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砍伐榕树引发广州官场洗牌：习时代的“揣摩上意”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2021年12月13日，广东省纪委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树木事件问责情况通报”。文中提到，广州在年初“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严重损毁了一批大树老树”，是“典型的破坏性‘建设’”，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纪委在文中宣布对1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其中包括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和园林局长。

这意味着一场高规格的广州官场洗牌。其发布同时，广东各级党政官媒也发布了一则新闻稿——广州市在当日召开了领导干部大会，会议主题是学习贯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会上，现任广州市委书记林克庆作了“深入反思、深刻检讨”，就砍树问题“向全市父老乡亲表示深深歉意”。不仅如此，这篇近似于广州市领导班子公开进行自我羞辱的通稿中还列举了大段大段的广州官员反省：“我们政治站位不高”、“政绩观错误”、“缺乏文化底蕴”，以及最重要的——“没有做到时时事事处处与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

就在两周前的12月3日，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调整。书记张硕辅和市长温国辉均离任，由省委副书记林克庆接任广州市委书记，副省长郭永航代理广州市长。在当时，已有如《明报》在内的港媒指出，广州市领导的撤换由“砍榕树”所引发，并指出是上半年广州争议颇大的砍伐榕树更换行道树一事直接激怒了习近平本人。甚至，《明报》还称习对广州下达了极为严厉的批示，责骂相关官员“愚蠢至极”。

这些信息的细节真伪无法核实。尤其是一开始，许多人并不相信以中国官场的逻辑，单纯砍树能够引起如此大的震荡，并猜测其背后是否有其他“真相”，比如会不会是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导致中南海的追责等等。然而，13日的新闻足以说明，撤换大批官员的实际原因确实就是那些被砍伐的榕树，而广州的砍树问题也确实上升到了最高领导人干预的程度——若非如此，广州市的“自我批评”中也就不会出现“时时事事处处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标”的句子了。

和先前两例官场清洗不同的是，广州的“榕树案”至今未追查贪腐或利益输送关系。官员的撤换与惩罚，完全是因为“砍错了树”。

在习时代，因环境问题而清洗一地官场，广州并非首例。在2018年的秦岭自然保护区违建别墅案中，习近平就派中纪委工作组赴陕西整治当地官员，牵连甚广——前省委书记赵正永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前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判无期徒刑，就连担任省委书记不久，仕途一度大好的胡和平也被牵连，被贬职为文化旅游部部长。又如2021年，在云南昆明侵占滇池水源保护地修建楼盘及高尔夫球场案中，昆明副市长以下多人被调查，连带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也任职不到一年即调职人大，“退居二线”。

和先前两例官场清洗不同的是，广州的“榕树案”至今未追查贪腐或利益输送关系。官员的撤换与惩罚，完全是因为“砍错了树”。这也使得广州的榕树和十年前南京的梧桐树的命运并不相同：2010年前后，季建业担任南京市长。期间南京市曾在城市更新中大批砍伐路边梧桐树，引发市民抗议。季最终入狱，但这一结果只是因为习上台后在江苏掀起反贪行动，而并非梧桐树的原因。

这次的广州官场地震源于2020年冬季。当其时，广州推行了一项名为“绿化造林专项行动”的新政，要求提升“191条城区主要道路的绿化品质”。其内容包括以“疏林草地”和“一路一主题树”的形式更新广州的大量绿化树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5月3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广州“行道树多样性不足”，全市有58.6万余株行道树，其中榕树类占到47.13%。因此按照《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中“城区某一个树种的栽植数量不超过树木总数量的20%”的规定，广州要“对树种结构进行优化”。

榕树在广州的行道树中非常显眼，尤其是在市区的珠江两岸，榕树经过多年栽培，已成集体记忆。尽管市府辩称榕树作为行道树根系“霸道”、台风天容易倒伏、浆果难以清理，从而有必要减少其的比例。但砍伐、移栽和更换榕树，一经自媒体曝光发酵，随即引发广州民间诸多不满。网上有人发起“抱树打卡”项目，鼓励市民拥抱榕树拍照上传；亦有人去信相关部门要求解释。《三联生活周刊》和《财新》等媒体也前后刊发了数条对砍树事件的报导。包括中国科协下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在内的一些半官方和社会组织也都发文表示关注。

大量舆论关注使广州园林部门出面解释，并事实上使行道树更换计划在年中暂停搁浅。然而，从舆情下暂停项目到官员乌纱帽落地，前后相隔数月之久。这一结果也就似乎并非民间舆论之功，也许更多是依赖体制内不满声音的上行。港媒《星岛日报》就指有不少体制内老干部上书中央投诉，最后导致习本人关注并介入事件。对广州市的领导班子来说，“不走运”之处在于，习近平本人和榕树颇有缘分。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1990-1996）和福建省长（1999-2002）时，习曾多次亲手种植榕树，1994年还为一本《榕树与榕树盆景》的专著撰写过题为《让榕树造福榕城》的跋语。如果广州市委稍作功课的话，他们还会发现，2012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视察是到广东，而当时的行程就包括了在深圳种下一棵榕树。

与此同时，习的环保政治在近年来的大环境中日显重要。2012年习上任时，环保还并非对官员的重要考察指标。然而随着其权力的日益巩固，环境问题开始取代GDP议题，成为中共官员考核的最重要项目之一。这种重要性更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恶化而提升——2016年的全球气候行动《巴黎协定》是北京和华府同时推动，中美关系恶化后气候问题更成为少有的合作领域。2020年9月，习更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排“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环境政绩作为全球形象的背景下，放在以前“不成问题”的行道树更换，这次恰恰跌入了习最看重也最需要展示威严和决心的领域，成为“杀鸡儆猴”示范。

然而，就习想要树立和塑造的政治图景而言，广州的官场地震也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与打击。

这一结果在令许多广州市民和保育人士喜悦的同时，也变相成为了最高领导人个人威信的加分——领袖的环保情节和市民的集体记忆实现了共鸣，中南海的最高权力帮助“老广”们战胜了“无视本土文化”和“乡愁情怀”的外地籍官员。

然而，广州官场的这次“榕树震荡”也是习时代官场的某种注脚。尤其是它反映出了如今中国官僚体制的多种矛盾。就习想要树立和塑造的政治图景而言，广州的官场地震也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与打击。

毕竟，“治理现代化”是最近数年最高层一直反复宣传和强调的政绩。而广州官员因榕树大批落马，意味着就算在这样的中国最一线城市，地方官员的能力水平和处事方式仍然无法满足最高层对“治理现代化”的设想。这一差距在广州市的“自我反省”中可见一斑：“要加强系统思维、科学谋划，深入学习历史知识、增强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建立健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重大决策、审批监管、依法行政等制度机制，加强城市建设审批把关和事中事后监管”，也就是说，在广州这样作为中国“门面”的城市中，现代化的管理依旧是某种奢侈品，而官员们还在探索和学习什么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才是满足最高领导人的意图的。

可以想见，类似广州砍伐榕树的决策和施政在未来还会不断在许多城市发生。《人民日报》于13日转发的广州官员的处置下，其他城市民众开始批评当地砍树和市容问题。可见，广州的榕树只是较为幸运被关注到，而广州的官员只是比较“不幸”被关注到了。至于粗暴的管理和效率低下的行政反应，我们可以将树的命运对比近来许多地方强制隔离中扑杀宠物所引发的舆论反应——在经历了许多次暴力扑杀宠物导致的舆论哗然和讨论，乃至智库献策之后，从北京到地方的一级级行政机器中，仍然没有任何部门有心制定出宠物在防疫隔离中的处置方式。

而在整个广州砍树事件中，无论是市民反对，还是体制内的不满，或是专业人士的批评，都没能够在一开始就拯救数百棵遭到砍伐的榕树。甚至，在项目叫停之前，广州市政府前的人民公园中的许多百年老树就已被移除。如果有那么多人能向北京“告状”，那么难道他们不会在广州表达不满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不满在本地没能阻止政策“一竿子”推行到底。

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系统中的主官意志极为“霸道”。只要地方上的一号人物想要不顾意见强行推行一项政策，基本上无人可以阻挡。而一号人物的权力，在习时代又是和极大的问责压力绑定的——纪检督查、环保督查、巡视组、防疫责任、述职、日益增多的政绩指标……习时代的地方官员需要的是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身体和精神——尤其是在不断出现地方官员因各种问题被问责落马的背景之下。

地方主官的责任在不断“夯实”、层层下压，而必然结果就是权力也和责任对等——责任越大，权力越大。没有办法摆脱责任的主官也许会更愿意将权力揽在自己手上，在施政上显示出更强的赌博性格。这就注定了，无论维稳抑或防疫抑或环保，对官员责任的个人化下压，和单一主官权力的不断扩张、权力制衡机制的不断萎缩是同步的也是冲突的。而无论整个中国的官僚系统多么强调要吸取教训建立科学决策系统，只要习时代高度要求地方官员服从政令，并且用高压态势“整顿吏治”的模式不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无法化解，同样的问题就会不断出现。

更关键的是，已经被“炒鱿鱼”的广州市委的想法大概是将城市环境整治作为可以标榜的政绩向北京展示，同时标榜自己在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更关键的是，在广州市一开始发布的绿化项目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砍伐榕树的逻辑，几乎是出于“美观”，想要打造更多变化的城市风景，更华丽的效果，尤其是更加“现代”和“洋气”的稀树公园和草坪，取代原先非常“岭南本土”的榕树和灌木草丛。已经被“炒鱿鱼”的广州市委的想法大概是将城市环境整治作为可以标榜的政绩向北京展示，同时标榜自己在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毕竟，北京对街头风景的不断整顿、招牌修改、胡同管理，也不见得是经过了“科学决策”的结果。更何况，相比单调的榕树，华丽的开花植物和开阔的公园景观更适合如今依赖短视频和“网红”经济的官方传播新模式。而这种对外在形象和宣传的极度关注，对新媒体模式的依赖，其实也是习时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是北京所大力提倡和推动的。

但讽刺的是，对市容形象的大力改造，反倒让广州市遭到了来自北京的大力整肃。保育榕树，采纳专家意见，制定合适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培训人才、科学决策，这些是习时代鼓励的“绣花针”功夫；然而大刀阔斧改变城市景观、发布网红视频、宣传城市风景，也是习时代鼓励的“接地气”功夫。这两者之间事实上是冲突的。也许，官场中人的走钢丝秘诀就是：一方面必须大做“形式主义”，而一方面要用让自己看起来一点也不“形式主义”。

相比距离不远但备受官方和民间宠爱的深圳，曾近年来的广州似乎变成了官场上的“票房毒药”。上两任广州市委书记都没有在仕途上得到太好结果。万庆良因贪腐下狱，任学锋调任重庆后过世，被外媒怀疑死因蹊跷。如今张硕辅作为纪检系统出身的潜力官员因榕树事件被替换，其政治生涯要更向上一步也难上加难了。而接下来，恒大集团的债务如何处理，将会是地方官员焦头烂额的问题。甚至令广州人骄傲的广州足球也因恒大暴雷而暗淡无光。广州曾经有旺盛的民间社会和媒体，如今它们无法在其中扮演推动改变的角色，对本地施政错误的纠偏则端赖北京的最高权力干预，这足以令人唏嘘不已。

（李海，媒体人，中国社会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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