晶圆代工与产品、晶片设计部门的传言，便甚嚣尘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继而出现新闻消息指出：台积电提议偕同美国各大晶片设计大厂商入股英特尔制造部门并经营厂房。
然而，这般台积电有能力“挽救”英特尔晶圆代工部门的传闻，却惹来更多台湾社会的担忧。有人忧心台积电将被迫将关键技术转移给竞争对手，甚至还耗费大量成本、人力，协助这家“美国阿斗”管理晶圆制造产线。藏在反对意见背后的焦虑，则是担心台湾科技产业发展数十年所成就的核心事业，也是最骄傲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被美国“整碗捧去”。
若回头看美方的舆论风向，却呈现有趣的对比：英特尔技术大将Joseph Bonetti反而疾呼千万不可，因为对标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英特尔18A技术赶超在即；所谓管理层分拆晶圆代工事业，在此关键时刻，就意味著要将美国本土晶圆制造的“全村希望”拱手让人。近日，英特尔决定聘任陈立武回到董事会就职执行长，他具备EDA（编按：即电子设计自动化，指支援晶片设计的关键软体技术）、半导体股权投资背景。陈立武立即确立公司产品方针，强调工程师专业导向，同时也表明，英特尔不会放弃晶圆代工部门。此举成功激励股价，虽使拆分并购风声稍微平息，但台面下仍是暗潮涌动。
从台积电大动作投资美国，到“疑似被迫”并购英特尔晶圆代工事业的传闻，短短几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仿佛经历天翻地覆的转变。事件发展尚未明朗，舆论不断追问：特朗普推行的“关税取代补贴”半导体政策方针是否已经奏效？台积电先进制程产能大举迁美，甚或以资金或技术入股英特尔，管理其晶圆厂，会否折损毛利率，而削弱未来长期竞争力？对台湾而言，过去仰赖矽岛经济的产业根基，与紧系矽盾的国防命脉，是否因此被美国一步步“拆解”？台湾政府并未参与谈判，对于投资案则公开表态与大众“同步知情”，又能有何策略与政策手段来确保台湾战略利益？
研发中心作为赴美滩头堡
记者会上，特朗普洋洋得意，魏哲家姿态谦恭，这画面在媒体渲染下，特朗普看似占尽风头，但台积与美国政府的协商仍有待推进。实际握有技术、资金的台积电，才是这场全球AI竞赛的主角。当竞争对手财务状况纷纷走向衰败，台积电手上却拥有相当的财务余裕，调整全球各地投资进度。在不违背千亿投资承诺的前提下，“慢慢盖”就是一种调节策略，同时，台积电透过加速在台研发进度，仍将持续领先其它没办法获得政府补贴的对手。
台积电对美国政府的谈判乃各取所需：台积电以重金投资，换得特朗普认可的先进制程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也减缓美国政府对竞争对手英特尔、三星的扶持，甚至是避免美国袒护本土厂商的潜在“不公平待遇”。在特朗普眼中，台积电不再是“偷走美国工作”的外国公司，而是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坚实盟友。即便商场上的盟友关系多具变数，至少台积电暂时避免反托拉斯或是关税等不利公司利益的政策大刀。
台积电未来于美国的先进制程产能一旦超越英特尔，英特尔手上所谓“专属美国制造”的神主牌便不复存在，其制造部门存在的意义将更为薄弱。台积电持续建立或扩张于台、美、日、欧的产能，不仅满足客户分散地缘政治风险的需求，更能透过海外据点，吸取国际半导体制造与研发人才。人才是科技公司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基础，而成立美国研发中心帮助台积电更容易聘用美国顶尖大学毕业的硕博士生，甚至直接挖角竞争对手的技术菁英。再者，随著台积电职缺在美国成长，以及美国产业发展重心由软体服务业转向硬体制造业，其企业品牌知名度有望大幅提升。台积电的策略目标应该包括：一如其它矽谷巨头，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大型企业，让美国人才愿意为之工作，加速技术进程并创造产值。
诚然，扩大投资带来短期毛利率折损，但是全球市场正值AI高速成长期，长期而言，台积电能在台美两地换得产能与先进制程双方面的独霸地位；这成果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的年代尤其重要，因为掌握关键技术的企业必须取得客户，乃至美国政府的信任。台湾除了面对中国大陆造成的台海局势风险，还要稳住既有产业优势，不让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利用此风险，动摇盟友对自身的信任。台积电的投资承诺，正是破解了英特尔前执行长Gelsinger过去口口声声强调的“台湾地缘政治风险”，这是Gelsinger为换取美国政府扶持的商业策略。相反地，特朗普的官方记者会不但认可台积电在先进晶片“独占”，甚至说出英特尔占比不再领先。当然，台积电仍必须谨慎看待日后可能出现的反垄断调查。
至于1000亿美元投资规模乍看惊人，但台积电并未提出实际投资的时间表。特朗普于2029年初卸任前，台积电极大机率只完成两座亚利桑那先进制程晶圆厂的量产。届时，若民主党或是非MAGA派的共和党人回归执政，台积电仍然大可重新议定既有的协议条款，要求增加补助金额，或是降低关税／所得税，就如同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想要推翻早已明文入法的《晶片法案》。
从另一个视角，台积电对美扩厂速度未必超越在台的进度。台湾先进制程产能“占比”外移美国是否变快，端看每季实际投资决策如何能最大化股东利益。台湾社会念兹在兹台积电根留台湾：若将先进技术的研发简略区分“研究”（research）与“开发”（development）两端，如同魏哲家所说，“研究”端仍留在新竹，美国的研发中心则著重于“开发”端，协助美国厂最佳化既有制程、提高良率，以及发展特制化制程与次制程（subnode），因此人力规模也远小于台湾。我们更能将此研发中心视为台积电赴美的滩头堡，以及撬动华府政策的杠杆，而非只是利润增长的累赘。
必须注意，我们难以轻易断言美国研发中心的重要性次于台湾。台积电成功的根源绝非如一般大众或对产业现状陌生的政策制定者所想像的——在制程节点上的绝对技术领先，这点反而可能与英特尔难分轩轾；相反地，台积电致力于试产与量产节点上持续精进的能力，并不断提升生产效能与良率，也就是“开发”的能力。
台积电必须矫正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错误想像。美国未必需要针对最先进制程建立研发中心，毕竟英特尔，甚至是IBM都有实力前进埃米世代，提供“晶背供电”技术。问题在于合理成本与客户信任，以及建立在这两项条件上的大规模量产能力，这倒是只有台积电能为美国做到。
至于魏哲家在台湾总统府的讲话，是否被利用来向美国政府宣称，台积电并无认真承诺投资美国先进制程技术？问题不在于台积电，而是美国必须清楚辨认何谓自身产业的真实需求。此外，台积电确实有海外扩厂的需求；台湾的土地、能源以及人才有限，无法无限供应持续高速成长的全球科技产业。由此看来，台积当前建立美国本土供应链，逐步熟悉当地法规，应对工会带来的高昂成本，也是为日后吸纳美国尖端人才、便宜能源与土地的合理代价。据此，台积电才能成为台湾首座具备真正意义的跨国企业。
特朗普关税引资政策初试啼声
从台积电投资案可以见得，特朗普政府的论述主轴否定拜登产业政策的“大撒币路线”。特朗普在国会宣称要废除、重议《晶片法案》，然而这起美国晶片政策的转向不该只用“疯狂”来检视，反而彰显出特朗普决策思路的理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补贴三星的德州厂、英特尔的俄亥俄／亚利桑那厂显然是过份分散资源，且错置资源。
这两家IDM公司（编按：即整合元件制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指同时负责晶片设计与制造的公司）的产品业务陷入被赶超的困境，其晶圆代工事业被良率不佳，找不到大客户愿意下单，导致建厂进度一再延后，持续烧钱也无济于事。甚至，英特尔俄亥俄厂进度延宕，一旦未完成与政府协议的里程碑（milestone），将失去《晶片法案》补贴。三星已放缓晶圆代工领域的研发与投资，即便退守记忆体晶片，仍遭海力士与美光夹击。拜登政府曾引以为傲的产业政策即使延续，最终或成昙花一现，难以证明雨露均沾的补贴政策是为正确。
除了扶持“美国制造”，拜登的做法本就难以在生产效率上说服公众，短期内更无法达成先进制造回流美国的目标。特朗普好大喜功，若要花钱补贴本土输家，还不如要求外国赢家来美设厂的立竿见影。如今撙节开支，不用补贴就达到相同目标，也为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措施找到好理由。无论如何，长期而言，美国未来将迫于AI竞赛的压力，更加倚赖台积电的产能。从这角度来看，台积电戴上了美积电的帽子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让华府在政策考虑上更注重台积电的利益，进而使台湾晶圆制造供应链增强对美国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犹如台积电当前与台湾政府的关系一样。
然而，特朗普执著于“对等关税”的阴霾仍重重压在台湾与台积电之上。混乱的关税战持续延烧，特朗普政府是想不计代价，加速任何制造业回流美国？抑或要在AI、量子、机器人等新兴科技产业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政府需要先厘清战略目标的先后顺序，以及检视当前政策路线产生的诸多矛盾。例如，近来5000亿的苹果投资案，以及Open AI、甲骨文与孙正义的Stargate云端中心建设，两者都仰赖台积电晶片。台积电目前的美国产能无法满足如此需求，当特朗普对台湾征收关税，无论基于终端产品或是中间财，都对美国本土科技投资案造成负面影响，也拖累研发进展，损害美国对中科技战的竞争力。
也许，前述那两起投资案的庞大金额已经反映预期新增的关税成本，而非只是实质资本投入。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会遇到麻烦：关税造成通膨，使美国制造业规模难以在市场价格上抗衡中国；毕竟中国的产业政策可是不计通缩代价，持续扩张本土产能，推进技术，要让红色供应链宰制国际市场。特朗普的经贸单边主义，反而牺牲美国与其盟友的产品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竞争力，更别说损害美国对欧洲的市场份额。
台湾必须将此实际考量力陈于特朗普政府，以确保美国制造回流潮流不至于过度扰乱美国经济资源调配，并适度尊重盟邦国家之间的比较利益。如魏哲家在总统府记者会上所称，台积电生产晶片不需要政府补助，只要求公平竞争。此“公平竞争”，对于台美共同战略利益来说，还有更宽广的意涵。
不在谈判桌上，台湾何以确保国家利益？
站在台湾国家利益的角度，则无法过分乐观看待这顶冠在台湾厂商头上的“美积电”帽子，甚至是“世界的台积电”，台湾都需要谨慎应对。台湾重视矽盾的安全价值，美国政府与美国客户则视矽盾如芒刺在背。随著台积电投资重心转向美国，台积电未来投资策略也不得不多考虑美方立场。倘若高阶人才、上下游供应链向美国移转导致高阶制造业“空洞化”，犹如前一波赴中投资趋势所见，台湾本土薪资环境与社会经济活力便有走向停滞的风险。
然而，没坐上谈判桌的台湾政府，也并非只是任人宰割。台湾除了可以透过投审机制，要求赴美技术必须落后一个到数个世代，也可以使用另类手段，例如细致调整内政税制，设计减／退税方案，奖励供应链厂商在台湾生产与提供就业。
根据产业消息评估，直到2035年，台积电在台湾的产能仍达80%，换言之，台湾各级政府协调土地、水电、税制与环评法规等措施，仍对台积电产生牵制力，台湾有不少途径得以协调台积电对美策略。台湾政府甚至应考虑趁AI投资高速成长期，以及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与封装产能满载所创造的机会之窗，针对台积的美国营收或生产活动课征额外税收，并用以“补贴”台湾本土的公共与国防建设，此举也间接鼓励台积电对美国客户涨价。
然而，本文必须强调，即便台湾政府考虑这些措施，绝非为求与台积电的美国投资案对抗，而是小心翼翼走在钢索之上，著眼于国家利益来形塑长远战略：
第一，台湾增加岁入用于投资军事、能源等基础设施，从中再考虑采购美国产品以降低对美贸易逆差，增进台美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固。
第二、台湾政府应试图与台积电、特朗普政府建立合纵连横的“制造优先”阵线；运用一系列税务政策，引导台积电对晶片设计厂商、大型网路公司等美国客户提高产品价格，并压低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目前享有的极高毛利率。台积电体质强健，既不须政府补贴，又处于先进制程的独大地位，拥有定价权；提升价格有助其维持税后纯益，甚至变高，而对于台、美两国政府，“制造优先”阵线的前景也有机会创造共同利益基础——台湾政府对海外投资课税，美国政府获得制造业厂商与从业人员扩张的机会，这皆可能是AI应用爆发时代所带来的新税基。
第三，制造业所伴随的高毛利是实现“涓滴效应”的极佳途径，确保科技成长的经济果实能够真正涓滴下流至产线技师、中小型供应商乃至于建筑工人。以平等之名，台湾政府与产业界，协同华盛顿向矽谷科技巨头索取AI产值爆发的分润，进而带来科技民主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DSET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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