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近日趁著印度疫情二次大爆发，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在5月1日上载一张题为“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的图片，图中包涵中国发射火箭和身著防护服的印度人执行火葬的画面，被认为是在讽刺印度抗疫不力。该微博随后被主动删除，但事件引起争论，认为这条微博不合适的人，被认为是“公知和推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其中，乐评人丁太升是一个牺牲品。
在民族主义、流量经济、粉圈文化高度渗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网络生活的背景下，支持与举报通常仅一线之隔，体制维护者与反体制者的定义更为模糊，而民族主义则以多元、新鲜的面貌出现。本周，端传媒共推出三篇文章分析这种中国现状，本篇为第三篇。欢迎阅读前两篇，《学者粉圈、民粹动员与流量经济：当民族主义学者沈逸“网暴”胡锡进》，及《陈纯：“被公知”的胡锡进和兔主席，分裂的中国国家主义者》。
常年混迹在中国各类音乐节目当嘉宾的乐评人丁太升，因为就中印点火事件发表了一些社会评论，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遭遇社会性死亡了。丁太升发表微博批评嘲讽印度的舆论，称“那些对世界（除了对自己的国、自己的省、自己的市、自己的县、自己的乡、自己的村、自己的家、自己）满怀恨意和敌意的人，也终将被他人所仇视，所敌视，所鄙视”。
这样的言论引来民族主义网民的巨大反弹，丁太升的过往发言也随即被逐一回顾，他曾对武汉疫情宣传表达不满，继而被网民批为“恨国”“公知”。被网友追击一天后，丁太升发表公开道歉，但这没能阻止他随之而来的命运：他的微博帐号彻底消失，他被“社会性死亡”了。这个在音乐节目上因出位的批评争议不断、刚刚登上大陆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决赛、引起不少反响的乐评人，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不会再出现在公共萤幕上。
就在丁太升被人“揭穿8000身份”（八千，豆瓣用语，指跟五毛立场不同的人）的同时，影视网站 Bilibili 在五四前夕发表了青年节主题影片《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去年五四的影片《后浪》引起巨大争议，今年B站找来两个初中学生，朗诵从955名初中生处征集总结而来的观点。这组表达和上一年比起来可谓更直接赤裸：“我不想做一个拿着锯子的人，随时随地把人群锯成两半”，“我不想做一个浑身带刺的人，嘲讽别人的成功嘲笑别人的失败”⋯⋯影片最后升华，一男一女两名学生掷地有声地说，“我不想做一个不爱国的人。”
丁太升则巧合地成为了影片的注脚。一个拿着锯子撕裂人群的人，一个浑身带刺常常“意见不合”的人，一个“不爱国”的人，无一不在剑指以丁太升为典型模板的“恨国公知”。对于主旋律情绪来说，指出矛盾、批评社会、“不爱国”，都是为青年所不齿的，是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
一丝自由倾向，都可能社会性死亡
对任何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倘若曾在社交平台上，有哪怕一丝“恨国”“公知”的表态，大概都需要早日放弃试图加入公共表达场域的幻想。
丁太升只是这历史车轮滚滚大潮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翻看他那些被人截图批斗的过往言论，我只能感慨他不过是说了一点人话；而他引起最多反弹的微博，是他多年前批评歌手孙楠所演唱的《五星红旗》中的一句歌词，“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这让丁太升感到“对这个人的厌恶感就如同粪缸里的蛆虫”。网民对这条旧发言的汹涌情绪可以侧证，目前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已不能允许一个人认为一块红布不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而事实上，丁太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品。就在去年，中国辩论综艺《奇葩说》的选手詹青云，在微博揶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是美国把病毒带到武汉”一说，遭到全网批斗辱骂，蝴蝶效应随即连带一大批《奇葩说》选手过往言论被挖出，舆论认为《奇葩说》出现大量“歪屁股”、“恨国党”选手。当中以曾经工作于香港，任职于一本提倡政治反对的杂志《阳光时务》的邱晨，首当其冲。她被人暗示为“港独”。邱晨的结局与丁太升类似，《人民日报》微博发文批评称“国家大义容不得巧舌如簧”，邱晨的一再道歉、声明也未能平息汹涌的情绪，她最终关闭微博和社交帐号，退出节目，离开公众视野。
在如今被一些人缅怀为“公知年代”的2008-2013年，南方雪灾、四川震后建设、毒奶粉等事件曾成为不少人的政治启蒙，新浪微博彼时诞生，也吸引不少人热心加入公共讨论。这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公知”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他们遍布各行各业——演员姚晨、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商人薛蛮子和王功权、学者于建嵘等都是其中引人关注的名字。丁太升和邱晨当时在其中并不显眼，甚至算不上是大V。
而随着中国内外宣传政策的变化，这个大V时代自2013年开始逐渐凋零，但早年要促成一个人的社会性死亡，仅仅靠攻击他的公知言论是不够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情绪。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在2013年被逮捕算是投下一颗惊人的石头，正式宣告公知年代结束，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噤声效应；王功权曾与许志永发起公民倡议，二人双双因线下公民活动入狱，他被捕是在2014年；而李承鹏的社会性死亡更为莫名其妙，2017年官方直接毫无理由地把他的账户封锁，没有任何公开解释。
今昔最大的区别，是往日官方尚且需要寻找其他切入点让这些“公知”消失，而如今经过了几年的民族情绪培育，打压这些“恨国党”已经不需要再找理由。
如今对比丁太升等人的遭遇，不难发现，今昔最大的区别，是往日官方尚且需要寻找其他切入点让这些“公知”消失，而如今经过了几年的民族情绪培育，打压这些“恨国党”已经不需要再找理由：这些人的想法的存在就是理由，青年们汹涌的民族情绪就是政府行动合法性的最好土壤。
对任何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倘若曾在社交平台上，有哪怕一丝“恨国”“公知”的表态，大概都需要早日放弃试图加入公共表达场域的幻想。通过自己的观点、写作和才华建立一点声望，进入公共表达，影响多一点人，成为一个在公共表达领域里面被看见的知识分子这种理想，在目前的舆论场内都只是一个奢望。
而这并不只适用于已经成名的“公知”。丁太升、邱晨发表那些自由主义倾向的言论时，完全连公知都算不上，也还没有登上综艺萤幕，顶多算是些关注人数有点多的素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往日言论成为今日罪名。一条“铁律”越来越凸显：只要抵达公共平台，就不可能不被全然检视，只谈音乐不行，专心辩论不行，只要你红到一定程度，你的思想总会被审查、被曝光，而当思想“不对”的时候，就会遭遇社会性死亡。
讨论安全区被打破
平台光谱的多元实际上是民间政治讨论光谱多元的体现，而在民粹先行，淹没一切的情况下，这些讨论的泡泡被打通，所有人的言论都有可能被批判，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丁太升事件的第二点启发是，在这个举报盛世的背景下，分众网络时代结束，而社交平台被打通。丁太升在微博的言论引人关注，但作为摩登天空几个音乐节的创办元老，他最早开始公开表达的平台是豆瓣。幸运的是，他豆瓣的帐号还在。而邱晨尽管在微博、知乎都加入过不少社会讨论，她被人批斗为港独的言论则主要来自个人的脸书帐号。
在更古早一点的网络时代，不同的网络平台曾经凝结成气质不同的网络社群。豆瓣是文艺青年聚集地，微博是短平快的喧嚣社会事件讨论场，而如今已经式微的人人网集中了大量自由主义青年，从自由主义左翼到奥地利学派，场面热闹；爱国主义网民集中在四月网、观察者网，乃至更加左派一点的毛左网站“乌有之乡”。
不同门户网站下的新闻评论都有不同政治光谱色彩：相对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网易新闻的评论网民普遍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色彩最强，用如今的话来说，最“恨国”的。以前，这些分众平台上不同光谱的人虽然互有交锋，但会形成自己的讨论泡泡，基本不会交叉，加之以前没有举报的风气，令人在政治讨论时相对较有安全感。
事实上这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光谱，有一批人是会这样说话，他们也显身在公共讨论之中，会发表各种外界或赞同或不赞同的言论。但当时从未有人想到要举报他们。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分众泡泡的破灭，是2018年的洁洁良事件。这名在读研究生因为在微博上评论社会事件使用了“恶臭你支”、“粉红豚”、“国家支意”等字眼，而被网民起底举报，随后她在人人网的大量言论被公开，最终被官媒定性为“精日”“反华”，遭到勒令退学处分并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上述词汇并不是我个人会使用的用词，但倘若在早年人人网政论氛围中浸淫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因为不同光谱的差异之大，上述词汇实际上也不是这女生一人会使用的惊世骇俗之语。事实上这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光谱，有一批人是会这样说话，他们也显身在公共讨论之中，会发表各种外界或赞同或不赞同的言论。但当时从未有人想到要举报他们，甚至这些在很多人乍一听十分刺耳的词汇，对于讨论场域的人来说几乎已经脱敏。然而当这种让表达者感到相对安全的场域一旦被打破之后，这些表达就显得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至于引来全中国公愤。
无独有偶，前年10月豆瓣多个小组曾经遭遇一次大型封禁，这使得在意识形态上较为倾向自由主义的豆瓣广播用户，和以影视观众、饭圈为主要构成、“小粉红”浓度较高的小组用户狭路相逢，期间出现了各种争吵、网爆和言论举报；还有一个体现讨论安全区已经被打破的现象，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一种娱乐圈粉丝对明星的审视要求：当一个港台明星必须在微博上发表某种爱国主义表述的时候，网民会继续追击，要求其在脸书或者 instagram 等墙外平台上发布一模一样的表述，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双面人”、“阴阳人”。
覆盖所有平台的政治审查，除了与大举报热潮的相互加成之外，背后是洪水一般淹没一切的民族主义。平台光谱的多元实际上是民间政治讨论光谱多元的体现，而在民粹先行，淹没一切的情况下，这些讨论的泡泡被打通，所有人的言论都有可能被批判，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被钉死的人是谁
五四青年们如果选择关心社会，则有极大可能在淹没一切的洪水下成长为民族主义民粹；如果选择关心自己，那么就是在社会“内卷”的大背景中成为一个“拿着锯子”“浑身带刺”的人。
新时代的政治审查，是一种全方位、无孔不入的政治审查，这由民众自发，深入到你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这样的规训下，任何与民族主义不一致的价值观都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在这种领域打通+平台打通的政治审查下，五四青年们如果选择关心社会，则有极大可能在淹没一切的洪水下成长为民族主义民粹；如果选择关心自己，那么就是在社会“内卷”的大背景中成为一个“拿着锯子”“浑身带刺”的人。他们甚至不必然要向社会提出批评，单单是不够正能量、喜欢“丧”文化、认为“人间不值得”，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成为后浪中的“耻辱”了。
这种新时代的政治审查，是胡锡进都可以被骂“卖国”的审查，有些人看着这种狗咬狗的趣事认为大快人心，但事实上这种粉红斗粉红、内部耍花枪式的互相批斗、战狼主旋律宣传生意的资产再分配，都是人关起门来的互相撒娇，最严重大不了是自罚三杯，也不是看客们幻想的粉红铁锤。官媒不会出手给批斗胡锡进加把火，但会出手钉死丁太升或邱晨，因为他们永远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就是“恨国”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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