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電影《墜落的審判》在北京首映禮上因男主持人與男嘉賓的「爹味發言」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也為電影本身吸引了大量觀衆。這部由法國女性導演茹斯汀·特里耶執導的影片，圍繞一位丈夫意外死亡後，通過審判其妻子這一嫌疑人，深入剖析了婚姻內部的日常瑣事。目前，這部影片所引發的討論範圍廣泛，觸及了婚姻中的家庭分工與性別角色、殘障兒童的照護、女性的情緒價值以及司法等社會議題。作為一位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權主義者，我對這些爭論的出現感到欣慰，至少這些議題終於在我們的生活中可見了。
我自己在觀看電影《墜落的審判》時，夫妻吵架的戲份以及庭審戲份都讓我感受到了極大的身體不適，這一方面可能源於童年時期家中類似的吵架場景所觸發的回憶，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活在異國他鄉的人，我也會代入女主需要用一門並不熟練的語言在庭審這種場合自證清白的壓力。我甚至在觀影過程中需要通過深呼吸來稍作緩解，這種情緒的壓抑難以言表。
在觀影之前，我就已經看過一些觀點是說男女主在家庭中的性別角色位置是互換的，因此一些人認為女主桑德拉是一個等同於傳統家庭中的男性角色，批評她在夫妻關係中表現得冷漠強勢，反而同情在家庭中承擔更多家務和照料義務的丈夫。甚至有人指出，觀衆讚揚女主的強勢冷漠，表達對這種男女關係反轉之後的爽感是一種對冷漠的強者的崇拜。
但在我看來，家庭關係中的強弱和性別關係，並非表面上家務分工看上去這麼簡單，我也不認為支持女主就是崇拜強者這種觀點。本文將探討《墜落的審判》如何巧妙地揭示現代家庭中的性別和權力流動，分析電影中展現的家庭關係、性別角色的深層次動力，並反思這些對我們理解現代婚姻和性別問題有何啓示。
事業成功的女性，家庭革命的勝利者？
我們從女主身上也很難看到那種成功者該有的春風得意，而是時刻處於一種壓抑的狀態。
很多觀衆在觀影後可能都會對女主留下「強勢」的印象。然而，當我們回顧傳統敘事中男性強者和成功人士的塑造方式時，我們會發現，影片中女主的「強」主要是通過其他角色對她成功背後「污點」的指責和控訴來向觀衆傳達的，而不是通過正面描繪其他人對強者的仰慕、追捧或敬畏。比如，觀衆得知女主的事業如何成功是通過夫妻爭吵中丈夫的抱怨和指責，以及法庭上衆人的猜疑，甚至她事業成功的代表——出版的著作也被當成有罪推論的證據在法庭上呈上。
女主這些事業成功背後的「污點」，也被認為是作為家庭中強者實行的壓迫，造成了對丈夫和孩子的傷害，例如，她「抄襲」丈夫中途放棄的寫作靈感改編進自己的創作中，而不是對處於事業低谷的丈夫進行鼓勵和長久地付出和等待其成器，就像絕大多數男性成功者背後的女人；她任由丈夫來承擔更多對視障兒子的照料和教育工作；她對丈夫事業上的失敗表達出的冷漠，不照顧丈夫的情緒；她無法忍受長期的無性婚姻而選擇出軌，其實在異性戀婚姻中，她作為雙性戀的性取向就已經是她的「罪過」。
在這樣的指責下，男主則變成了一個可憐的，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甚至最後的死亡更加將他推向了一個絕對弱者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們先把這些指責和控訴放在一邊，認真傾聽電影中夫妻之間的對話和觀察他們相處的細節，我們會發現：丈夫對於家庭和兒子的付出其實更多來源於他間接導致兒子意外的愧疚，以及面對自己事業失敗的逃避。他對孩子在家教學的教育選擇，或許是為了對兒子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但更多也是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在孩子身上的投射，於是，他將自己逃避的方式強勢地照搬到可以被自己支配的兒子的生活上，將有視覺障礙的兒子帶回由自己掌控的地盤，精心包裹起來保護；他還需要逃避妻子的成功，女主即便搬到深山依然有人慕名而來採訪的程度，可以想像如果繼續生活在倫敦這樣的文藝中心，他可能會嫉妒發狂。
而他為了打造自己的安全島而進行的搬家，翻修房子，家庭教育等一系列家務工作，還真就是他選擇的，甚至是他創造出來的。這確實容易讓一些觀衆聯想到另一部恐怖電影《閃靈》中的元素：在大雪封山處的封閉住所中，精神脆弱又執拗的男主人攜一家人來此進行寫作事業。
其次，我們從女主身上也很難看到那種成功者該有的春風得意，而是時刻處於一種壓抑的狀態。女主確實在個人生活中做出很多妥協，比如，女主作為一名比自己丈夫成功的作家，不得不在家中忍受丈夫挑釁地放的大聲且帶有厭女傾向的音樂，需要長期戴耳塞在床上寫作；明明女主更喜歡居住在繁華熱鬧的倫敦但依然為了遷就丈夫的需求搬來他位於法國鄉間的家鄉，甚至會因為不跟男主家鄉的鄰居打招呼而被指責；身為德國人的女主，在家中想使用一種折中語言——英語交流，這在丈夫看來已經是對妻子無底線的妥協和讓步（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女主還是堅持寫出了三本書，這種強大也深深折磨着一個無能狂怒的丈夫）。
所以，女主的事業成功並沒有讓她成為實質上的家庭權力關係上的強者，也沒有獲得更穩固的來自外界的認可和支持，甚至這個電影從頭到尾也並沒有一個角色展示出對女主這種「強」的崇拜或者諂媚，相反，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基於性別的惡意，是對她的「強」的忌憚和壓制。
「弱勢」男性與女性處境
只要走出這個特定的時空，他們便又可以重回第一性的位置。
我們經常會看到一句話：「女性是一種處境」，但這種處境不是單一存在的，而是在時間空間上由無數場景組成的統一連續體。所以，並非此時此刻此地，一個男性只是在家庭分工中扮演了傳統女性的角色，就意味着他淪為女性了。
從時間上講，一個男性從小受到的第一性教育和被對待的經歷累積起來造就了他們對待失權的敏感和對自己的期待；從空間上看，他們可以通過脫離讓自己淪為第二性處境的地方，比如小家庭，只要步入社會他依然會被當作一個男性對待。
這意味着男性通常可以在特定的時空場景中主動或者被動地扮演類似女性的處境，可他們知道，只要走出這個特定的時空，他們便又可以重回第一性的位置。比如，豪門贅婿去找社會地位更低的女性滿足自己在婚姻中失去的男性特權；比如，年輕時被父親壓制的男人，自己人到中年就開始理解爹和成為爹；比如女主的丈夫要把居住地遷移到自己的家鄉，重新奪回婚姻關係中的主導權。
所以，女性個人成就帶來的那一點點所謂的強，在全社會對男性堅實的支持系統面前顯得杯水車薪。很明顯的對比就是，女主多年的男律師朋友一上來就懷疑女主殺夫，而整個法庭大部分人對一個死去的，素未謀面的男人卻充滿同情，都在想象他的死亡無論是自殺還是被殺，都是女主造成的。這種時候，女主的強早就先於審判結果，被宣判為一種罪。
不合格的照料者 ？：殘障照料和情緒價值
女性通常被社會和文化默認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從小，女孩就被教育要照顧弟妹、幫助母親料理家務，到成年後，她們被期望自然地承擔大部分家庭照料工作，如照顧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長輩，實質上是這些都是無償地為資本市場生產和照料「人力資源」。即便是在職場上獲得成功的女性，也經常被要求精緻細微地把握工作和家庭照料的平衡。
家庭照料不僅限於基本的家務勞動，還涉及維護家庭情感氛圍和成員的心理健康。這種持續不斷地為他人提供情緒價值的勞動，其價值往往未得到足夠的認可和回報，與家務勞動一樣被視為理所當然。
大家眼中女主的冷漠即撤回自己的情緒勞動，也正是女主一直以來自救的法寶。
然而，一旦家庭出現情緒問題，女性往往首當其衝被指責未能妥善察覺和處理其他家庭成員的情緒需求。女性自身的情感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這種以自我犧牲為代價的勞動，最終讓她們成為父權體制運作的燃料，直至精疲力盡（前段時間，台灣藝人Melody談及自己的婚後生活，舉出了一個鮮活的例子，她需要按照所有家庭成員的喜好分揀好幾箱桃子，但沒有人在意她到底喜歡吃什麼樣的桃子）。
但在《墜落的審判》中，從女主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獨立性，顯然她沒有履行傳統意義上身為女性的照料者角色。她對視力障礙兒子的照料方式和對丈夫的情感支持都偏離了傳統期待，但這恰恰揭示了她的自我救贖路徑。
誠然，在兒子的養育上，女主的丈夫確實承擔了生活起居和家庭教育的任務，我們也從一些細枝末節看出他對兒子的愛，比如在家裏不同位置貼上膠帶來讓他辨別自己所處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着女主就完全推卸了照料義務，實際上她也表達了自己對於有視力障礙的兒子的教育理念：她從來不認為兒子丹尼爾是殘疾的，她認為：「如果你用殘疾標記了一個孩子，那你就是迫使他無法正確看待他自己的人生。」 在我看來這種養育模式有別於她丈夫封閉式養育，更加符合和尊重丹尼爾自主性的方式。
其實影片中很多對兒子丹尼爾生活片段的呈現中，我們能感受到，他是一個複雜敏感且獨立的孩子，視力障礙並沒有完全影響他的社交和生活能力，他可以彈鋼琴，給狗洗澡，帶狗出去野外徒步，甚至可以在法庭上成為解救母親的最大推手。可以說電影裏很長的時間中，我相信很多人會和我一樣，會忘記他有視力障礙，這種看到殘障元素，但不將殘障的奇觀化的表達，應該是女主想為兒子營造的養育氛圍——即不讓殘障成為兒子人生中刻意的標簽，而是讓他成為他自己。
影片的其他細節處處體現女主並不是一個不尊重兒子或者忽略兒子感受的「傳統父親」的形象，比如她會在兒子拒絕和自己共處後，試圖理解並及時退出讓他不舒適的環境，再次回來時也耐心詢問是否已經準備好見到自己。
而大家眼中女主的冷漠即撤回自己的情緒勞動，也正是女主一直以來自救的法寶。這種不把自己犧牲其中解決問題的方式帶她逃離屎坑一樣的原生家庭，讓她走出了兒子意外事故的陰霾，也讓她敏銳的意識到，她的丈夫的痛苦很大程度是他需要去處理的課題，是他無法面對內化了的社會對他的男性成就期待；無法面對一個更有韌性，更成功的妻子，以及他對家庭的付出也無法和傳統女性近乎宿命般的導向相比。他在選擇居住地，選擇貸款買房，選擇翻修房子，和兒子教育方式上絕對的把控權也是因為他在事業上的失控的彌補，也是用這種犧牲為其他人制造一些道德陷阱——我都為你們付出這麼多了，你們做了什麼？但是這個過程有多大程度考慮了孩子和妻子的意見呢？
這種人生課題的分離並不是說女主是一個奉行個人主義的自私的人，而是父權社會長久以來，將男性的情緒，健康，經濟狀況，甚至命運的不幸都歸結到女性身上。妻子總是被期待作為「新的娘」為丈夫全方位負責，可女主則強硬地撤回了在婚姻中妻子對丈夫的注視和情緒價值勞動，她說出了那句：她從來不相信婚姻是互利互惠的，她也不欠丈夫什麼。而女主那句 I don‘t owe you anything！ 應該被更多的女性銘記，也應該被社會聽到，畢竟女性已經為不屬於她們負責的事付出太多了。
法律的性別
問題的關鍵不是婚姻裏的瑣碎不適合被放出來審判，而是婚姻制度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除此之外，電影《墜落的審判》以庭審為主要場景，顯然也有意探討法庭這個空間中的公平正義問題。我們看到法庭中的女法官，不想被以婚姻狀態降格稱呼為小姐的證人女士，還有妙語連珠的女律師對男公訴人詭辯的回擊：「你說的可能性就像我有一天會當選總統是一個意思「。但是，我們仍然無法稱法庭是絕對性別中立的地方。
女主說：「夫妻之間的關係根本就理不清，有時候我們會一起戰鬥，有時候我們會互相鬥來鬥去。」確實，將婚姻的瑣碎放在法庭上，什麼都是需要斤斤計較的地方。兩人在相愛時，可以分享，啓發對方的想法，變成了「抄襲「的證據；兩人針對教育方式，家務分工的爭吵可以成為殺人的動機；女主的性取向可以被視為異性戀婚姻中的某種道德瑕疵。
但是，問題的關鍵不是婚姻裏的瑣碎不適合被放出來審判，而是婚姻制度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借審判得以一窺其荒唐之處。這一切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婚姻不是突然就變樣的，對各自利益的計較和權力的較量存在於相識相知相處過程中的每分每秒，一直都在，只是我們一直被灌輸用愛來掩蓋。
電影的庭審場景中出現過一段模糊但充滿施暴聲的錄音證據，這其中到底是誰打了誰，怎麼打的，其實我們無從得知，我們確實無法完全相信女主單方面的說法。但這也可以理解的，畢竟如果她承認自己在那天曾遭到丈夫的家暴，這不僅不會讓她獲得同情，反而更加讓其他人懷疑，她殺人的動機就是報復對自己家暴的丈夫。
這讓我想起去年的一個新聞——中國法院的裁判文書不再對外公開。而在此之前，我們能從往年的判決記錄中發現大量基於性別的家庭暴力案例判決的不公。據北京市源衆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發布的《北京市涉家庭暴力案件司法大數據分析報告》，在320份涉及家暴的案件中，女性受害人佔比近九成，而家暴案件的認定率偏低，超過70%的案件中，受害人的主張未得到充分響應。新浪新聞的一項數據調查顯示，在公開的285起殺妻案中，僅有6起被判死刑，死刑率僅為2.1%，而一般故意殺人案的死刑率則為59.1%。而在2005年調查記者柴靜主持的特別節目《沉默在尖叫:女子監區調查》中也呈現出衆多因不堪忍受家暴而殺夫入獄的女性，絕大多數是被判為死刑和無期。
這些案例不僅揭示了對女性的巨大傷害，更加突顯了家庭暴力案件處理的司法不公。我們需要認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律並非如其所宣揚的那樣公平公正。我們必須要承認，法律是有性別的，制定法律的人有性別，執法的人有性別，司法的人有性別，在這樣一個系統中，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能得到多大的保護？婚姻對於當代女性還有多大的意義呢？我想這也是看完這部影片會持續縈繞在我們腦海中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