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躺平：城市新贫困阶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躺平”在国内是早已有之的词汇，早在2011年成立的百度贴吧“反婚吧”里，这个词汇就已经出现。2016年，饭圈内部流行一个词叫“躺平任嘲”，说的就是“这次我洗不动明星了，躺下来任你嘲讽”。而在深圳零工群体“三和大神”做二休五的生活里，躺平也是他们消极反抗系统性剥削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那时起，“躺平”就已经被赋予了反抗内卷式生活、对努力奋斗的叙事产生幻灭的含义。但是“躺平”第一次出圈被互联网广泛讨论，起因是在2021年4月，有网友在百度贴吧“中国人口吧”、微博等多个平台发帖，分享自己的躺平生活和躺平哲学，恰在此时，中文互联网正处于讨论内卷、批判资本的高峰期（在此之前已经有一系列针对外卖骑手、富士康员工、互联网企业员工猝死的讨论作为铺垫），“年轻人该不该躺平”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很快击中大众情绪，成为互联网继“内卷”之后的又一现象级词汇。

但是不到一天，豆瓣“躺平小组”就被封禁，互联网上一批讨论躺平的用户遭遇禁言，躺平一经出圈就遭到了国家和“资本”的联合绞杀，成为一个人人皆知又不允许广泛讨论的词汇。躺平为什么引起巨大讨论？又为什么迅速被中文互联网的管理层所抵制？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 躺平是城市贫困阶层最低限度的罢工

什么是躺平？在一种最通俗的解释里，躺平就是就是不想奋斗了，不想工作了，只想吃吃喝喝、睡大觉、玩手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例如日本有低欲望一族、韩国有住在地下室的“寄生虫”、英国有尼特族（NEET），哪怕在中国十年前甚至更早就有隐居大理、过嬉皮士乡村社区生活的年轻人。

但是在今天，当躺平席卷中文互联网并被打工人群体大面积使用时，它所集中的情绪其实是城市打工阶层的一种普遍倦怠，这一阶层既包括格子间的互联网员工、媒体人，也包括零工和被系统驱逐的青年，乃至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他们共享了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努力奋斗的幻灭、对通过劳动来改变自我命运的不再相信。

这些年来，佛系、丧文化、摸鱼、打工人、躺平等互联网热词一茬接一茬，它与最引起人们讨论的“内卷”这个词汇结合，指向了都市人群沉重的精神负担。躺平不再只是意味着懒惰，而是对系统的一种消极反抗，既然系统无法扭转，996不可避免，自己以生命为代价却仍无法改变出身的差距，那为何不躺平摸鱼？至少不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主义的优秀螺丝钉。

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斯科特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很符合东亚语境，斯科特研究的本来是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们对抗强者采用的不是革命，而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行为，尽管有学者例如赵鼎新质疑这种日常的行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构成反抗，但不得不说，正在有越来越多东亚年轻人响应这种形式。他们在“后革命年代”，找到了符合自己的武器。而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其实是城市躺平的一对孪生姐妹花，它当然不可能消除系统的问题，但很多人通过这种姿态宣布——“对不起，我不和你们玩了。这残酷的内卷游戏，我选择告辞”。

如果说摸鱼是隐秘的怠工，那么躺平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罢工。躺平，意味着个人在资本运作范畴内的生产产能停止，这是它和休息的不同。休息是我喘了口气，我继续提供产能。躺平是我不但休息，我还宣示了对竞争和为资本打工的拒绝，一种对努力奋斗的厌倦，这是没有罢工的国度的罢工形式，这也是它被国家和资本联合绞杀的原因。因为它可以是一种行为艺术，也可以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民众政治形态。

所以，尽管躺平最初引进中文互联网是与恐婚恐育族、饭圈粉丝乃至低欲望人群有关的，但它真正引爆互联网的舆论，引起的恰恰是城市贫困阶层的共鸣。这种贫困不再仅仅只经济贫困，事实上，许多在大都市日夜疲惫的年轻人如果回到小镇，也能过舒适安逸的生活，这种贫困指的是精神深处的贫困，是无法上升的贫困，是人生陷入了贫瘠的围城我却无法脱离出来的贫困。

重复和内卷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量产一个个规范打工人，城市化的高速推进造就了一间间拥挤而狭窄的群租房。传统的邻里关系和共治社区被推倒，年轻人自己创办的独立公共空间又被高房租与街道办和邻居的举报所清除，剩下的是原子化的私人生活，大部分城市打工族疲于生存、重复劳作，却在零工日益普遍、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的当下，面临与日俱增的失业与贫困风险。

2 躺平也是对“狗屁工作”的应激性反应

躺平的大范围传播，既与宏观的上升通道阻塞、努力奋斗叙事破产有关，也与具体的“狗屁工作”累积，工薪阶层在工作中愈发无法感受到人生意义有关。所谓躺平，既是对努力幻象的拒绝，也是对狗屁工作的应激性反应，我虽然为了生存，还会继续工作，但至少在这一刻，我想拥有最低限度罢工、拒绝狗屁工作的权利。

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许多员工厌倦了老板那一套通过工作实现人生赋能的话术，是因为现实生活充斥了大量狗屁工作，这些狗屁工作与赋能无关，而是互联网时代新的滞胀所带来的重复与低效苦力活。所以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写道：

“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实际上和苏联工人一样，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这些工作便于让人们保持忙碌，而不至于闲下来做出不利于威胁秩序稳定的事情。这些工作本身并不需要太多智力要求，只需要你足够听话、懂事、任劳任怨，一个本科没毕业的大学生熟悉流程后，在处理狗屁工作上和一个博士毕业生不会有太大差别。

企业的宣传策略暗示我们：做越多的工作，人生的价值却越大。但它们避而不谈，许多工作对企业的资本增长有用，但并不会给社会和个人创造太大价值，它只是社会稳定的砝码，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零部件。

在当下临时工盛行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会大量雇佣实习生做低价劳动力，给他们分配纯消耗型的工作，而工人群体，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年轻人会对此有发自内心的抵触，这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境遇强烈落差造成的失衡，也是改革开放一代，成长于自我实现叙事的年轻人对人生意义的惶然。

如今，上一代宣传的努力通往成功的话语破产了。在房价连年走高、物价上涨、工资涨幅不如物价涨幅、社会阶层固化的大背景下，靠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例子不是说没有，但在变得稀缺，更多人感受到的是：我在职场加班加点，工资还是老样子，我自己透支了生命，非但没有实现阶层跃升，反而让自己一身病。这尤其体现在互联网大厂——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体制之下。在传统国企，虽然你也忙，但工作强度是不如私企的，私企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对员工的关系就是一种拿钱换命的关系，给的工资相对高些，代价是无休止的加班，它把人对待机器的关系拟人化了。

但国企面对的是另一种倦怠——人情世故压过努力竞争的倦怠。私企固然工作强度更大，但竞争相对公开透明，依然给予人努力奋斗实现跃升的希望。但在国企生活，很多时候第一位看的不是努力，也不是实际工作能力，而是你适应这个环境的水平，你作为一只变色龙的水平。换言之，国企内最看重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交际能力，一个人在人情社会里周旋的能力。与此同时，国企内论资排辈、唯上唯权的情况比私企更普遍，你的出身门第、人脉等，比你的才华可能更有用，在这个环境下，青年人同样会产生对努力的幻灭感。

很多人质疑“努力通往成功”的话语，不是他们不想努力了，而是他们不认为努力就能实现阶层跃升、努力就可以走向成功。相比起父辈，我们处在一个看起来物质条件更好，却又更加疲惫的年代。我们的失落更加隐蔽，却也更加根深蒂固。那不再是一种物质贫瘠、战火袭来的失落，而是生活一天天被高房价、低收入、系统内的恶性竞争所圈禁的绝望。

发起躺平小组、深入躺平运动的人，大部分并不是乡村和小城镇市民，恰恰是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里的劳工群体，而他们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八零和九零一代。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却面临贫困，他们个人意识觉醒，却使自己不能再无视现实的境地，而他们不再只是五四时期吵醒铁屋中熟睡者的一小批知识分子，而是城市里的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数字零工。

3 躺平为什么会遭到强力清场？

和内卷一词被持续热议不同，躺平一经热议，就遭到了平台的强力镇压。尤其是在豆瓣这样缺乏强势资本，又被公权力重点关照的网站，平台运营者出于自保，如同惊弓之鸟般连续封禁了多个躺平小组，许多讨论躺平的网友也收到了禁言4到15天的处罚。值得讨论的是，内卷和躺平共享了相似的情绪，但为什么内卷活得好好的，躺平却遭到了平台管理者的严阵以待？

因为躺平是一个更具行动力的词汇，它已经不局限在“表达不满”，而是要有所行动，公权力和资本担心的地方在于，躺平促使工薪阶层结成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共同体，一个实质上采取了罢工的同盟形式。这种容易引起共鸣、参与起来门槛又极其低（你只需要躺平）的方式，无形中暗合了威权国家中打工者日常抵抗的需要，这也正是“弱者的武器”在中文语境一次十分真实的表现。

所以，今天的躺平已经不只是一种情绪撒娇，而是隐藏了社会行动的潜能，它不但会影响大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大厂）的资本累积过程，也可能促使更多劳动者觉醒，共同运用这一“最低限度的罢工”。在维稳的平台管理者看来，这自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于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中文互联网出现了一波波对躺平的强力清场。这种强权的应激性反应，一方面放映了计划性指令一刀切的粗暴一面，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平台幕后幽灵的上层恐惧，它反过来证明了躺平背后的行动潜力。

躺平的小组会被删除，躺平的话语会被抵制，但只要令人深深倦怠的环境仍在，躺平就仍会像巨流一样存在于大地上。当《T平主义者宣言》喊出“全世界躺平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它看起来是一次政治戏仿，但也是一次游击战似的当代工人反抗形式。

只是，或许仍值得追问的是：如何促成躺平者的联盟？在今天，想像一种更具行动力的躺平共同体是否能很快落地？它背后所指向的是，全世界的城市贫困阶层如何联结起来？在一个威权的语境下，当客观上大部分人无法参与更激烈的政治行动，我们还能采取怎样的政治模式。是时候建立更多适合躺平的互助社，创造更多惠及城市贫困阶层，打破阶级壁垒的合作空间，这种空间形态的变革，才能为我们找到更多联结，在无产者及其盟友的亲密互动之下，建立更有行动力的共同体政治。

我们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叙事，但太阳有它照不到的阴影，太阳越猛烈，看不见的阴影可能就越深。虽然，大部分自嘲躺平的人，第二天仍会工作，但它已经是一种预警，一个“我受够了”的信号。平台审核员们与其如惊弓之鸟一样删除躺平小组，不如想想部分年轻人幻灭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他们更可能是知道的，这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总是在想着开更快一些，而坐在贵宾间的乘客，也很难共情苦力间的人们。如果一个社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广大人民可以通过努力得到体面生活，可以通过奋斗，看到生活上升的可能，可以不必奋斗到四五十岁依然买不起一套房子，那么躺平的话语自然会消退，人们依旧会有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心。

但今天，至少有许多人失去了这种信心，对努力奋斗的幻灭，对劳工改变命运这套话语在信念上的动摇，才是躺平的心理原因。而这种动摇，在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在一个至少口号上尊重劳动者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这种“躺平”，和“生育的衰弱”，其实是一体两面，也是崛起神话拖拽的一个长长的灰色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