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加拿大原住民之殤：「多元開放」移民國家的歷史暗面

I wrote this article in the ancestral, traditional and unceded lands of the Musqueam people.

這篇文章，在Musqueam原住民的祖傳、傳統和不可割讓的土地上寫成。

2021年7月1日，本應是加拿大的國慶日，紀念1867年加拿大聯邦的建立，也是許多加拿大家庭相聚在公園野炊、看煙花、唱國歌的日子；伴隨着疫情好轉，部分省份也放鬆管制，經濟顯示重啟的勢頭。但對加拿大的原住民群體而言，這個理應「舉國同慶」的日子卻顯得格外諷刺：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下稱BC省）和薩斯喀徹温省的原住民寄宿學校遺址，各發現了215具和751具無標記兒童墳墓。

這些墳墓勾起了原住民群體對延續超過一百餘年的寄宿學校系統（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這段悲慘經歷的回憶，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末，有至少十五萬的原住民兒童被迫離開家庭，進入寄宿學校就讀，其中許多人遭受虐待，甚至在痛苦和無助中死去。充滿創痛的歷史，讓原住民對「加拿大日」這個慶祝殖民者建立政權的象徵更加懷疑和抵觸。

這些無名墳墓的發現，不僅震驚加拿大，也引發了世界的關注。加拿大一直因自身的文明、開放和包容聞名於世。早在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就已經將多元文化作為基礎國策。2021年，世界各國紛紛加緊移民管控，加拿大則逆勢而行，給加拿大核心行業的從業者、以及加拿大的留學畢業生開通了直接獲得永久居民權的專屬通道，進一步奠定了對移民的歡迎態度。但隨着這一段無異於種族滅絕的歷史被掀開，也讓世界看到了加拿大歷史陰暗面的傷疤。

當然，在一個並不缺少奇觀和悲劇的世界裏，我們不能留於淺層次的悼念，而是應該將視野重新轉回導致這些悲劇的歷史脈絡之中。在加拿大殖民者和原住民的數百年的互動中，既有相對平等的貿易、結盟，但也包含着傲慢和殘酷的壓迫。如果缺乏審視和反思，那麼真正的和解便無從談起。

貿易、戰爭和條約：作為平等主體的原住民

不同於簡單的「發現-征服」的話語體系，北美原住民和殖民者的接觸，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被認為處在一個相對平等的框架之內。

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北美大陸的原住民已經生活了數千年之久。從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來自歐洲的永久移民的出現，開啟了原住民與殖民者的大規模接觸。不同於簡單的「發現-征服」的話語體系，北美原住民和殖民者的接觸，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被認為處在一個相對平等的框架之內。

在貿易方面，原住民因為他們所生活地域具有的豐富資源，尤其是毛皮資源，而成為了殖民者重要的貿易伙伴。自新法蘭西（1534-1763）時代，北美的毛皮交易就開始興盛。之後伴隨着哈德遜灣公司（1670）的建立，北美的皮毛交易的地理廣度大大擴展。從十七世紀末一直到十九世紀，被哈德遜灣公司僱傭的法裔加拿大「旅行者」（voyageurs）穿行在毛皮商和原住民社區之間運送貨物，不僅為歐陸的殖民者提供豐富的毛皮資源，也為各地的原住民社區帶來不少的物質收益。

在政治和軍事上，在1763年英國擊敗法國建立英屬北美殖民地之前，北美長期處於英法爭霸之中，雙方也都將原住民視為不可或缺，需要去爭取的力量。英國和法國勢力分別找到了屬於自身的原住民盟友。例如，英國殖民者選擇與易洛魁聯盟（Iroquois Confederacy） 結盟；而法國殖民者則選擇與休倫（Huron）等原住民族群合作。原住民群體也在雙方勢力的拉攏之中得以增強自身實力，例如易洛魁通過與英國結盟，得以獲得新的先進武器，並能夠在皮毛交易中打破休倫的壟斷。

自英法殖民者和原住民的接觸開始，雙方之間簽訂了一系列的協定（treaty），這些協定在法律層面形塑了殖民者和原住民群體的經濟和軍事關係。1763年，伴隨着英法七年戰爭以英國的勝利宣告結束，新法蘭西易主成為英屬北美，英國成為與原住民互動的主體。在同年通過的《1763年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之中，英國不僅由此正式確立了其在北美的統治，也嚴格劃定了英國殖民地和原住民領地之間的邊界，明確表明了對原住民土地權益的尊重和保護。

在《1763皇家宣言》之後，各個時期的加拿大政府（統稱為「the Crown」），分別與原住民群體簽訂了一系列的協定，進而實現了協定框架之下的土地轉讓。1869年，加拿大殖民政府從哈德遜灣公司取得了廣闊的草原領地之後，加拿大政府便開始與原住民簽署更加系統性的條約，以確認土地歸屬。從1871年到1921年，加拿殖民地政府與原住民群體分別簽訂了11個以數字命名的條約，統稱為「編號條約」（the Numbered Treaties）。通過各項條約，殖民政府和原住民建構了明晰雙方關係和權利的法律框架，也成為原住民群體維護自身的傳統和社會權益的重要依據。時至今日，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加拿大各級政府，都繼續承認這一系列條約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但諷刺的是，原住民對英法殖民者相對開放和尊重的態度，換來的卻是從十八世紀開始的以「文明」為名的大規模種族滅絕，造成了原住民群體延續至今的巨大傷痛。

當然，在這些看似平等的條約背後，也包含有不少脅迫的成分，例如部分條約對邊界的界定不清晰，以及部分條約缺乏明確的簽名授權等。但這些條約的簽訂，也說明原住民群體並非是由殖民者所勾畫的那樣「冥頑不化」，與之相反，殖民者和原住民長期的互動，說明原住民群體也有能力以一個獨立的貿易和法律主體的身份，積極維護自身的權益，並參與到北美歷史的進程之中。但諷刺的是，原住民對英法殖民者相對開放和尊重的態度，換來的卻是從十八世紀開始的以「文明」為名的大規模種族滅絕，造成了原住民群體延續至今的巨大傷痛。

從盟友到「野蠻人」：殖民者的背叛與強行同化

從1828年開始，加拿大聯邦政府在與天主教會的合作下，逐漸建立起寄宿學校系統，成為了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強制同化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章。

在英國和法國殖民者的爭端，以及美國的獨立戰爭中，原住民作為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得到了殖民者的重視和拉攏，但伴隨着英美1812年的戰爭落下帷幕，北美戰事平息，原住民作為英國殖民者的軍事盟友的意義也迅速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英國殖民者開始將原住民視為需要被文明化的野蠻人，從而開始對原住民「落後」的生活方式進行徹底的「文明化」、在本質上無疑於「英國化」的改造。

匯編一系列與原住民有關的法律而成的《1876年印第安法案》（Indian Act），為殖民者的強制同化提供了法律基礎。這一系列法案對原住民的身份（Indian Status）進行了嚴格限制，並且將原住民身份和加拿大的公民權對立起來。擁有印第安身份（Indian Status）的原住民無法擁有加拿大各級政府的投票權。為了獲得加拿大的公民權，原住民必須放棄原住民的身份和原住民的傳統權益，離開原住民的社區，並且學習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對絕大部分不願意背叛自身傳統文化和社區的原住民而言，這種二選一的選項，在事實上剝奪了原住民群體融入社會的權利。

從1828年開始，加拿大聯邦政府在與天主教會的合作下，逐漸建立起寄宿學校系統，成為了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強制同化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章。

雖然寄宿學校系統早已臭名昭著，但加拿大的最後一所寄宿學校，一直到1997年才最後關閉。

1920年代，《印第安法案》正式強制要求每一個原住民兒童必須被送往寄宿學校，從而讓寄宿學校成為原住民家庭無法逃避的苦難選擇。從1828一直到1997年，共有139所寄宿學校被建立，有大約十五萬名原住民兒童被迫離開家庭，骨肉相離 。寄宿學校的所謂 「教育」，主要目的就是讓原住民的兒童放棄本群體的語言、文化和傳統，學習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從而被同化成為能夠融入社會的「文明人」。雖然以 「學校」 為名，加拿大的寄宿學校並沒有能夠為原住民兒童提供高質量的教育，許多兒童到最後都被迫捲入到了繁重的體力活之中。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寄宿學校對原住民兒童身心的巨大摧殘。在寄宿學校中，如果學生違反規定（例如講自身的母語），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寄宿學校的員工對學生在生理、心理、情感和性等多個方面的虐待也屢見不鮮。長期的虐待加上惡劣的生存環境，讓寄宿學校擁有駭人的死亡率，據估計大約有6000名原住民兒童在寄宿學校中死亡，而大部分死亡學生的姓名和身份也無從查證。2021年在BC和薩斯喀徹温兩地發現的無名兒童墓，也是在寄宿學校倖存者的口述之外，對原住民兒童所遭受的苦難最赤裸裸地展現，但很有可能，這兩座墳墓也只揭示了寄宿學校黑暗歷史的冰山一角。

最為諷刺的是，雖然寄宿學校系統早已臭名昭著，但加拿大的最後一所寄宿學校，一直到1997年才最後關閉。在這一百多年間，加拿大社會經歷了從英國徹底獨立、奠定雙語國策、走向多元文化社會的多重轉型，但對原住民兒童的系統性文化滅絕，卻一直得以延續到二十世紀末，而系統性的歧視、隔離和種族滅絕對原住民群體的巨大傷害，更是延續至今。

反抗、道歉和和解

在19世紀，面對殖民政府以 「文明化」 為藉口對原住民投票權的限制，絕大部分的原住民都選擇堅守自己的文化，拒絕為投票權而被同化。

雖然受到殖民者長期的欺凌和壓制，加拿大原住民的反抗從未停息。1869年的紅河谷叛亂，便是原住民反抗的重要篇章。因哈德遜灣公司未經原住民允許將土地出售給加拿大殖民政府，梅蒂族（Metis）和其他原住民群體揭竿而起，在路易·里爾領導下建立了曼尼託巴臨時政府，成為加拿大歷史的重要一頁，也對加拿大民族精神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樣在19世紀，面對殖民政府以 「文明化」 為藉口對原住民投票權的限制，絕大部分的原住民都選擇堅守自己的文化，拒絕為投票權而被同化。

在1960年代，伴隨着加拿大政府給予原住民投票權，原住民群體也得以用合法途徑來捍衞自身的權益。在同年，Secwepemc 族原住民的領袖 George Manuel 和 Nisga‘a 族的領袖 Frank Calder 向加拿大國會兩院的聯席委員會陳情土地被侵佔的境況，最終通過加拿大高等法院的判決，得以捍衞屬於自身群體的土地權益。

進入21世紀之後，由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原住民）所開啟的「不再無作為」（Idle No More）運動標誌着原住民運動進入新的階段。「不再無作為」由女性創建並領導，具有更強的性別意義上的包容性；她們不僅關注環境議題，也關注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反殖民。同時，「不再無作為」善於使用社會媒體和新科技，並由此突破地域限制，和加拿大各地乃至其他國家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群體合作，進而形成更寬廣的社會網絡。「不再無作為」在近期發起了反對慶祝加拿大日的運動，直指這一節日背後遺存的殖民主義思想。他們鼓勵各地參與者以遊行、靜坐、舞蹈等多種形式表達呼聲，並通過社交媒體的分享來擴大運動的影響力。

在抗議殖民主義的文化遺毒之外，「不再無作為」和其他新興的原住民組織還在積極推動加拿大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做出更多、更切實的舉措，例如更加深入的能源、經濟和社會政策，從而保護偏遠、脆弱的原住民社區，進而實現「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在環境保護議題上，加拿大原住民的運動已經成為了當代環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21世紀之後，由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原住民）所開啟的「不再無作為」（Idle No More）運動標誌着原住民運動進入新的階段。

在原住民群體持續不斷的抗爭之下，加拿大在政府在多個層面，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法律層面，加拿大政府對《印第安法案》進行了多次修訂。《印第安法案》在對原住民身份的規定方面原本具有很強的性別歧視色彩，例如原住民婦女如果與非原住民結婚將失去原住民身份。在1985年通過的C-31修正案改變了這一規定，因為婚姻失去原住民身份的女性得以恢復原住民身份。之後的C-3和S-3法案對印地安法案中的性別歧視進行了更加徹底的修正。

加拿大政府也逐步解決原住民寄宿學校問題。2006年通過的「原住民寄宿學校賠償協議」（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ettlement Agreement）讓倖存者得以申請政府的補償。加拿大聯邦政府則在2008年就寄宿學校的歷史對原住民群體正式道歉。在同年，加拿大政府也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對寄宿學校的歷史進行深刻而全面的調查。2015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發布的報告中進行了94項呼籲，鼓勵加拿大社會和政府以「和解」（Reconciliation）為目標積極努力，這也成為了一份重要的綱領性的文件。

作為對近期「無名墓地」事件的反應，加拿大政府還對加拿大入籍誓言進行了修訂，在公民的入籍誓言中增加了尊重與原住民的協定的內容，從而將對原住民群體的尊重精神延續到移民群體之中。

轉型正義不足

雖然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推動整體社會與原住民的和解，但是這些努力並未轉換成公眾意識。在一項2018年的調查中，有32%的調查者認為加拿大聯邦政府對原住民群體關注過多，而只有19%的調查者認為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的關注遠遠不夠。

雖然加拿大政府從多個層面開啟了對過往的反思歷程，但數百年的壓迫和傷痛並不能夠輕易逆轉。加拿大原住民所面對的問題，如沉痾宿疾，依然浮現在加拿大社會的方方面面。

首先，原住民最為珍視的土地依然處於爭議的漩渦之中。加拿大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阿爾伯塔省以經濟利益驅動，一直在強力推動跨越BC省的跨山輸油管的擴建；但石油管道經過原住民的社區，如果出現石油泄露將對他們土地產生不可逆的環境影響。雖然部分原住民群體自從2013年開一直進行抗議，但跨山能源管道的擴建依然在持續推行。加拿大聯邦政府甚至在2018年收購了輸油管道，以保障施工的順利進行——在重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加拿大政府和省政府對原住民群體利益的保護和文化的尊重終究是有限的。

在加拿大既有的司法體制之下，原住民群體擁有相對於其他的群體更高的關押率。根據2017-2018年的數據，原住民佔到加拿大聯邦監獄關押犯中的28%，而同期原住民佔加拿大總人口的比例只有4.1%。加拿大的原住民的關押和犯罪問題，不僅跟加拿大司法系統內部存在的歧視相關，也直接根源於加拿大原住民所遭遇到的歧視、貧困和毒品問題。

温哥華的市中心東區（Vancouver Downtown Eastside）是原住民所遭遇的社會問題的縮影。温哥華作為世界知名的海濱城市，四季如春，環境優美，市中心也光鮮亮麗，高樓林立。但僅從市中心往東走幾百米，就會進入樓房破敗，街道蕭條市中心東區，有許多無家可歸者睡在街道上；他們中的許多人毒品成癮，神情恍惚，有些人甚至會因為吸食過度直接死在街道上。在街道的小巷裏，也經常有人和毒販進行交易。一份報告指出，在温哥華市中心東區的無家可歸者中，加拿大原住民佔了31%——因為長期受到的隔離和壓迫，他們相比於其他族群更容易陷入到這些苦難的煎熬之中。

加拿大公眾對原住民群體的態度也並不令人樂觀。雖然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推動整體社會與原住民的和解，但是這些努力並未轉換成公眾意識。在一項2018年的調查中，有32%的調查者認為加拿大聯邦政府對原住民群體關注過多，而只有19%的調查者認為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的關注遠遠不夠。即使在無名墓地被爆出之後，依然有77%的加拿大受訪者反對取消2021年的加拿大日，只有14%的受訪者同意取消。2018年和2021年的調查結果表明，面對原住民議題，加拿大政府和民眾之間依然存在很大的斷層，對原住民群體的保障和尊重也遠沒有成為加拿大的社會共識。面對政府的更迭，這些已有的政策能否真正延續也有待觀察。

加拿大的問題折射出現代多族群國家建構過程中普遍性的困境。團結、文明、統一對許多國家有無窮的誘惑，但也有許多的邪惡和傲慢假文明之名，藉由國家機器的暴力，轉換成對少數族群的隔絕和欺辱。

當然，在2021年我們也能夠看到一些積極的信號。在地區層面，BC省的維多利亞，基洛納和安大略的貝爾維爾取消了加拿大國慶日的慶祝。在筆者所在的某個非盈利組織，整個團隊也在加拿大原住民日當天進行了有關原住民歷史和現狀的集體學習。「土地承認」（Land Acknowledgement，即聲明自己所在土地的原住民歸屬）也成為更加普遍的儀式。雖然道阻且長，但或許在加拿大的各個角落，反思的種子已經播下。

在《關於賠償》一文中，寇茨（Ta-Nehisi Coates）揭示了歷史問題的複雜性，面對歷史，我們不僅需要釐清未曾經歷的事實，更要意識到過往的群體悲劇，會隨着代際更迭延續下去。因此流於表面的符號性的補償終究意義有限，更需要的是，把補償視作一項綜合和嚴肅的社會工程。如果加拿大社會能夠以2021年的無名墓地的發現為契機，繼續探索更徹底和有效的反思和和解，那麼也會為整個世界提供一個珍貴的範例。

加拿大的問題折射出現代多族群國家建構過程中普遍性的困境。團結、文明、統一對許多國家有無窮的誘惑，但也有許多的邪惡和傲慢假文明之名，藉由國家機器的暴力，轉換成對少數族群的隔絕和欺辱。被揭開歷史暗面的加拿大當然需要深切反思，有同樣問題的國家也不能用加拿大的過去為自己的種族壓迫行徑做辯解。對歷史的無視和重複，是人類社會最無法寬恕的罪行。

（沉舟，現居加拿大，主修移民研究，從事NGO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