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推】越南变局：公安部长苏林，如何打乱阮富仲接班计划，跻身国家主席？

【编按】据越南官方通讯社越通社报导，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19日中午逝世，享年80岁。此前的7月18日，越南官方报导指“因需为阮富仲总书记集中接受积极治疗优先安排时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苏林已代理执行阮富仲在越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

阮富仲2011年开始担任越共总书记，是越南政治“四柱”（又称“四架马车”）之首，更在2018到2021年间兼任国家主席。2021年，阮富仲再次连任总书记，成为继胡志明与黎笋后任期最长的越共最高领导人。

阮富仲在任内发起大规模反腐败运动，越南许多高官因此落马。但在其去世前两年内，“反腐”之火先后烧落了他安排接班梯队中的阮春福、武文赏、王廷惠等人。其去世前，越共的最高权力已经意外地落入前公安部长苏林之手。

阮富仲的接班安排，如何被自己的反腐运动所打断？苏林又是如何一步步攀上权力高峰？在苏林问鼎国家主席职位前，端传媒曾刊出以下分析，回顾越南政坛这场震荡的来龙去脉：

5月19日，时任越南公安部长苏林（Tô Lâm）被提名为新任国家主席，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终于暂告段落。然而5月21日，越南国会突增议程，随后几天内苏林先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然后国会又选定了与苏林关系并不深的陈国祖（Trần Quốc Tỏ）担任代理部长，表明这场罕见的政治大戏仍未落幕。按越共惯例，公安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不能仅由只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陈国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下一轮人事变动仍在酝酿之中。

这一轮越南政治动荡，从武文赏（Võ Văn Thưởng）突然被迫辞职开始，但其实早有端倪。

南北斗争，白热化还是不存在？

对越南政治观察的最常见误解之一，是认为至今越共内部仍然存在严重的“南北之争”，并把所有的内部斗争都理解为南北两大派系的争夺，例如这一次就是“苏林代表的北方派全面击溃意图内部演变的南方派”。但是，这一波辞职的王庭惠、武文赏、张氏梅等人，往往都被认为是北方派。北方派既已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自乱阵脚，在十四大之前临时撤换大批人马呢？

的确，越南二战后是劳动党在北方执政，其在南方的活动长期由南方局负责，相对独立。越南统一后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回归”成为越共内部一部分。统一初期，由于南方局长期独立活动，形成了内部派系，越共内部的确存在南、北两派的路线争议，例如北方的劳动党成员很多都参与过中国革命，所以更亲华，而南方派则更亲苏。特别是在是否要效仿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两派有严重分歧。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南方局的代表人物黎笋（Lê Duẩn）长期担任越共总书记职务，直到他1986年去世后，北方派的长征（Trường Chinh）接任总书记，才一锤定音地确定了越南走上中国式的改革道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南方派都被认为是更保守、更亲苏的派系，而亲华的北方派才是推行革新政策的改革派。

实际上，今天如果还用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去区分越共官员，已经不够准确。武文赏、阮春福等人都出身在南方，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改革。随着越共组织内部统一，经过几届人事组织的重新安排，已经不存在原先以南方局为基础的派系。而在革新之后长期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越共共识。相较于中国，越南的市场体量和经济潜力都更小，融入全球市场后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会更依赖外部市场，对于要依赖哪一个外部大市场，当然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改革思路。例如已经被迫辞职的武文赏就是这样一个打通南北背景的新派官员，他生于北方，成长于南方。

应该注意的是，现在中共和越共内部的不同“派系”，都与过去苏联式内部派系不同。苏联式派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路线之争，存在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上的全面对抗。而中、越两国现在的“派系”实际上更像是人事组织关系依附的延续，同一批人马获得升迁，并非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而是因为共享一个曾经的组织上级。

越共内部派系更合适按照不同的部门组织来区分。例如公安、军队、经济建设、意识形态等等不同部门，武文赏属于意识形态部门，王庭惠则长期在经济部门，苏林则显然属于公安部门。特别是越南公安部门，本就是由内务部改制而来，集中了相当于中国的武警、公安、国安等国内安全力量的指挥权力，政治影响力不亚于对外的军队国防力量。

如此我们更能看出，这一次风波的核心，不是南北派力量的洗牌，而是内部权力分配的一次严重动荡。是在越共为数不多的“公约数”，也就是总书记阮富仲重病不愈的情况下，苏林代表的公安系统为了满足权力野心，出现了越南政坛罕见的“夺权”。

绵延数年的权力重组

回顾本轮风波，3月13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主持召开的越共十四大人事小组会议，可能是一个导火索，但在此之前的几届大会，就已经埋下了不稳的前兆。

从2011年出任总书记，成为越南政坛“四柱”（中文世界常称为“四驾马车”）之首以来，外界都认为阮富仲是黎笋以来最强势的越共总书记。

阮富仲从2011年开始担任越共总书记，又在2016年和2021年连任。按照越共七大规定年龄超过65岁的政治局委员不得连任，而且国家领导人当选的年龄限制为70岁，此后只有总书记会在越共全会上获得年龄宽限。1944年出生的阮富仲在2011年时就已经67岁，后两次连任都是超龄服役，是例外中的例外，而且还打破了党章对总书记连任次数的限制，甚至在2018年国家主席陈大光突然去世后兼任了数年的国家元首职位，一度有观察家怀疑阮富仲将会效仿习近平的“三位一体”体制。

回首2011年当选时，阮富仲理应只剩下一届的政治生命，不过他上台后大力推动防腐反贪，特别是2015年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董事长阮春山落马，当时也被称为越南史上最大腐败案件。当时风头能与阮富仲相提并论的另一人物，正是已经连任两届总理的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被很多人认为是“南方派”、“亲美派”的代表，更准确地说，阮晋勇代表的是经济部门。尽管阮晋勇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参加过军队，还在公安系统短暂任职过一年，但从政后的大多数时间还是在经济领域，例如常务副总理兼政府财政和货币委员会主席、国家银行行长等等。

阮晋勇的命门恰恰是阮富仲的长处：反腐。在阮晋勇任内，有多家大型国企被爆出腐败丑闻，甚至在阮富仲还未上台的2010年，他就因为涉及国企贪腐而被调查。到了2012年10月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阮富仲宣布不会对“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做出纪律处分，实际上说的就是阮晋勇。

此后，阮晋勇在稍晚召开的越南国会上做出了罕见的自我批评，表示对“对国有企业、国营经济体的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过失与错误”负责，并向全党和全国“真诚道歉”。也正是因为阮晋勇的腐败丑闻，阮富仲的反腐行动在党内外都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2013年2月，阮富仲牵头成立越南防腐反贪中央指导委员会，从制度上集中权力打击腐败。而在阮春山案之后，阮晋勇彻底失去朝野信任，与总书记职位失之交臂，高举反腐大旗的阮富仲则破例连任总书记。和阮晋勇关系密切的交通部长丁罗升，此后也在反腐中落马。

然而，看似大权在握的阮富仲却一直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2016年换届时，除了阮富仲留任，其余三柱全部换人，而且三人都曾与阮晋勇共事合作，外界普遍相信阮富仲只会是过渡一届的人选，还有说法，说南方派用阮晋勇“一换三”，在四柱里塞满了南方派人马。但仔细考究，与其说是南方派上位，不如说是阮富仲重新分配权力格局。在2011年阮富仲进入四柱时，除他以外的三人，都有经济工作背景，而在2016年时，四柱的背景就更加多元了。

阮晋勇出局后，接任总理的是同样出身于经济系统、曾在阮晋勇手下担任政府办公厅主任的副总理阮春福（Nguyễn Xuân Phúc）。如果仔细看简历，阮春福在阮富仲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参与反腐工作，与阮晋勇的腐败丑闻拉开了差距，因此总理位置仍然留在了经济系统手中。

如果再除去女性国会主席阮氏金银，更加可能接班的，恰好是和苏林一样从公安部长升任国家主席的陈大光（Trần Đại Quang），而当时接任陈大光的公安部长位置的，正是苏林。

实际上，阮富仲作为意识形态系统出身的官员，既没有经济工作的政绩傍身，又没有强力部门的武力护体，仅凭长期政治工作的威望和清廉的形象也很难服众，尤其是还要推行反腐运动，非常容易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稍有不慎就容易引火烧身。因此不难理解，阮富仲的最大政治盟友会是公安系统。其中，陈大光从1972年进入警察学校起，就一直在内务系统、公安系统中工作，是不折不扣的公安系统元老。陈大光以59岁的年龄担任国家主席，刚好卡住了红线，有至少两届的政治生命能够再上一步。

然而，陈大光在2018年9月突然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缺。

在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上，在新冠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冲击，而朝中又没有明显接班人的情况下，越共选择求稳，阮富仲破例连任，负责经济工作的阮春福调往国家主席位置，总理由范明正（Phạm Minh Chính）接任，而国会主席则由王庭惠（Vương Đình Huệ）担任。

范明正和王庭惠类似，虽然不是意识形态工作出身，但都深得阮富仲信任。范明正有很长的公安内务系统工作经历，2016年被阮富仲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长，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王庭惠则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同样是在2016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出现的时候，被安排到河内主政过一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阮富仲看似强势，但是他并没有“一统江湖”的能力，而且早在2021年第三次连任时就曾表示“我老了，身体不好”，表达出退休愿望。即便是在他已经清除大多数阮晋勇余党的十三大大会上，他都没有直接推出自己的接班人进入四柱，或是安排意识形态系统的官员大规模上位，而是延续了既有的权力格局，让自己的强力盟友公安部能够在“四柱”之中占据一席，剩余两席还是由经济官员担任。

但这不意味着阮富仲没有安排接班人。2016年越共十二大上，年仅46岁的武文赏异军突起，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其中唯一的“70后”，也是越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武文赏在胡志明市、共青团任职后，被阮富仲安排担任中央宣教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在2021年接任常务书记，成为阮富仲的“长线”接班人。以他的年龄和资历，还会有很长的政治生命，即便在越共十四大上无法一步到位，也能先跻身四柱。阮富仲理想中的十四大局面，可能就是自己退休，余下三柱之一接任总书记，然后以武文赏为首的一批书记处成员冲击四柱，维持既有政策的平稳推进。甚至可以说，越共十四大的主题，一定会是为阮富仲政治遗产盖棺定论，而确保下一代接班梯队能够延续当前方针，一定是已经力不从心的总书记的最后寄托。

到2023年初，越南反腐行动突然给阮富仲的接班人布局带来了变数。由于越南外交部救援包机受贿案，外交系统有关人士先后遭到处分，特别是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原本也被看好接任总理职位，但作为外交系统出身官员，不可避免地收到牵连，被迫辞职。

令人意外的是，不久后，国家主席阮春福也因事发于自己担任总理任内而“担负政治责任”，提出辞职。要知道，阮春福在担任总理期间，也曾是以铁腕反腐闻名的。而阮富仲身体状况不足以再次兼任主席，四柱势必要增补一人，而这个接任主席职位的，就是武文赏。至此，四柱中罕见地有两名意识形态系统官员，而且武文赏将会以越南史上最年轻的国家主席的身份，成为越共总书记的有力人选。

阮富仲反腐“熔炉”引火烧身？

阮富仲从2019年被传中风之后，确实逐渐减少了工作强度，有时候会有几周时间不出席公开活动，引来外界对越共未来的猜测，因此他近两年的活动也确实转向了铺垫接班人。特别是2023年与中国的出访和接待，都是很明显地把武文赏推向前台，要特别向北方邻居介绍、熟悉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我们无从得知3月13日越共十四大人事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从公开谈话内容中，阮富仲强调了“坚定的政治本领、廉洁的道德品质、坚定不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等等品质，大约是正在敲定十四大人事的初步方案。但几天后，河内就传出消息武文赏将辞职，接下来国会主席王庭惠、常务书记张氏梅等人陆续辞职，人们恍惚间发现，过去所有的人事布局，似乎漏了一个重要的人——苏林。

苏林2016年接任陈大光的公安部长职务。但直到2021年的十三大，苏林都没有获得阮富仲的进一步提拔。如果是别人，可能会安心做党的“刀把子”，安安稳稳到十四大退休，偏偏苏林没有。

苏林似乎不想到站下车，打算再进一步，但按照规定，只有担任过两届以上政治局委员，才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这也意味着阮春福辞职后，有资格的人数不多，其中年龄最大的苏林败给了年龄最小的武文赏。

而在武文赏辞职后，可以竞争国家主席位置的人选中，苏林排在名义上的越共第五号人物——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梅之后。而在苏林之前，除了阮富仲和范明正以外，所有有资格竞争主席一职的人都先后传出自己的老部下涉嫌贪腐案，以“阮春福模式”下台，也就是在自己没有直接涉案的情况下“负领导责任”，或者“负政治责任”，辞去现任职务。其中特别是王庭惠，甚至带领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超规格接待，回国后不久就被迫辞职，可谓是毫不给中国面子。

其实早在2017年，阮富仲曾经喊出“熔炉烧旺了，湿柴火进去也得燃烧”的豪言，被党报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伟大‘烧炉者’”，外界也把阮富仲指挥的反腐运动称为“熔炉行动”，而负责把人丢进熔炉的，就是苏林。

我们当然可以说，从3月开始的一系列辞职是阮富仲反腐决心的体现，实现了他对熔炉烈火“没有禁区”的诺言，是他对自己政治遗产的“关键一招”。但阮富仲身体每况愈下，今年已经多次传出入院治疗消息，去年直接扶武文赏上马已经看出，其实他已经着急布局十四大的人事工作，如今在自己往日盟友的“背刺”之下，心腹武文赏和张氏梅都先后被迫退出政坛，恐怕更能说明的是失控。

还有后手吗？

阮富仲或许应该后悔不应该让阮春福开“四柱”辞职的先例，结果一年后所有布局被全部打乱，不得不从头再来。而他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持他像十年前逼迫阮晋勇公开道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样，连开两周大会，逼迫对手就范。

但他也有后招，那就是引入军方与公安制衡。

越南政治中，虽然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变，实际上军队国防系统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特别是越南军队从1986年以来一直都有经商传统，甚至能够实现部分自足。多年来，这一问题都是越共内部的争议话题。好处是可以减缓财政压力，让军队在有限的预算以外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阮富仲的规划中的确有逐步剥离军队和企业的苗头，例如他强调越军要建设“精、简、强”的现代化军队，但他也强调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精锐化、逐步现代化”，“未雨绸缪提前阻止一切战争和冲突危机等做出贡献”，给国防部队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一方面阮富仲试图通过安排政治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军队干部担任高层领导，强化对军队系统的影响，试图推进军队改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军方代表在中央委员中的比例，给了军队更多影响力。

面对公安系统，阮富仲还剩一张“外卡”可打，就是同为强力部门的军队。在十四届九中全会，有两名有军队背景的干部值得关注，一是梁强，2021年进入中央书记处并担任军队总政治部部长，此次直接兼任张氏梅留下的常务书记空缺，这一招可能代表着阮富仲拉拢军队的努力。而另一个阮仲义，同样是在2021年接任武文赏的中央宣教部部长，此次补选进入政治局。

此外，苏林的公安部也并非毫无后患。全会提名苏林出任国家主席后，国会很快“临时”免去了他的公安部长职务，并交给了陈国祖。这里应当注意，原本就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国祖是已故国家主席陈大光的弟弟，但并非是苏林的亲信。相反，苏林显然更加喜欢自己提拔的兴安省老乡们，特别是副部长梁三光。

有趣的是，增补的四名新政治局委员中，四人全部都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就是阮富仲直接负责的党务部门，而没有补上公安背景的人物。

那么现在是否还有阮富仲“钦点”的接班人呢？尽管3月以来阮富仲的预先布局几乎一铺清袋，但这次补选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明兴（Lê Minh Hưng）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项。越南的中央办公厅除了要协助总书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也是重要的参谋机构。黎明兴背景复杂，他和武文赏同为1970年生人，是前任公安部部长黎明香之子，又长期在经济系统工作。2020年他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很可能是阮富仲在经济上的首席智囊。因此，今年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接替张氏梅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黎明兴凭借年纪卡住身位，日后可以冲击总理甚至更高的位置。可以说，黎明兴除了没有在军队任职，跟几大山头都有关系，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稳健选项。

然而，现在做出分析都还为时尚早。苏林离开部长职位，并不意味着完全离开公安部权力，如今公安部的席位悬念不会让局势更加稳定，只会让苏林和其他势力更加迫切地要卡住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