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无根玫瑰，铿锵不再——中国女足的发展困局

（Shuyao Chen，格拉纳达俱乐部技术顾问，英足总技术顾问，数据科学家）

随着戴莉的进球被VAR确认有效，英格兰女足以摧枯拉朽之势，让中国女足吃下1-6的惨痛失利，从小组赛出局，彻底告别2023年女足世界杯。

尽管经历了教练更迭，但中国女足继2-8不敌荷兰女足后，再次在国际赛场遭遇惨案。二十余年绽放至今的“铿锵玫瑰”，不仅囿于干涸的人才土壤，更在世界女足高速发展的风潮中饱受摧残，不由得让人发问，中国女足，何以至此？

人才培养体系缺失，无根之花

团体项目的成功，离不开体育项目的普及和体育人口基数的发展。在欧洲旅居生活时，球场和各类运动场遍布于阡陌交通与车水马龙间，随处可见当地居民参与到各类球赛之中。

各国基础教育也对体育足够重视，以西班牙为例，在中学阶段，每周至少会保证两个小时的体育课，内容既有各种基础的体能训练，也有具体的运动项目。虽然要求在不同的自治区会有所不同，例如，瓦伦西亚大区的中学学生在高中毕业时，需要熟练掌握至少8门体育项目，而卡斯蒂亚-莱昂大区的学校只要求4门项目，但学生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基础体测以获得学分。根据西班牙政府制定的教育大纲，所有的学生都需要获得体育科目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因此，即使是在面临升学压力的高中最后一年，体育课的时间也不会被其他课替代。

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博洛尼亚教育体系的欧洲国家均采取了类似的要求，保证了全民基本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将体育运动培育成伴随国民一生的兴趣。同时，以兴趣为源头，各类体育运动俱乐部自然而然蓬勃兴起，而受现代管理学和商务开发影响最深的足球俱乐部更是其中佼佼者，在基于俱乐部的各级梯队建设之外，再辅以各国足协基于本国足球发展的长期战略和愿景，为有可能投身于职业体育道路的孩子，提供了入门的机会和职业发展的保证。

与普遍重视全民体育教育的欧洲国家相比，以高考制度为导向的中国则缺少发展全民体育的文化基础和社会保障。尽管中国职业体校在过去几十年培育出无数顶级运动员，体校的普通毕业生却面临着远超一般学生的就业难度。大部分体校只能提供社会地位较低的中专文凭，常年刻苦训练却只换来了一项难以在社会上谋生的单一技能，这使得体校即使在少儿阶段发现了运动员苗子，孩子的父母考虑到未来的发展，也不会将体校作为优选。

在普通的中学体系中，由于“压力山大”的中国的高考制度，绝大部分学生几乎没有系统参与体育训练的时间，即使有体育特长生的政策，能让部分高水平运动员能以相对低的分数进入较好的大学，但始终名额稀少。

在此环境下，无论男女足，都常年面临着人才培养体系缺失、注册球员人数稀少和选材范围狭小的问题，对于资源更少的女足更是艰难。截止2023年，中国女足仅有八千余名注册球员，U18-U14的女足队员仅为1557人，而对于更小的年龄段，由于智能手机及便携电子设备在过去十年风靡全球，加上生活条件变得优越，如今的青少年体质比起上一代球员普遍变差，有的青训球员甚至需要加练体训，才能使身体机能达到要求。如此现况之下，中国女足在可见的未来十年，都不得不承受大赛成绩衰落的苦痛。

体制之下，既无全局，亦无自由

回望1999年，当中国女足在点球大战中惜败美国，屈居第三届女足世界杯亚军时，世界女足的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许多国家尚没有完善的人才培育和选拔机制。彼时的中国女足籍由基于全运会举国体制，能有效从各省挑选球员，组建出一支具有足够战力的女足球队，并取得优异成绩，在24年前有其制度上的先进性。

然而，时过境迁，彼时的先进制度在以欧洲为代表的俱乐部梯队制度衬托下，反而成为了制约中国女足发展的缠脚布。政府、足协、各省体育局、各女足俱乐部之间为了竞技或经济上的利益纠葛不清，直接导致中国女足即使有长期的人才培养规划，也很难在执行层面落实并实施，而这直接体现在了中国女超的畸形发展上。

作为较早开始建设的女超联赛，中国女超经过数次改制后，目前十二支球队采用双循环联赛制，并且拥有较为完备的专业录像采集和数据支持系统。然而，2017年，武汉女足通过引入强力外援和挖角联赛顶级球员的方式迅速崛起，并且在2020到2023年实现了三连冠的霸业，而这背后少不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和湖北省体育局的推动。为了实现武汉足球“提档升级”的政绩目标，相比男足俱乐部，女足俱乐部显然是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选择。而武汉市体育局提出的“全面挺进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的战略目标”，依旧是基于全运会时代各省竞争的思路，于中国女足的发展本身只是零和博弈，无法带来直接的收益。

而在武汉市体育局推动的一次次的“提档升级”背后，作为老牌女足人才基地的北京女足的精英被挖掘殆尽，在2023赛季面临严峻的保级压力，这对于丰富女超联赛的多样性有害无益。更严重的是，由于武汉女足和上海女足都在进攻端引入了个人能力远超联赛其他球员的黑人球星，这不仅使得两队战术简单粗暴化，也让两队所拥有的中国女足精英在联赛中得不到有效的锻炼，而后果直接反应到了本届世界杯惨败英格兰的比赛中。

例如，上海女足的赞比亚前锋班达在2023年的女超的10场比赛中，取得了9球4助的惊人成绩，她的优异表现不仅帮助上海女足暂列中国女超联赛积分榜第二，也以一己之力带领她的祖国赞比亚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开创了中非国家参加世界杯（无论男女足）的先河。然而，由于她的速度、带球突破、传接球和终结能力都远超征战女超的中国女足球员，整个女超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对一的防守中对她稳定造成有效阻碍，上海女足的战术也随之简化为传球找班达，作为效率最高的打法。而拥有场均一球的特鲁瓦的武汉女足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武汉的特鲁瓦，上海的班达，两位能力超群的黑人球员在中国女超大杀四方，本可以期待中国女足的中后场在她们的冲击下得到一些锻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女超联赛在教练和球员培养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制约了这些潜力的充分发展。

然而女超一来缺乏优秀教练，二来缺少足够多有经验的球员进行言传身教，球员即使想要提升，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训练方法。此外，在各体育局和俱乐部基于本省利益的功利主义导向下，都会更倾向于引入前场球员，进而快速提高成绩。在缺乏诸如亚冠联赛的洲级赛事检验下，采取如此运营策略的武汉女足和上海女足的实际水平，很难得到来自系统外的客观验证。

与成熟的中超男足联赛，或近年迅猛发展的欧洲女足联赛相比，中国女超联赛并不是市场化的联赛，大多数在中国女超效力球员的所属关系复杂，且人身自由受到合同限制。一个球员的所属权，或归属于体育局，或归属于当地足协，或多方共管，这使得球员即使想要转会或留洋，也不得不经过层层手续，十分繁琐，其间利益关系交换之困难更不足为外人道，而这种局面显然限制了球员自主发展和提升。

因此，尽管诸多球迷和媒体看到效力于苏黎世草蜢的张琳艳，在本届世界杯上打出惊艳表现后，纷纷呼吁女足球员应该留洋锻炼，并且欧洲女足俱乐部中，不乏对中国女足国家队的球员感兴趣者。然而，在诸多限制之下，这些俱乐部只能观望，除非女足球员自己有强烈的留洋兴趣，并且所属单位或俱乐部均愿意放行并主动联系，否则，对于欧洲女足俱乐部而言，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中国女足在培养球员和运营联赛方面面临多重问题，影响了球员的全面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要实现中国女足的崛起，需要在教练、球员培养、联赛运营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为球员提供更好的培训和竞技环境，才能让她们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进而提升国家队的竞争力。

不自立，何谈精神

没有系统的人才培养体制，也没有先进的体制，中国女足在世界女足的江湖上不进则退，对于常年关注女足的人而言，输给英格兰并不意外。然而，这场惨败不仅敲响了关注女足的人们心头的警钟，更在无情的冷光下，剥离了她们曾经以为的坚不可摧的信念：铿锵玫瑰的精神。

实话说，英格兰队在体格和技术上的优势无可否认，她们是不可小觑的对手。然而，正是在这个世界杯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其他球队的精彩表现。同为亚洲球队，日本队不畏西班牙的技术压制，半场便通过战术完胜对手横扫三球；而韩国队与德国战成1-1，在让欧洲杯亚军小组赛饮恨出局的同时，也印证了她们毫不气馁的勇气。

中国女足曾是2022年亚洲杯的冠军，她们与日本、韩国队在体格上并无巨大差异，本届世界杯中却显得如此脆弱。除了全队技术水平不均的问题外，与英格兰队的对抗中，无论是战术的布置还是球员的心态，都暴露了严重问题。倘若深究，这脆弱的心态或许源自中国教育体制的局限。在当前体制下，听话的乖孩子更为受欢迎，自立的独立个体却不易获得认同。这样的环境使得一些球员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难以从失败中快速反弹。

一些国家的女足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面临严峻的竞争和压力，这种早期锻炼培养了她们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比如英格兰本土的职业女足球员的辛勤付出颇有启示。效力于谢菲尔德联女足的夏洛特·纽夏姆（Charlotte Newsham）在刚成为职业女足球员时，还居住在距谢菲尔德128公里的利物浦，每逢训练日，都需要自己从利物浦驱车两小时至谢菲尔德，训练后再开车返回。这些磨炼不仅没有耽误她的职业发展，她在刚结束的22/23赛季英格兰女超联赛中，还获得了俱乐部年度最佳球员的荣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女足在一些方面过于“呵护”，可能导致她们在面对困难时缺乏足够的抗压能力。相比世界女足整体环境，中国女超球员的待遇可谓优渥，但是这种优渥待遇是否能够真正培养出自信和自立的球员，却值得探讨。而留洋的球员非但不是靠自己去解决语言或生活上的问题，反而是得到支付宝赞助的个人生活助理的悉心呵护后，依旧慨谈“孤独”，生活上较强的依赖性，显然不利于培养球员的自主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惨败之后，或许是重生的开始，中国女足，不仅需要拾回信念，更需要自立自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