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超男性”的足球文化，如何形成，又如何被再生产？

（高诗怡，人类学者）

转眼，2022年卡达世界杯已临近尾声。小组赛冷门频出，德国队意外出局、被球迷讽刺“德意志战车”精神不再；韩国力拚到最后一刻、奇迹般凭借净胜球跻身十六强，被盛赞其“血性与斗志”。淘汰赛阶段，克罗地亚和摩洛哥倒在决赛门口，却因他们的强悍与韧性、虽败犹荣。男子气概与世界足球的“共生共荣”，似乎成了一个不需要论证的话题。

但这种“男子汉”的精神从何而来？足球是如何成为一种看似“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运动的？足球文化内部有怎样的运作机制？性别气质的展演背后又有怎样的权力关系与伦理诉求？

诞生之初的阳刚

不难看出，足球的国家化并不意味著男性气质的单一与同质。 但胜利与否的叙事，都充当了一种维护本国荣誉的重要手段，也进一步赢得了参与者、观看者的道德认同。

现代足球从一项英伦贵族在公学的玩乐活动，逐渐成为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最初要回到奠定其基本原理的《剑桥规则》（1848）和组织框架的英足总（1863）。两者当时已反映出典型的英国绅士精神：一种对“勇气、冷静和忍耐的要求”。 这个以男性为主、要求队内成员相互配合、服从整体，向对方球门发起猛攻的团队运动，不仅在英帝国本土收获大量关注，也成为其向海外殖民扩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毕尔包地区，亦由来此地采矿的英国工人带来足球火种。 他们的踢法一向坚韧，与国内其他地区（例如加泰隆尼亚）大相径庭，很难说没有受到早先英国产业工人价值观的影响。

通过传教士、技术专家、驻扎海外的行政官僚，足球被大英帝国带到所有能建成铁路的异域：阿根廷、秘鲁、南非、喀麦隆、黄金海岸（迦纳）⋯⋯依托于殖民经济与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蓬勃发展的新闻出版业，职业足球俱乐部得以在阿根廷（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如里约热内卢）的城市中落地生根，业余联赛在亚马逊河河畔、波札那的厂房间蓬勃发展。 这种全新的竞赛体验，让殖民地居民不断操演抽象规则：透过赛事一再仪式化的展演，运动员逐步学会西方社会日臻成熟的个体之于集体的定位与规则，从心底里接受来自西方的全新政治秩序。

Michael Billig通过“不起眼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这一概念，指出足球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帮助个人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方式。个体身份的确立开始超越传统社会的亲属关系纽带，逐步顺应、依附于“现代”的集体。男性不仅成为游戏集体内部当仁不让的核心角色，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更广意上共同体（如帝国、国家）的行动单位。

George Mosse指出足球通过“战争隐喻”的文本建构，勾勒出男性气质与现代民族国家、领土之间的线性联结。 在他看来，这种在球场上攻城拔寨、冲锋陷阵的球员形象，无异于保卫国家、奋勇厮杀的战士。 比赛中常用的“战争”（war）、“仇恨”（hatred）、“战斗”（battle）、“宿敌”（enemy）等词汇，无时不刻提醒著人们，足球的意义远超比赛本身。 球赛的普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精神气质（或者说，至少是他们想要传达给世人的男性形象）。

苏联时代的足球风格，要求球员的个人意志让位于整体，牺牲自我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中精密的一环，成为其国族主义中重要的性别底色；华丽的探戈似乎成为球迷对阿根廷足球风格的直觉想像。“克里奥尔式盘球”（Criollo dribbling），形如其名，强调一种本土混血的特殊踢法（Criollo可直译为带有西班牙血统但出生在殖民地的“土著”）：靠个人盘带吸引对方火力，小范围推进至对方禁区。它在阿根廷的盛行，可被视作努力摆脱传统英式足球的一次尝试。它无意模仿后者在场上对身体力量的推崇，事实上参与前者的球员们身材也往往短小精悍，“我们的风格”（la nuestra）某程度上颇有些顾影自怜，它杂糅了街头少年与乡村移民的玩世不恭，眼花缭乱却充满创意。 西班牙足球“怒火”（La Furia）的“国民”形象（强调意志力、勇气与献身）源起不那么光彩的佛朗哥政权，男子国家队在时任独裁政府期间获得了二十世纪唯一的冠军（1964年欧洲国家杯），这使得踢球的正统既发扬了传统斗牛士、尚武的民族气概，也复杂地被呈现为独裁政权宣传阳刚意志的一种。

不难看出，足球的国家化并不意味著男性气质的单一与同质。 但胜利与否的叙事，都充当了一种维护本国荣誉的重要手段，也进一步赢得了参与者、观看者的道德认同。 诚如Eduardo P. Archetti所说，“足球是一种强有力的、男性化的展示国家/民族实力与潜力的表达......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属男人，兼具象征性、实操性的、表达民族自豪感的平台。 ”

足球拥抱市场：阳刚不再？

球队内部依旧奉行依长幼尊卑所建立的家长制规矩，当媒体依旧在歌颂球员阳刚与忠诚的品质，当球迷依旧把梦想、热爱寄托于足球之上，一种“钱或爱”的隐含前提被牢牢刻入现代理性与足球文化的纠结之处。

足球绝无可能囿于领土方寸之间，一如它在数十年间便完成了从游戏、仪式向严肃竞技、现代产业的转变。足球和许多其他体育项目一样，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的特征：强调公平正义、科学训练、量化分析。它是理性的、职业的，也默认是精英的、霸权的、“男性化的”。但打开一个社交网站、或走进一间体育酒吧，不出一会儿便有球迷会老神在在地同你喟叹足球风骨不再、金元足球几乎毁了他们回忆中的美好岁月。这令人有些许疑惑：时代浪潮与新自由主义话语崇尚的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个人选择的鼓励、全球化自由流动，本该是一幅“美好愿景”，却令无数球迷抱怨足球黄金年代的“没落”、“铁血不再”。

纯就初衷来说，足球产业的转型，为的是敦促俱乐部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避免希尔斯堡惨案式的踩踏事故再度发生；促使大众传媒提供更精准全面的转播与报道、令更多非在地球迷在第一时间共赏场上风云；推动俱乐部运作改革（如球员转会）的进一步深化、减少博斯曼式球员被俱乐部反复压榨、以致蹉跎岁月的悲剧。

但“现代性”的另一面却是：球迷共同体的观赛空间被不断压缩、阶梯式的站立看台几乎不再、激情的辱骂歌曲随时被上纲上线、场面变得更“文明”却也更无趣了。通讯科技迅速掌握足球经济的主动权，天价转播权转成高昂的球场门票、联赛的付费会员、场边、线上无数的赞助商广告和被其打包售卖的球衣、围巾等“正版授权”产品。全球注目的球星时代来临，以巴治奥（Roberto Baggio）、碧咸（David Beckham）为代表的都市丽男（metrosexual），衣著考究、气质阴柔，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主流社会对球员彪悍、恶霸、大汉等刻板印象的想象。

足球拥抱市场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否则你很难想象乌干达布甘巴（Bugamba）的农村拥有多么狂热的阿仙奴球迷、蒙古国哈拉和林（Kharkhorin）的放羊小伙穿著最新赛季车路士的球衣。但它带来的桎梏也很明确，那种原生于社区、与领土有著强烈地缘关系的联结再也难以为继。当足球市场的触角伸向东亚、东南亚等地，俱乐部需要足够的资金去拓宽渠道，接纳远超出本社区人数的跨国球迷。而时空所限，跨国球迷有时被迫只能通过购买球队商店的产品确认其与俱乐部的关联。

而这些转型的底层逻辑，则是将一切都换算成货币、一切都可交易。当以生产的思维去分析球员、俱乐部，以消费的模式去分析球迷、观众，足球这一原本蕴藏著大量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地缘政治的载体，似乎在宿命般的悲剧中愈走愈远。回到文章开头的“德意志战车”。一如1954年世界杯决赛的惊天逆转，被刻画为从“被唾弃的战败者”向“世界冠军”的转变，又如2006年本土世界杯踉跄获得季军，实现了“历经磨难、夏天的童话”的寓言。尽管德国男子足球国家队早已转型技术流，足协依旧乐此不疲向球迷推销其“铁血”的男子气概。从某种程度上说，“德意志战车”与其他“德国出品”的手表、汽车一样，成为了可以消费的商品。

一个球员一座俱乐部的时代早已过去。问题是，当球队内部依旧奉行依长幼尊卑所建立的家长制规矩，当媒体依旧在歌颂球员阳刚与忠诚的品质，当球迷依旧把梦想、热爱寄托于足球之上，一种“钱或爱”的隐含前提被牢牢刻入现代理性与足球文化的纠结之处。这种纠结的源头似乎在于：一方面，一种被赋予了高度性别化的传统——不计代价、不掺杂金钱、长久的激情与忠诚——仍在顽强地与市场逻辑（赢者为王）作斗争；而另一方面，无论是“黄金时代”的传统或是现当代商业社会的规则，都诚实地记录了一个事实：足球从未拒绝过霸权式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

霸权依旧，男性气质成为商品

人们很难相信在竞技体育中处处彰显男性风采、荷尔蒙爆表的运动员们，也是 Christine Coupland 笔下所描绘的“僵硬但富有攻击性、恭顺却又具有超级男性气质的工种”。

何谓霸权式男性气质？康奈尔（R.W. Connell）援引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概念，将其修正为一种聚焦社会性别的权力秩序，一种特定时空下主流的价值文化。这种导向借由强势大众媒体的性别化叙事、社会机制（如家庭、学校）的规训和再造，使父权制下“真男人”的统治地位（the hegemonic）与其他性别化主体（包括但不止于女性）的被统治（the subordinate）地位的权力阶序得以成立。

全球化时代，主流的性别想象依旧被西方白人男性所宰制。一个理想的男性典范，融合了养家糊口的丈夫/父亲、与保护老人妇孺的绅士形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独立上进、勇于冒险、敢于牺牲”。简言之，是一种以白人精英为蓝本的男性经验。

足球运动员的一球成名、光宗耀祖，不难成为此话语下男性气概的集大成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足球史从未因此反映民族历史”。东亚球星在时尚界永远有专属的标签（例如“柔性男性气质”soft masculinity）以示区隔，伊斯兰裔球员似乎总要站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拉丁球员的个人故事总要带上贫民窟的传奇色彩。当种族、阶级、地域等不同力量交错出现在足球场内，当意外、不确定性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他们的职业生涯，球员作为个体，其男子气概常常受损、甚至出现“危机”。

就一个足球运动员而言，天赋、技术并不能保证其职业生涯的顺遂。从青训到一线队的职业路径，不仅反映了球员个人的物理移动，更隐蔽地，也体现了他从毛头小伙成长为男子汉过程中，其男性气质被转化成商品的重要卖点，不断被剥夺和重构的过程。全球化从来不是均质化的过程。面对成熟的欧洲职业联赛与大量廉价的亚非拉球员，足球之旅几乎是单向的：从母国如商品般流向欧洲。仅以非洲为例。无论是欧洲俱乐部与非洲当地合作建立在地青训营，亦或由前者直接派球探去后者处考察挖人，都时刻践行“在最便宜的时刻，发现最有潜力和天赋的球员”这一冰冷的市场规则。

年轻球员是石头也好，璞玉也罢，在这一单向链条中，首先是商品。“男性气质”既是这或长或短的运动生涯中一种抚慰人心的修辞：“男子汉”的质素之一便是对苦痛的隐忍和美化。“恐惧”、“沮丧”、“失望”、“艰苦的训练”、“伤病困扰”，统统被“男子汉”的道德要求与“可能的功成名就”一一合理化了；又是球员作为“商品”时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俱乐部、足球经纪人（或许还要加上教练）是不同环节中具有议价权的商人。他们可以板起脸来甩给球员苛刻的合同，也可以在大量的“科学”评估之后、满脸堆笑签下看中的、具有“男性气质”的目标，并在更恰当的时刻将其高价卖出。

即便进入职业圈，获得一线队的出场资格，球员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规训。当下体育圈对“职业化”的过度推崇，已经默认球员们身体的训练与培育，需要符合“投入/产出”的资本逻辑。这意味著球员的训练、饮食作息、甚至是赛季中社交媒体的使用，都将被更深度地控制。反骨如C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将更衣室故事拿到媒体上讲，虽是个人心情抒发，却因违反俱乐部规则、也只能根据合约、卷铺盖走人。

体育人类学家Niko Besnier指出，球员此时在一个“本该” 建构男性气质的场所面临男性气质的危机：一方面，精英运动员之所以被社会大众崇拜，正是因为他们傲人的天赋与场上散发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他们的足球生活，却如同生产线上被精密测算后生产出的产品。只是人们很难相信在竞技体育中处处彰显男性风采、荷尔蒙爆表的运动员们，也是 Christine Coupland 笔下所描绘的“僵硬但富有攻击性、恭顺却又具有超级男性气质的工种”。更令人心碎的是，这种象征男性气质的身体资本很难转化为其他生存技能，这使得退役运动员在面对巨大的生活落差时，更难以实现“男性气质”。

永远的他者？

足球文化中普遍的男性化语言并不意味著没有女性或其他性别主体的参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在这一场域中女性的他者化与他者的女性化，使由足球开启的意义系统，始终保持阳刚之气。

足球中男性气质的表达，除了强调与宏观国家叙事、资本逻辑的构连，也体现在具体微观的身体展陈中。这不止于球员：场上身体的冲撞与暴力对抗，场下无休止地注意体脂、肌肉、关节；或狂热球迷：过度饮酒、统一著装、墨西哥人浪（Mexican wave）；还有前文一直小心避过的“他者”，女性。

当我们讨论社会性别时，任何性别身份的建构都需要来自他者的承认、协助与肯定。讲性别气质却略过“女性”当然罪无可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足球文化中普遍的男性化语言并不意味著没有女性或其他性别主体的参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在这一场域中女性的他者化与他者的女性化，使由足球开启的意义系统，始终保持阳刚之气。

较之以前，足球场中能看到女性的概率大大增加。但它依旧是少数保持著严格的性别区隔、遵循严苛的性别等级的场所。首先，女性从事职业足球的比例非常低。以国际足联（FIFA）2019年的一份报告为例，在其177个成员组织中，仅有73%的国家或地区拥有女子国家（地区）队；截至当年，已注册的女性教练仅占所有注册教练的6.7%，已注册的女性裁判仅占所有注册裁判的10%。职业足球发展深度如英格兰，也是到1991年才首度创立女子职业联赛。难以想象，绿茵豪门曼联队的女足在2005年依旧会被自家老板声称不在其“核心业务”（core business）内，尽以矿泉水作为赛季末礼物被公开羞辱，更遑论其低廉的报酬了。有报道称，女队全年的工资抵不上当时男队当家球星朗尼（Wayne Rooney）一周的周薪。

其次，女性在球场的出现，往往被视作男性球员或男性球迷的另一半。她作为个体在球场的出现是可疑的。学者兼球迷Geoff Pearson在描画球迷的群像时写到，“一名女性球迷需要（比男球迷）更多的努力来赢得所谓真球迷的称号”。他解释道，女球迷为了符合所谓的规矩并不能舒心做自己：她要么需要“穿著暴露、坐在男球迷腿上、并不关心场上赛果”，被物化为一种迎合男性目光之下的“天真”女性形象；要么则需复刻男性的刻板行为，“满嘴脏话、疯狂喝酒、抽烟。”

今年（Mahsa Amini）与2019年（Sahar Khodayari）的伊朗则让我们看到了更为严肃的性别对立事件。当一纸球票在部分地区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女性的生理特质被视作较阳刚男性而言的一种“残疾”与“缺失”，全球范围内女足球员身体遭到的双重挑战也就不难想象了。她们既要承担上节提到作为运动员所普遍要经历的规训，还会丧失作为女性本身在父权制家庭、社会合谋下所构建的审美气质（如“男人婆”的蔑称）。

男性气质在足球文化中的主导权，还包括了对他者女性化的想象。即便卡达世界杯球员试图佩戴彩虹臂章以支持性少数群体（虽最终未能如愿），场内仍鲜有性少数叙事的出现。这不仅包含了球迷歌曲中随处可见的利用“娘娘腔”（sissy）、“死基佬”（faggot）等词汇贬损对手球队不够man。同时，很可惜的是，这项高度商业化的运动赛事，并未像其他商业产业一般，明显提高对性少数群体球员的容忍度。同性恋在更衣室文化中依旧是禁忌话题。截至目前，已退役的德国球员汤马斯·希斯贝加（Thomas Hitzlsperger）仍是英超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球员。

现代足球作为一个集中展现男性气质的场域，借由身体的表达，连接了国家、市场、传统等不同权力主体间性别化的博弈与合作。当然，本文只是一次对主流文化中足球与性别气质互动的初探，并未来得及谈及裁判、教练、经纪人、评论员等更多隐在幕后的主角们。亦没来得及讨论半职业联赛中痛苦挣扎的青年球员、社交媒体上活跃的跨国界球迷群体、和缺少资金却依旧充满梦想的中国乡村女足。诚如加莱亚诺在叹息足球商业化之余，依旧承认“职业足球在竭尽所能地剪除足球快乐的能量，但是这种快乐还是不顾一切地幸存了下来”。足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