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干預加拿大選舉爭議的來龍去脈，以及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特約撰稿人 繁星

當地時間5月8日，加拿大外交部長喬美蘭（Mélanie Joly）發布聲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領事官員趙巍列為不受歡迎人員。次日，中國方面宣布採取對等措施，要求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官員甄逸慧（Jennifer Lynn Lalonde）不晚於5月13日離境。

引發這起兩國相互驅逐外交官事件的導火索，是加拿大媒體《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在5月1日發布的關於中國在加拿大進行的干預活動的報導。在這篇報導中，《環球郵報》引用了來自加拿大安全情報局2021年7月20日的文件，表明中國將加拿大列為「優先目標」，並且針對立法議員、商界人士，與僑民群體使用包括胡蘿蔔與大棒（incentives and punishment）在內的大範圍影響行動。

情報局還提到，中國國家安全部官員還在蒐集關於一名國會議員在香港親屬的信息。加拿大情報局的報告表示，中國方面的舉動準備將這位議員列為典型，並以此震攝其他人的反華立場。隨後，爆料人士又證實，這位被針對的國會議員是加拿大保守黨議員莊文浩（Michael Chong），而趙巍是負責處理此事的中國外交官。

在2021年2月，擔任保守黨外交事務影子內閣的莊文浩在加拿大眾議院提出動議，要求議會將發生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事件認定為種族滅絕。這一動議在議會中獲得了266票支持，0票反對，得以通過。需要注意的是，議會的決議並沒有法律效力。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以及所有的政府內閣成員，都沒有就此投票。莊文浩也在2021年3月被中華人民外交部列入制裁名單。

而這起事件的影響範圍，已經超過了外交事務的範疇。「國會議員家人被威脅」事件在加拿大議會中引起了更大的反應。事實上，在過去的半年內，關於中國干預加拿大2019年與2021年大選的行為，一直是議會委員會和問詢環節當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被忽視的爆料人

早在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爭議發生時，在加拿大政壇就存在外國勢力干預大選的顧慮。但具體的中國干預加拿大大選的指控，則來自於自2022年末起，數篇發布在加拿大媒體上的情報局爆料人信息。

2022年11月7日，加拿大媒體《環球新聞》引用加拿大安全情報局與情報局內部爆料人士的說法，指控中國干預2019年加拿大聯邦大選。這篇報導中的指控十分具體：情報顯示，在2019年，中國方面採取大規模行動，資助了至少11名參與2019年聯邦選舉的候選人。中國方面採取的影響方式包括通過與共產黨有關聯的中間人向候選人輸送資金，在國會議員辦公室安插間諜以影響政策走向，賄賂加拿大前任官員，以及針對中國認定為威脅自身利益的加拿大政治人物展開「具有威脅的攻勢」。

報導指控一名安大略省省議員與另一名聯邦選舉工作人員充當中間人，幫助親共團體轉移了超過25萬加元的資金，用於資助上述11名候選人。隨後的報導稱，該名省議員為福建籍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議員柯文彬（Vincent Ke）。在媒體曝光後，柯文彬雖然否認一切關於干預大選的指控，但在當天晚些時候退出進步保守黨黨團。4月14日，柯文彬通過其律師向發布報導的環球新聞網發出誹謗律師函。4月21日，加拿大《國家郵報》報導稱，柯文彬發起募捐行動，以承擔起訴媒體的法律成本。

2023年2月，另一家加拿大媒體《環球郵報》通過其收到的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文件，揭露了中國方面對加拿大2021年聯邦大選的干預策略，這其中包括「確保沒有任何黨派國會席位過半」、「鼓勵親共人士捐款支持中國方面支持的候選人」、「讓加拿大在國會裡相互爭鬥」、以及「利用中國在加留學生充當志願者幫助競選」。使得人們震驚的是，這些情報局記錄的中國干預策略，與最終的大選結果情況吻合。2021年的加拿大聯邦大選是由杜魯多總理提前解散國會而發動，但最終的結果並沒有達到自由黨方面的預期，雖然聯邦自由黨支持率在疫情期間遠高於其他黨派，但最終的選舉結果與2019年大選並沒有明顯差別，自由黨僅贏得338個國會席位當中的160席（又因一名候選人陷入性侵指控，最終實際只控制159席），與2019年選舉贏得的157席之間沒有顯著差距。

這一系列的匿名爆料與媒體報導，引發了加拿大國會當中反對黨的強烈反應。由於自由黨在國會中的實際席位沒有過半，在所有反對黨和獨立議員的影響下，加拿大國會開始針對中國干預2019與2021年大選展開聽證會。在2023年3月，《環球郵報》刊載了來自於安全情報局爆料人的評論文章，爆料人表示，面對日益增加的外國勢力干預選舉問題，他無法再忍受上層領導者對大選干預的漠視，並強調這並不是一個黨派爭鬥的問題，也不應該去影響政府對多元化與包容性政策的推行。在面對倫理糾結時，ta想到了前任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隨後選擇為了公共利益而爆料。（註：王州迪在2015年當選為國會議員，隨後擔任杜魯多政府內閣成員，並任司法部長。2019年1月，由於拒絕向加拿大公司SNC-Lavalin提供延緩起訴書，王州迪被調離司法部長職位，隨即向媒體爆料，引出了杜魯多辦公室試圖干預司法的爭議。在2019年4月，王州迪被逐出自由黨黨團，隨後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並在2019年10月的聯邦選舉中獲勝。王州迪在2021年宣布不再尋求連任。）

面對爭議，杜魯多政府也不得不在國會、本國傳媒，以及國際媒體持續不斷的壓力下調整應對策略。在爭議發生初期的「否認問題」、「不承認過失」、「追究情報洩密者責任」等等策略，在2023年3月15日被調整為「任命特別調查員」對大選干預問題進行研究。但特別調查員人選的任命問題，也引發了反對黨的不滿：保守黨指出，目前政府任命的特別調查員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on）與杜魯多總理過於密切，而且約翰斯頓還曾擔任杜魯多基金會的成員。杜魯多基金會與現任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多並無直接聯繫，但杜魯多基金會在2023年4月被曝出接受中國政治關聯人物的捐贈後，多位高管因此辭職。

在這些圍繞中國干預大選的爭議聲中，杜魯多的自由黨黨團成員再遭情報爆料，隨後被迫下野。3月22日晚間，自由黨國會議員董晗鵬宣布退出黨團。當天早些時候，加拿大媒體環球新聞網引用安全情報局爆料線人的消息，指控董晗鵬在2021年曾秘密向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韓濤建議，推遲釋放兩名被中國扣押的加拿大人。董晗鵬否認所有的指控，並正式在2023年4月向環球新聞網提起誹謗訴訟，索賠1500萬加元的損失。董晗鵬是目前加拿大國會當中，唯一一名出生於中國內地的議員。

在損兵折將、遭受媒體非議後，杜魯多政府近半年來的拖延與抗拒並沒有改變大選干預事件的總體走向：在5月11日，加拿大驅逐中國外交官趙巍3天後，加拿大媒體CBC通過線報報導稱，自由黨政府將會在今年晚些時候推出關於「外國代理人註冊法案」的立法程序。而外國代理人註冊，正是議會當中反對黨要求的對應外國干預大選的政策變化。

杜魯多的雙線中國麻煩

在社交媒體以及本地中文網站上，對於杜魯多的聲討呈現兩極化的狀態：「反共」人士常常認為杜魯多是「親共政客」，而「親共」人士則認為杜魯多是順應美國反華浪潮的種族主義者。但不論人們的立場如何，事實和加拿大所面對的國際政治局勢卻複雜得多。自2015年當選加拿大總理以來，杜魯多的中國政策近乎完成了180度的轉變。

早在2016年，杜魯多就向媒體證實，加拿大正在尋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杜魯多本人也在2016年，2017年兩次訪問中國。與之對應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訪問加拿大。雖然在當時，中國的人權問題，尤其是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已經引發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但這並沒有影響當時自由黨政府對尋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決心。雙方在2018年已經十分接近簽署協定，但在2018年4月，雙方談判由於中國拒絕將人權事項列入協定當中而破裂。對此，時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沙野表示，中方並不想將所謂的「非貿易因素和問題」列入協定當中。貿易協定問題自此並再無實際進展，而隨著「外交人質事件」的發生，加拿大對中國政策開始轉變，並在2020年正式宣布，放棄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

外交人質事件，是指2018年12月，在美國檢方的要求下，加拿大在溫哥華逮捕華為CFO孟晚舟後，中國扣押兩名在華加拿大籍人士，以要挾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的事件。孟晚舟最終在2021年9月，在承認部分罪行後，被美國放棄引渡，從而被加拿大方面釋放。同一時間，中國也釋放了兩名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杜魯多和他所率領的自由黨經過了2019和2021年兩次聯邦選舉，並兩次成功連任。而困擾杜魯多的中國問題，不僅僅來自於與中國的外交與貿易，也來自於諸多原籍為中國的選民與利益相關人。雖然說，原本中國公民，與具有加拿大國籍但使用中文，或者是原籍為中國的加拿大公民並不能混為一談，但是在社交媒體、跨國政治壓迫，以及中國方面在僑務、諜報，及被指控的大選干預等多方位行動的大背景下，這兩者的交集變得越來越多。

在杜魯多試圖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的三年內，加拿大的街頭上著實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元素。在諸多中國超市、購物商場，以及餐館當中，出現了接受微信支付、支付寶、銀聯等等中國常見的支付方式。隨著來自中國移民的數量增加，微信、微博、b站等中國手機應用在加拿大的使用人數也在增加。有數據報導指出，微信在加拿大大約有100萬用戶，相比之下，在加拿大2021年的普查數據顯示，加拿大有53.1萬人在家主要說中文，又有39.3萬人在家庭當中的主要使用語言是粵語。不可否認的是，微信的普及方便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求，但在政治與競選層面，微信，以及其他受到中國網信辦與網警監控管制的社交媒體平台，又成為了政治審查與虛假信息的重災區。

如同其他的社交媒體一樣，微信同樣具有組織公民運動，以及支持或者反對某個政策，或者是某個政黨的功能。而微信在加拿大政治當中第一次展現實力的時刻，是在2015年初，在多倫多及其周邊地區，有保守派民眾使用微信召集反對時任省政府推出的性教育課程。據媒體報導稱，有多達一千名反對新版性教育的人士加入召集者的微信群。他們隨後成功召集數次針對新版性教育課程的抗議。這股勢力也成為了後期影響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選的因素之一，在這次選舉當中，原本議會席位過半的安大略省自由黨被進步保守黨橫掃。而進步保守黨在2022年的選舉當中又一次大獲全勝，取得了絕對多數的席位。

與之對應的，是杜魯多的自由黨團隊在2019年初就在微信當中碰到的大麻煩。在2019年1月的聯邦議員補選當中，自由黨方面提名了一名名為王小寶的候選人。就在選舉開始的第一天，王小寶在自己的微信中呼籲所有的華裔選民支持自己，從而擊敗另一名印度裔候選人，新民主黨黨領駔勉誠（Jagmeet Singh），這樣的種族主義話語直接導致王小寶被除名。微信對於加拿大政治的影響，隨著2019年的大選而進入更多媒體與政治人物的視野。2019年10月，有媒體發現在微信的朋友圈與群聊當中出現了保守黨的競選廣告。微信方面宣稱並不接受政治類廣告，並指出競選廣告的內容是由一名微信用戶發布。

眾所周知，微信在網信辦以及其他中國政府部門的要求下審查其平台上的內容，而這些審查也同樣影響著在中國以外的永固。審查的壓力同樣會壓迫加拿大本地的中文媒體以及創作者。2019年8月，多倫多本地微信公眾號「超級生活」發布了一篇名為「燃哭了！大批華人和留學生剛剛走上多倫多街頭，揮舞國旗、高唱國歌！」的微信推文，記錄了「愛國人士」針對香港反送中聲援者在加拿大各地組織的集會的反集會行動。在這篇微信文章中，採取了基本與中國政府一樣的論調來定義反送中事件。而這樣的內容不但可以影響近百萬的加拿大微信使用者，微信的審查機制還可以阻隔支持「反送中運動」的人士在平台上發布自己的聲音。

這樣的問題，到2021年的大選當中變得更加明顯。2021年大選期間，微信當中出現了例如「加拿大版特朗普?保守黨奧圖爾揚言與中國對抗!」、「又一個特朗普！加拿大保守黨黨魁要封殺微信，誓與中國對抗到底！」等等字眼的微信文章，記錄了時任保守黨黨領奧圖（Erin O’Toole）在競選黨領期間一系列對中國的強硬政策。而在隨後的選舉結果當中，保守黨有三名競選連任的議員在華人居多的選區當中落敗。保守黨由此指控外國勢力干預了至少13個選區的選舉結果。保守黨失去的三個席位當中，保守黨候選人都遭遇了得票數顯著下降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黨在華人數量眾多的選區得票數的下降，並不意味著這一定是「外國勢力」干預導致的問題。在2021年選舉當中，困擾保守黨的問題有糟糕的少數族裔競選策略，在種族問題上不受歡迎，以及黨領的知名度。將得票數的下降歸咎於外國勢力干預，並不是一種嚴謹的說法。但顯然，各個政黨都會開始注意外國勢力干預的影響的存在。但與其說加拿大各個政黨想要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倒不如說各個政黨在考慮如何在現行狀況下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對於杜魯多，以及其他加拿大政治人物來說，奧圖的失敗意味著，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勢對自身的連任和競選並沒有顯著收益。自輸掉2021年大選後，保守黨軟化了政黨的對華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不難理解杜魯多政府採取拖延策略的根本原因：既然我們的政黨不會因為解決問題而獲得收益，那麼解決問題顯然也不會是政客的優先處理事項。

正是此類基於在短期內意圖獲取華裔選民選票的基本思想，可能導致了干預選舉的事件不斷惡化。不論是早年多倫多大學中國留學生針對藏裔人權人士的網絡暴力，還是麥克馬斯特大學中國留學生代替中國外交人員監視騷擾維吾爾演講嘉賓事件，都沒有得到來自聯邦一級政治人物或者官員的重視。

這些被媒體公開報導的事件，亦僅僅是在加拿大境內外國因素對政治影響的冰山一角。而在近期，加拿大被媒體報導同樣出現了中國的海外警察局，比起美國直接逮捕關聯人士相比，加拿大的處理方式則低調許多，公開報導並沒有發現任何人因為海外警察局的設立而遭到逮捕或者起訴。而前面提到的社交媒體問題，以及其衍生的跨越國境的審查及維權壓迫，也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華裔難題

在4月14日，一名名為王立的社區人士發起請願，呼籲政府撤回對外國代理人註冊要求的考慮。請願內容表示註冊代理人的要求不能區分積極或者是惡意的外國勢力干預，並且會加深種族主義和針對特定社區的污名化。在王立發表的觀點文章中，還將外國代理人制度與加拿大歷史上曾有過的「排華法案」關聯。

在剛剛過去的COVID疫情期間，針對東亞族裔人士的仇恨犯罪數量在加拿大顯著增多。一些人認為，種族主義問題，與外國勢力干預大選的議題，並不能混為一談。但另一方面，與中國有關聯的人士，在加拿大社會當中的處境正變得更加微妙。過去二十年以來，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的形勢顯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的中國，和發現中國並沒有在政治體制上做出改變後，對中國帶來的國際持續挑戰更加忌憚的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與中國之間的分歧並不意味著不再歡迎來自中國的人士。根據加拿大移民部的數據，中國在2022年依舊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移民來源國。在例如亞裔傳統月、農曆新年、中秋節等等傳統節慶上，也能夠看到加拿大各級政要的聲明。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加拿大在多元化與抗擊種族主義的問題上得到了滿分的答卷。而在外國勢力干預大選的背景下，未來著實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在政治光譜的一端，是高舉五星紅旗，在思想、行動，以及意識形態與中國共產黨保持高度一致的「親共僑民」群體，而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則是無視種族問題、污名化，以及例如川普一樣的右翼民粹主義政客的「反共人士」。在近現代華人移民史當中，這兩個水火不容的群體把持了族裔社區中政治的主要話語權，但在中國與民主世界逐漸走向「脫鉤」和「新型冷戰」的大背景下，這樣的現狀顯然對於更多不願參與政治，以及沒有能力參與政治運動的人士不利。

對於更多的新老移民、上班族，和小企業主來說，或許他們在加拿大，乃至北美的生活目標並非與政治相關：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是同情中國共產黨的「愛國華僑」，也不意味著他們的人生終極目標是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對於拋棄原生國家所擁有的人脈、資源，來到新的環境重新開始的大多數人來說，那些宏大的目標距離他們的生活未免太遠。但另一方面，對於普通人來說，保持沈默的成本正在增加，不論人們是否對加拿大本國的政治感興趣，他們的生活將不得不被捲入未來的政治議題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