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倾听民众的声音，民调够用吗？

和2016年一样，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国大选，民意调查的失准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四年前，民调作为一种方法是否有效，曾经引起过业界和学界大规模的反思和检讨，然而在修正调查方法的短暂讨论之后，民调仍然在美国主流媒体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且仍然是评价政客成绩、预测政治风向的最主要的指标。

在这次总统选举之前，声称改进了调查抽样方法的民调机构也仍然活跃，并且仍然被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作为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的参照——尽管，不少政客已经开始质疑调查数据的意义。现任威斯康辛州民主党主席 Ben Wikler 就曾表示，当他看到ABC和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拜登在威斯康星州（WI）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17个百分点时，直接就将这份民调扔进了垃圾桶，并指示州内民主党机构不要宣传这个民调结果，以防选民过于松懈而不去投票。而选举结果也显示，拜登虽然拿下了威斯康星州，但优势却仅有不到1个百分点。而在本次大选中，威斯康星也远非民调失准的唯一一州。

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在可见的未来，民意调查作为对政治进行评价和预测的主流方法的地位不会有太大动摇。的确，对于以数字作为评判标准的选举活动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比一批数字更具有直观的预测效果的了——归根结底，选举和民调所要求的思维是相统一的：将“民意”这一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标准化、可测量、具有明确结构和规范的统计学概念。这种思维方式甚至也并不局限于选举制度，而是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宏观治理思路。

要反思民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对调查做抽样方法上的修正，更需要全面地思考：这种基于统计学的规范化思维对民主有哪些深远的影响？而通过特朗普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又对这种社会治理的图景提出了哪些深刻的挑战？

民调如何成为民意研究的主流

虽然媒体往往嘲笑特朗普在就任仅仅几个月后就开始竞选连任的准备活动，但其实说到底，“时时刻刻都为竞选连任做准备”，在数据时代的现代政治中，早已根深蒂固。

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中，长久以来存在着两种信念的矛盾和碰撞。其一是相信人民应该、且有权力掌控自己所在的共同体的命运；其二则是怀疑人民大众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握好共同体的命运。

美国独立战争后，其早期领导者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同时，也曾经表示过对于“过量民主”（excess of democracy）的担忧。长久以来，这种担忧似乎都是多余的，毕竟在美国的历史上，公众只有在少数时期才是政治的主宰者，反而往往是利益集团和上层阶级构成了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但另一方面，随着公众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公众对政治的影响力、甚至“公众”和“民意”的含义，也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美国对“民意”概念的主流理解经历了一个转型，我将之归纳为从“效果型民意”（effective public opinion）到“聚合型民意”（aggregate public opinion）的过渡。

强调效果的典型代表，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 Herbert Blumer，他曾在1940年代坚定表示，如果民意不能直接影响政策制定，那就不是有效的民意，因此，对民意的研究应该关注有政治权力的群体。但其明显的问题在于，这种对民意的理解很容易导致权力的固化。如果仅仅关注有权力的人，没有权力的人则势必会遭受越来越多的无视，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压迫，变成政治的弃民。

聚合型民意则是指，“民意”是每个人政治观点的相加之和，民意的研究者应当重视的是，如何科学地将全部人口涵盖进研究样本之中，而不是选取特殊的样本。由于其典型的平均主义特质，“聚合型民意”的概念往往与统计方法相互伴生，并共同发展。

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是抽样统计技术的最初提倡者之一，他的统计学模型首先提出，抽样统计应当完全随机，不应该考虑被调查者的政治参与度和对政治的熟悉程度。虽然他的统计理念起初受到质疑，但在1936年总统选举中，盖洛普的公司通过对仅仅五万人的抽样调查，就成功预测了此前不被看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盖洛普随之一战成名，成为抽样统计方法科学性的代言人，也让盖洛普公司从此成为了调查行业的领跑者，即便十二年后他们做出了“杜鲁门无法连任”的错误预测，也没有撼动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

聚合型民意和民调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是美国政治学中“密歇根学派”的领头人 Philip Converse。Converse 指出，相比于“效果型民意”的概念，实时参与政治过程的民意调查，让本来只能间接影响、甚至只能间接观察政治走向的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且调查统计的过程不会为权力加权，在数据之中实现了人人平等，实际上也是让政治参与更加民主化了。

另一方面，美国二十世纪早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也加重了民众的政治角色。1913年的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废除了参议员间接选举的制度，从而让民众与决策层之间减少了一道重要屏障。从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开始，总统也打破了此前关于“总统不向民众直接游说争取政策通过”的不成文规定，开始以大规模公开集会演讲的形式，争取对政策法案的支持。加之调查方法的普及，执政者的政策越来越多地需要参考民众的意见，而不是在政府内部进行闭门决策。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更多统计模型的提出，对民众进行抽样调查的方式，逐渐成为理解民意、制定政策的主流方法。

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更多统计模型的提出，对民众进行抽样调查的方式，逐渐成为理解民意、制定政策的主流方法。

当时的政治学界认为，美国的选民正在随着参与方式的变革而变得更加政治化、更加了解国家机构的运转。当时的研究表明，在对民众的调查采访中，提及具体政策的民众从1952年的49%增长到了1972年的67%，在回答中表现出“连贯的政治立场”的民众则从26%提升至44%。这一统计结果投射出了一个“改变中的美国选民”群体，增强了学者和政界对广泛的“聚合型民意”的信心，让人们认为“聚合型民意”不需要对权力和知识进行筛选，也同样可以拥有“有效”性，这种信心进一步使得调查方法主流化。

但后续的研究却显示，这种信心未必具有十足的依据。1996年，政治学者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的一项著名研究表明，九十年代的美国选民并没有比几十年前对政治有更多的了解。很可能只是电视媒体的普及，让人们更加熟悉政客在辩论中所使用的、关于政策制定的一系列术语，才导致他们在接受调查采访时，都成为了这些大词的“溜冰场”，却不一定了解这些词汇背后真正的政策走向。对于那些因为相信美国选民的知识和能力而推动民调发展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

但无论如何，执政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实时了解民众想法的重要性。从1976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将民调专家 Patrick Caddell 任命为自己的政策顾问开始，在白宫中设置民调专家顾问就成为常态。

而民众参与度猛增的另一面，则是专家治国这一理念的萎缩。这一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里根推行的税制改革。自竞选时起，里根便许诺将减税30%，但他承诺的内容同时也包括提升国防经费和维持收支平衡。在里根当选前的四年里，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税收过高，而里根所在的共和党内，绝大多数人认为有必要提升国防开支。另一方面，虽然多于四分之三的民众希望以立法方式实现收支平衡，但却很少有人支持在具体项目上减少国内开支。

这一调查结果实际上显示了受访民众在财政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但里根仍然凭借在这一问题上许下大量不切实际的愿景而广受支持。就任总统之后，里根立刻着手推行他的大规模减税计划。他鼓吹说，减税将会促成巨大的经济增长，使得即使税率降低，税收也仍然可以增加。这一理论遭到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反对，当中也包括此前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经济顾问们。但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背书的情况下，法案仍然凭借巨大的民意优势而获得通过。

里根的税改导致了接下来美国长期的经济萧条，1992年，比尔·克林顿正是凭借 “It’s the economy, stupid!” 的竞选口号战胜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但尽管如此，里根仍然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不少美国民众心中最伟大的总统。

如果说讨论经济议题还有一定门槛，那么社会议题则几乎人人都有亲身感触。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也更容易坚信自己观点的绝对正确性。

近年，随著美国政治的争论焦点，由经济议题逐渐转向社会议题和身份政治之后，这种趋势变得更为强烈。如果说讨论经济议题还有一定门槛，那么社会议题则几乎人人都有亲身感触。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也更容易坚信自己观点的绝对正确性。于是，“民意”变得比专业人士的意见更为重要。例如在疫情期间也有不少人无视医学专家的观点，也不是不可理解了。

在民意调查结果成为重要的选举砝码和政策推手的情况下，总统随时都要受到民意的评估，成为“每天接受公投的总统”（plebiscitary president），也变成了时刻受到调查机构凝视的人。有政治学家批评说，执政者早已失去了使用专业知识的权利，他们只想要跟随民意的风向。虽然媒体往往嘲笑特朗普在就任仅仅几个月后就开始竞选连任的准备活动，但其实说到底，“时时刻刻都为竞选连任做准备”，在数据时代的现代政治中，早已根深蒂固。

民意有可能被自我强化

然而，实时更新的民意调查数据，真的让普通人的政治影响力变大了吗？

实际上，民调方法的流行，不仅仅让执政者成为了“凝视”之下的人质，也让民众成为了时刻被监控的对象，而执政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提供的信息，随时调整战略、对不同人口投放专门的政治广告。在前面提到的里根税改的案例中，里根不仅积极向民众寻求支持，也积极雇用公关公司，进行大量政治宣传，甚至专门雇人组织“请愿”活动。在这种政治宣传的渲染之下，“民意”只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回路，对民意的关注，同时也给对民意的操纵带来了空间。

而现代政治中，这种实时调查的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隐形和细致入微，从电话访谈、问卷等形式，逐渐转向不需要被访者专门抽出时间应对的形式。网络大数据在民意操控中的应用，已经在2016年的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中显露无疑。然而，很多学者和业界机构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基于网络用户数据的大数据研究，在美国政治学中依然被逐渐主流化。

更重要的是，调查机构和媒体不仅仅是民意的观察者，有时更是民意的生产者。调查者通过设计调查，实际上为人们规定好了需要关注哪些问题，以及应该从哪些维度思考这些问题。媒体通过强调这些调查结果，又反复向观众灌输原本就是被媒体生产出来的问题意识。如果媒体着力强调“民众对社会治安问题的看法”，社会治安自然就成为了这家媒体受众的主要关注点，这让本来并不关注治安的人，也会认为治安是一个首要问题。

于是，调查者设计问题，媒体报导调查结果并重申这些问题，引起观众的关注，调查者再去统计这些问题，媒体再进行报导，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互相反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闭合循环。这个循环内部的人们越来越关心主流媒体和政治家设定的议题，而对于循环以外的人们而言，这些问题可能实际上无关紧要。

在现代政治中，当各个媒体和政客频繁向民众直接喊话，试图从各方面塑造他们主体意识时，这种闭合循环之间的彼此隔绝并不少见。

于是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的任期早期，美国媒体热衷于发布特朗普的执政满意率数据，这些数据往往在35%左右徘徊，屡屡创下美国历史新低。然而，肉眼可见地，这些数据既没有改变特朗普的执政纲领，也并没有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造成任何影响，在“川粉”阵营之内，“挺川”的声浪仍然巨大，与特朗普持续走低的数据形成对照。两个阵营在自己的泡沫里自说自话，无论对于哪一边，调查数据都失去了实在的政治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调查者和媒体关注的问题是伪问题。实际上，特朗普走低的支持率的确表现出他执政中出现的巨大问题，以及人们对他的反感程度。但是，在很多人拿着特朗普低下的满意率欢欣鼓舞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却在“洗脑循环”着特朗普每天的推特广播。“聚合型民意”的一大要素在于它的问题导向：调查者为了获得可以进行相加的同质性民意数据，需要提出统一的问题并收集答案。这需要向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的问题意识。

这个问题意识不一定是虚假的，但一旦它对某一个人群失效，调查者收集的数据也会失去意义。当调查者为“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满意度”跑断腿的同时，却有大量的人从来不认为新冠疫情本身构成一个问题。在现代政治中，当各个媒体和政客频繁向民众直接喊话，试图从各方面塑造他们主体意识时，这种闭合循环之间的彼此隔绝并不少见。

相比于一些更“原始”的表达政治观点的形式，民调更为结构化，但留给受访者的表达空间实质上也被压缩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民意调查是“公众”的，不如说是“私人”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参与民意调查，真的是一种政治参与吗？“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在什么程度上是“公众”的呢？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复杂看法被简化为一个满意度或者重要度的数字时，受访者并不需要形成一套完整而连贯的观点，即使形成了，也无法将这套观点进行完整的表述。他们所做的，仅仅是选择调查问卷中一个并不代表自己观点的、给定好的选项，然后以匿名的方式提交这份问卷。

相比于一些更“原始”的表达政治观点的形式，无论是在酒吧进行的演说还是街头暴动，民调更为结构化，但留给受访者的表达空间实质上也被压缩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民意调查是“公众”（public）的，不如说是“私人”（private）的。民调中民意的表达，被压缩于同质性的问题和数据化的答案之中，实际上并不属于那个自由主义理想中大家畅所欲言的公共空间。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具有影响力的、真正“公众”性的讨论，却往往并不听从数字的指挥。1964年大选中，民调方法方兴未艾，有学者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当时拥有巨大话语权的右翼组织约翰·博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影响力。调查的结果是，在民众之中，约翰·博奇协会响应者寥寥，即使在当年的共和党选民中，也只有极少数被调查者表示参与过或者认同这个组织。

这个调查结果令这些抽样方法的先行者大感失望，因为约翰·博奇协会不仅仅是大量广为流传的保守派话语的始作俑者，也是当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竞选工作的主要幕后策划。如果凭借抽样调查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组织在民众中毫无影响力，显然不符合事实。在约翰·博奇协会这里，资本和权力仍然大过民调数据，是政治影响力的直接来源。

与这一事例相呼应的，则是七十年代尼克松时期的反越战活动。当时的调查者同样发现，参与反战活动的人数，在被调查者的总人数中远远算不上多数。与约翰·博奇协会不同，这些反战者没有财力和权力，他们依靠自己的组织宣传能力，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但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尼克松政府炮制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短语，以标榜自己的执政纲领、包括越战，都是受到“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而反对者只是聒噪的一小撮。

时至今日，用“沉默的大多数”来为自己遭受的反对声浪做掩护，已经成为政界屡见不鲜的话术。其中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绝大多数社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都必然是少数。从绝对数量上说，他们也的确只是“一小撮”。然而只因为这一人数上的劣势，就称其为不得人心，势必会大大阻碍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将社会推向固化和停滞。

什么样的民意应该“算数”

因此，最后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样的民意应该“算数”？

如今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数字带有一种天然的价值中立属性，而忽略了计数过程中的主观判断成分。在2017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一个颁奖典礼上，布兰戴斯大学的政治学家 Deborah Stone 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将一堆类似事物放在一起计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质疑过它们其中的每两个之间，都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她举例说，在《芝麻街》的幼儿识字读物中，引入一个数字让孩子认识，往往首先是通过几个完全相同的图案（比如“六个杯子”），然后再类推到几个互不相同的图案（“六块曲奇”）。识字读物的幼儿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才意识到，长相各不相同的六块曲奇饼干或者九只蝙蝠，是可以放进同一个类别里，被一起统计的。只有先定义什么“算数”，才能进行计数。统计永远是以进行定义的强制权力为基础的，这个过程，绝不是没有价值判断的。

这些问题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集中爆发，并显得格外刺眼，但它们实际上是“民意”概念固化在调查数据上之后，民主体制长久以来积蓄的问题。

那么，定义什么样的计量方式，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在民主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效果型民意”因为其固化权力阶序而不可取，但“聚合型民意”实际上却既具有“效果型民意”的相同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将每个人视为相同性质的数字，并不能挑战权力阶序、促成阶序的改变和流动。相反，这种表面上的平均主义还有可能导致观点的闭合循环，阻碍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专业知识阶层之间的交流。

这些问题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集中爆发，并显得格外刺眼，但它们实际上是“民意”概念固化在调查数据上之后，民主体制长久以来积蓄的问题。在民调方法下，人民或许更加受到重视，但最终，被倾听的有可能不是人民自己的声音。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对“民意”的理解，一种既是在概念上，也是在方法上的突破。Deborah Stone 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演讲中说：如果你拥有了定义一种计量方法的权力，你就有义务在这种方法里放大那些平时没有权力说话的人的声音，去更多地计量什么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我觉得，这才应该是我们对民调方法进行反思的落脚点，也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思考“民意”的最重要考量。

参考文献：

Blumer, Herbert.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poll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 no. 5 (1948): 542-549.

Carpini, Michael X. Dell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nverse, Philip 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1987): S12-S24.

Herbst, Susan. 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Lowi, Theodore J. The personal president: Power invested, promise unfulfill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Quirk, Paul J., and Joseph Hinchliffe. “The rising hegemony of mass opinion.”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10, no. 1 (1998): 19-50.

Stone, Deborah. “The 2017 James Madison Award Lecture: The Ethics of Count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51, no. 1 (2018): 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