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稳定之手16年：离开“母亲”默克尔，德国能否学会自行走路

今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美国进行被称为“告别之旅”的国是访问，会面她任期内的第四位美国总统——拜登，以转寰在总统川普（特朗普）任期内愈见分离的德美关系。拜登会后指“好朋友也会有不同意见”，除却两国存在利益分歧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外，默克尔虽表明在中俄的反民主问题上与美一致，但也显然避免在中美之中只选一边的立场。9月初，默克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虽然德方仅披露谈到阿富汗问题，中方发布的会议记录则强调“两国高度互信、友好交往”，这与在中美通话中提到的“遭遇严重困难”的气氛截然不同。

这样八面玲珑的外交展演在过去16年不断上演，成为了默克尔的招牌之一。德国宪法并未限制政府首脑的任期次数，她何以长期连任16年，过去也已有多方总结：人们大致上肯定，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默克尔是被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所磨练出来的政治高手，金融海啸、欧债危机、难民潮、气候变迁、Covid-19疫情等国际危机的应对，使她获得“危机总理”（Krisenkanzlerin）之称。世运不佳时会有人期盼强人政治，这条规律在德国也得到几次验证：“德国妈妈”，喜欢她的人这样称呼她，肯定她坚持西欧核心价值、维持德国和欧盟稳定的角色。最受欢迎时，默克尔的支持率超过80%。

德国即将在9月26日举行国会大选，而默克尔则不再寻求连任。有不少专家认为，因下一届国会的席次分布会更加多元，不同党派的联合政府谈判将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可能要等到圣诞节，甚至1月初才能见证新总理上任。换言之，默克尔很有可能超越其政治教父柯尔（Helmut Kohl），成为历来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

而显然，针对默克尔过去16年执政的评价并不只有正面的面向，评论甚至是呈现两极分化的。在对她的“中间路线”的称许下，有“机会主义”的批评，在“欧洲稳定剂”的赞美下，也有人指实为欧盟分裂暗埋危机；许多人著眼于她为女性带来的就业机会，但了解基民盟的评论指她对性别政治其实是付之阙如；在她为国家带来“稳定”的认可下，也有人认为默克尔过度强调稳定，导致国家顿足不前、错过许多改革和转型的机会，消极的态度也令德国社会对政治更加疲惫。

德国的未来会是什么？这会是在默克尔卸任之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未来担忧一：经济转型、右翼政治

德国经济的复兴全是默克尔的功劳吗？这种经济成就能否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维持？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间的相对剥夺感，恐怕也是近年来德国极右派兴起的原因之一。

1990年，原本坚持“不要跟基民盟扯上关系”的默克尔，在两德统一前夕，因为她加入的民主觉醒党（DA）跟基民盟合并，所以便自然成为基民盟成员。而身为东德女性的特殊身分以及杰出的工作表现，则使她快速成为时任党主席柯尔总理的爱将。柯尔将当时36岁的她称为“我的姑娘”（Mein Mädchen），这个暱称后来闻名全德。1991年，柯尔便提名默克尔为妇女及青年部部长，三年后换跑道到几年前才新成立编制的环保部。当时环保部前任部长持反核立场，与政府内部的亲经济派意见不合，所以柯尔决定将其调职，并提拔他认为相对不构成威胁的默克尔。柯尔没想到的事，在他1998年选输而陷入“黑帐户”政治献金的丑闻之后，默克尔竟然用投书的方式，要求他辞掉荣誉党主席一职，此举当年震荡了基民盟高层。后来，默克尔从基民盟秘书长一路爬上党主席（2000）和总理候选人（2005）。

人们一般肯定，在默克尔时代，德国民众的生活安定、富足，德国终于摆脱了“欧洲病夫”的丑名。曾经，在东德经济的崩坏和全球化对全国经济的冲击下，德国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面临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的双重困境。2005年，默克尔登上总理宝座的时候，德国失业率高达11.4%，而债务率则高达67.3%，已长期违反了欧盟《马约》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的规定。

但从默克尔上任以来，失业率逐步下降，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增长，其中，跟中国的贸易扮演关键的角色。连欧债危机和历任财政部长对“黑零”（Schwarze Null，即财政收支平衡）的迷恋都无法阻挡这个趋势。如今，德国的经济繁荣富强，是欧盟经济体的火车头之一，而“欧洲病夫”之称是留给被欧债危机重创的南欧国家。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经济成就能否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维持？德国不少分析者担忧，德国在出口和汽车产业上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到了需要警惕的程度（alarming dependent）。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对德国经济成长贡献极大，另一方面，中国也正成为工业制造业以及电动车业的竞争对手；一方面，德国能够在疫情中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恢复，也得益于过去十多年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这也再次揭示出与中国市场的深厚关系。尽管默克尔帮助了刘霞离开中国，但多年来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闪烁其词也饱受指责，这种争议也一直伴随著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她的继任者要如何在国内经济、产业发展，及与中国的关系上施展手腕，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另外，德国经济的复兴又全是默克尔的功劳吗？

虽然默克尔政府2007至2008年对失业保险和企业税的改革减轻了企业的财政负担，并进而发挥了振兴经济的作用，但最关键的可能是她的前任、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总理所谓的《2010议程》（Agenda 2010）改革计划。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所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安全网和劳动市场的改革，不仅简化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也向失业者施压，要求他们接受低薪工作。因为这些改革的争议极大，施罗德落选，但默克尔得以享受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2005至2021年间，德国就业机会大幅增长，总共创造了700万份工作。同时，其中很多份工作都属于低薪工作，导致德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

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间的相对剥夺感，恐怕也是近年来德国极右派兴起的原因之一。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极右派相当蓬勃。原本以废止欧元为政治目标的另类选择党（AfD），在2015年后迅速演变成反移民、反性别平等、反婚姻平权等的极右派政党，而另类选择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国会殿堂的气氛与文化，也将公共论述继续往右翼移动。同时，因为国内情报和司法机关长期对来自极右派的威胁大小眼，导致极右派的恐怖份子越来越大胆，2019年甚至枪杀基民盟在黑森邦的政要吕布克 (Walter Lübcke)。

默克尔恐怕低估了来自极右派对宪法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挑战。另类选择党最大的票仓在前东德地区，而在萨克森邦，他们目前以26%的支持度领先所有其他政党。选举研究小组召集人Matthias Jung指出，部分东德选民投给另类选择党是属于“逆反票”（protest vote），是企图勒索联邦政府将更多资源分配给东德地区。然而，部分选民确实具有“封闭而极右派的世界观”。既然如此，在全德范围内，另类选择党近几年并没有夸大票源。

只不过，因为党内斗争不断，以及疫情期间该党无法树立愿意承担责任的形象，所以AfD并没有从基民盟支持度的下降中获益。与此同时，基民盟在竞选期间却实施其可疑的双轨战略：一方面，基民盟允许个别候选人（尤其是参选东德选区直选的候选人）向右翼靠拢，似乎想要赢回这类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基民盟又痛批AfD反民主以及煽动仇恨的言行。本周三，默克尔背书的基民盟总理候选人拉谢特就表示，面对另类选择党针对少数族群的仇恨，“我们巍然屹立”，而“另类选择党必须从我们全国各地的议会中消失！”

未来担忧二：绿色政策

默克尔在核能及新能源开发上被批评为缓慢及重视不足，很难相信她曾经享有“气候保护总理”的美名。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从原本的气候保护领袖沦为中段班生。

默克尔在核能及新能源开发上被批评为缓慢及重视不足，很难相信她曾经享有“气候保护总理”的美名。

她在气候和环保问题上的论述与姿态开启于就任环保部长时期。虽然不像柯尔内阁的前任部长那么激进，默克尔在担任环保部长期间还是尽责为环保议题发声。1995年，她在柏林主持了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下的第一届气候变迁会议（COP1），当时就主张“气候变迁需要我们快速而积极的行动”。她在大会演讲中指出，已发展国家应当扮演先锋队的角色，才能成功说服其他国家跟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她1997年所编写的《生存的代价》（Der Preis des Überlebens）一书中，她进一步坦言，如果全球每个人的碳排放量都像工业国家民众的排放量一样大的话，我们将无法制止气候变迁的恶化，因此，德国人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德国恐怕无法维持目前的财富水平。

无论在当时或现在，这样的发言都算是相当激进。

2007年德国是G8高峰会主办国，默克尔跟当时的社民党籍环保部长一同前往格陵兰与冰川合照，意图传达全球暖化的急迫性、并将高峰会议程的焦点放在气候变迁等环保议题上。高峰会期间，经过默克尔个人及其团队的努力，连原本在环保议题上较为保守的美国和日本都答应要共同为抵抗全球暖化而努力，接受将全球暖化控制在两度以内的目标。这是默克尔重要的政绩。

冰川合照虽然被绿党质疑为政治作秀，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倡议使得默克尔在公共舆论中赢得“气候保护总理”（Klimakanzlerin）之称。不过，默克尔在国内的政策表现让这个美名相当快速幻灭。

2007年，当默克尔内阁的环保部长在国会殿堂宣布政府的新气候保护计划的时候，她报告，德国如果每年节省2亿7千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就可以达成所谓的“40%目标”，也就是与1990年相比把总排放量减少40%。然而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这个目标本来就很难实现，但因为德国在福岛核灾后决定重新废除核能，而政府没有考虑到气候变迁的相关配套，这个目标就更难达成。如今，由于核电厂仅产生 13% 的电力，德国不得不再次更加依赖燃煤发电，才能满足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对电力的高需求。 2021年，德国41% 的电力依然来自 148 家燃煤发电厂。

根据政府2007年宣布的计划，德国应透过提高能源效率，从而降低电力消耗；应利用更多的再生能源（包括建筑供暖中）、建筑绿色改造（包括隔热工程）、更高效的发电厂、更加利用热电联产等等政策来达到气候保护的效果。但实际的政策落实迟缓，其中，诸如将老屋绿色改造的费用可从税收中扣除的政策，迟至2020年才落实；汽车税的改革，也就是将汽车的排放量纳入课税标准，也至2021年才开始实施。德国对电动汽车的推广也相当缓慢，政府原本预估2020年能达到百万台电动汽车，截止今年四月却只达365,300台。

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从原本的气候保护领袖沦为中段班生。第一任期时，德国还能仰赖前任政府环保政绩的荫蔽，但历年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标”（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CCPI）报告显示，德国在2014年，也就是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的联盟政党（Unionsparteien）跟自民党（FDP）执政、而默克尔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首次掉到前10名之外，急剧下降至第19名。CCPI 2014年的年度报告称，“过去一年，德国在欧盟的能源讨论当中扮演比较没有建构性的角色，另外德国还成功阻止欧洲排放权交易体系急需要的改革。”

2017年，政府推动的《再生能源法》修法，要求绿色供电商参加招标，因此风力发电厂的建设大幅减少，从每年新盖总电力5吉瓦（GW）多的发电厂，到只剩下2吉瓦的。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国际政治危机不断，环保议题在公众视野中退居次位，而默克尔似乎也先把此议题束之高阁。2014年9月，当120名政府首长在纽约齐聚一堂，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还多次追问总理府，默克尔是否会改变心意，但她不仅选择缺席，还去参加德国工业联盟（BDI）的会议。

BDI是德国重要的游说团体，而虽然BDI公开承认气候变迁的存在，表面上也正视该议题对德国作为工业大国的挑战，但在实际行动方面，除了不具约束力的“自我管制”之外没有什么作为。实际上，BDI扮演阻挡气候保护进程的角色，就如2019年，时任BDI主席Dieter Kempf批评，政府的2050年总排放量目标（减少95%）不切实际，而“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目标不能靠固执已见的强制来实现，而只能与经济效率和供应安全相协调”。

对默克尔选择缺席气候变迁高峰会，气候保护组织Germanwatch执行长贝尔斯 （Christoph Bals）表示，“我认为，默克尔发出如此明确的信号，表示比起参加关键的气候高峰会，她更重视BDI的会议，是帮了自己倒忙。工业大国中，只有俄罗斯、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等在气候议题踩刹车的国家，没有在政府领导人层面上派代表去参加。 因此，默克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后来，默克尔在国会的环保委员会上，则以嘲讽口气对议员说“我没必要（去纽约）跟李奥纳多吃点心”，进一步显示她对该会议的不重视。（注：李奥纳多是为气候保护做出许多贡献的好莱坞演员）

汽车工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它们在气候议题上时有对立立场，而默克尔与汽车业界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实际上，默克尔于任期内一而再，再而三忽视环保团体与科学家的呼吁，却帮德国的大企业背书。像是2013年，当欧盟讨论对汽车排放的标准时，德国政府在最后一刻推翻各国谈判团队达到的共识。默克尔后来证实她阻止成员国大使的关键投票，是因为德国要注意“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基础变弱”，她还特别提及德国的就业率也是重要的考量。当年扮演总理府和企业产业的媒介角色的府会国务秘书Eckart von Klaeden，2013年末加入戴姆勒（Daimler AG）成为首要说客。德国政商间的旋转门也是政府帮大企业护航的重要因素。

根据2019年外泄的欧盟内部文件，在欧盟迈向2050净零排碳的目标上，德国、波兰、匈牙利，与捷克都拒绝将气候保护措施与具体的 1.5 度目标联系起来。 他们还拒绝任何基于时间的气候中和承诺，而从峰会闭幕声明草稿删除了将 2050 年作为欧盟气候中和目标的提法。

回顾默克尔在欧盟无数内部谈判中的角色，卢森堡能源部长特姆斯（Claude Turmes）对《taz 日报》说“只要不涉及德国核心利益，默克尔就会协助气候保护政策的推动”，但“当能源或汽车企业介入的时候，她也会在最后一刻（为他们）推翻大家已经达成的共识。”

虽然如此，今年3月，环保部长仍开心不已地走上记者会讲台，宣布重磅消息：德国终于达成气候保护的阶段性目标，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40%（相较于1990年），是德国1990年以来首次成功达标。然而，关键因素并非德国环保政策有成，而是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经济活动与交通停摆，导致排放量大幅减少。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2021年的黑皮书中直言，默克尔不断延后终止燃煤的日期，使国内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停顿，拖延加强交通中对排放量的管制。而她对监督汽车排放量松散的态度，才让声名狼藉的“柴油门”有可能发生。“绿色和平”批评默克尔在国内外帮德国企业之核心利益护航的过程中，已从“气候保护总理”变成“汽车总理”。如今，如果有人提到“气候保护总理”，大多数只剩下讽刺的意味。物理学出身的默克尔应该比所有的政府首脑都清楚全球暖化的威胁所在，但她还是选择了轻忽这个百年来最大的挑战。

德国社会这几年来对环保议题的重视增加，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漂亮的成绩，以及国际学生族群所串连的“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运动终于唤醒了默克尔，促使她在卸任前稍微恢复了对相关议题的关注，2019年她也首次召开所谓的“气候内阁”来制定相关的政策规划。今年6月，她在国会最后一次备询时，回应绿党籍议员的质询说“时间紧迫，我能理解年轻人的不耐烦。 从客观情况来看，我们做的还不够。”

未来担忧三：数位化、人工智慧

或许是因为默克尔一直以来都在跟时间赛跑，处理各种国际危机，她的政府过去16年内以维持现状为主，并未花太多力气来为未来作准备。她并非不重视相关的科技产业，但在政策排序上，往往都落后于外交、金融等其他议题。

2013年，默克尔曾声称网路（internet）是一种“新大陆”（uncharted terriority）。此说法后来快速成为网友疯传的迷因，人们嘲笑默克尔不懂网路，也体现出默克尔政府对未来课题的轻忽。或许是因为默克尔一直以来都在跟时间赛跑，处理各种国际危机，她的政府过去16年内以维持现状为主，并未花太多力气来为未来作准备。她并非不重视相关的科技产业，但在政策排序上，数位转型、宽频基础建设、人工智慧（AI）研究与应用等议题，往往都落后于外交、金融等其他议题。

然而，也因此，网络不好成为了这个国家难以启齿的基础建设问题。在德国搭高铁，想要在车上工作、追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网路频频断线是常态，而车上的WiFi还要额外收费。上班族不堪其扰，德国许多农村地区也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日常。2009年，默克尔曾经承诺全国家家户户在2010年都有机会连接到宽频网路（Broadband），但在2021年的德国，宽频地图仍然显示许多“白色区块”（white spots），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网速低于30Mbit/s，而特别严重的地区是位于东北部的默克尔家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邦。

2018年，默克尔首次召开了“数位化咨询委员会”，但实质的政策一直都无法落实。委员会主席苏德（Katrin Suder）坦承“为我们的工作设定政治框架的并不是我们，而是组阁谈判的结果。如果政府能投资更多钱就太好了，但我们也应该谈论新的工具，像是数位基金，以对未来技术进行长期和有系统的投资。”

到了2020年，德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总算是体会到了数位转型的急迫性——各地的卫生局与核酸检测实验室都还要透过传真来回报确诊病例；部分被匡列居家检疫的接触者在14天检疫期满之后才收到纸本的隔离通知书；一旦发生跨区的足迹，不同卫生局之间的联系也遇到各种困难。其实，德国流行病学与公卫专家早在2014年就已经为防堵伊波拉出血热疫情研发一款疫情管理与分析软体，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际，似乎没有一个卫生局使用。实际上，到2021年初，仍然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卫生局有跟进安装这款新的软体。

同样地，2021年的西部大洪水灾难，许多地方政府也忽视了气象局的相关警示，而因为德国没有灾防告警细胞广播信息系统，当地居民对此次洪灾的严重性始料未及。令人意外的是，政府并没有记取教训、而选择继续倚赖旧技术，在洪水天灾之后，决定以8800万欧元赞助全国地方的汽笛系统。

在默克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政策蓝图，给企业足够的诱因来推动科技发展与转型。太阳能便是其中一例。以前，德国算是全球太阳能产业中的龙头，2004年，德国安装值300 兆瓦的太阳能板，并超越日本成为太阳能板增长最多的国家。而由于德国《再生能源法》 （EEG）的修正案降低了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并将规模大于 10 千瓦的太阳能板施加征税，使得德国对太阳能板的市场需求下降。同时，中国以大量而低价的产品打破德国的市场优势。2011年起，德国太阳能板生产业的营业额逐步下跌，到2015年中国在太阳能板生产与出口量都超越了德国；2010年时的133,000名从业人员，到2019年只剩下约33,000人。德国失去全球太阳能第一大国的地位，这两年才慢慢从谷底爬起来。有专家认为，为了达到将全球暖化维持在1.5度以内的目标，每年新安装的太阳能板数量应达今年增加数量的六倍之多。以默克尔时代的速度来看，这个任务恐怕难以达成。

除了冷落太阳能产业之外，默克尔政府对汽车产业的转型也持消极态度。今年3月，当荷兰、丹麦等9个政府呼吁欧盟执委会及早宣布停售传统内燃机汽车的日期的时候，他们遭到基民盟政要的强烈谴责。德国汽车产业慢慢开始转型主要是因为国外市场的要求或欧盟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推动。2020年底，默克尔还安慰德国雇主联合会的代表们说，“接下来几年内，我们当然还会继续依赖内燃机引擎”。

根据工会领袖兼汽车业专家 Hans Lawitzke 的观察，近年来，汽车产业的技术发展非常惊人，但德国错失良机，甚至是小看了这些趋势：“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德国汽车业坚持他们过时的生意模式太久了，而他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能不能赶上大家的进度”。这似乎也符合杜伊斯堡汽车研究中心 Ferdinand Dudenhoeffer 教授的看法，他接受《彭博社》采访说：“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德国政治人物要迈向未来，但他们也想要营救过去。”默克尔恐怕也是他所指的政治人物之一。

未来担忧四：大联合政府与基民盟的未来

所谓大联合政府的执政模式本应是当一个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的例外，在默克尔时代却成为主流。两个敌对阵营的合作，要么可以给政府一个完成不受欢迎而没人敢单独肩负起的大型改革的机会，要么就会演变成僵局。

默克尔自然并非一直都是改革的绊脚石，她后来的政治作风受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2005年国会大选期间，她的政见其实包含许多重大的改革计划，从健康保险到联邦官僚体制的改革，再到税制的简化，都是默克尔及基民盟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不过，基民盟当年的得票率不如预期，比2002年还减少三个百分点，无法跟理想的伙伴自民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因此，与社民党的谈判中，默克尔在她的改革议程中必须做出很多的妥协。其中，她甚至将8个联邦政府的部会让给社民党籍的部长。同时，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联盟政党总共只拿下7个部会。

不过，不仅是社民党的阻挠，她自己的阵营也经常扯她后腿，许多基民盟的邦总理和其他的政要不赞同跟社民党的合作，并期待2009年可以解脱大联合政府的包袱。四年后，这个梦想虽然成真，联盟政党可以跟自民党一起组成“黑-黄”的联合政府，但自从默克尔第二任期后期开始，联邦参议院的组成也越来越多元，不再受联盟政党所控制。因此， 很多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在参议院惨遭否决。2013年，因为自民党得票率尚未超过5%的国会门槛，默克尔又不得不跟社民党合作，而这个大联合政府存续至今。

所谓大联合政府的执政模式本应是当一个国家面临重大挑战时的例外，在默克尔时代却成为主流。两个敌对阵营的合作，要么可以给政府一个完成不受欢迎而没人敢单独肩负起的大型改革的机会，要么就会演变成僵局。在默克尔消极的执政态度之下，恐怕比较倾向于后者。也正因如此，她的政治作风经常被描述为没有远见的“管理”而非“主政”。基于这样的观感，年轻人甚至杜撰出“作默克尔”（merkeln）的新创词，将默克尔当成动词以表达对重要事情的“不作为”、“不表态”，和“不冒险”。2015年，“作默克尔”在著名的青年流行语比赛中获得亚军。已故前国防部长施特鲁克（Peter Struck）曾说“默克尔是一位很好的机师，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坐上她的飞机——前提是你不在乎飞机飞往哪里”，意指默克尔没有远见和中心思想。

在2017年的选战中，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Martin Schulz）指控默克尔的竞选策略是“对民主政治的直击”。他说，默克尔欲透过“不表态”来回避正面讨论议题，让选民投票意愿下降，可说是企图催眠选民。舒尔茨认为，这样“不对称的去动员化”(asymmetric demobilization）对民主政体有所损害。实际上，研究选举的学者早在2009年就已经如此描述默克尔的竞选策略，指出基民盟的目的是要让社民党的传统选民不愿出来投票，而不是扩大基民盟的票仓。

当然，默克尔消极的选举策略与执政作风很难有所突破。俾斯麦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被务实主义的她奉为政治宗旨。然而，在一个大联合政府里面、在联邦制和欧盟的各种限制之下，这样的态度是否不足以突破僵局？默克尔不曾孤注一掷，为某一个她所重视的议题站出来赌上她所有的政治资本。前总理施罗德在8年内曾提出两个不信任案，来强推其政党和社会大众所反对的改革法案；反观默克尔，在任期16年内，却连一次不信任案都不曾提过。

执政德国长达16年的基民盟获得历史以来最低的支持度，只剩下19%-22%，然而，2019年已经宣布退出政坛的默克尔个人支持度仍然以64% 领先所有政治人物。

即使如此，默克尔也曾经显露出她不同的一面。2011年福岛核灾后，她违背了基民盟多年的政治主张，推动退出核能的决定。2015年，在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当中，她伸出援手，欢迎困在布达佩斯车站的难民继续前往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德国收容了100多万的难民，美国《时代》杂志评选默克尔为年度风云人物，随后，她也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默克尔的决定虽然得到许多左翼和自由派的肯定，然而，德国的右翼，包含她所带领的基民盟及其姐妹政党基社盟在内，出现严重的分歧，而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势力从此以后也越来越强大。

面对这样的挑战，她跟土耳其总统厄多安达成协议，让他承担“处理”难民的责任，而厄多安的处理方式就是帮欧盟盖一面墙，把难民隔绝在墙外，导致许多人无法透过陆路到达欧洲。所以虽然默克尔曾公开说“我们办得到”，但她并没有坚持到底。更何况，难民危机的爆发本来是可预期的，或许也是可预防的。德国《明镜》杂志评论说“再一次，她没有遵照某一个既定的策略（⋯）一旦她认为代价太高，她又再一次放弃一个自由进步的政策方案。”

如今，默克尔终于要走下神坛了。根据最近一系列民调显示，执政德国长达16年的基民盟获得历史以来最低的支持度，只剩下19%-22%，然而，2019年已经宣布退出政坛的默克尔个人支持度仍然以64% 领先所有政治人物。竞选期间，默克尔大部分时间选择不插手，基民盟的总理候选人毕竟也不是她首选的接班人。她自己指定的接班人AKK最后选择放弃追求总理宝座，而在国防部找到了新的使命。选战倒数的最后几周，默克尔才开始比较积极地加入。国会的演讲中，在呼吁选民支持基民盟时，她说“谁领导我们的国家并非无所谓”。

1999年，默克尔在斗下教父柯尔的社论中呼吁基民盟的朋友“必须学习自行走路”，解脱对前总理柯尔的依赖。如今，基民党或许需要重新借镜默克尔当年的呼吁，重新学习在没有母亲默克尔稳定之手的扶助下，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执政16年之后，披上在野党的新衣，或许正好是联盟政党所需要脱胎换骨的机会。同时，德国也必须要从16年的梦游中觉醒，面对气候变迁、经济转型等被默克尔所遗弃的课题。

（戴达卫，德籍台湾居民，德国及欧盟时事观察与评论家，清大社会所博士生，法兰克福邦高等法院授权中德翻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