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争议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特约撰稿人 繁星

当地时间5月8日，加拿大外交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发布声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官员赵巍列为不受欢迎人员。次日，中国方面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甄逸慧（Jennifer Lynn Lalonde）不晚于5月13日离境。

引发这起两国相互驱逐外交官事件的导火索，是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在5月1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在加拿大进行的干预活动的报导。在这篇报导中，《环球邮报》引用了来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021年7月20日的文件，表明中国将加拿大列为“优先目标”，并且针对立法议员、商界人士，与侨民群体使用包括胡萝卜与大棒（incentives and punishment）在内的大范围影响行动。

情报局还提到，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还在搜集关于一名国会议员在香港亲属的信息。加拿大情报局的报告表示，中国方面的举动准备将这位议员列为典型，并以此震摄其他人的反华立场。随后，爆料人士又证实，这位被针对的国会议员是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而赵巍是负责处理此事的中国外交官。

在2021年2月，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影子内阁的庄文浩在加拿大众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议会将发生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事件认定为种族灭绝。这一动议在议会中获得了266票支持，0票反对，得以通过。需要注意的是，议会的决议并没有法律效力。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所有的政府内阁成员，都没有就此投票。庄文浩也在2021年3月被中华人民外交部列入制裁名单。

而这起事件的影响范围，已经超过了外交事务的范畴。“国会议员家人被威胁”事件在加拿大议会中引起了更大的反应。事实上，在过去的半年内，关于中国干预加拿大2019年与2021年大选的行为，一直是议会委员会和问询环节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被忽视的爆料人

早在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争议发生时，在加拿大政坛就存在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顾虑。但具体的中国干预加拿大大选的指控，则来自于自2022年末起，数篇发布在加拿大媒体上的情报局爆料人信息。

2022年11月7日，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引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与情报局内部爆料人士的说法，指控中国干预2019年加拿大联邦大选。这篇报导中的指控十分具体：情报显示，在2019年，中国方面采取大规模行动，资助了至少11名参与2019年联邦选举的候选人。中国方面采取的影响方式包括通过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中间人向候选人输送资金，在国会议员办公室安插间谍以影响政策走向，贿赂加拿大前任官员，以及针对中国认定为威胁自身利益的加拿大政治人物展开“具有威胁的攻势”。

报导指控一名安大略省省议员与另一名联邦选举工作人员充当中间人，帮助亲共团体转移了超过25万加元的资金，用于资助上述11名候选人。随后的报导称，该名省议员为福建籍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议员柯文彬（Vincent Ke）。在媒体曝光后，柯文彬虽然否认一切关于干预大选的指控，但在当天晚些时候退出进步保守党党团。4月14日，柯文彬通过其律师向发布报导的环球新闻网发出诽谤律师函。4月21日，加拿大《国家邮报》报导称，柯文彬发起募捐行动，以承担起诉媒体的法律成本。

2023年2月，另一家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通过其收到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文件，揭露了中国方面对加拿大2021年联邦大选的干预策略，这其中包括“确保没有任何党派国会席位过半”、“鼓励亲共人士捐款支持中国方面支持的候选人”、“让加拿大在国会里相互争斗”、以及“利用中国在加留学生充当志愿者帮助竞选”。使得人们震惊的是，这些情报局记录的中国干预策略，与最终的大选结果情况吻合。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大选是由杜鲁多总理提前解散国会而发动，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由党方面的预期，虽然联邦自由党支持率在疫情期间远高于其他党派，但最终的选举结果与2019年大选并没有明显差别，自由党仅赢得338个国会席位当中的160席（又因一名候选人陷入性侵指控，最终实际只控制159席），与2019年选举赢得的157席之间没有显著差距。

这一系列的匿名爆料与媒体报导，引发了加拿大国会当中反对党的强烈反应。由于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实际席位没有过半，在所有反对党和独立议员的影响下，加拿大国会开始针对中国干预2019与2021年大选展开听证会。在2023年3月，《环球邮报》刊载了来自于安全情报局爆料人的评论文章，爆料人表示，面对日益增加的外国势力干预选举问题，他无法再忍受上层领导者对大选干预的漠视，并强调这并不是一个党派争斗的问题，也不应该去影响政府对多元化与包容性政策的推行。在面对伦理纠结时，ta想到了前任司法部长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随后选择为了公共利益而爆料。（注：王州迪在201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随后担任杜鲁多政府内阁成员，并任司法部长。2019年1月，由于拒绝向加拿大公司SNC-Lavalin提供延缓起诉书，王州迪被调离司法部长职位，随即向媒体爆料，引出了杜鲁多办公室试图干预司法的争议。在2019年4月，王州迪被逐出自由党党团，随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并在2019年10月的联邦选举中获胜。王州迪在2021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面对争议，杜鲁多政府也不得不在国会、本国传媒，以及国际媒体持续不断的压力下调整应对策略。在争议发生初期的“否认问题”、“不承认过失”、“追究情报泄密者责任”等等策略，在2023年3月15日被调整为“任命特别调查员”对大选干预问题进行研究。但特别调查员人选的任命问题，也引发了反对党的不满：保守党指出，目前政府任命的特别调查员大卫·约翰斯顿（David Johnson）与杜鲁多总理过于密切，而且约翰斯顿还曾担任杜鲁多基金会的成员。杜鲁多基金会与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并无直接联系，但杜鲁多基金会在2023年4月被曝出接受中国政治关联人物的捐赠后，多位高管因此辞职。

在这些围绕中国干预大选的争议声中，杜鲁多的自由党党团成员再遭情报爆料，随后被迫下野。3月22日晚间，自由党国会议员董晗鹏宣布退出党团。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网引用安全情报局爆料线人的消息，指控董晗鹏在2021年曾秘密向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韩涛建议，推迟释放两名被中国扣押的加拿大人。董晗鹏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正式在2023年4月向环球新闻网提起诽谤诉讼，索赔1500万加元的损失。董晗鹏是目前加拿大国会当中，唯一一名出生于中国内地的议员。

在损兵折将、遭受媒体非议后，杜鲁多政府近半年来的拖延与抗拒并没有改变大选干预事件的总体走向：在5月11日，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赵巍3天后，加拿大媒体CBC通过线报报导称，自由党政府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关于“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的立法程序。而外国代理人注册，正是议会当中反对党要求的对应外国干预大选的政策变化。

杜鲁多的双线中国麻烦

在社交媒体以及本地中文网站上，对于杜鲁多的声讨呈现两极化的状态：“反共”人士常常认为杜鲁多是“亲共政客”，而“亲共”人士则认为杜鲁多是顺应美国反华浪潮的种族主义者。但不论人们的立场如何，事实和加拿大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局势却复杂得多。自2015年当选加拿大总理以来，杜鲁多的中国政策近乎完成了180度的转变。

早在2016年，杜鲁多就向媒体证实，加拿大正在寻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杜鲁多本人也在2016年，2017年两次访问中国。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访问加拿大。虽然在当时，中国的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并没有影响当时自由党政府对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双方在2018年已经十分接近签署协定，但在2018年4月，双方谈判由于中国拒绝将人权事项列入协定当中而破裂。对此，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表示，中方并不想将所谓的“非贸易因素和问题”列入协定当中。贸易协定问题自此并再无实际进展，而随著“外交人质事件”的发生，加拿大对中国政策开始转变，并在2020年正式宣布，放弃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

外交人质事件，是指2018年12月，在美国检方的要求下，加拿大在温哥华逮捕华为CFO孟晚舟后，中国扣押两名在华加拿大籍人士，以要挟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事件。孟晚舟最终在2021年9月，在承认部分罪行后，被美国放弃引渡，从而被加拿大方面释放。同一时间，中国也释放了两名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多和他所率领的自由党经过了2019和2021年两次联邦选举，并两次成功连任。而困扰杜鲁多的中国问题，不仅仅来自于与中国的外交与贸易，也来自于诸多原籍为中国的选民与利益相关人。虽然说，原本中国公民，与具有加拿大国籍但使用中文，或者是原籍为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社交媒体、跨国政治压迫，以及中国方面在侨务、谍报，及被指控的大选干预等多方位行动的大背景下，这两者的交集变得越来越多。

在杜鲁多试图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三年内，加拿大的街头上著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诸多中国超市、购物商场，以及餐馆当中，出现了接受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等等中国常见的支付方式。随著来自中国移民的数量增加，微信、微博、b站等中国手机应用在加拿大的使用人数也在增加。有数据报导指出，微信在加拿大大约有100万用户，相比之下，在加拿大2021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加拿大有53.1万人在家主要说中文，又有39.3万人在家庭当中的主要使用语言是粤语。不可否认的是，微信的普及方便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求，但在政治与竞选层面，微信，以及其他受到中国网信办与网警监控管制的社交媒体平台，又成为了政治审查与虚假信息的重灾区。

如同其他的社交媒体一样，微信同样具有组织公民运动，以及支持或者反对某个政策，或者是某个政党的功能。而微信在加拿大政治当中第一次展现实力的时刻，是在2015年初，在多伦多及其周边地区，有保守派民众使用微信召集反对时任省政府推出的性教育课程。据媒体报导称，有多达一千名反对新版性教育的人士加入召集者的微信群。他们随后成功召集数次针对新版性教育课程的抗议。这股势力也成为了后期影响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选的因素之一，在这次选举当中，原本议会席位过半的安大略省自由党被进步保守党横扫。而进步保守党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又一次大获全胜，取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

与之对应的，是杜鲁多的自由党团队在2019年初就在微信当中碰到的大麻烦。在2019年1月的联邦议员补选当中，自由党方面提名了一名名为王小宝的候选人。就在选举开始的第一天，王小宝在自己的微信中呼吁所有的华裔选民支持自己，从而击败另一名印度裔候选人，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这样的种族主义话语直接导致王小宝被除名。微信对于加拿大政治的影响，随著2019年的大选而进入更多媒体与政治人物的视野。2019年10月，有媒体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与群聊当中出现了保守党的竞选广告。微信方面宣称并不接受政治类广告，并指出竞选广告的内容是由一名微信用户发布。

众所周知，微信在网信办以及其他中国政府部门的要求下审查其平台上的内容，而这些审查也同样影响著在中国以外的永固。审查的压力同样会压迫加拿大本地的中文媒体以及创作者。2019年8月，多伦多本地微信公众号“超级生活”发布了一篇名为“燃哭了！大批华人和留学生刚刚走上多伦多街头，挥舞国旗、高唱国歌！”的微信推文，记录了“爱国人士”针对香港反送中声援者在加拿大各地组织的集会的反集会行动。在这篇微信文章中，采取了基本与中国政府一样的论调来定义反送中事件。而这样的内容不但可以影响近百万的加拿大微信使用者，微信的审查机制还可以阻隔支持“反送中运动”的人士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声音。

这样的问题，到2021年的大选当中变得更加明显。2021年大选期间，微信当中出现了例如“加拿大版特朗普?保守党奥图尔扬言与中国对抗!”、“又一个特朗普！加拿大保守党党魁要封杀微信，誓与中国对抗到底！”等等字眼的微信文章，记录了时任保守党党领奥图（Erin O’Toole）在竞选党领期间一系列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而在随后的选举结果当中，保守党有三名竞选连任的议员在华人居多的选区当中落败。保守党由此指控外国势力干预了至少13个选区的选举结果。保守党失去的三个席位当中，保守党候选人都遭遇了得票数显著下降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党在华人数量众多的选区得票数的下降，并不意味著这一定是“外国势力”干预导致的问题。在2021年选举当中，困扰保守党的问题有糟糕的少数族裔竞选策略，在种族问题上不受欢迎，以及党领的知名度。将得票数的下降归咎于外国势力干预，并不是一种严谨的说法。但显然，各个政党都会开始注意外国势力干预的影响的存在。但与其说加拿大各个政党想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倒不如说各个政党在考虑如何在现行状况下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对于杜鲁多，以及其他加拿大政治人物来说，奥图的失败意味著，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势对自身的连任和竞选并没有显著收益。自输掉2021年大选后，保守党软化了政党的对华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杜鲁多政府采取拖延策略的根本原因：既然我们的政党不会因为解决问题而获得收益，那么解决问题显然也不会是政客的优先处理事项。

正是此类基于在短期内意图获取华裔选民选票的基本思想，可能导致了干预选举的事件不断恶化。不论是早年多伦多大学中国留学生针对藏裔人权人士的网络暴力，还是麦克马斯特大学中国留学生代替中国外交人员监视骚扰维吾尔演讲嘉宾事件，都没有得到来自联邦一级政治人物或者官员的重视。

这些被媒体公开报导的事件，亦仅仅是在加拿大境内外国因素对政治影响的冰山一角。而在近期，加拿大被媒体报导同样出现了中国的海外警察局，比起美国直接逮捕关联人士相比，加拿大的处理方式则低调许多，公开报导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因为海外警察局的设立而遭到逮捕或者起诉。而前面提到的社交媒体问题，以及其衍生的跨越国境的审查及维权压迫，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华裔难题

在4月14日，一名名为王立的社区人士发起请愿，呼吁政府撤回对外国代理人注册要求的考虑。请愿内容表示注册代理人的要求不能区分积极或者是恶意的外国势力干预，并且会加深种族主义和针对特定社区的污名化。在王立发表的观点文章中，还将外国代理人制度与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的“排华法案”关联。

在刚刚过去的COVID疫情期间，针对东亚族裔人士的仇恨犯罪数量在加拿大显著增多。一些人认为，种族主义问题，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议题，并不能混为一谈。但另一方面，与中国有关联的人士，在加拿大社会当中的处境正变得更加微妙。过去二十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形势显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的中国，和发现中国并没有在政治体制上做出改变后，对中国带来的国际持续挑战更加忌惮的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分歧并不意味著不再欢迎来自中国的人士。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中国在2022年依旧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在例如亚裔传统月、农历新年、中秋节等等传统节庆上，也能够看到加拿大各级政要的声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加拿大在多元化与抗击种族主义的问题上得到了满分的答卷。而在外国势力干预大选的背景下，未来著实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高举五星红旗，在思想、行动，以及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亲共侨民”群体，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无视种族问题、污名化，以及例如川普一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反共人士”。在近现代华人移民史当中，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体把持了族裔社区中政治的主要话语权，但在中国与民主世界逐渐走向“脱钩”和“新型冷战”的大背景下，这样的现状显然对于更多不愿参与政治，以及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运动的人士不利。

对于更多的新老移民、上班族，和小企业主来说，或许他们在加拿大，乃至北美的生活目标并非与政治相关：这并不意味著他们一定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华侨”，也不意味著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对于抛弃原生国家所拥有的人脉、资源，来到新的环境重新开始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宏大的目标距离他们的生活未免太远。但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保持沉默的成本正在增加，不论人们是否对加拿大本国的政治感兴趣，他们的生活将不得不被卷入未来的政治议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