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事实核查有用吗？

【编按】：“信息”面世时就有真假信息，“新闻”面世时就有真假新闻。但谎言对现代政治的影响近年尤甚，因为，人们解读世界、判别真相与谎言的权威框架，比之过往大大改变了。身份取代意识形态左右个体的立场，人们更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去影响舆论，算法加持——后真相时代，操纵信息的主体更多了，真与假的层次变得更为复杂。今年，端传媒首先推出小专题“假信息·后真相”，希望用三篇文章解答人们对假信息的基本困惑，并讲述在香港和台湾，假信息与政治操弄之间的最新表现。本文为第一篇。敬请关注——每位信息吸纳者，都值得一个真假分明的世界。

在特朗普年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时髦术语 (Buzzword）相信便是“假新闻”。而因为特朗普不时以此词语批评和他意见相左的媒体，亦赋予了假新闻一词复杂的含意，它常被用以指称没有事实根据的假消息，亦不时被用作针对政敌，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取态的新闻机构的攻击用词。

而事实上，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确有大量不实信息被广传，更令“假新闻”成为美国政治一大焦点。在刚过去不久的美国大选中，华语社会如台湾、香港对美国大选极其投入，亦令美国大选相关的假新闻争议扩散至华文社会。近月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网上KOL（Key Opinion Leader）把美国右翼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圈内传播的二手消息引用包装，再加上自己的评论，不断炮轰美国大选舞弊，部分信息的夸张程度尤如电影情节，例如，有意见领袖就引述美国大选是一场由中情局部分人策划的政变，他们另设秘密总部在德国，更被美军攻下——纵使这些不实信息已被新闻机构，例如美联社的事实核查反驳，但仍无济于事。

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和分享假新闻？针对假新闻的“事实核查”，又是否可以抑制假新闻的传播呢？

不实信息、刻意造谣、假新闻

到底是甚么令到假新闻如此疯传？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们先要定义何为“假新闻”。

在日常生活和政治讨论中，“假新闻（fake news）”一词一般被引用得颇为随意，经常被用来泛指种种不实的信息。但如果仔细点去推敲，不实的信息却可以分为好几种。

最常见的是，人们经常遇到不准确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未必有甚么恶意，只是信息的发布者单纯地搞错了。比如，你在网上查找食谱，食谱写错了某经典菜色该使用的调味料；又或是一个历史网站搞错了某历史事件的年份；甚或是一个记者不小心写错了新闻事件的详情，这些都是Misinformation（不实信息）。不实信息只是不能准确地反映事实，发布者未必有甚么误导意图。

而为社会带来更大威胁的不实信息是另一种，即是Disinformation（刻意造谣）。Disinformation和Misinformation的关键分野在于，Disinformation的发布意图是欺骗，而Misinformation没有甚么欺骗意图（Freelon & Wells, 2020）；而且Disinformation一般希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抹黑对手，为己方争取支持等等。

但Disinformation仍然算不上是“假新闻”（fake news），因为“假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其关键就是不确的信息是以“新闻”的表现形式发布，但信息本身却是刻意伪造，并在撰写时没有采用新闻机构通用的的准则和核证程序来发布。

因此，“假新闻”其实是一种具有特定形态的不实信息，它更是属于互联网年代的一大特色。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网络诞生之前新闻只在传统载体如报纸、杂志、电视或电视节目中发行。因此，如果要炮制假新闻，造谣者需要印刷报章、杂志、或经营电视台电台等，成本高得不可思议，一般人自然不可能透过假新闻的方式来造谣。但在网络年代，架设一个网站，写一篇貌似新闻报道的作伪消息，近乎没甚么成本。社交媒体的出现，亦令一般人也可以大量分发自己生产的内容，甚至一个人已可以成为“媒体”，造谣者要把谣言以新闻形式包装，也毫不为难。这种社会信息散播的结构性转变，是“假新闻”得以进化出来的历史背景。

但人类使用Disinformation的历史当然不是由互联网年代开始。而且Disinformation许多时并非由一二好事者发布，相反，政治精英系统性地散播Disinformation倒更常见，这些Disinformation Campaign一般带有强烈政治目的。例如，早在古罗马时期，屋大维趁竞争对手安东尼不在罗马，就有系统地向罗马人宣称安东尼唯女人之命是从，已经不像罗马人，以打击他的正当性。当代政府和政客也有这些操作，在威权社会情况尤甚，例如在前苏联和中国，Disinformation更加早就被制度化地使用，以为执政党争取最大程度的支持。凡此种种，都发生在“假新闻”近年成为大众热话之先。

所以，针对人们为甚么会相信各种不实信息的学术研究，早在互联网年代以前已经开始，但即使科学家对于人类为何会相信假新闻已慢慢认识增多，对于如何解决互联网年代广泛流传的假新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仍然未有良方。

到底假新闻的散播有多严重呢？透过在推特上收集回来的大数据作分析，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假新闻比真新闻传播得要快，而假新闻的传播往往和读者恐惧、恶心、愤怒等情绪相关。而假新闻的一大特点就是往往比真实的新闻要“新颖”，意思即是假新闻的内容往往是读者从未见过的。这研究结果似乎和我们平日的观察能印证得上。许多发布假新闻的内容农场的做法正是，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小小的事情夸张十倍引人点击；而一些惯常散播假新闻的油管政论频道，除了在论政之时会拉扯各种阴谋论之外，也往往爱谈古论今，并牵扯上各种猎奇传说来吸引读者，这些传说甚至不一定和当代政治直接相关，例如共济会阴谋、亚特兰蒂斯故事等。这些做法也许都迎合了读者爱觅奇的阅读天性，令阅读者有“发现新大陆”般获得有趣新知识的快感。

但读者似乎也不是无条件的相信各种新消息。近年关于假新闻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就是即使人们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假新闻，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就真的没能力分办该则新闻的真伪，但他们就是糊里糊涂地分享了。有学者以近期Covid-19疫情的新闻来做实验，邀请受试者透过阅读一则相关新闻的标题去判断它们的真伪，发现他们大多都展示出不错的判断力。

人们其实是知道哪些新闻才是真的，但这些真伪判断，居然和他们是否打算分享假新闻没太大关系。而学者以政治新闻来作测试，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人们为何相信和分享假新闻？

为何如此呢？其中一个较可信的解释，是人们平日根本没有想清楚就分享信息。在上述研究中，学者同时发现，如果把实验的形式稍微改改，先要求受试者判断新闻的真伪，再决定是否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假新闻获分享的比率即下降了51％。学者进一步推论，这种分享假新闻的倾向可能和受试者的专注力是否放在分办新闻真伪上有关，而社交媒体的信息处境快速、复杂，有可能导致了人们注意力不够用，常常不假思索地分享，令人们更加容易分享了他们未必真心相信的假新闻。

但无论如何，真心相信假新闻的人总是屡见不鲜，似乎人人身边总有几个。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人的行为？心理学家丹卡汉（Dan Kahan）就提出过一个著名假说，指出人们会倾向愿意相信和自己意识形态吻合的假新闻，而这似乎是源于要保护自己的自我认同（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 —— 因为那些假新闻能证明他们的信念正确无误，于是他们就选择相信。例如，对于特朗普支持者而言，代表正义的特朗普不应该在普选中落败，那选举出现舞弊的假新闻，就正合他们的心意，拯救了他们特朗普是正义之师获人民支持的政治信仰。这种解释非常直观，简单而言，即是人类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且可能会陷入一种导向式思维（motivated reasoning）。

但这解释有多正确历来多有争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说法在实验中并未找到太多支持证据，虽然人们的确会倾向相信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信息，但这却不代表人们就会去相信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假新闻。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人们普遍仍是相信真实信息多于假新闻，而相对而言，人们因为政治信仰而偏信的倾向则微弱得多，凡此种种，都似乎不足以支持自我认同保护假说。

相对於单纯由意识形态导致人们相信假新闻的说法，有另一个说法似乎获得了更多研究证据支持，就是是否相信假新闻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倾向有关。这种理论一般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人类有两类的思维模式（一般称为Dual-process theory），这两种模式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称为“快思”和“慢想”。简而言之，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部分思考都是凭直觉进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种自动化的直觉式思考方式可以称为“快思”。举例而言，你平日下班走路回家，一般都不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走才是最优解决方案，因为已经熟极而流；但在某些场合，例如你要在公开考试考取优异成绩，或是你要为手上一个大案子做好行销方案向客户推销，这时就容不得使用直觉思考，你必须高度专注，好好地考虑各种信息和方法，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才能解决眼前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可以称之为“慢想”。

一般而言，“慢想”对比“快思”作出来的决定在决策质素上当然更为优秀，但“慢想”极为累人，不是重要的事，一般人根本不会愿意花这么多心思去思考。而且，生活中许多事件快速发生，电光火石之间也未必容许人们仔细思考之后再作决定，是以人类会进化出“快思”的思维模式，其实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因为直觉思考可以帮我们省力生活，也容许我们快速应对现实问题。但科学家亦发现，每个人“快思”和“慢想”的倾向有个体差异，简化一点的说，就是有些人心理上甚懒，不是必要的事他们都不想花心思去想，非常依赖直觉性的“快思”；有些人则不然，平日生活里有很多事即使没有非深思不可的必要，他们都愿意用心“慢想”，这种倾向一般被称为Cognitive Reflection Tendency（CRT; 认知反应倾向）。

不少学者相信，一个人的认知反应倾向很可能和他会不会轻信假新闻有关，愈是倾向于“慢想”的人，愈不会盲信假新闻。而这种说法近年获得愈来愈多证据支持（更多资料可以参考：Bronstein et al. 2019; Pennycook & Rand, 2019; Ross et al., 2019; Tappin et al., 2020）。当中，最明显的证据是在针对假新闻的实验中获得。因为在一些实验中，实验人员反复发现，当他们强制受试者在实验中先讨论新闻真伪的证据，再去判断新闻真伪时，人们对假新闻的辨认能力普遍都大幅度提升。因此，愈来愈多科学家相信，对假新闻的盲信其实是一种思维懒惰的结果，当人们愿意慢下来静心分辨眼前的证据和论据，他们是有能力分辨真伪的。而一旦人们不愿意“慢想”，“快思”就会取得主导，这时候，假新闻是否合耳、是否似曾相识和人们是否信得过新闻的来源等，这些直觉就成为人们是否信得过某则新闻的关键。

这种说法也相对能解释为何受过高等教育或是智商很高的人，也有轻信假新闻的例子。其原因可能在于，即使一个人的智商高、思辨水平高，也不等于这个人就愿意事事“慢想”。这种人也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表现出众，但不等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政治事务上，愿意花同样的心力，或觉得有必要花同样的心力去慢慢思考信息的可靠性。可能是他们懒，又或太过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一而足。情况尤如一部车子马力再强劲，但如果司机老是在开低速，也不可能跑得多快一样。

事实核查为何不能挽救这场公共危机？

假新闻对于民主社会运作造成了很大困扰，毕竟正确地认识现实是所有公共讨论的根基。是以如何改正人们的错误认知，是近年假新闻研究的重中之重。但到底一个人误信了假消息，向他们提供改正信息有没有效果呢？不幸地，许多研究都指出，一旦人们真心相信了假新闻，针对假新闻的改正信息的效果很有限。

远在特朗普上台令“假新闻”争议发酵之前，科学家早已开始测试改正信息能不能改变人们对假新闻的认知，令他们省悟过来辨清真伪。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大多令人沮丧，改正的结果不是不成功（Nyhan & Reifler, 2010），就是效果参差（Nyhan & Reifler, 2015; Weeks & Garrett, 2014），而即使有研究发现改正信息能够有限度地纠正人们的错误现实认知，如果情况涉及了政治新闻，则改正更为困难（Chan, Jones, Hall Jamieson, & Albarracín, 2017; Walter & Murphy, 2018）。但研究者也发现，有一些因素能够增加改正信息的效果，如果改正信息来源的公信力增加，如果改正来自人们信任的人，如果改正以比较幽默恶搞的方式作出等等，都可以增加改正成功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心理学界和传播学界对于如何可以有效地改正不实信息，仍是所知甚微，更说不上找出大规模应用解决方案，这方面的努力可说尚未成功。

但假新闻并非只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它不止牵涉个体决策，而是牵涉到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建构，要分析假新闻，必须正视假新闻出现的演化根源。在坊间，当人们使用“假新闻”一词互相攻击时，很多时都不会牵涉到针对不同证据的权衡追证，而只是单纯地表达出一种对信息环境的不信任。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一些新闻机构作出事实核查（fact-check）之时，网民如果提出异议，最常见的回应是“边个fact-check你个fact-check？（谁核证你的事实核证？）”，网民最常见的是直接质疑新闻机构的公信力，又或质疑他们的动机。这种质疑背后的逻辑并非尝试把讨论带入对现实认知的反思考证（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当中，而是表达出一种对媒体公信力，甚至是对整个信息传播环境的不满。

这种对信息传播体系不满的困境，其来有自。在传播学史上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美国政论家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曾有力地总结过公共舆论在工业社会的混乱本质。利普曼形容，在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简单，许多人一生中根本不会离开自己所居的村落，因此其信息环境也不复杂，人们要亲眼目睹和探究自己生活牵涉的大多数事物，即是在村里发生的许多事物，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当社会规模愈大，人的注意力就愈不够用，当现代工业社会变得复杂无比，人们就根本没有可能靠自己穷究考证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小事，甚至没有时间仔细思考大多数的公共事务——毕竟生活已经够难够复杂了，哪有这个时间精力？例如，人们鲜能在买股票之前自己去亲手亲眼研究想投资的公司实际运作是不是卓越，要买股票，就唯有依赖财经平台的数据、新闻记者的报道和分析员提供的分析来作决定。同理，人们要决定是否支持某政策，自己也未必有时间心力去理解研究政策本身，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有人为自己作出简化的解读，这些人可能是记者、政治人物本身、学者又或是网台KOL。

因此，在工业社会，人们必须依赖他人提供的简化的准确信息，来帮助自己作出人生的决策，甚至作出政治决定。在工业社会，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在依靠一个虚拟的外部信息环境为自己提供一个简化的世界信息版本来生活。这个信息环境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完全是由社会精英，包括新闻记者、学者、政治领袖支配，但在互联网世代却非如此，信息的流通很大程度上由精英单独把关变成“精英——公众”共同把关。这种新的信息环境是比以往开放了，但也面对流通的信息难以确保质素的问题。而相信假新闻的人，其实不过是相信了假新闻提供者的简化的世界信息版本，质疑旧精英领导的信息发放结构，认为他们的信息具有欺骗性，甚至会因此愿意相信一些很夸张的说法（例如整个世界都被深层政府操纵）；而不相信假新闻的人 ，则倾向相信原有的信息结构仍然可信，至少不会这么容易有人能协同造假，亦觉得假新闻相信者那种“政府、新闻机构、学者们全都在骗我！”的心态荒诞不经。

在当代涉及假新闻的争议当中，不少政治精英尝试挽救现存信息环境的公信力崩塌危机，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挽救手法往往是进一步加强精英把关的角色。例如，新闻机构增加资源去扮演信息核查者，社交平台则增设编辑并积极删除假新闻，或在有争议的新闻当中列出警告字眼。这些努力容或是必要的，但其短处也很明显，因为这些手法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精英——公众”二元信息把关的结构并不相容。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在互联网年代，新闻记者和社交平台再努力把准确的信息塞给公众，也未必左右得到他们信甚么不信甚么，也堵不住他们广传假消息，却忽略你硬塞的真信息，而再怎么删除假新闻，任何的编辑团队也不可能追得上假新闻的海量生产规模，因为信息生产已是人人可以参与。这样强行以旧手法去解决新问题，也许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更甚者，假新闻之所以获得生命力，很可能根本就是源于现有信息体制的公信力崩塌，这种公信力崩塌和现有体制获得的支持息息相关，而现有建制内的旧精英尝试加强信息把关的任何举动，只会更加引起不信任者疑虑和反感，他们不会视这些介入为救赎，反倒会视之为进一步的控制和审查。而这种不信任感给予了野心家能够利用的空间。在这个文本下阅读，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政治人物在提及“假新闻”一词时，都从不会具体考证某一条新闻是真是假，而只是用来笼统攻击新闻机构（例如特朗普直接批评CNN记者Jim Acosta“You’re fake news”），因为这种指控的基础不是证据，而是人们对信息环境的不信任感。而如果“假新闻”背后涉及的是针对信息环境的不信任感，那根治“假新闻”问题的处方，可能从来都不是研究甚么改正信息更有效，而是要提升信息环境的整体公信力，牵涉的就必然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整合和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