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乔瑟芬：台北市长选战陈时中遇社群乱流，凸显民进党哪些问题？

【编者按】台湾地方选举将于11月26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下一任县市首长，以及县市议员等，随著投开票日接近，各政党候选人无不勤跑地方行程与网路宣传，好为自己争取曝光与选民支持。

在台湾首都台北的选战中，则呈现出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国民党蒋万安、无党籍黄珊珊三强鼎立的态势，然而近期陈时中竞选团队一连串的社群操作失当，引发对手与选民的批评，也直接反应在陈时中民调支持度的流失上。民进党自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后，迅速重新整队、并透过社群图卡快速有效地回应外界舆论，但这套社群运作模式，如今套用在陈时中身上为什么不合拍？此波社群乱流，凸显民进党哪些问题？

前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代表民进党投入台北市选战以来，竞选团队对外发布的讯息与政策传递履履“出包”，撇开选战攻防部份，确实为团队应负责的重大的事件，分别是“公厕三宝”广告踩到性骚扰红线，以及社群宣传并未取得素材拥有者同意就擅自使用。近几日，又因媒体人周玉蔻连日对政坛多位人士的砲火，陷入难以切割的危机。

陈时中刚宣布投身选战时，社群上就已出现对其网路经营团队的零星批评，然而细究这类发文，在其团队根本还没有太多表现时就直接点名某些成员“不适任”，质疑的方式不像单纯出自支持者的忧虑，反而像是党内不同派系的竞争，甚至更像是相关职位的“竞争者”对“选他却没选我”表达不满。虽然这类贴文仅在小圈层引发一波关注，却也奠下“盗图事件”后，民进党支持者与台派同温层中，有极大声量将矛头指向竞选网路社群团队的基础。

前述两次重大争议发生后，不少KOL和匿名粉专公开同步点名陈时中的“小编团队”，认为其不专业、提油救火，应被撤换。也有不少资深政治工作者或公关行销专家指出陈时中“人设”出现问题，与其在防疫中累积的形象不一致。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却治标不治本，也无视真正该为这些错误负责的，并不是只有判断失当的年轻幕僚和执行者。

以推广免治马桶的政策广告为例，除候选人本人之外，最大责任应在实际操盘、拥有团队指挥实权的“大人们”身上。

迷因后遗症、凡事想用网路声量碾压对手

好的政策形成往往相当漫长，搭配各路专业者提供的意见与研究，再纳入民间回馈后反复讨论而成形，然而这一点都不符合社群媒体时代需要的速度。

自民进党在2018年地方选举败选后，快速改变宣传策略，图卡与迷因就成了举国上下任何公共事务与资讯传递最主要的工具，繁复且滚动修正的防疫措施，更大大增强了台湾人对此途径的依赖，如今面对任何政策的更新调整，很多人没有图卡就不知道怎么办。

持平而论，资讯设计是一门专业，良好的资讯设计有助于政策在执行时维持良好的治理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在民主制度因各种因素被质疑、挑战的时代，它确实是一个得以发挥正向影响的工具。

但它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当原本需要繁复思考与讨论的事物被缩减为简单的图卡，往往也将公共事务简化为二分对立；当公民的思考过程与责任被贴图卡的动作取代，任何想认真问问题的人都容易变成“你怎么可以不同意、不赞成”的敌人。

好的政策形成往往相当漫长，搭配各路专业者提供的意见与研究，再纳入民间回馈后反复讨论而成形，然而这一点都不符合社群媒体时代需要的速度。政治工作者与幕僚往往只能透过各部会提供的报告囫囵吞枣，或找那些本就支持自身政党方向、能取得高层青睐的学者专家快速咨询；年轻世代的幕僚或国会助理经常倚赖这些“懒人包”，来建立对相关政策的理解。

这也导致年轻世代的政治工作者们，不论是亲自执行还是与资讯设计者合作出来的图卡，除了资料厘清与整理的功能外，很难发挥对政策思考的引导功能；用在防疫措施宣导、反击疫情相关假讯息的时候，图卡能发挥极佳效能，然而用在政治攻防上，也能快速有效在对手身上造成重伤害，在成功经验的正向加强下，反倒成了诱惑力极强的成瘾性工具。

至此，从“辣台妹”开始，民进党整个政策与公共沟通的转型，也逐渐从努力突破困境，走向“引鸩止渴”，而支持者的热情、各派系的斗争，更加速也加遽了这个尝试从成功走向崩坏的时程。

而“迷因治国”的后遗症，不仅掏空了公共政策的讨论根基，甚至让部份政治工作者和民进党支持者养成了凡事用最能抓眼球的梗吸引注意、凡事都想用网路声量碾压不同意见的坏习惯，甚至不乏认为无须在制作宣传内容时深思熟虑，反正出事再靠攻防技巧、行销学、社群声量和带风向来解决就好。

媒体人周玉蔻近日因频质疑国民党台北巿长候选人蒋万安身世之谜，与蒋孝严“晶华绯闻案”婚外情，成为陈时中团队的烫手山芋，可就在不久前，当她的砲火能成功、有效的反击对手的攻击、甚至达成羞辱效果时，民进党支持者、KOL、侧翼粉专可是很爱她的发言，不停转传、二创来为她扩大声量。如今因为周的言论开始引起社会反感，陈时中必须说出“与她并无私交”来切割，对比过去防疫政策有重大改变或进展时，特别跑去周玉蔻的节目受访的操作，也突显民进党过去几年倚赖这类并未严谨对待第四权责任的媒体人、名嘴和KOL的惯性，将开始付出代价。

党务主管未传承与把关，年轻幕僚迷失方向

更糟的是在犯错后，内部与支持者间往往继续强化自我感觉良好、同温层讨拍的氛围，让人不禁想问：是在什么样的训练跟文化下会养成这种工作伦理？

这些在网友口中“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幕僚是谁训练、培养出来的？不正是民进党的中生代党务主管、幕僚、立法委员和资深政务官们吗？蓝营民代曝光陈时中竞选总部分机表，指称团队中有各种政二代、KOL。但出身或身份不必然会导致该被检讨的决策或表现，更该问的问题是，现今不论哪一党，不论素人还是政二代，有多少比例曾在一般职场历练过？又有多少是毕业就一直在政治工作岗位，缺乏跳脱框架与人情限制去思考事情的能力？

何况“小编”和社群经营，普遍而言并不是一个高薪的职务，也不见得享有太高的自主权，他们身后应有主管该为这些发送出去的文宣、讯息与失言负责。但从2019年初至今，政府部会或政治人物的社群操作出包事件不只一桩，但站在第一线承受砲火的始终是“小编”，极少看到政务官、民代等真正该扛起责任者出面致歉反省。

更糟的是在犯错后，内部与支持者间往往继续强化自我感觉良好、同温层讨拍的氛围，让人不禁想问：是在什么样的训练跟文化下会养成这种工作伦理？如果犯错以后只要硬坳耍赖，等风头过去，怎么会学到教训？而这种氛围又逼走了多少对自己有原则和专业要求的政治工作者？

这种大方向的迷失，怎么会只是年轻世代幕僚跟小编之罪？他们进入政治工作后所学习到的“政治现实”和做事的文化，“务实取舍”的参照，甚至开始相信没有什么价值是不可妥协的，跟整个民进党内的历史发展与内部文化是习习相关的。

以公厕免治马桶广告争议为例——陈时中攀在厕所隔板上，以近似“偷窥”的角度窥伺网红四叉猫——此事的警钟，早在前一次陈时中在幕僚安排下参访同志酒吧就已种下。以竞选团队发布在社群媒体的照片，似乎很满意于候选人能与年轻选民打成一片的温馨，然而热情选民对其熊抱、亲脸颊等举动，确实都已经游走于红线边缘，甚至足以唤起有受害经验者的创伤，这并不是用“同志族群特殊文化”就能正当化的。

对于长年致力性骚扰防治的工作者来说，这根本是扼杀过去辛苦宣导的最坏示范，虽然有民代出来缓颊，说事前都有问候选人可不可以，然而在选举场合，候选人真的能说不吗？这也不是唯一一个案例，外型较吸引人或高人气的男性候选人，在与支持者见面时，几乎都只能任人摸手、任人抱。如果我们认为去讨论郭婞淳在东京奥运夺金后被教练熊抱的不舒服表情，是重要也必要的，又有什么理由对此事没有一致的反应？只因为当事人是陈时中吗？那我们又要如何回应在任何关于性的骚扰或冒犯中，必须纳入情境下双方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来看待的判断原则呢？

如果陈时中的团队，能有人在此事就警觉，也不致在与四叉猫拍摄广告时，做此种明显有问题、有争议的创意发想，最迟也应该能在发布前的内部最后确认时，意识到问题而挡下，不致酿成后来的争议。此广告发布前最后一个把关者，应负最大责任。

对“人设”的审美疲劳

除陈时中个人因防疫期间种种争议，“人设”不断被攻击、减分，近半年公众也明显开始对频繁过剩的政治迷因操作感到“审美疲乏”。

民进党试图在党内持续复制“蔡英文模式”，打造六都参选人的形象，然而套用在陈时中身上，恐怕是难以成功的。正因为蔡英文的光环与社群形象，并非只是人设，更多是来自她的专业能力、长时间从政、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记录、政策执行经验的累积，后来蔡英文在社群媒体上呈现的立体化、引人喜欢的人格特质，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前述条件与社会印象之上，而非凭空打造出来。

蔡英文在第一次参选总后，成立“小英基金会”，一方面透过经营新型态的网路媒体《想想论坛》，累积许多公共议题的讨论过程，试图在知识份子与有政治热情者中，逐步凝聚一些后来被统称为“进步价值”的共识，并将部份共识转化为行动和社会参与，让一般人能去理解蔡英文有哪些价值信念、以及她如何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讨厌民进党，但喜欢／肯定蔡英文”。

长期作为执行者、而非政策开创型政务官的陈时中，并未有过这样的累积，相比之下，曾任地方首长或中央民代的其它几位候选人，至少在其施政成绩和投票记录支撑下，“人设”就比较立的住。虽然在过去两年多的防疫工作中，陈时中成为很多台湾人心目中“安心”的代名词，但安心是一种感受，而非明确的价值或远景，因此陈时中的人气和人设，只会随疫情的演进和竞选对手的攻击而不断衰减。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选战打到现在为止，凸显的是认知、价值观与包装出来的形象无法一致的问题。除陈时中个人因防疫期间种种争议，“人设”不断被攻击、减分，近半年公众也明显开始对频繁过剩的政治迷因操作感到“审美疲乏”，这并不单纯只是社群平台改变演算法后造成的流量衰减，特别在林智坚的论文事件与退选后，包括不少曾经“政治觉醒”者也表达出对这些手段的厌倦，曝露此次民进党在六都选战攻防中，左支右绌的窘态。

该作为选战核心的城市远景消失了

在民进党眼中，这是20年来第二次有机会“收复”台北市长宝座，如何胜选，并延续现有优势直到下一场总统选战，自然成了唯一目标。

不论是换小编团队、指出候选人人设不一致的问题，仍是从帮陈时中和民进党解决眼前问题的角度出发，而没有从一个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首都市长选举来思考，特别是当台湾正处于两大价值与意识型态对抗的新冷战的前沿，地方选举不再只影响地方，尤其作为首都的城市，必然会在这样的对抗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若说民进党对此点没有思考并不尽公平，但也因为“只”从抗中的角度思考，才会做此布局，在民进党眼中，这是20年来第二次有机会“收复”台北市长宝座，如何胜选，并延续现有优势直到下一场总统选战，自然成了唯一目标。

更直白的说，民进党此次的六都布局，除寻求连任的台南与高雄市长外，一是为“英系”如何在蔡总统任期结束后，持续保住在民进党内的地位，二是派系的分权与平衡，为了让大家同意、接受“英系”继续存在甚至扩大，才有了如林智坚空降桃园的布局、林佳龙转往新北的妥协。这些考量中不仅没有当地选民需求存在的空间，连长年在地耕耘、竞兢业业为民进党守住基层选区的努力也被无视。

台北该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该在亚洲扮演什么角色？又能在地缘政治中发挥什么作用？一场选战最重要的蓝图，从民进党的竞选策略中消失了，只剩下各种拼凑起来的政见图卡，就算一位对其感兴趣的选民，也很难在四散于社群上的贴文找到每一项政见。

即便竞选官网中对交通、住屋、劳工等政策有较详尽的说明，却停在细节层次，没有告诉选民为什么是这些解方，而不是那些？这些政策看似“进步”，但背后出于什么样的价值思考？政见与政见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拉高社宅比例与租金补贴，是为了讨好青年选票，还是已有在房屋被当作重要获利商品的首都里建构居住安全网的觉悟？在市府成立“国际事务处”立意良好，但究竟具体要做哪些外交连结？在各种空泛的言词之外，背后透露的问题仍是同一个：民进党渴望台北市长宝座，但在抗中和胜选的目标之外，对这个城市的想像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单是属于陈时中竞选团队的问题，而是民进党过去几年在面对中国的强大威胁和国际局势的改变下，既不用、也无法聚焦于选战的远景、价值的窘境，而不少支持者，特别是热情关注、声量较大的KOL与匿名粉专，往往也认为民进党不需要在这些上面纠结，只要能“务实有效”的保住台湾、赢得选举，一切都可以等待、也可以不重要。

台北市是一座可以接受远景、也期待远景的城市，才有了当年柯文哲在民进党团队的帮助下，以各种“进步价值语言”，包装成一个与他本质完全不符的形象并胜选。这些操盘手有不少仍在民进党任职，甚至就在陈时中的竞选团队，为何却无法发挥当年的效益而显得荒腔走板？究竟是选民背弃了价值取向，还是“价值”对部份民进党人来说，已成了为胜选而使用的工具而已？

重新召唤公民国族主义

当“公民国族主义”中，“公民”的成分越来越稀薄，只剩下越来越浓烈且失控的国族情感，绝非台湾之福。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后，坚守台湾主体意识的阵营里，从急独到华独、基进到温和，人人抢著主张自己是“进步左独”，高唱“公民国族主义”。至今不过八年，左派在台湾社群媒体上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亲中”、“不顾现实”、“道德圣母”、“SJW、政治正确”等会害死台湾的代名词。

然而以台湾内部的高异质性，和需要最大化国际理解与支持的处境，你可以不当一个左派，却不能把公民国族主义给一起扔掉。缘自欧陆的公民国族主义的核心信念，是不以血缘、出生地、种族、单一语言、文化与历史，来判断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决定我们身份认同的，是彼此是否共享一份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期许；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正当性，则来自于对区域内全体公民，在基本人权、福利与发展权利上的充份保障。

主权与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两条轨道，缺一不可，人权的实践，是主权正当性的来源，两者不需要、也不可以二选一，只有认清这点，我们才会明白什么是“公民国族主义”，而抗中保台是为了什么。

不要忘记，在疫情以前，台湾最被世界媒体报导并记忆的，是太阳花运动、是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是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而疫情期间台湾让国际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民主治理的透明度与公民社会力的协作。这一切，都关乎价值，甚至是那些被不少台派厌弃的“进步价值”。

民进党与其支持者始终未走出2018年败选的创伤，四年来持续以创伤反应来应对一切公共政策的辩论，更不乏有心者利用创伤心理，来绑架支持者买单，甚至迫使公民社会为其承担应有的公共沟通责任。当“公民国族主义”中，“公民”的成分越来越稀薄，只剩下越来越浓烈且失控的国族情感，绝非台湾之福，更会加大我们在中共威胁、乌俄战争后续影响等艰困变局中，行使民主防卫、防止社会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困难度。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共同体里，有和你我不同的人，我要愿意看见他的历史、他的记忆、他此刻生活的困境，他才会愿意与我共享一个对未来的期许。

台湾现在不是没有真的过得不好、或在感受上认为自己过得比以前不好的选民。可能就在我们在觉得台湾人因晒各种海鲜料理、因对食物的自豪，或是因学历战而被唤起的创伤空前团结时，他们也在沉默中越来越滑向“只要过好日子”，期待著下一个韩国瑜，或两年后的柯文哲、侯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