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影《坠落的审判》在北京首映礼上因男主持人与男嘉宾的“爹味发言”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为电影本身吸引了大量观众。这部由法国女性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执导的影片，围绕一位丈夫意外死亡后，通过审判其妻子这一嫌疑人，深入剖析了婚姻内部的日常琐事。目前，这部影片所引发的讨论范围广泛，触及了婚姻中的家庭分工与性别角色、残障儿童的照护、女性的情绪价值以及司法等社会议题。作为一位关注性别议题的女权主义者，我对这些争论的出现感到欣慰，至少这些议题终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见了。
我自己在观看电影《坠落的审判》时，夫妻吵架的戏份以及庭审戏份都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身体不适，这一方面可能源于童年时期家中类似的吵架场景所触发的回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我也会代入女主需要用一门并不熟练的语言在庭审这种场合自证清白的压力。我甚至在观影过程中需要通过深呼吸来稍作缓解，这种情绪的压抑难以言表。
在观影之前，我就已经看过一些观点是说男女主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位置是互换的，因此一些人认为女主桑德拉是一个等同于传统家庭中的男性角色，批评她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得冷漠强势，反而同情在家庭中承担更多家务和照料义务的丈夫。甚至有人指出，观众赞扬女主的强势冷漠，表达对这种男女关系反转之后的爽感是一种对冷漠的强者的崇拜。
但在我看来，家庭关系中的强弱和性别关系，并非表面上家务分工看上去这么简单，我也不认为支持女主就是崇拜强者这种观点。本文将探讨《坠落的审判》如何巧妙地揭示现代家庭中的性别和权力流动，分析电影中展现的家庭关系、性别角色的深层次动力，并反思这些对我们理解现代婚姻和性别问题有何启示。
事业成功的女性，家庭革命的胜利者？
我们从女主身上也很难看到那种成功者该有的春风得意，而是时刻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
很多观众在观影后可能都会对女主留下“强势”的印象。然而，当我们回顾传统叙事中男性强者和成功人士的塑造方式时，我们会发现，影片中女主的“强”主要是通过其他角色对她成功背后“污点”的指责和控诉来向观众传达的，而不是通过正面描绘其他人对强者的仰慕、追捧或敬畏。比如，观众得知女主的事业如何成功是通过夫妻争吵中丈夫的抱怨和指责，以及法庭上众人的猜疑，甚至她事业成功的代表——出版的著作也被当成有罪推论的证据在法庭上呈上。
女主这些事业成功背后的“污点”，也被认为是作为家庭中强者实行的压迫，造成了对丈夫和孩子的伤害，例如，她“抄袭”丈夫中途放弃的写作灵感改编进自己的创作中，而不是对处于事业低谷的丈夫进行鼓励和长久地付出和等待其成器，就像绝大多数男性成功者背后的女人；她任由丈夫来承担更多对视障儿子的照料和教育工作；她对丈夫事业上的失败表达出的冷漠，不照顾丈夫的情绪；她无法忍受长期的无性婚姻而选择出轨，其实在异性恋婚姻中，她作为双性恋的性取向就已经是她的“罪过”。
在这样的指责下，男主则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甚至最后的死亡更加将他推向了一个绝对弱者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先把这些指责和控诉放在一边，认真倾听电影中夫妻之间的对话和观察他们相处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丈夫对于家庭和儿子的付出其实更多来源于他间接导致儿子意外的愧疚，以及面对自己事业失败的逃避。他对孩子在家教学的教育选择，或许是为了对儿子造成的伤害进行弥补，但更多也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在孩子身上的投射，于是，他将自己逃避的方式强势地照搬到可以被自己支配的儿子的生活上，将有视觉障碍的儿子带回由自己掌控的地盘，精心包裹起来保护；他还需要逃避妻子的成功，女主即便搬到深山依然有人慕名而来采访的程度，可以想像如果继续生活在伦敦这样的文艺中心，他可能会嫉妒发狂。
而他为了打造自己的安全岛而进行的搬家，翻修房子，家庭教育等一系列家务工作，还真就是他选择的，甚至是他创造出来的。这确实容易让一些观众联想到另一部恐怖电影《闪灵》中的元素：在大雪封山处的封闭住所中，精神脆弱又执拗的男主人携一家人来此进行写作事业。
其次，我们从女主身上也很难看到那种成功者该有的春风得意，而是时刻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女主确实在个人生活中做出很多妥协，比如，女主作为一名比自己丈夫成功的作家，不得不在家中忍受丈夫挑衅地放的大声且带有厌女倾向的音乐，需要长期戴耳塞在床上写作；明明女主更喜欢居住在繁华热闹的伦敦但依然为了迁就丈夫的需求搬来他位于法国乡间的家乡，甚至会因为不跟男主家乡的邻居打招呼而被指责；身为德国人的女主，在家中想使用一种折中语言——英语交流，这在丈夫看来已经是对妻子无底线的妥协和让步（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主还是坚持写出了三本书，这种强大也深深折磨着一个无能狂怒的丈夫）。
所以，女主的事业成功并没有让她成为实质上的家庭权力关系上的强者，也没有获得更稳固的来自外界的认可和支持，甚至这个电影从头到尾也并没有一个角色展示出对女主这种“强”的崇拜或者谄媚，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基于性别的恶意，是对她的“强”的忌惮和压制。
“弱势”男性与女性处境
只要走出这个特定的时空，他们便又可以重回第一性的位置。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女性是一种处境”，但这种处境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在时间空间上由无数场景组成的统一连续体。所以，并非此时此刻此地，一个男性只是在家庭分工中扮演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就意味着他沦为女性了。
从时间上讲，一个男性从小受到的第一性教育和被对待的经历累积起来造就了他们对待失权的敏感和对自己的期待；从空间上看，他们可以通过脱离让自己沦为第二性处境的地方，比如小家庭，只要步入社会他依然会被当作一个男性对待。
这意味着男性通常可以在特定的时空场景中主动或者被动地扮演类似女性的处境，可他们知道，只要走出这个特定的时空，他们便又可以重回第一性的位置。比如，豪门赘婿去找社会地位更低的女性满足自己在婚姻中失去的男性特权；比如，年轻时被父亲压制的男人，自己人到中年就开始理解爹和成为爹；比如女主的丈夫要把居住地迁移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夺回婚姻关系中的主导权。
所以，女性个人成就带来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强，在全社会对男性坚实的支持系统面前显得杯水车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女主多年的男律师朋友一上来就怀疑女主杀夫，而整个法庭大部分人对一个死去的，素未谋面的男人却充满同情，都在想象他的死亡无论是自杀还是被杀，都是女主造成的。这种时候，女主的强早就先于审判结果，被宣判为一种罪。
不合格的照料者 ？：残障照料和情绪价值
女性通常被社会和文化默认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从小，女孩就被教育要照顾弟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到成年后，她们被期望自然地承担大部分家庭照料工作，如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长辈，实质上是这些都是无偿地为资本市场生产和照料“人力资源”。即便是在职场上获得成功的女性，也经常被要求精致细微地把握工作和家庭照料的平衡。
家庭照料不仅限于基本的家务劳动，还涉及维护家庭情感氛围和成员的心理健康。这种持续不断地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其价值往往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和回报，与家务劳动一样被视为理所当然。
大家眼中女主的冷漠即撤回自己的情绪劳动，也正是女主一直以来自救的法宝。
然而，一旦家庭出现情绪问题，女性往往首当其冲被指责未能妥善察觉和处理其他家庭成员的情绪需求。女性自身的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这种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劳动，最终让她们成为父权体制运作的燃料，直至精疲力尽（前段时间，台湾艺人Melody谈及自己的婚后生活，举出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她需要按照所有家庭成员的喜好分拣好几箱桃子，但没有人在意她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桃子）。
但在《坠落的审判》中，从女主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独立性，显然她没有履行传统意义上身为女性的照料者角色。她对视力障碍儿子的照料方式和对丈夫的情感支持都偏离了传统期待，但这恰恰揭示了她的自我救赎路径。
诚然，在儿子的养育上，女主的丈夫确实承担了生活起居和家庭教育的任务，我们也从一些细枝末节看出他对儿子的爱，比如在家里不同位置贴上胶带来让他辨别自己所处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主就完全推卸了照料义务，实际上她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有视力障碍的儿子的教育理念：她从来不认为儿子丹尼尔是残疾的，她认为：“如果你用残疾标记了一个孩子，那你就是迫使他无法正确看待他自己的人生。” 在我看来这种养育模式有别于她丈夫封闭式养育，更加符合和尊重丹尼尔自主性的方式。
其实影片中很多对儿子丹尼尔生活片段的呈现中，我们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复杂敏感且独立的孩子，视力障碍并没有完全影响他的社交和生活能力，他可以弹钢琴，给狗洗澡，带狗出去野外徒步，甚至可以在法庭上成为解救母亲的最大推手。可以说电影里很长的时间中，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会忘记他有视力障碍，这种看到残障元素，但不将残障的奇观化的表达，应该是女主想为儿子营造的养育氛围——即不让残障成为儿子人生中刻意的标签，而是让他成为他自己。
影片的其他细节处处体现女主并不是一个不尊重儿子或者忽略儿子感受的“传统父亲”的形象，比如她会在儿子拒绝和自己共处后，试图理解并及时退出让他不舒适的环境，再次回来时也耐心询问是否已经准备好见到自己。
而大家眼中女主的冷漠即撤回自己的情绪劳动，也正是女主一直以来自救的法宝。这种不把自己牺牲其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带她逃离屎坑一样的原生家庭，让她走出了儿子意外事故的阴霾，也让她敏锐的意识到，她的丈夫的痛苦很大程度是他需要去处理的课题，是他无法面对内化了的社会对他的男性成就期待；无法面对一个更有韧性，更成功的妻子，以及他对家庭的付出也无法和传统女性近乎宿命般的导向相比。他在选择居住地，选择贷款买房，选择翻修房子，和儿子教育方式上绝对的把控权也是因为他在事业上的失控的弥补，也是用这种牺牲为其他人制造一些道德陷阱——我都为你们付出这么多了，你们做了什么？但是这个过程有多大程度考虑了孩子和妻子的意见呢？
这种人生课题的分离并不是说女主是一个奉行个人主义的自私的人，而是父权社会长久以来，将男性的情绪，健康，经济状况，甚至命运的不幸都归结到女性身上。妻子总是被期待作为“新的娘”为丈夫全方位负责，可女主则强硬地撤回了在婚姻中妻子对丈夫的注视和情绪价值劳动，她说出了那句：她从来不相信婚姻是互利互惠的，她也不欠丈夫什么。而女主那句 I don‘t owe you anything！ 应该被更多的女性铭记，也应该被社会听到，毕竟女性已经为不属于她们负责的事付出太多了。
法律的性别
问题的关键不是婚姻里的琐碎不适合被放出来审判，而是婚姻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电影《坠落的审判》以庭审为主要场景，显然也有意探讨法庭这个空间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我们看到法庭中的女法官，不想被以婚姻状态降格称呼为小姐的证人女士，还有妙语连珠的女律师对男公诉人诡辩的回击：“你说的可能性就像我有一天会当选总统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称法庭是绝对性别中立的地方。
女主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根本就理不清，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战斗，有时候我们会互相斗来斗去。”确实，将婚姻的琐碎放在法庭上，什么都是需要斤斤计较的地方。两人在相爱时，可以分享，启发对方的想法，变成了“抄袭“的证据；两人针对教育方式，家务分工的争吵可以成为杀人的动机；女主的性取向可以被视为异性恋婚姻中的某种道德瑕疵。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婚姻里的琐碎不适合被放出来审判，而是婚姻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借审判得以一窥其荒唐之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婚姻不是突然就变样的，对各自利益的计较和权力的较量存在于相识相知相处过程中的每分每秒，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一直被灌输用爱来掩盖。
电影的庭审场景中出现过一段模糊但充满施暴声的录音证据，这其中到底是谁打了谁，怎么打的，其实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确实无法完全相信女主单方面的说法。但这也可以理解的，毕竟如果她承认自己在那天曾遭到丈夫的家暴，这不仅不会让她获得同情，反而更加让其他人怀疑，她杀人的动机就是报复对自己家暴的丈夫。
这让我想起去年的一个新闻——中国法院的裁判文书不再对外公开。而在此之前，我们能从往年的判决记录中发现大量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案例判决的不公。据北京市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的《北京市涉家庭暴力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在320份涉及家暴的案件中，女性受害人占比近九成，而家暴案件的认定率偏低，超过70%的案件中，受害人的主张未得到充分响应。新浪新闻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在公开的285起杀妻案中，仅有6起被判死刑，死刑率仅为2.1%，而一般故意杀人案的死刑率则为59.1%。而在2005年调查记者柴静主持的特别节目《沉默在尖叫:女子监区调查》中也呈现出众多因不堪忍受家暴而杀夫入狱的女性，绝大多数是被判为死刑和无期。
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对女性的巨大伤害，更加突显了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司法不公。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并非如其所宣扬的那样公平公正。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是有性别的，制定法律的人有性别，执法的人有性别，司法的人有性别，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能得到多大的保护？婚姻对于当代女性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我想这也是看完这部影片会持续萦绕在我们脑海中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