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加拿大原住民之殇：“多元开放”移民国家的历史暗面

I wrote this article in the ancestral, traditional and unceded lands of the Musqueam people.

这篇文章，在Musqueam原住民的祖传、传统和不可割让的土地上写成。

2021年7月1日，本应是加拿大的国庆日，纪念1867年加拿大联邦的建立，也是许多加拿大家庭相聚在公园野炊、看烟花、唱国歌的日子；伴随着疫情好转，部分省份也放松管制，经济显示重启的势头。但对加拿大的原住民群体而言，这个理应“举国同庆”的日子却显得格外讽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下称BC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各发现了215具和751具无标记儿童坟墓。

这些坟墓勾起了原住民群体对延续超过一百余年的寄宿学校系统（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这段悲惨经历的回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末，有至少十五万的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家庭，进入寄宿学校就读，其中许多人遭受虐待，甚至在痛苦和无助中死去。充满创痛的历史，让原住民对“加拿大日”这个庆祝殖民者建立政权的象征更加怀疑和抵触。

这些无名坟墓的发现，不仅震惊加拿大，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加拿大一直因自身的文明、开放和包容闻名于世。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就已经将多元文化作为基础国策。2021年，世界各国纷纷加紧移民管控，加拿大则逆势而行，给加拿大核心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加拿大的留学毕业生开通了直接获得永久居民权的专属通道，进一步奠定了对移民的欢迎态度。但随着这一段无异于种族灭绝的历史被掀开，也让世界看到了加拿大历史阴暗面的伤疤。

当然，在一个并不缺少奇观和悲剧的世界里，我们不能留于浅层次的悼念，而是应该将视野重新转回导致这些悲剧的历史脉络之中。在加拿大殖民者和原住民的数百年的互动中，既有相对平等的贸易、结盟，但也包含着傲慢和残酷的压迫。如果缺乏审视和反思，那么真正的和解便无从谈起。

贸易、战争和条约：作为平等主体的原住民

不同于简单的“发现-征服”的话语体系，北美原住民和殖民者的接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认为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框架之内。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已经生活了数千年之久。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永久移民的出现，开启了原住民与殖民者的大规模接触。不同于简单的“发现-征服”的话语体系，北美原住民和殖民者的接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认为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框架之内。

在贸易方面，原住民因为他们所生活地域具有的丰富资源，尤其是毛皮资源，而成为了殖民者重要的贸易伙伴。自新法兰西（1534-1763）时代，北美的毛皮交易就开始兴盛。之后伴随着哈德逊湾公司（1670）的建立，北美的皮毛交易的地理广度大大扩展。从十七世纪末一直到十九世纪，被哈德逊湾公司雇佣的法裔加拿大“旅行者”（voyageurs）穿行在毛皮商和原住民社区之间运送货物，不仅为欧陆的殖民者提供丰富的毛皮资源，也为各地的原住民社区带来不少的物质收益。

在政治和军事上，在1763年英国击败法国建立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前，北美长期处于英法争霸之中，双方也都将原住民视为不可或缺，需要去争取的力量。英国和法国势力分别找到了属于自身的原住民盟友。例如，英国殖民者选择与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 结盟；而法国殖民者则选择与休伦（Huron）等原住民族群合作。原住民群体也在双方势力的拉拢之中得以增强自身实力，例如易洛魁通过与英国结盟，得以获得新的先进武器，并能够在皮毛交易中打破休伦的垄断。

自英法殖民者和原住民的接触开始，双方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treaty），这些协定在法律层面形塑了殖民者和原住民群体的经济和军事关系。1763年，伴随着英法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新法兰西易主成为英属北美，英国成为与原住民互动的主体。在同年通过的《1763年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之中，英国不仅由此正式确立了其在北美的统治，也严格划定了英国殖民地和原住民领地之间的边界，明确表明了对原住民土地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在《1763皇家宣言》之后，各个时期的加拿大政府（统称为“the Crown”），分别与原住民群体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进而实现了协定框架之下的土地转让。1869年，加拿大殖民政府从哈德逊湾公司取得了广阔的草原领地之后，加拿大政府便开始与原住民签署更加系统性的条约，以确认土地归属。从1871年到1921年，加拿殖民地政府与原住民群体分别签订了11个以数字命名的条约，统称为“编号条约”（the Numbered Treaties）。通过各项条约，殖民政府和原住民建构了明晰双方关系和权利的法律框架，也成为原住民群体维护自身的传统和社会权益的重要依据。时至今日，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加拿大各级政府，都继续承认这一系列条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但讽刺的是，原住民对英法殖民者相对开放和尊重的态度，换来的却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以“文明”为名的大规模种族灭绝，造成了原住民群体延续至今的巨大伤痛。

当然，在这些看似平等的条约背后，也包含有不少胁迫的成分，例如部分条约对边界的界定不清晰，以及部分条约缺乏明确的签名授权等。但这些条约的签订，也说明原住民群体并非是由殖民者所勾画的那样“冥顽不化”，与之相反，殖民者和原住民长期的互动，说明原住民群体也有能力以一个独立的贸易和法律主体的身份，积极维护自身的权益，并参与到北美历史的进程之中。但讽刺的是，原住民对英法殖民者相对开放和尊重的态度，换来的却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以“文明”为名的大规模种族灭绝，造成了原住民群体延续至今的巨大伤痛。

从盟友到“野蛮人”：殖民者的背叛与强行同化

从1828年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与天主教会的合作下，逐渐建立起寄宿学校系统，成为了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强制同化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章。

在英国和法国殖民者的争端，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原住民作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殖民者的重视和拉拢，但伴随着英美1812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北美战事平息，原住民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军事盟友的意义也迅速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殖民者开始将原住民视为需要被文明化的野蛮人，从而开始对原住民“落后”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的“文明化”、在本质上无疑于“英国化”的改造。

汇编一系列与原住民有关的法律而成的《1876年印第安法案》（Indian Act），为殖民者的强制同化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一系列法案对原住民的身份（Indian Status）进行了严格限制，并且将原住民身份和加拿大的公民权对立起来。拥有印第安身份（Indian Status）的原住民无法拥有加拿大各级政府的投票权。为了获得加拿大的公民权，原住民必须放弃原住民的身份和原住民的传统权益，离开原住民的社区，并且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绝大部分不愿意背叛自身传统文化和社区的原住民而言，这种二选一的选项，在事实上剥夺了原住民群体融入社会的权利。

从1828年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在与天主教会的合作下，逐渐建立起寄宿学校系统，成为了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强制同化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章。

虽然寄宿学校系统早已臭名昭著，但加拿大的最后一所寄宿学校，一直到1997年才最后关闭。

1920年代，《印第安法案》正式强制要求每一个原住民儿童必须被送往寄宿学校，从而让寄宿学校成为原住民家庭无法逃避的苦难选择。从1828一直到1997年，共有139所寄宿学校被建立，有大约十五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迫离开家庭，骨肉相离 。寄宿学校的所谓 “教育”，主要目的就是让原住民的儿童放弃本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从而被同化成为能够融入社会的“文明人”。虽然以 “学校” 为名，加拿大的寄宿学校并没有能够为原住民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许多儿童到最后都被迫卷入到了繁重的体力活之中。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身心的巨大摧残。在寄宿学校中，如果学生违反规定（例如讲自身的母语），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寄宿学校的员工对学生在生理、心理、情感和性等多个方面的虐待也屡见不鲜。长期的虐待加上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寄宿学校拥有骇人的死亡率，据估计大约有6000名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中死亡，而大部分死亡学生的姓名和身份也无从查证。2021年在BC和萨斯喀彻温两地发现的无名儿童墓，也是在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口述之外，对原住民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最赤裸裸地展现，但很有可能，这两座坟墓也只揭示了寄宿学校黑暗历史的冰山一角。

最为讽刺的是，虽然寄宿学校系统早已臭名昭著，但加拿大的最后一所寄宿学校，一直到1997年才最后关闭。在这一百多年间，加拿大社会经历了从英国彻底独立、奠定双语国策、走向多元文化社会的多重转型，但对原住民儿童的系统性文化灭绝，却一直得以延续到二十世纪末，而系统性的歧视、隔离和种族灭绝对原住民群体的巨大伤害，更是延续至今。

反抗、道歉和和解

在19世纪，面对殖民政府以 “文明化” 为借口对原住民投票权的限制，绝大部分的原住民都选择坚守自己的文化，拒绝为投票权而被同化。

虽然受到殖民者长期的欺凌和压制，加拿大原住民的反抗从未停息。1869年的红河谷叛乱，便是原住民反抗的重要篇章。因哈德逊湾公司未经原住民允许将土地出售给加拿大殖民政府，梅蒂族（Metis）和其他原住民群体揭竿而起，在路易·里尔领导下建立了曼尼托巴临时政府，成为加拿大历史的重要一页，也对加拿大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在19世纪，面对殖民政府以 “文明化” 为借口对原住民投票权的限制，绝大部分的原住民都选择坚守自己的文化，拒绝为投票权而被同化。

在1960年代，伴随着加拿大政府给予原住民投票权，原住民群体也得以用合法途径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在同年，Secwepemc 族原住民的领袖 George Manuel 和 Nisga‘a 族的领袖 Frank Calder 向加拿大国会两院的联席委员会陈情土地被侵占的境况，最终通过加拿大高等法院的判决，得以捍卫属于自身群体的土地权益。

进入21世纪之后，由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原住民）所开启的“不再无作为”（Idle No More）运动标志着原住民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不再无作为”由女性创建并领导，具有更强的性别意义上的包容性；她們不仅关注环境议题，也关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反殖民。同时，“不再无作为”善于使用社会媒体和新科技，并由此突破地域限制，和加拿大各地乃至其他国家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群体合作，进而形成更宽广的社会网络。“不再无作为”在近期发起了反对庆祝加拿大日的运动，直指这一节日背后遗存的殖民主义思想。他们鼓励各地参与者以游行、静坐、舞蹈等多种形式表达呼声，并通过社交媒体的分享来扩大运动的影响力。

在抗议殖民主义的文化遗毒之外，“不再无作为”和其他新兴的原住民组织还在积极推动加拿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做出更多、更切实的举措，例如更加深入的能源、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而保护偏远、脆弱的原住民社区，进而实现“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在环境保护议题上，加拿大原住民的运动已经成为了当代环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之后，由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原住民）所开启的“不再无作为”（Idle No More）运动标志着原住民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在原住民群体持续不断的抗争之下，加拿大在政府在多个层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法律层面，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印第安法案》在对原住民身份的规定方面原本具有很强的性别歧视色彩，例如原住民妇女如果与非原住民结婚将失去原住民身份。在1985年通过的C-31修正案改变了这一规定，因为婚姻失去原住民身份的女性得以恢复原住民身份。之后的C-3和S-3法案对印地安法案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更加彻底的修正。

加拿大政府也逐步解决原住民寄宿学校问题。2006年通过的“原住民寄宿学校赔偿协议”（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ettlement Agreement）让幸存者得以申请政府的补偿。加拿大联邦政府则在2008年就寄宿学校的历史对原住民群体正式道歉。在同年，加拿大政府也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对寄宿学校的历史进行深刻而全面的调查。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进行了94项呼吁，鼓励加拿大社会和政府以“和解”（Reconciliation）为目标积极努力，这也成为了一份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

作为对近期“无名墓地”事件的反应，加拿大政府还对加拿大入籍誓言进行了修订，在公民的入籍誓言中增加了尊重与原住民的协定的内容，从而将对原住民群体的尊重精神延续到移民群体之中。

转型正义不足

虽然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推动整体社会与原住民的和解，但是这些努力并未转换成公众意识。在一项2018年的调查中，有32%的调查者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群体关注过多，而只有19%的调查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的关注远远不够。

虽然加拿大政府从多个层面开启了对过往的反思历程，但数百年的压迫和伤痛并不能够轻易逆转。加拿大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如沉疴宿疾，依然浮现在加拿大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原住民最为珍视的土地依然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加拿大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尔伯塔省以经济利益驱动，一直在强力推动跨越BC省的跨山输油管的扩建；但石油管道经过原住民的社区，如果出现石油泄露将对他们土地产生不可逆的环境影响。虽然部分原住民群体自从2013年开一直进行抗议，但跨山能源管道的扩建依然在持续推行。加拿大联邦政府甚至在2018年收购了输油管道，以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在重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加拿大政府和省政府对原住民群体利益的保护和文化的尊重终究是有限的。

在加拿大既有的司法体制之下，原住民群体拥有相对于其他的群体更高的关押率。根据2017-2018年的数据，原住民占到加拿大联邦监狱关押犯中的28%，而同期原住民占加拿大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加拿大的原住民的关押和犯罪问题，不仅跟加拿大司法系统内部存在的歧视相关，也直接根源于加拿大原住民所遭遇到的歧视、贫困和毒品问题。

温哥华的市中心东区（Vancouver Downtown Eastside）是原住民所遭遇的社会问题的缩影。温哥华作为世界知名的海滨城市，四季如春，环境优美，市中心也光鲜亮丽，高楼林立。但仅从市中心往东走几百米，就会进入楼房破败，街道萧条市中心东区，有许多无家可归者睡在街道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毒品成瘾，神情恍惚，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吸食过度直接死在街道上。在街道的小巷里，也经常有人和毒贩进行交易。一份报告指出，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无家可归者中，加拿大原住民占了31%——因为长期受到的隔离和压迫，他们相比于其他族群更容易陷入到这些苦难的煎熬之中。

加拿大公众对原住民群体的态度也并不令人乐观。虽然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推动整体社会与原住民的和解，但是这些努力并未转换成公众意识。在一项2018年的调查中，有32%的调查者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群体关注过多，而只有19%的调查者认为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的关注远远不够。即使在无名墓地被爆出之后，依然有77%的加拿大受访者反对取消2021年的加拿大日，只有14%的受访者同意取消。2018年和2021年的调查结果表明，面对原住民议题，加拿大政府和民众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断层，对原住民群体的保障和尊重也远没有成为加拿大的社会共识。面对政府的更迭，这些已有的政策能否真正延续也有待观察。

加拿大的问题折射出现代多族群国家建构过程中普遍性的困境。团结、文明、统一对许多国家有无穷的诱惑，但也有许多的邪恶和傲慢假文明之名，借由国家机器的暴力，转换成对少数族群的隔绝和欺辱。

当然，在2021年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在地区层面，BC省的维多利亚，基洛纳和安大略的贝尔维尔取消了加拿大国庆日的庆祝。在笔者所在的某个非盈利组织，整个团队也在加拿大原住民日当天进行了有关原住民历史和现状的集体学习。“土地承认”（Land Acknowledgement，即声明自己所在土地的原住民归属）也成为更加普遍的仪式。虽然道阻且长，但或许在加拿大的各个角落，反思的种子已经播下。

在《关于赔偿》一文中，寇茨（Ta-Nehisi Coates）揭示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历史，我们不仅需要厘清未曾经历的事实，更要意识到过往的群体悲剧，会随着代际更迭延续下去。因此流于表面的符号性的补偿终究意义有限，更需要的是，把补偿视作一项综合和严肃的社会工程。如果加拿大社会能够以2021年的无名墓地的发现为契机，继续探索更彻底和有效的反思和和解，那么也会为整个世界提供一个珍贵的范例。

加拿大的问题折射出现代多族群国家建构过程中普遍性的困境。团结、文明、统一对许多国家有无穷的诱惑，但也有许多的邪恶和傲慢假文明之名，借由国家机器的暴力，转换成对少数族群的隔绝和欺辱。被揭开历史暗面的加拿大当然需要深切反思，有同样问题的国家也不能用加拿大的过去为自己的种族压迫行径做辩解。对历史的无视和重复，是人类社会最无法宽恕的罪行。

（沉舟，现居加拿大，主修移民研究，从事NGO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