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是最“清白”的中国人？——出身论卷土重来，宗法社会还会远吗

今年中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这是一条没有写进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详的潜规则，所谓“一人犯罪，影响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个警察就恐吓拒绝隔离的居民：“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传一时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作为对连坐威胁的激情反击。

周世虹的建议，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或委员提及，体制对此纹丝不动，公众通常也冷眼旁观，这本来就是橡皮图章会议的默契，但今年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在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区，网民留言大多是：“那些进去的官员最喜欢这个放开”，“老赖的子女享受着老赖提供的优质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人质疑周世虹的动机，建议查一下他。

“考公”是“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政治

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对特权的恐惧。许多网民提到贪官，认为如果贪官的子女利用贪官留下的资源，考取公务员，上到高位后再替父母翻案，将危害体制。

有人举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亲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根据判决书，曲婉婷的母亲违规挪用了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东北下岗工人后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国读书，过着优渥生活，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被她母亲毁掉的无数家庭。

对曲婉婷的控诉是有力的，但在现实层面，不能考公对落马官员后代并不是太大的损失，更无法对在任的官员产生威慑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并不指向愤怒的网民念兹在兹的公平问题。

或者这样说，在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里，考公的门开着还是关着，是一个过于生僻的问题。落马官员哪怕被体制抛弃，游戏规则往往仍对其后代网开一面，默许其（在国内或海外）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穷追猛打。这是一个阶层的团结，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后路。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曲婉婷这样的后代，会想考公再经历一次父辈的“原始积累”。

在视频网站b站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法律学者罗翔也评论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罗翔非常委婉地劝解读者，他说，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还提醒，买鹦鹉、买药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有清醒认知的人，必然会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更容易伤害到弱势阶层，而非特权阶层。网民担心政审放松之后，老赖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却生活困顿。但实情是，根据目前的政审规则，老赖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据媒体报道，父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不影响子女考公。

中国司法部曾发过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过公务员政审吗？》提到，三代以内旁系亲属有民族宗教、国家安全、非法组织方面的刑罚，无法通过政审。如果报考的是警察类的岗位，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会影响政审情况，如果是普通公务员，通常不会受影响。

而相对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被套上“寻衅滋事罪”的例子数不胜数，被长期家暴的妻子自卫反杀了丈夫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是一个过于轻巧的诘问。

罗翔苦口婆心想表达的是，连坐制度只会让弱势者更受歧视，而无法有效遏制特权阶层。但b站的许多网民并不买账，被点赞最多（5万多次）的评论说，“我始终认为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换言之，罗翔的受众不太关心“如果我是最弱势的那个”怎么办，他们更关心“谁偷走了我的人生”。

2020年，罗翔发了一条微博称“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为荣誉的奴隶”，被民粹博主认为是在讽刺同日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而加以攻击，最终罗翔退出微博。彼时b站不少网民为他打抱不平，罗翔也继续在b站更新视频并仍受欢迎，他对于这里的年轻网民是有影响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为最佳职业选择，又竞争无比激烈的当下，年轻人对正义的渴求难以抽象为一种价值，只能和对阶级固化的痛恨高度捆绑。

回头细想，舆论场如此热烈且认真地讨论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说明考公在年轻人心中的分量。上一个相似的具备某种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娱乐明星易烊千玺考取了编制，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引发了许多人的反弹，他被指责挤占普通人的名额，利用明星的资源走后门。

当时《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评论，说“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作者本意是指出就业环境的恶劣让年轻人只能挤破头进入体制，但却被认为是在嘲讽小镇做题家努力了也没用。彼时“小镇做题家”的血泪自述文字铺天盖地地出现，《中国新闻周刊》被骂到删文。

“小镇做题家”是这个世代年轻人最强的身份认同，“考公”是他们的武器，是一种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争做清白的中国人

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友的好处，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许多人在谈论此事时用了“清白”这个词。一个网民质疑周世虹的提案，“为什么我们清白人家的小孩要为不清白人家的小孩负责？”一位知名的新闻当事人也反对这个建议，她说“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为受害者维权，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监视和骚扰，被当成罪犯对待。

“清白”的自觉，也让很多人反对另一个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微博发起一起投票，有2万人赞成取消寻衅滋事罪，5.2万人反对取消。有网民自陈，“我极有可能成为被寻衅滋事的对象，毕竟我又不会寻衅滋事别人，我总要有点什么保护自己吧”，还有人说“如果你不惹事，你赞成的理由是什么”。

对权力的服从让人们想象出这样的社会结构：随时会伤害自己的陌生人，严厉的仲裁者，随时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的自己。当这些人谈论寻衅滋事罪，他们想象的是自己在身体上被这个口袋罪保护了；当他们谈论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们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护了。在这个想象的社会结构中，总有一个陌生的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伤害自己的利益，而国家作为仲裁者越重刑主义，就越能保护自己。

而希望废除连坐制和口袋罪，守住“无罪不罚”底线的人，忌惮的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他们很清楚，喜怒无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伤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时期长大的胡锡进，也罕见地发表了一通没有为体制遮羞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愿的年轻人当中，遇到父母和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因而受限的普通人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贪腐官员子女要多得多。”

胡锡进提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唯出身论”。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当时“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备受歧视，“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则享受包括升学在内的优待。文革10年期间停止高考，“黑五类”无学可上，能上大学的都是工农兵及其后代。写出《出身论》抨击这种血统论的遇罗克，也被处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如此受公众捍卫（甚至超过了政审事实上的严厉程度），正是新时代的“出身论”在还魂。人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出身论”辩护：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对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响人等等。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划清一条界限，界限内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点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应要获得更优越的待遇——有资格成为公务员。

在外部，最近几年跟西方挪用中国文化、韩国偷中国新年、日本和服渗透中国的各种斗争中，中国年轻一代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排他性的、纯净的“中国人”身份。在内部，出身论逐渐扎根，势必要在“中国人”里再区分出“清白”的中国人和“被污染”的中国人，正如核酸检测也有阳性和阴性。

今天的人奢谈清白，一方面是对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错把体制要求的队伍纯洁性，用来填补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都不乏这样备受认可的说法：“找党员做男朋友的好处，政审帮你筛选了家世清白。党员出轨，家暴，不孝敬父母，临危不救都属于触犯纪律。”

究其意思，“清白”侧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简单可追溯的、没有不良纪录的履历。“清白”的反义词是“复杂”而不是“卑劣”。也就是说，清白要求的是一种资质，这种资质可以让人无须和社会的暗面打交道，也能很好地过日子。一个真正的社会底层是很难清白的——上不了户口的超生子女，没有社保的打零工的母亲，打架进拘留所的留守儿童，在错误的时间感染新冠肺炎而被处以刑罚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近20年来，在中国推动法律进步、追求社会公义的人，追求的是哪怕“少数人”的权利也能被保护。这种公义逻辑要求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违反法律的人有可能同时也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这是人权的应有之义。

而追求“清白”的人拒绝理解复杂性，相反，“复杂”本身就是不清白的。在周世虹提案的新闻留言区中，有网民发问：“取消政审允许贪官的子女考公，和保留政审导致一些普通人的子女不能考公，哪个危害更大？”“清白”的逻辑是可以伤害无辜的，因为“无辜”与否是一个公正问题，而公正并不是这一逻辑所关注的。“清白”最终一定是一种特权。如果曲婉婷的母亲没有落马，尽管她挪用了几百个家庭的安置款，她至今也仍然是清白的。

没有价值之争，只有宗法社会

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

更悲哀的是，由于编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为一种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环往复的科举考试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这片土壤上。

反对改变政审规则、要求犯罪者子女不准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对特权再生产特权，但到了最后，他们维护的是一个特权阶级的稳固。所以罗翔在他的视频中忧心地说：“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中国社会这几年越来越保守是无须再论证的常识。但如果说过往对中国社会的此类观察，还常常在讨论进步和保守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哪种更有认受性，今天的问题则已经完全变了。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被讨论的空间，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这才是保守。换言之，今天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拉扯，而是价值观的缺失，正在发生的冲突，是宗法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尝试驱逐另一个阶层。

2011年药家鑫案发生时，当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出现在媒体上时，法律学者还能和全社会一起讨论“废除死刑”是否必要。社会所能承载的讨论的复杂性，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这是对价值的追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还支撑着社会的表现。今天的社会已经坍塌殆尽，人们在废墟中拉出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宗法社会。在这个三角形中，血缘即权力，权力即正义。

再以一个故事作结。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意味着单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个妈妈说：“正宫娘娘注意了，政策开放了，我儿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获得好几万点赞。评论也都是“我闺女不仅要嫁嫡出，而且如果家里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时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这么注重嫡出庶出”。单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网民们看作是为“小三”生子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把人口当成资源使用的出发点，为解决出生人口暴跌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改变生育制度，在法律上取消了生育和结婚的捆绑，正好切中了“进步”叙事，又同时踩中了以血缘为荣的宗法社会的罩门，这大概也是一个新的“复杂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