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無根玫瑰，鏗鏘不再——中國女足的發展困局

（Shuyao Chen，格拉納達俱樂部技術顧問，英足總技術顧問，數據科學家）

隨着戴莉的進球被VAR確認有效，英格蘭女足以摧枯拉朽之勢，讓中國女足吃下1-6的慘痛失利，從小組賽出局，徹底告別2023年女足世界盃。

儘管經歷了教練更迭，但中國女足繼2-8不敵荷蘭女足後，再次在國際賽場遭遇慘案。二十餘年綻放至今的「鏗鏘玫瑰」，不僅囿於乾涸的人才土壤，更在世界女足高速發展的風潮中飽受摧殘，不由得讓人發問，中國女足，何以至此？

人才培養體系缺失，無根之花

團體項目的成功，離不開體育項目的普及和體育人口基數的發展。在歐洲旅居生活時，球場和各類運動場遍布於阡陌交通與車水馬龍間，隨處可見當地居民參與到各類球賽之中。

各國基礎教育也對體育足夠重視，以西班牙為例，在中學階段，每週至少會保證兩個小時的體育課，內容既有各種基礎的體能訓練，也有具體的運動項目。雖然要求在不同的自治區會有所不同，例如，瓦倫西亞大區的中學學生在高中畢業時，需要熟練掌握至少8門體育項目，而卡斯蒂亞-萊昂大區的學校只要求4門項目，但學生必須通過一系列的基礎體測以獲得學分。根據西班牙政府制定的教育大綱，所有的學生都需要獲得體育科目的學分，才能順利畢業，因此，即使是在面臨升學壓力的高中最後一年，體育課的時間也不會被其他課替代。

以西班牙為代表的博洛尼亞教育體系的歐洲國家均採取了類似的要求，保證了全民基本身體素質的同時，也將體育運動培育成伴隨國民一生的興趣。同時，以興趣為源頭，各類體育運動俱樂部自然而然蓬勃興起，而受現代管理學和商務開發影響最深的足球俱樂部更是其中佼佼者，在基於俱樂部的各級梯隊建設之外，再輔以各國足協基於本國足球發展的長期戰略和願景，為有可能投身於職業體育道路的孩子，提供了入門的機會和職業發展的保證。

與普遍重視全民體育教育的歐洲國家相比，以高考制度為導向的中國則缺少發展全民體育的文化基礎和社會保障。儘管中國職業體校在過去幾十年培育出無數頂級運動員，體校的普通畢業生卻面臨着遠超一般學生的就業難度。大部分體校只能提供社會地位較低的中專文憑，常年刻苦訓練卻只換來了一項難以在社會上謀生的單一技能，這使得體校即使在少兒階段發現了運動員苗子，孩子的父母考慮到未來的發展，也不會將體校作為優選。

在普通的中學體系中，由於「壓力山大」的中國的高考制度，絕大部分學生幾乎沒有系統參與體育訓練的時間，即使有體育特長生的政策，能讓部分高水平運動員能以相對低的分數進入較好的大學，但始終名額稀少。

在此環境下，無論男女足，都常年面臨着人才培養體系缺失、註冊球員人數稀少和選材範圍狹小的問題，對於資源更少的女足更是艱難。截止2023年，中國女足僅有八千餘名註冊球員，U18-U14的女足隊員僅為1557人，而對於更小的年齡段，由於智能手機及便攜電子設備在過去十年風靡全球，加上生活條件變得優越，如今的青少年體質比起上一代球員普遍變差，有的青訓球員甚至需要加練體訓，才能使身體機能達到要求。如此現況之下，中國女足在可見的未來十年，都不得不承受大賽成績衰落的苦痛。

體制之下，既無全局，亦無自由

回望1999年，當中國女足在點球大戰中惜敗美國，屈居第三屆女足世界盃亞軍時，世界女足的發展仍處於萌芽階段，許多國家尚沒有完善的人才培育和選拔機制。彼時的中國女足籍由基於全運會舉國體制，能有效從各省挑選球員，組建出一支具有足夠戰力的女足球隊，並取得優異成績，在24年前有其制度上的先進性。

然而，時過境遷，彼時的先進制度在以歐洲為代表的俱樂部梯隊制度襯托下，反而成為了制約中國女足發展的纏腳布。政府、足協、各省體育局、各女足俱樂部之間為了競技或經濟上的利益糾葛不清，直接導致中國女足即使有長期的人才培養規劃，也很難在執行層面落實並實施，而這直接體現在了中國女超的畸形發展上。

作為較早開始建設的女超聯賽，中國女超經過數次改制後，目前十二支球隊採用雙循環聯賽制，並且擁有較為完備的專業錄像採集和數據支持系統。然而，2017年，武漢女足通過引入強力外援和挖角聯賽頂級球員的方式迅速崛起，並且在2020到2023年實現了三連冠的霸業，而這背後少不了武漢市委市政府和湖北省體育局的推動。為了實現武漢足球「提檔升級」的政績目標，相比男足俱樂部，女足俱樂部顯然是投資回報率更高的選擇。而武漢市體育局提出的「全面挺進中國足球頂級職業聯賽的戰略目標」，依舊是基於全運會時代各省競爭的思路，於中國女足的發展本身只是零和博弈，無法帶來直接的收益。

而在武漢市體育局推動的一次次的「提檔升級」背後，作為老牌女足人才基地的北京女足的精英被挖掘殆盡，在2023賽季面臨嚴峻的保級壓力，這對於豐富女超聯賽的多樣性有害無益。更嚴重的是，由於武漢女足和上海女足都在進攻端引入了個人能力遠超聯賽其他球員的黑人球星，這不僅使得兩隊戰術簡單粗暴化，也讓兩隊所擁有的中國女足精英在聯賽中得不到有效的鍛鍊，而後果直接反應到了本屆世界盃慘敗英格蘭的比賽中。

例如，上海女足的贊比亞前鋒班達在2023年的女超的10場比賽中，取得了9球4助的驚人成績，她的優異表現不僅幫助上海女足暫列中國女超聯賽積分榜第二，也以一己之力帶領她的祖國贊比亞闖入世界盃決賽圈，開創了中非國家參加世界盃（無論男女足）的先河。然而，由於她的速度、帶球突破、傳接球和終結能力都遠超征戰女超的中國女足球員，整個女超幾乎沒有人能在一對一的防守中對她穩定造成有效阻礙，上海女足的戰術也隨之簡化為傳球找班達，作為效率最高的打法。而擁有場均一球的特魯瓦的武漢女足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武漢的特魯瓦，上海的班達，兩位能力超群的黑人球員在中國女超大殺四方，本可以期待中國女足的中後場在她們的衝擊下得到一些鍛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女超聯賽在教練和球員培養方面面臨着一些挑戰，制約了這些潛力的充分發展。

然而女超一來缺乏優秀教練，二來缺少足夠多有經驗的球員進行言傳身教，球員即使想要提升，也很難找到合適的訓練方法。此外，在各體育局和俱樂部基於本省利益的功利主義導向下，都會更傾向於引入前場球員，進而快速提高成績。在缺乏諸如亞冠聯賽的洲級賽事檢驗下，採取如此運營策略的武漢女足和上海女足的實際水平，很難得到來自系統外的客觀驗證。

與成熟的中超男足聯賽，或近年迅猛發展的歐洲女足聯賽相比，中國女超聯賽並不是市場化的聯賽，大多數在中國女超效力球員的所屬關係複雜，且人身自由受到合同限制。一個球員的所屬權，或歸屬於體育局，或歸屬於當地足協，或多方共管，這使得球員即使想要轉會或留洋，也不得不經過層層手續，十分繁瑣，其間利益關係交換之困難更不足為外人道，而這種局面顯然限制了球員自主發展和提升。

因此，儘管諸多球迷和媒體看到效力於蘇黎世草蜢的張琳豔，在本屆世界盃上打出驚豔表現後，紛紛呼籲女足球員應該留洋鍛鍊，並且歐洲女足俱樂部中，不乏對中國女足國家隊的球員感興趣者。然而，在諸多限制之下，這些俱樂部只能觀望，除非女足球員自己有強烈的留洋興趣，並且所屬單位或俱樂部均願意放行並主動聯繫，否則，對於歐洲女足俱樂部而言，這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中國女足在培養球員和運營聯賽方面面臨多重問題，影響了球員的全面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要實現中國女足的崛起，需要在教練、球員培養、聯賽運營等多個方面進行深入改革，為球員提供更好的培訓和競技環境，才能讓她們真正發揮出自己的潛力，進而提升國家隊的競爭力。

不自立，何談精神

沒有系統的人才培養體制，也沒有先進的體制，中國女足在世界女足的江湖上不進則退，對於常年關注女足的人而言，輸給英格蘭並不意外。然而，這場慘敗不僅敲響了關注女足的人們心頭的警鐘，更在無情的冷光下，剝離了她們曾經以為的堅不可摧的信念：鏗鏘玫瑰的精神。

實話說，英格蘭隊在體格和技術上的優勢無可否認，她們是不可小覷的對手。然而，正是在這個世界盃舞台上，我們看到了其他球隊的精彩表現。同為亞洲球隊，日本隊不畏西班牙的技術壓制，半場便通過戰術完勝對手橫掃三球；而韓國隊與德國戰成1-1，在讓歐洲盃亞軍小組賽飲恨出局的同時，也印證了她們毫不氣餒的勇氣。

中國女足曾是2022年亞洲盃的冠軍，她們與日本、韓國隊在體格上並無巨大差異，本屆世界盃中卻顯得如此脆弱。除了全隊技術水平不均的問題外，與英格蘭隊的對抗中，無論是戰術的布置還是球員的心態，都暴露了嚴重問題。倘若深究，這脆弱的心態或許源自中國教育體制的侷限。在當前體制下，聽話的乖孩子更為受歡迎，自立的獨立個體卻不易獲得認同。這樣的環境使得一些球員在面對壓力和挫折時缺乏足夠的心理韌性，難以從失敗中快速反彈。

一些國家的女足球員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面臨嚴峻的競爭和壓力，這種早期鍛鍊培養了她們的心理素質和適應能力。比如英格蘭本土的職業女足球員的辛勤付出頗有啓示。效力於謝菲爾德聯女足的夏洛特·紐夏姆（Charlotte Newsham）在剛成為職業女足球員時，還居住在距謝菲爾德128公里的利物浦，每逢訓練日，都需要自己從利物浦驅車兩小時至謝菲爾德，訓練後再開車返回。這些磨鍊不僅沒有耽誤她的職業發展，她在剛結束的22/23賽季英格蘭女超聯賽中，還獲得了俱樂部年度最佳球員的榮譽。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女足在一些方面過於「呵護」，可能導致她們在面對困難時缺乏足夠的抗壓能力。相比世界女足整體環境，中國女超球員的待遇可謂優渥，但是這種優渥待遇是否能夠真正培養出自信和自立的球員，卻值得探討。而留洋的球員非但不是靠自己去解決語言或生活上的問題，反而是得到支付寶贊助的個人生活助理的悉心呵護後，依舊慨談「孤獨」，生活上較強的依賴性，顯然不利於培養球員的自主能力和適應能力。

在慘敗之後，或許是重生的開始，中國女足，不僅需要拾回信念，更需要自立自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