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超男性」的足球文化，如何形成，又如何被再生產？

（高詩怡，人類學者）

轉眼，2022年卡達世界盃已臨近尾聲。小組賽冷門頻出，德國隊意外出局、被球迷諷刺「德意志戰車」精神不再；韓國力拚到最後一刻、奇蹟般憑藉凈勝球躋身十六強，被盛讚其「血性與鬥志」。淘汰賽階段，克羅地亞和摩洛哥倒在決賽門口，卻因他們的強悍與韌性、雖敗猶榮。男子氣概與世界足球的「共生共榮」，似乎成了一個不需要論證的話題。

但這種「男子漢」的精神從何而來？足球是如何成為一種看似「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運動的？足球文化內部有怎樣的運作機制？性別氣質的展演背後又有怎樣的權力關係與倫理訴求？

誕生之初的陽剛

不難看出，足球的國家化並不意味著男性氣質的單一與同質。 但勝利與否的敘事，都充當了一種維護本國榮譽的重要手段，也進一步贏得了參與者、觀看者的道德認同。

現代足球從一項英倫貴族在公學的玩樂活動，逐漸成為風靡全球的競技體育，最初要回到奠定其基本原理的《劍橋規則》（1848）和組織框架的英足總（1863）。兩者當時已反映出典型的英國紳士精神：一種對「勇氣、冷靜和忍耐的要求」。 這個以男性為主、要求隊內成員相互配合、服從整體，向對方球門發起猛攻的團隊運動，不僅在英帝國本土收穫大量關注，也成為其向海外殖民擴張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西班牙引以為傲的畢爾包地區，亦由來此地採礦的英國工人帶來足球火種。 他們的踢法一向堅韌，與國內其他地區（例如加泰隆尼亞）大相徑庭，很難說沒有受到早先英國產業工人價值觀的影響。

通過傳教士、技術專家、駐紮海外的行政官僚，足球被大英帝國帶到所有能建成鐵路的異域：阿根廷、秘魯、南非、喀麥隆、黃金海岸（迦納）⋯⋯依托於殖民經濟與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蓬勃發展的新聞出版業，職業足球俱樂部得以在阿根廷（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如里約熱內盧）的城市中落地生根，業餘聯賽在亞馬遜河河畔、波札那的廠房間蓬勃發展。 這種全新的競賽體驗，讓殖民地居民不斷操演抽象規則：透過賽事一再儀式化的展演，運動員逐步學會西方社會日臻成熟的個體之於集體的定位與規則，從心底裡接受來自西方的全新政治秩序。

Michael Billig通過「不起眼的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這一概念，指出足球成為了日常生活中幫助個人培養國家意識的重要方式。個體身份的確立開始超越傳統社會的親屬關係紐帶，逐步順應、依附於「現代」的集體。男性不僅成為遊戲集體內部當仁不讓的核心角色，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更廣意上共同體（如帝國、國家）的行動單位。

George Mosse指出足球通過「戰爭隱喻」的文本建構，勾勒出男性氣質與現代民族國家、領土之間的線性聯結。 在他看來，這種在球場上攻城拔寨、衝鋒陷陣的球員形象，無異於保衛國家、奮勇廝殺的戰士。 比賽中常用的「戰爭」（war）、「仇恨」（hatred）、「戰鬥」（battle）、「宿敵」（enemy）等詞彙，無時不刻提醒著人們，足球的意義遠超比賽本身。 球賽的普及，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精神氣質（或者說，至少是他們想要傳達給世人的男性形象）。

蘇聯時代的足球風格，要求球員的個人意志讓位於整體，犧牲自我並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中精密的一環，成為其國族主義中重要的性別底色；華麗的探戈似乎成為球迷對阿根廷足球風格的直覺想像。「克里奧爾式盤球」（Criollo dribbling），形如其名，強調一種本土混血的特殊踢法（Criollo可直譯為帶有西班牙血統但出生在殖民地的「土著」）：靠個人盤帶吸引對方火力，小範圍推進至對方禁區。它在阿根廷的盛行，可被視作努力擺脫傳統英式足球的一次嘗試。它無意模仿後者在場上對身體力量的推崇，事實上參與前者的球員們身材也往往短小精悍，「我們的風格」（la nuestra）某程度上頗有些顧影自憐，它雜糅了街頭少年與鄉村移民的玩世不恭，眼花繚亂卻充滿創意。 西班牙足球「怒火」（La Furia）的「國民」形象（強調意志力、勇氣與獻身）源起不那麼光彩的佛朗哥政權，男子國家隊在時任獨裁政府期間獲得了二十世紀唯一的冠軍（1964年歐洲國家杯），這使得踢球的正統既發揚了傳統鬥牛士、尚武的民族氣概，也複雜地被呈現為獨裁政權宣傳陽剛意志的一種。

不難看出，足球的國家化並不意味著男性氣質的單一與同質。 但勝利與否的敘事，都充當了一種維護本國榮譽的重要手段，也進一步贏得了參與者、觀看者的道德認同。 誠如Eduardo P. Archetti所說，「足球是一種強有力的、男性化的展示國家/民族實力與潛力的表達…… 它已經成為了一個專屬男人，兼具象徵性、實操性的、表達民族自豪感的平台。 」

足球擁抱市場：陽剛不再？

球隊內部依舊奉行依長幼尊卑所建立的家長制規矩，當媒體依舊在歌頌球員陽剛與忠誠的品質，當球迷依舊把夢想、熱愛寄托於足球之上，一種「錢或愛」的隱含前提被牢牢刻入現代理性與足球文化的糾結之處。

足球絕無可能囿於領土方寸之間，一如它在數十年間便完成了從遊戲、儀式向嚴肅競技、現代產業的轉變。足球和許多其他體育項目一樣，被賦予了諸多「現代性」的特徵：強調公平正義、科學訓練、量化分析。它是理性的、職業的，也默認是精英的、霸權的、「男性化的」。但打開一個社交網站、或走進一間體育酒吧，不出一會兒便有球迷會老神在在地同你喟歎足球風骨不再、金元足球幾乎毀了他們回憶中的美好歲月。這令人有些許疑惑：時代浪潮與新自由主義話語崇尚的對市場經濟的追求、個人選擇的鼓勵、全球化自由流動，本該是一幅「美好願景」，卻令無數球迷抱怨足球黃金年代的「沒落」、「鐵血不再」。

純就初衷來說，足球產業的轉型，為的是敦促俱樂部完善必要的基礎設施、避免希爾斯堡慘案式的踩踏事故再度發生；促使大眾傳媒提供更精準全面的轉播與報道、令更多非在地球迷在第一時間共賞場上風雲；推動俱樂部運作改革（如球員轉會）的進一步深化、減少博斯曼式球員被俱樂部反復壓榨、以致蹉跎歲月的悲劇。

但「現代性」的另一面卻是：球迷共同體的觀賽空間被不斷壓縮、階梯式的站立看台幾乎不再、激情的辱罵歌曲隨時被上綱上線、場面變得更「文明」卻也更無趣了。通訊科技迅速掌握足球經濟的主動權，天價轉播權轉成高昂的球場門票、聯賽的付費會員、場邊、線上無數的贊助商廣告和被其打包售賣的球衣、圍巾等「正版授權」產品。全球注目的球星時代來臨，以巴治奧（Roberto Baggio）、碧咸（David Beckham）為代表的都市麗男（metrosexual），衣著考究、氣質陰柔，一定程度上拓寬了主流社會對球員彪悍、惡霸、大漢等刻板印象的想象。

足球擁抱市場的好處是實打實的。否則你很難想象烏干達布甘巴（Bugamba）的農村擁有多麼狂熱的阿仙奴球迷、蒙古國哈拉和林（Kharkhorin）的放羊小夥穿著最新賽季車路士的球衣。但它帶來的桎梏也很明確，那種原生於社區、與領土有著強烈地緣關係的聯結再也難以為繼。當足球市場的觸角伸向東亞、東南亞等地，俱樂部需要足夠的資金去拓寬渠道，接納遠超出本社區人數的跨國球迷。而時空所限，跨國球迷有時被迫只能通過購買球隊商店的產品確認其與俱樂部的關聯。

而這些轉型的底層邏輯，則是將一切都換算成貨幣、一切都可交易。當以生產的思維去分析球員、俱樂部，以消費的模式去分析球迷、觀眾，足球這一原本蘊藏著大量集體記憶、文化符號、地緣政治的載體，似乎在宿命般的悲劇中愈走愈遠。回到文章開頭的「德意志戰車」。一如1954年世界盃決賽的驚天逆轉，被刻畫為從「被唾棄的戰敗者」向「世界冠軍」的轉變，又如2006年本土世界盃踉蹌獲得季軍，實現了「歷經磨難、夏天的童話」的寓言。儘管德國男子足球國家隊早已轉型技術流，足協依舊樂此不疲向球迷推銷其「鐵血」的男子氣概。從某種程度上說，「德意志戰車」與其他「德國出品」的手錶、汽車一樣，成為了可以消費的商品。

一個球員一座俱樂部的時代早已過去。問題是，當球隊內部依舊奉行依長幼尊卑所建立的家長制規矩，當媒體依舊在歌頌球員陽剛與忠誠的品質，當球迷依舊把夢想、熱愛寄托於足球之上，一種「錢或愛」的隱含前提被牢牢刻入現代理性與足球文化的糾結之處。這種糾結的源頭似乎在於：一方面，一種被賦予了高度性別化的傳統——不計代價、不摻雜金錢、長久的激情與忠誠——仍在頑強地與市場邏輯（贏者為王）作鬥爭；而另一方面，無論是「黃金時代」的傳統或是現當代商業社會的規則，都誠實地記錄了一個事實：足球從未拒絕過霸權式的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

霸權依舊，男性氣質成為商品

人們很難相信在競技體育中處處彰顯男性風采、荷爾蒙爆表的運動員們，也是 Christine Coupland 筆下所描繪的「僵硬但富有攻擊性、恭順卻又具有超級男性氣質的工種」。

何謂霸權式男性氣質？康奈爾（R.W. Connell）援引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概念，將其修正為一種聚焦社會性別的權力秩序，一種特定時空下主流的價值文化。這種導向藉由強勢大眾媒體的性別化敘事、社會機制（如家庭、學校）的規訓和再造，使父權制下「真男人」的統治地位（the hegemonic）與其他性別化主體（包括但不止於女性）的被統治（the subordinate）地位的權力階序得以成立。

全球化時代，主流的性別想象依舊被西方白人男性所宰制。一個理想的男性典範，融合了養家餬口的丈夫/父親、與保護老人婦孺的紳士形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獨立上進、勇於冒險、敢於犧牲」。簡言之，是一種以白人精英為藍本的男性經驗。

足球運動員的一球成名、光宗耀祖，不難成為此話語下男性氣概的集大成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足球史從未因此反映民族歷史」。東亞球星在時尚界永遠有專屬的標籤（例如「柔性男性氣質」soft masculinity）以示區隔，伊斯蘭裔球員似乎總要站在政治譜系的另一端，拉丁球員的個人故事總要帶上貧民窟的傳奇色彩。當種族、階級、地域等不同力量交錯出現在足球場內，當意外、不確定性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他們的職業生涯，球員作為個體，其男子氣概常常受損、甚至出現「危機」。

就一個足球運動員而言，天賦、技術並不能保證其職業生涯的順遂。從青訓到一線隊的職業路徑，不僅反映了球員個人的物理移動，更隱蔽地，也體現了他從毛頭小夥成長為男子漢過程中，其男性氣質被轉化成商品的重要賣點，不斷被剝奪和重構的過程。全球化從來不是均質化的過程。面對成熟的歐洲職業聯賽與大量廉價的亞非拉球員，足球之旅幾乎是單向的：從母國如商品般流向歐洲。僅以非洲為例。無論是歐洲俱樂部與非洲當地合作建立在地青訓營，亦或由前者直接派球探去後者處考察挖人，都時刻踐行「在最便宜的時刻，發現最有潛力和天賦的球員」這一冰冷的市場規則。

年輕球員是石頭也好，璞玉也罷，在這一單向鏈條中，首先是商品。「男性氣質」既是這或長或短的運動生涯中一種撫慰人心的修辭：「男子漢」的質素之一便是對苦痛的隱忍和美化。「恐懼」、「沮喪」、「失望」、「艱苦的訓練」、「傷病困擾」，統統被「男子漢」的道德要求與「可能的功成名就」一一合理化了；又是球員作為「商品」時最重要的屬性之一。俱樂部、足球經紀人（或許還要加上教練）是不同環節中具有議價權的商人。他們可以板起臉來甩給球員苛刻的合同，也可以在大量的「科學」評估之後、滿臉堆笑簽下看中的、具有「男性氣質」的目標，並在更恰當的時刻將其高價賣出。

即便進入職業圈，獲得一線隊的出場資格，球員將面臨更為嚴格的規訓。當下體育圈對「職業化」的過度推崇，已經默認球員們身體的訓練與培育，需要符合「投入/產出」的資本邏輯。這意味著球員的訓練、飲食作息、甚至是賽季中社交媒體的使用，都將被更深度地控制。反骨如C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將更衣室故事拿到媒體上講，雖是個人心情抒發，卻因違反俱樂部規則、也只能根據合約、卷鋪蓋走人。

體育人類學家Niko Besnier指出，球員此時在一個「本該」 建構男性氣質的場所面臨男性氣質的危機：一方面，精英運動員之所以被社會大眾崇拜，正是因為他們傲人的天賦與場上散發的男性氣質；另一方面，他們的足球生活，卻如同生產線上被精密測算後生產出的產品。只是人們很難相信在競技體育中處處彰顯男性風采、荷爾蒙爆表的運動員們，也是 Christine Coupland 筆下所描繪的「僵硬但富有攻擊性、恭順卻又具有超級男性氣質的工種」。更令人心碎的是，這種象徵男性氣質的身體資本很難轉化為其他生存技能，這使得退役運動員在面對巨大的生活落差時，更難以實現「男性氣質」。

永遠的他者？

足球文化中普遍的男性化語言並不意味著沒有女性或其他性別主體的參與。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在這一場域中女性的他者化與他者的女性化，使由足球開啟的意義系統，始終保持陽剛之氣。

足球中男性氣質的表達，除了強調與宏觀國家敘事、資本邏輯的構連，也體現在具體微觀的身體展陳中。這不止於球員：場上身體的衝撞與暴力對抗，場下無休止地注意體脂、肌肉、關節；或狂熱球迷：過度飲酒、統一著裝、墨西哥人浪（Mexican wave）；還有前文一直小心避過的「他者」，女性。

當我們討論社會性別時，任何性別身份的建構都需要來自他者的承認、協助與肯定。講性別氣質卻略過「女性」當然罪無可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足球文化中普遍的男性化語言並不意味著沒有女性或其他性別主體的參與。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在這一場域中女性的他者化與他者的女性化，使由足球開啟的意義系統，始終保持陽剛之氣。

較之以前，足球場中能看到女性的概率大大增加。但它依舊是少數保持著嚴格的性別區隔、遵循嚴苛的性別等級的場所。首先，女性從事職業足球的比例非常低。以國際足聯（FIFA）2019年的一份報告為例，在其177個成員組織中，僅有73%的國家或地區擁有女子國家（地區）隊；截至當年，已註冊的女性教練僅佔所有註冊教練的6.7%，已註冊的女性裁判僅佔所有註冊裁判的10%。職業足球發展深度如英格蘭，也是到1991年才首度創立女子職業聯賽。難以想象，綠茵豪門曼聯隊的女足在2005年依舊會被自家老闆聲稱不在其「核心業務」（core business）內，儘以礦泉水作為賽季末禮物被公開羞辱，更遑論其低廉的報酬了。有報道稱，女隊全年的工資抵不上當時男隊當家球星朗尼（Wayne Rooney）一週的週薪。

其次，女性在球場的出現，往往被視作男性球員或男性球迷的另一半。她作為個體在球場的出現是可疑的。學者兼球迷Geoff Pearson在描畫球迷的群像時寫到，「一名女性球迷需要（比男球迷）更多的努力來贏得所謂真球迷的稱號」。他解釋道，女球迷為了符合所謂的規矩並不能舒心做自己：她要麼需要「穿著暴露、坐在男球迷腿上、並不關心場上賽果」，被物化為一種迎合男性目光之下的「天真」女性形象；要麼則需復刻男性的刻板行為，「滿嘴髒話、瘋狂喝酒、抽煙。」

今年（Mahsa Amini）與2019年（Sahar Khodayari）的伊朗則讓我們看到了更為嚴肅的性別對立事件。當一紙球票在部分地區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當女性的生理特質被視作較陽剛男性而言的一種「殘疾」與「缺失」，全球範圍內女足球員身體遭到的雙重挑戰也就不難想象了。她們既要承擔上節提到作為運動員所普遍要經歷的規訓，還會喪失作為女性本身在父權制家庭、社會合謀下所構建的審美氣質（如「男人婆」的蔑稱）。

男性氣質在足球文化中的主導權，還包括了對他者女性化的想象。即便卡達世界盃球員試圖佩戴彩虹臂章以支持性少數群體（雖最終未能如願），場內仍鮮有性少數敘事的出現。這不僅包含了球迷歌曲中隨處可見的利用「娘娘腔」（sissy）、「死基佬」（faggot）等詞彙貶損對手球隊不夠man。同時，很可惜的是，這項高度商業化的運動賽事，並未像其他商業產業一般，明顯提高對性少數群體球員的容忍度。同性戀在更衣室文化中依舊是禁忌話題。截至目前，已退役的德國球員湯馬斯·希斯貝加（Thomas Hitzlsperger）仍是英超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公開出櫃的同性戀球員。

現代足球作為一個集中展現男性氣質的場域，藉由身體的表達，連接了國家、市場、傳統等不同權力主體間性別化的博弈與合作。當然，本文只是一次對主流文化中足球與性別氣質互動的初探，並未來得及談及裁判、教練、經紀人、評論員等更多隱在幕後的主角們。亦沒來得及討論半職業聯賽中痛苦掙扎的青年球員、社交媒體上活躍的跨國界球迷群體、和缺少資金卻依舊充滿夢想的中國鄉村女足。誠如加萊亞諾在歎息足球商業化之餘，依舊承認「職業足球在竭盡所能地剪除足球快樂的能量，但是這種快樂還是不顧一切地倖存了下來」。足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