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貓，政治學學者）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號一打開社交網絡，兩條消息霸佔了屏幕，一條是拜登退選，另一條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實是7月19號去世的，他的家屬21號在推特上發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學的朋友紛紛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歡的政治學家，其中不乏做社會政治學的朋友，有做調查實驗的政治學家，甚至還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計算社會科學的政治學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民族誌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當然在政治學家之外還有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在悼念。為什麼斯科特作為一個政治學家，可以橫跨這樣大的學術光譜，吸引到完全不同領域的學者呢？我想主要是因為他在理論上的創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勵的人本主義和對個體的關心。
斯科特的研究範圍非常廣。他獨自寫過至少10本學術著作，合著和論文更是不計其數。題材從早年的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和政治腐敗（1971），到成名作《農民的道德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關於國家起源的研究《反穀》（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對話的理論從集體行動理論到制度分析，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分析到後殖民主義。斯科特的研究橫跨多個學科，採用了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種方法和理論視角，因此想要定義他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是很困難的。他和絕大多數做理論或者做經驗研究的政治學大師都不一樣。斯科特不是植根於書本，不是從一個理論推導到另一個理論，而是植根於土地，理論由田野觀察所啓發。這種視角在政治學家裏是如此特別，以至於如他自己所說，「我與政治學漸行漸遠，不過也可以說政治學和我漸行漸遠」。
這篇文章本着用盡可能簡單的理論，獲取最大的解釋力的原則做一個嘗試，來介紹斯科特的整體研究思路。斯科特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國家和社會之間總是存在張力的，國家有一種擴大自己權威的趨勢，一方面儘可能攫取資源以維護自身的穩定，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希望推行對自己有利可圖的政策。而對於社會一方，個人或者社會組織都希望保留甚至擴大自己的自由度，逃避國家的管控，儘可能保留更多的利益。斯科特的主要切入點，就是當國家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建立意識形態霸權的時候，個體就會默默反抗，這個隱蔽的互動過程反過來建構了很多上層建築，從觀念意識形態到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設計。
國家與社會關係：農民的抵抗
斯科特的研究思路，起源於早年在東南亞做田野時，觀察到小農面對現代化的壓力而為維護傳統社會經濟制度所做的努力。他的許多著作，都特別關注那些缺乏權力的底層人民有創造性地使用的策略模式，對現代化轉型過程的審視充滿了人類學的關懷。他特別強調當地人對生產方式和分配製度改變的不滿，以及對傳統的偏好。斯科特圍繞着國家社會關係核心議題的討論集中展現在以下幾本書上。
他的成名作《農民的道德經濟學》強調了農民的視角。在斯科特看來，小農採用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儘量減少風險而不是最大化所得，因此小農更喜歡在殖民時期之前國家或地主對農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穩定性，也就是封建道德經濟。這是他理解農民社會，經濟和政治行為的一個重要起點。 「道德經濟」的結構既保證了農民的生存，又成為農民們判斷社會正義的標準。斯科特進一步討論了社會轉型帶來的衝突，當殖民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干擾了原本的均衡，當那些本應提供幫助的地主收回援助時，農民出於對生計不穩定的擔憂而憤怒，進而反抗。
接着，在以農民視角的基礎上，斯科特進一步分析了農民面對社會轉型的兩種反抗。第一是日常反抗，第二個是逃避。斯科特發現在面對社會轉型，國家試圖施加霸權的時候，農民們很少進行公開的大規模抵抗，而是選擇採取一系列隱蔽的方式來抵抗政策的實施，比如說磨洋工、開小差、小偷小摸、暗中破壞，他們還會採取諸如嘲笑、諷刺、謠言等手段來降低新的政策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斯科特為這些行為取了一個名字，叫日常抗爭（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而書就叫《弱者的武器：農民的日常抗爭》。之後斯科特在《支配與抗衡的藝術：隱藏文本》一書中對嘲笑、諷刺和謠言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分析，他認為底層通過分享這些文字發展出自己的反對意識，來對抗國家試圖施加的意識形態霸權，並慢慢形成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日常反抗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說明，農民們不僅是在做一些破壞的行為，他們同時還和統治階級/資本家們在爭奪事情的解釋權，比如說集體耕種的好壞，這也是再爭取語言和符號的權力。
《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2009）則把目光放在了逃避國家統治的「高地族群」居民上。這些高地居民為了避免被圍繞着他們的國家在政治上統治和文化上被同化，採取了一系列生存和文化策略。他們保持着地理和社會組織上的流動性，以及刀耕火種和輪作的生產方式，以方便他們隨時遷移自己的村莊。在語言上，高地族群往往保有並使用着與低地社會隔離的獨特語言，這使得溝通和控制變得困難。他們在宗教上發展了泛靈論來提供身份認同，同時抵抗國家的一神論宗教。高地民族通常強調社區內部聯姻，以親屬的聯繫來抵禦外來民族通過婚姻和人口流動的侵蝕。
在討論了農民們的反抗以後，斯科特轉向了國家的視角來討論反抗的影響。《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1998）一書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大規模的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國家項目，反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派在更早一些時候，已經對計劃經濟和極權國家進行了邏輯上的反思，而斯科特用自己的田野證據和人類學政治學理論，提供了基於個人和國家關係角度更深入的批判。在奉理性和科學為圭臬，視自然環境為征服對象的高度現代主義（high-modernism）的思想驅動下，國家通過社會治理標準化，來設計人類生活的藍圖。標準化的手段包括對自然環境、人民和空間進行簡單化和清晰化的政策，比如製作地圖、人口普查、科學管理土地、統一語言和標準計量單位。斯科特認為這些強化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的標準化手段，會削弱原有自然的、多樣化的社會安排。尤其是那些缺乏公民社會制約的威權國家，傾向於忽視地方性的知識和實踐，結果導致政策和人民的興趣相矛盾，進而產生抵抗，造成最後的失敗。
隨着研究的深入，斯科特逐漸轉向了溫和的無政府主義，在最後的幾年他重新審視了國家最初的起源。他認為國家的起源是源於統治精英對於權力的渴望，通過城牆和小麥把被統治者在精神和肉體上都馴化出了定居的習慣。這個思路完全顛覆了傳統的認識，即人類是為了人身和食物安全而主動進行的聚集定居。
日常抗爭視角的特別之處
斯科特創造和延展了很多概念，包括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y），國家能力中的可辯別性（legibility），日常抗爭和地方化的知識（metis），這些概念都被廣泛引用。其中有這麼一個概念，不單是解開斯科特眼中國家-社會關係的鑰匙，而且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斯科特會慢慢轉向溫和的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日常抗爭。
日常抗爭可能是最能體現斯科特研究的旨趣，也是他對後續政治學研究影響力最大的概念。對農民行為的研究，此前大部分都集中在農民的公開反抗上。在斯科特看來，公開的反抗通常是「集體的、有組織的；是有原則的、無私的，同時必須產生革命性的後果，否定了統治的基礎」。公開反抗很罕見但是備受關注，相對的，普遍的日常抗爭卻被忽視了。正如斯科特所述：「根據我在馬來村莊一年半的經歷。我發現，反抗無處不在，但它幾乎總是採取最不危險的形式，旨在躲避當局任何危險的報復。」斯科特以馬來西亞農村推行大規模耕種為例，探討了各種形式的日常反抗，包括語言上的反抗，謠言和諷刺，以及超越語言的反抗形式——反對引進聯合收割機、小偷小摸、殺害動物等。
在斯科特看來，看起來小打小鬧的日常抗爭是有意義的。躲避危險的日常抗爭在很多學者看來看來是一種無奈的順從，但是斯科特認為，農民是有很明確的自主性的群體，他們看起來的順從並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意識形態霸權，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在象徵性順從和儀式性順從的表面之下，農民們意識形態上和身體上的反抗暗流涌動。小偷小摸和搞破壞不但可以在實際操作中阻礙政策的推廣，同時還呼應着農民們對國家意識形態霸權的抵抗。農民會和統治階級/資本家爭奪政策效果的解釋權，比如說集體耕種的好壞。這種競爭在一些符號上更明顯，比如「科學家」的含義。「科學家」為現代性的代表，是對傳統的挑戰，農民們為了維持自己的符號權力，就必須詆譭這個角色從而削弱國家的權威。
斯科特用了一個村中的窮人和富人對「綠色革命」導致的村莊巨大變遷，給出不同解釋的例子來闡述這如何構成了「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斯科特認為， 意識形態必須始終被視為鬥爭的產物（尤其是日常抗爭），而不是既定的。通過觀察日常抗爭，斯科特說明了社會行動者並非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而是主動使用者： 「即使我們不去讚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們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任性，恰恰是這種精神和實踐，防止了最壞的後果，預示着較好的結果。」
日常抗爭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概念。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各個角落都看到日常抗爭的影子。從高王凌筆下毛時代中國農民們抵抗集體化、偷糧宰牛的「反行為」，到最近武漢網約車司機自發夾擊阻礙自動駕駛出租車運營的行動。當然，這個概念也富有爭議，被許多批評者認為太模糊，日常抗爭到底是抵抗還是服從？有人批評，由於斯科特並未對「反抗」的邊界作出清晰劃分，反抗便存在着「泛化」的危險。
日常抗爭雖然天然地會被拿來和抗爭相比較，但是日常抗爭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不論日常抗爭是抵抗還是服從，或者更可能是一個混合的狀態，它都是社會和國家的一種特殊的互動模式，並且對意識形態和制度都有着千絲萬縷的影響。然而很遺憾的是，有太多的研究對於弱者的武器的使用，都停留在日常抗爭的形式和弱者是如何創造他們的武器。卻忽略了斯科特強調的，農民使用弱者的武器和國家進行對抗，同時卻形塑了意識形態上層建築。
斯科特對今天理解世界的意義
即便反對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成為了過去幾十年經濟意識形態上的主流，同時間我們卻持續地觀察到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家甚至跨國的宏大項目，即使他們不是由國家所主導。平台企業構成了新基建的基礎，通過大數據模型對個體的日常行為做出預測和規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運用，開始對越來越多的工作產生威脅。在現在這樣面臨劇烈轉型的社會里，斯科特不但給了我們一個觀察的切入點，從抵抗的角度看社會轉型，而且還提出了一個也許找到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斯科特對理解我們當下的社會最直接的意義有兩層。一個是他發掘的諸多概念，從可辯別性、日常抗爭到本土化的知識，這些概念對結構性的宏大分析是一個有效的補充。結構性研究常常專注於理解一個制度轉變為何突然發生，這個突然轉變在定性的研究者眼裏被認為是偶然性（contingency），在定量研究者的眼裏則是一種尚未被解釋的殘差項（residual）。通過檢查不同階層之間日常互動中社會矛盾的積累和新的意識形態的形成，也許能幫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偶然性和殘差。
斯科特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對於當下的政治學可能尤其重要——在於把活生生的人帶回分析中來。斯科特通過把人類學的角度帶進政治學，從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出發思考抗爭的意義。在傳統的抗爭政治眼光下，小農是缺乏反抗的，缺乏自主性，缺乏階級意識，非常「反動」。然而在斯科特的人類學視角下，小農是富有創造性的。他們的抗爭不是宏大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非常市井的，雖然不能一下子改變整個政治結構，但是他們實實在在改變了制度，對政治進程產生了影響。斯科特的研究時時提醒我們，政治學不應該只關注一些宏大的概念，也應該關心個體層面是如何理解和面對這些宏大敘事，個人的感受本身就值得被書寫。
以民主化作為例子。傳統的比較政治學以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看待村民選舉，認為農村選舉中的宗族、關係拉票是在破壞民主實踐，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落後傳統文化和民主的對抗。但是如果我們代入農民的視角，也許就會發現民主選舉和其所伴隨的官僚行政體系，是國家機器試圖干預農村生活結構的一次標準化實踐。農民們接受投票，但是依賴宗族和關係網絡投票，是一場尋求維持舊的社會分配的日常抗爭。我們也許需要放下現代化的眼鏡，而是從農民自身生存的需求出發去理解他們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