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猫，政治学学者）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号一打开社交网络，两条消息霸占了屏幕，一条是拜登退选，另一条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实是7月19号去世的，他的家属21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学的朋友纷纷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学家，其中不乏做社会政治学的朋友，有做调查实验的政治学家，甚至还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计算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民族志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当然在政治学家之外还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悼念。为什么斯科特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可以横跨这样大的学术光谱，吸引到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创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励的人本主义和对个体的关心。
斯科特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独自写过至少10本学术著作，合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题材从早年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和政治腐败（1971），到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反谷》（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对话的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到制度分析，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分析到后殖民主义。斯科特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因此想要定义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是很困难的。他和绝大多数做理论或者做经验研究的政治学大师都不一样。斯科特不是植根于书本，不是从一个理论推导到另一个理论，而是植根于土地，理论由田野观察所启发。这种视角在政治学家里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如他自己所说，“我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不过也可以说政治学和我渐行渐远”。
这篇文章本着用尽可能简单的理论，获取最大的解释力的原则做一个尝试，来介绍斯科特的整体研究思路。斯科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国家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威的趋势，一方面尽可能攫取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稳定，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希望推行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政策。而对于社会一方，个人或者社会组织都希望保留甚至扩大自己的自由度，逃避国家的管控，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利益。斯科特的主要切入点，就是当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时候，个体就会默默反抗，这个隐蔽的互动过程反过来建构了很多上层建筑，从观念意识形态到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设计。
国家与社会关系：农民的抵抗
斯科特的研究思路，起源于早年在东南亚做田野时，观察到小农面对现代化的压力而为维护传统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努力。他的许多著作，都特别关注那些缺乏权力的底层人民有创造性地使用的策略模式，对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审视充满了人类学的关怀。他特别强调当地人对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改变的不满，以及对传统的偏好。斯科特围绕着国家社会关系核心议题的讨论集中展现在以下几本书上。
他的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强调了农民的视角。在斯科特看来，小农采用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最大化所得，因此小农更喜欢在殖民时期之前国家或地主对农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稳定性，也就是封建道德经济。这是他理解农民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起点。 “道德经济”的结构既保证了农民的生存，又成为农民们判断社会正义的标准。斯科特进一步讨论了社会转型带来的冲突，当殖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干扰了原本的均衡，当那些本应提供帮助的地主收回援助时，农民出于对生计不稳定的担忧而愤怒，进而反抗。
接着，在以农民视角的基础上，斯科特进一步分析了农民面对社会转型的两种反抗。第一是日常反抗，第二个是逃避。斯科特发现在面对社会转型，国家试图施加霸权的时候，农民们很少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抵抗，而是选择采取一系列隐蔽的方式来抵抗政策的实施，比如说磨洋工、开小差、小偷小摸、暗中破坏，他们还会采取诸如嘲笑、讽刺、谣言等手段来降低新的政策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斯科特为这些行为取了一个名字，叫日常抗争（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而书就叫《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抗争》。之后斯科特在《支配与抗衡的艺术：隐藏文本》一书中对嘲笑、讽刺和谣言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底层通过分享这些文字发展出自己的反对意识，来对抗国家试图施加的意识形态霸权，并慢慢形成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日常反抗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说明，农民们不仅是在做一些破坏的行为，他们同时还和统治阶级/资本家们在争夺事情的解释权，比如说集体耕种的好坏，这也是再争取语言和符号的权力。
《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2009）则把目光放在了逃避国家统治的“高地族群”居民上。这些高地居民为了避免被围绕着他们的国家在政治上统治和文化上被同化，采取了一系列生存和文化策略。他们保持着地理和社会组织上的流动性，以及刀耕火种和轮作的生产方式，以方便他们随时迁移自己的村庄。在语言上，高地族群往往保有并使用着与低地社会隔离的独特语言，这使得沟通和控制变得困难。他们在宗教上发展了泛灵论来提供身份认同，同时抵抗国家的一神论宗教。高地民族通常强调社区内部联姻，以亲属的联系来抵御外来民族通过婚姻和人口流动的侵蚀。
在讨论了农民们的反抗以后，斯科特转向了国家的视角来讨论反抗的影响。《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1998）一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规模的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国家项目，反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派在更早一些时候，已经对计划经济和极权国家进行了逻辑上的反思，而斯科特用自己的田野证据和人类学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基于个人和国家关系角度更深入的批判。在奉理性和科学为圭臬，视自然环境为征服对象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的思想驱动下，国家通过社会治理标准化，来设计人类生活的蓝图。标准化的手段包括对自然环境、人民和空间进行简单化和清晰化的政策，比如制作地图、人口普查、科学管理土地、统一语言和标准计量单位。斯科特认为这些强化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标准化手段，会削弱原有自然的、多样化的社会安排。尤其是那些缺乏公民社会制约的威权国家，倾向于忽视地方性的知识和实践，结果导致政策和人民的兴趣相矛盾，进而产生抵抗，造成最后的失败。
随着研究的深入，斯科特逐渐转向了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在最后的几年他重新审视了国家最初的起源。他认为国家的起源是源于统治精英对于权力的渴望，通过城墙和小麦把被统治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驯化出了定居的习惯。这个思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识，即人类是为了人身和食物安全而主动进行的聚集定居。
日常抗争视角的特别之处
斯科特创造和延展了很多概念，包括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国家能力中的可辩别性（legibility），日常抗争和地方化的知识（metis），这些概念都被广泛引用。其中有这么一个概念，不单是解开斯科特眼中国家-社会关系的钥匙，而且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斯科特会慢慢转向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日常抗争。
日常抗争可能是最能体现斯科特研究的旨趣，也是他对后续政治学研究影响力最大的概念。对农民行为的研究，此前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民的公开反抗上。在斯科特看来，公开的反抗通常是“集体的、有组织的；是有原则的、无私的，同时必须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否定了统治的基础”。公开反抗很罕见但是备受关注，相对的，普遍的日常抗争却被忽视了。正如斯科特所述：“根据我在马来村庄一年半的经历。我发现，反抗无处不在，但它几乎总是采取最不危险的形式，旨在躲避当局任何危险的报复。”斯科特以马来西亚农村推行大规模耕种为例，探讨了各种形式的日常反抗，包括语言上的反抗，谣言和讽刺，以及超越语言的反抗形式——反对引进联合收割机、小偷小摸、杀害动物等。
在斯科特看来，看起来小打小闹的日常抗争是有意义的。躲避危险的日常抗争在很多学者看来看来是一种无奈的顺从，但是斯科特认为，农民是有很明确的自主性的群体，他们看起来的顺从并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意识形态霸权，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象征性顺从和仪式性顺从的表面之下，农民们意识形态上和身体上的反抗暗流涌动。小偷小摸和搞破坏不但可以在实际操作中阻碍政策的推广，同时还呼应着农民们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的抵抗。农民会和统治阶级/资本家争夺政策效果的解释权，比如说集体耕种的好坏。这种竞争在一些符号上更明显，比如“科学家”的含义。“科学家”为现代性的代表，是对传统的挑战，农民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符号权力，就必须诋毁这个角色从而削弱国家的权威。
斯科特用了一个村中的穷人和富人对“绿色革命”导致的村庄巨大变迁，给出不同解释的例子来阐述这如何构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斯科特认为， 意识形态必须始终被视为斗争的产物（尤其是日常抗争），而不是既定的。通过观察日常抗争，斯科特说明了社会行动者并非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主动使用者： “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们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任性，恰恰是这种精神和实践，防止了最坏的后果，预示着较好的结果。”
日常抗争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看到日常抗争的影子。从高王凌笔下毛时代中国农民们抵抗集体化、偷粮宰牛的“反行为”，到最近武汉网约车司机自发夹击阻碍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的行动。当然，这个概念也富有争议，被许多批评者认为太模糊，日常抗争到底是抵抗还是服从？有人批评，由于斯科特并未对“反抗”的边界作出清晰划分，反抗便存在着“泛化”的危险。
日常抗争虽然天然地会被拿来和抗争相比较，但是日常抗争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不论日常抗争是抵抗还是服从，或者更可能是一个混合的状态，它都是社会和国家的一种特殊的互动模式，并且对意识形态和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然而很遗憾的是，有太多的研究对于弱者的武器的使用，都停留在日常抗争的形式和弱者是如何创造他们的武器。却忽略了斯科特强调的，农民使用弱者的武器和国家进行对抗，同时却形塑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斯科特对今天理解世界的意义
即便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过去几十年经济意识形态上的主流，同时间我们却持续地观察到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跨国的宏大项目，即使他们不是由国家所主导。平台企业构成了新基建的基础，通过大数据模型对个体的日常行为做出预测和规训。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工作产生威胁。在现在这样面临剧烈转型的社会里，斯科特不但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切入点，从抵抗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也许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斯科特对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最直接的意义有两层。一个是他发掘的诸多概念，从可辩别性、日常抗争到本土化的知识，这些概念对结构性的宏大分析是一个有效的补充。结构性研究常常专注于理解一个制度转变为何突然发生，这个突然转变在定性的研究者眼里被认为是偶然性（contingency），在定量研究者的眼里则是一种尚未被解释的残差项（residual）。通过检查不同阶层之间日常互动中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也许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些偶然性和残差。
斯科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对于当下的政治学可能尤其重要——在于把活生生的人带回分析中来。斯科特通过把人类学的角度带进政治学，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出发思考抗争的意义。在传统的抗争政治眼光下，小农是缺乏反抗的，缺乏自主性，缺乏阶级意识，非常“反动”。然而在斯科特的人类学视角下，小农是富有创造性的。他们的抗争不是宏大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非常市井的，虽然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政治结构，但是他们实实在在改变了制度，对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斯科特的研究时时提醒我们，政治学不应该只关注一些宏大的概念，也应该关心个体层面是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些宏大叙事，个人的感受本身就值得被书写。
以民主化作为例子。传统的比较政治学以一种工具主义的方式看待村民选举，认为农村选举中的宗族、关系拉票是在破坏民主实践，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落后传统文化和民主的对抗。但是如果我们代入农民的视角，也许就会发现民主选举和其所伴随的官僚行政体系，是国家机器试图干预农村生活结构的一次标准化实践。农民们接受投票，但是依赖宗族和关系网络投票，是一场寻求维持旧的社会分配的日常抗争。我们也许需要放下现代化的眼镜，而是从农民自身生存的需求出发去理解他们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