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对峙”，只是两国未来冲突的序曲？

3月18至19日，美中两国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进行拜登就职以来首次高层会谈。会谈采用特别的“2+2”形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中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开场讲话中，双方火药味十足的交锋，尤其是杨洁篪超时好几倍的发言，成为媒体焦点。此后，双方进行两天三轮闭门讨论，虽据透露闭门后的气氛比开场白好，但会议后双方没有共同召开记者会，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显然在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共识。

事后，美方表示，双方展开“激烈和直接”的对话，部分议题存在“基本层面的矛盾”，得到中国“防御性的回应”。中方则表示“沟通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是有益的，当然我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对话总比对抗好，但对话必须本著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两国媒体接力在诸如“谁超时”、“谁不顾外交礼仪”、“有没有待客之道”、“谁占上风”等问题上交火继续骂战。

其实，会谈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在会议前，双方媒体也几乎一致为获得成果泼冷水。回到2月农历除夕，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恢复两国高层停顿半年多的交往。拜登还向中国人民拜年表达善意。双方都同意“展开对话、增进互相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可见，举行高层会谈本是这种善意和积极信息的产物。但双方在会谈前都都动作连连，足以损害会谈气氛。

会谈的剧本

双方的开场发言无疑都有针对各自国内舆论的功用。

在美国方面，美国把会议放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方面要占“主场之利”，一方面阿拉斯加也远离“邻接美国领土”（contiguous US territory，通常被译为“美国本土”），在美国是较为偏僻的地方。布林肯还专门在出访东亚的归途上到达阿拉斯加，给人一种“顺便会谈”的意味。美国抢在中国之前透露会议的时间地点，也造成了中国不得不“上门赴会”的印象，压中国一头。在会议前几天，美国与盟友密集互动。拜登通过视频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印澳），这是QUAD成型以来第一次领袖会议，意义重大。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展开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即到日本和韩国进行“2+2”会议。在访日期间还发表在中国看来针对冒犯中国的联合声明。沙利文则与北约、欧洲和英国官员会谈，协调对中政策。会议前夕，美国还宣布制裁24名中港官员，又宣布延续对华为的制裁令。不少举动在中国看来都“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中国方面，在会议前，中国通过不同场合把中美关系紧张单方面地归咎为“美国无理打压”，也向媒体透露，美国必须先纠正特朗普时期的“错误做法”，先行撤销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取消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及重开休斯顿领事馆 ，中国才会“考虑”取消报复措施。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有关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如果说这是因为人大会期的缘故而无法改变，那么抢在人大会议前，香港警方和律政司提前高调检控47位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政治人物“串谋颠覆国家罪”，连“保释程序”也拖足五日四夜，就足够破坏会谈气氛。此外，中国还宣布将闭门庭审被中国关押两年多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而这两人被捕一般被视为中国要报复加拿大根据美加引渡条约扣押华为高层孟晚舟。

在会议中，双方的发言（至少在第一轮）都是刻意为之。虽从文字看（特别是中方发言）是火药味十足，但从现场视频看，双方（特别是美国）还都保有基本的礼仪 ，不像媒体渲染得这么火爆。如果要说谁“不守外交礼仪”，那么杨洁篪长达超过15分钟的长篇“战狼式演讲”可谓“始作俑者”。因为开场发言原计划只安排两分钟左右，而且它本不是准备供外交家演讲的场合。

中国外交部和媒体指责美方首先“严重超时”基本不能成立（即便超时也只超了几十秒而已）；指责美国“发言无礼”，但至少在美国的角度看，美方代表的发言并无超出以往习惯的范围；指责美方“破坏规矩”进行第二轮发言回应杨洁篪长篇大论也理据不足（美方不得不公开回应杨洁篪的实质性指控）；至于什么所谓“严重双标”地“要记者在中国第二轮发言前先行离开” 其实不过是沟通上的小问题（第二轮发言是因杨洁篪超时演说之故临时加上的），而且如果有主场之利美方真的要记者离开不报导中国的发言，美方有足够权力做到，但美方还是让记者留下了，足以证明中方无非是找个机会小题大做而已。

至于说哪家发言更好则见仁见智。中国有备而来，杨洁篪和王毅一红脸一白脸配合得当，在第二轮发言中也反应机智，在场面上和话语上占了上风。美方输在准备不足，没有料到杨洁篪的“突袭”，但临场发挥的回应虽显得被动挨打，辩解的理据也可圈可点。

双方的开场发言无疑都有针对各自国内舆论的功用。在美方，民主党政府在共和党的压力及美国民众普遍反感中国的形势下，不能在第一场会谈中表现软弱。至于美国有右派舆论认为中国如此“羞辱美国”，两人应立即离开中止会谈；这肯定不是这两人的风格，未免苛求。在中方，原本外交家出身的杨洁篪发表“战狼式”的长篇大论，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美关系上的具体应用，同时也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示“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但‘不吃美国这一套’，更能做美国的‘教师爷’”这种鹰派立场，不出意外地获得中国舆论的赞誉。如《人民日报》就发出文宣，对比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现场照片和这次同是辛丑年中国怒怼美国的照片作为对比。

然而，过分地强调这种“演戏”的功能，则显然低估了这些开场白中更透露出“不是演戏”的实质性信息。即如笔者在拜登当选前后的分析，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美中关系的大势已根本性地转变，民主党政府不但不能简单地回拨到四年前，甚至可能比特朗普时代更加险恶。

而这次会谈更证实，现在美中矛盾确实到了连表面上的和颜悦色也难以维持的程度。这次会面，特别是杨洁篪的发言，无疑是给拜登政府的当头一棒。拜登政府应认识到，美中关系的挑战性比想像中更大。

“升级版”中国

以这次杨洁篪的宣示来说，在人权、民主和国际规则这三个方面，布林肯都“享受”了中国的“面斥不雅”，让杨洁篪当上一次“教师爷”。

从2008-2009之交起，美中关系实际上已成为国际全球事务最重要的议题，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没有如此定位。此前三任美国政府，每一任的对中主题都不同。

在奥巴马第一任，美国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挑战，开始“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但主要的构想还是用“G2”让中国成为“美治和平”体系中的“二当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不再“搭便车”。中国则以“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回应，拒绝“G2”构想。

到了奥巴马第二任，中国力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称“倡议”），另起炉灶，打造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第二套体系，同时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扩张势力。美国指责“中国改变现状”，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美中关系明显恶化，但奥巴马还不放弃“美中两国携手可以解决世界难题”的思维。

到特朗普任内，美国早早把中国定义为（企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中修”正式成为与俄国并驾齐驱的美国大国竞争对手，而且伴随著美中贸易战、中国修宪、美台关系突破、香港事件、疫情扩散等大事，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略有讽刺的是，特朗普主打民粹主义，改走“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路线，逆转全球化进程，以致这时“改变现状”的反而变成美国。中国一方面看准特朗普不断“退群”之机，在各种国际组织攻城拔寨；一方面利用美国长期经营的“全球化”、“多边主义”、“全球共同利益”等话语，在稍加修改后为己所用，配合大外宣，拉拢其他同受特朗普欺负的西方国家。总之，中国在机构上和话语上，接手美国主导打造却被特朗普抛开的一整套体系。套用《庄子·胠箧》篇的寓言：一个人把金银珠宝收在箱子里锁得紧紧的，但当大盗来了，整个箱子打包带走，惟恐主人锁得不够紧。

拜登上台后要“重返世界”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布林肯在3月3日发表上任后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所言，“其他国家取代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拜登政府看来，中国就是这个“打包美国体系”的国家。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就变成“重夺美国体系”，即布林肯该次演讲中提出的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root causes）。

在拜登政府一开始看来，这个任务未必那么难（至少在竞选中并没有形容为多难），然而上任后经过评估，可能看法完全不同。中国经过四年经营，特别经历全球疫情爆发的2020年，局势已大异。现在拜登看到的是一个自信心大增的“升级版”中国。美国不但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地缘政治上、军事上抗衡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就连话语上也开始受到“中国改造的话语”的挑战。美国发现，中国不但“打包了美国体系”，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大外宣等方式，不断“异化”之，逐步把“美国体系”转变为“披著美式外壳的中国体系”，意思是中国还采用了一套“西方话语词汇”，但正改造为反映中国价值观的版本。

以这次杨洁篪的宣示来说，在人权、民主和国际规则这三个方面，布林肯都“享受”了中国的“面斥不雅”，让杨洁篪当上一次“教师爷”。

在人权问题上，以前中国曾承认中国人权有不足，但表示正在不断进步。中国常用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向来只是自说自话，大部分西方国家民众都嗤之以鼻。但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伤亡惨重，在中国宣传攻势下，很多人也认为原来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美中交往历史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是常态，中国还一度很“享受”人权外交（即用释放“政治犯”交换美国的友好政策）。布林肯等人这次提出人权问题其实延续了传统做法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上文提到，在美国角度看，美方发言并无超出以往范围）。然而，这次中国罕有地面对面地用“黑人的命也是命”也指责美国也存在“人权”问题，敦促“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得更好”。

在民主问题上，以前中国曾承认自己民主不足，但表示发展民主要循序渐进，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好了，民智开了才能搞民主。但从“鞋子合不合适，穿著的人才知道”的道路自信后，就有“中国式的民主”才更适合中国之说。同样，“中国式民主”向来只是自说自话。然而，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民粹主义泛滥，特别是特朗普在大选后，以“民主党作弊”为由，煽动国会山叛乱，更令美国民主蒙尘。无论是“输了不服输”还是“选举舞弊”，无论正反都可以被中国用之抨击“西方式的民主存在严重问题”。现在，何止“中国式民主更适合中国”，还升级到“中国式民主比西方式民主更优越”了。最近，中国通过人大决议把香港选举制度回拨到比几十年前更保守，然而在中国话语中则理直气壮地说此举正在“完善”香港民主选举制度。杨洁篪也可以在宣示中指责“美国国内很多人都对美国民主缺乏信心”。

更根本性的还是“国际规则”的问题。正如拜登和布林肯此前说过的，布林肯也在这次发言中所言，美国的对中政策的重点是“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strengthe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简单地说，拜登希望重拾奥巴马第二任时期的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路线。

国际规则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显而易见地定义国家之间的交往准则外，它还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法理支柱。正如布林肯所言“（包括）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动，正因它们威胁到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些问题都不是内政问题”，美国也因此“有义务”提出这些问题。

这里解释一下。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不完全是内政。《联合国宪章》规定“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其他国际人权公约乃至《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更指出国际社会有权因此而“采取适当之行动”，即干预他国内政。在英美等国看来，中国视为“历史文件”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五十年不变”的条款下，依然是处于有效期内的国际条约。关键之处就是，中国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主权”和“内政”，但美国的观点是，即便认为这些事务是中国内部发生的，基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国际都有权干预。

此前，中美打交道无论如何争议激烈，大都有“遵守国际规则”的共识。放在五六年前的奥巴马时代，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沿用“西方的话语”和“西方的规则”，争辩“中国的做法没有违反国际法”。正如在南海仲裁案这个例子中，中国尽管强调仲裁案是“一张废纸”，但会争辩为何“不遵守仲裁庭仲裁才是遵守国际法”。然而，换到现在，中国的立场“进化”为“美国所说的规则是‘一小部分国家所倡导’的规则”。杨洁篪自己代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提出“三个不承认”：“不承认美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不承认美国的意见可以代表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人制定的规则将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

这一下，相当于双方连最基本的共识也不复存在，这更令拜登政府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的话语完全落空。或许这才是令布林肯和沙利文措手不及和无言以对之处。确实，在两人的回应中，不讳言美国面对“挑战”和存在“缺点”（指中国指责美国的人权民主等事项），他们相对容易地找到反击的方法（如强调美国不会试图忽视和掩盖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但两人都无法回应中国“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这个棘手的难题。

本次会谈的“历史性意义”？

尽管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认，但中国确实长期“仰视”美国。

这次会谈“没有成果”，但绝非“没有意义”。

对中国而言，这次是中国首次“平视美国”的对话，具有历史性意义。

尽管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认，但中国确实长期“仰视”美国。经过多年经营，中国实力大增。特别在2020年，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的COVID-19疫情传遍世界，中国控制住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全国大部分地方恢复正常活动，经济还继续增长。反观西方国家则无一幸免，不但死伤惨重，多国至今还在封城和重开中挣扎，经济全是负增长。中国叙事中把应对疫情视为中西制度的大比拼，认为西方国家“连抄作业也不会抄”，加上现在预料中国GDP总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时间将大幅提前，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是故，虽然国际环境大幅变差，但也足以让中国领导人做出“时和势都在中国一方”、“东升西降大趋势”的判断。

正如习近平近日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 。杨洁篪在会议中所言：美国不能“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国对话”、“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谈判”，正表达了这种“平视美国”（甚至有点中国居高临下俯视美国）的心态。难怪在会议之后，尽管毫无成果，中国舆论也一片热烈欢腾。

对美国而言意义更重大，它彻底打碎了拜登或民主党对中国的期望（或幻想），将会迫使民主党政府重新思考应对中国的总路线。

作为一种外交策略，中国长期对美国虚与委蛇，惯用宏大却不清晰的话语模糊意图，擅长以谈判换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忽悠美国人”（这里作为策略的“忽悠”不应视为贬义词）。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就经常抱怨中国“不够坦诚”，用诸如“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纳两国”之类的话语，让美国对中国的目标不知伊于胡底。

尽管有这些抱怨，在全球化思维、美国人传统的对中国人友好的思想、及政商界利益等驱动下，民主党一向教倾向受商界和“拥抱熊猫派”影响，对中国心存脱离现实的想像。特朗普政府中的战略鹰派主张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之初也受不少非议。虽经过贸易战、修宪、香港、疫情后，美国舆论对美中关系态度也全面逆转，不少人也分析拜登政府将延续对中强硬政策，但拜登政府如何看待中国始终不清晰，重新“中美一家亲”还是一个很实际的可能选项。

直到拜登在给习近平的电话中，他还强调双方应“坦诚”地交换意见，拜登还真心地希望找一个答案，再决定应对中国的政策。布林肯在3月3日的演说中把中国定义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提出新型的“竞合敌”关系，即“三个的”：“应该竞争的就竞争，可能合作的就合作，必须敌对的就敌对”。但什么是应该竞争的，什么是可能合作的，什么是必须敌对的，可能当时在他心中也举棋不定。

在笔者看来，这次中国的表态足够坦诚，如果还听不懂，看不清，那只能说民主党“太蠢”。布林肯在3月3日的演说中说，美国“重返世界，为价值而起立”。所谓价值，无非就是上面所提的民主自由人权规则之类。现在他知道了，中国不但在做法上不理会美国的特别是民主党更看重的价值观，就连这些“价值”的定义为何都正在挑战美国权威，这意味著民主党也没有了退路。

中国把美中矛盾表述为“美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 ，看似中国是“被动防守”的一方。但事实上是美国从战略攻势转变为战略守势，美中关系确实已出现转折点。在以蓬佩奥最后作总结的“对中政策四篇演说”中 ，共和党政府已指出“中国严重威胁美国本土”。不少人也认为，现在不是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会否被中国和平演变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政府也终于体会到，再也不能用旧思维想像中国。中国明确向美国发出挑战。民主党政府的任务不是简单地“重夺美国体系”，而是在一场剧烈的“美国体系”和“美式外壳下的中国体系”的竞争中，守住代表“美国价值”的体系。

现在美中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当然有很多不同，但这种危机是可以类比的。在中国实力越来越接近甚至要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焦虑会更大。

这有点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美苏对峙时期的格局。当时美国在越战中失败，美国和自由世界阵营陷于低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各项指标比拼中看似占了上风，美国真切地感到“东风压倒西风”的危机。现在美中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当然有很多不同，但这种危机是可以类比的。在中国实力越来越接近甚至要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焦虑会更大。

可以预期，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科技较量之外，美中在话语权方面的较量将会是激烈和直接的。这既是中国要攻占的最重要的山头，也是美国霸权是否会倒塌的关键。这也导致了美中竞争不光是地缘政治性的，而是全局性的问题，是全球既有规则与中国提倡的规则之争的问题。它会把相当多的国家卷进去，在中国眼里，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少数国家”之争，但实际上，谁才是“大多数”尚待观察。

把地缘政治问题变成全局性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不利于中国。第一，这比单纯的地缘对抗更有利美国“拉帮结派”，把地缘不相关的国家也推向美国一方，特别是容易把对局势举足轻重的欧洲推到美国一方，欧洲最近也陆续推出因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实体的决议，英国表示“重返亚洲”，德国和法国也都表示会派战舰到南海航行。第二，对涉及地缘政治的国家而言，这更有利它们把合作扩展到除地缘政治外的方面。比如在四国安全会议上，各方除了讨论如何调整供应链之外，还提出支持印度生产疫苗以对抗中国“疫苗外交”的计划。这不禁令人想起1970年代，美国看准中苏交恶而启动“联中制苏”大战略的例子。

此外，中国要“平视美国”，最直接的后果大概是美国将放下身段，更严格地采用“完全对等”的准则与中国打交道，不再因为中国“发展中国家”或中美规则不同（通常是美国宽松），而给予中国宽松的待遇。举例说，在电信行业准入方面，中国不允许美国投资中国的基础电信产业，美国也或将不允许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相应产业；中国不允许美国媒体进入中国，美国也或将禁止中国媒体进入美国。诸如此类。

美中关系不应是零和游戏，但不幸地，在被想像为“新兴大国要急于取代衰落中的大国”的思维中，它就会塑造为零和游戏。可以预料，在美中“竞合敌”关系中，能合作的方面只会越来越少，竞争乃至敌对的方面只会越来越多。这虽然不符合双方的期望，但大势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民主党政府不想走特朗普时代的现实主义路线，但看来很难有其他选择。或许这就是“大国竞争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