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傾聽民眾的聲音，民調夠用嗎？

和2016年一樣，剛剛過去的2020年美國大選，民意調查的失準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四年前，民調作為一種方法是否有效，曾經引起過業界和學界大規模的反思和檢討，然而在修正調查方法的短暫討論之後，民調仍然在美國主流媒體佔據着重要位置，並且仍然是評價政客成績、預測政治風向的最主要的指標。

在這次總統選舉之前，聲稱改進了調查抽樣方法的民調機構也仍然活躍，並且仍然被學者和媒體廣泛引用，作為總統選舉最終結果的參照——儘管，不少政客已經開始質疑調查數據的意義。現任威斯康辛州民主黨主席 Ben Wikler 就曾表示，當他看到ABC和華盛頓郵報的民調顯示，拜登在威斯康辛州（WI）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17個百分點時，直接就將這份民調扔進了垃圾桶，並指示州內民主黨機構不要宣傳這個民調結果，以防選民過於鬆懈而不去投票。而選舉結果也顯示，拜登雖然拿下了威斯康辛州，但優勢卻僅有不到1個百分點。而在本次大選中，威斯康辛也遠非民調失準的唯一一州。

然而，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在可見的未來，民意調查作為對政治進行評價和預測的主流方法的地位不會有太大動搖。的確，對於以數字作為評判標準的選舉活動而言，可能沒有什麼比一批數字更具有直觀的預測效果的了——歸根結底，選舉和民調所要求的思維是相統一的：將「民意」這一抽象的概念轉化為標準化、可測量、具有明確結構和規範的統計學概念。這種思維方式甚至也並不局限於選舉制度，而是絕大多數「現代」國家所共享的社會宏觀治理思路。

要反思民調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除了對調查做抽樣方法上的修正，更需要全面地思考：這種基於統計學的規範化思維對民主有哪些深遠的影響？而通過特朗普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又對這種社會治理的圖景提出了哪些深刻的挑戰？

民調如何成為民意研究的主流

雖然媒體往往嘲笑特朗普在就任僅僅幾個月後就開始競選連任的準備活動，但其實說到底，「時時刻刻都為競選連任做準備」，在數據時代的現代政治中，早已根深蒂固。

西方政治哲學的歷史中，長久以來存在着兩種信念的矛盾和碰撞。其一是相信人民應該、且有權力掌控自己所在的共同體的命運；其二則是懷疑人民大眾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把握好共同體的命運。

美國獨立戰爭後，其早期領導者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同時，也曾經表示過對於「過量民主」（excess of democracy）的擔憂。長久以來，這種擔憂似乎都是多餘的，畢竟在美國的歷史上，公眾只有在少數時期才是政治的主宰者，反而往往是利益集團和上層階級構成了對民主的最大威脅。但另一方面，隨着公眾政治參與方式的變化，公眾對政治的影響力、甚至「公眾」和「民意」的含義，也都在不斷發生着變化。二十世紀，美國對「民意」概念的主流理解經歷了一個轉型，我將之歸納為從「效果型民意」（effective public opinion）到「聚合型民意」（aggregate public opinion）的過渡。

強調效果的典型代表，是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 Herbert Blumer，他曾在1940年代堅定表示，如果民意不能直接影響政策制定，那就不是有效的民意，因此，對民意的研究應該關注有政治權力的群體。但其明顯的問題在於，這種對民意的理解很容易導致權力的固化。如果僅僅關注有權力的人，沒有權力的人則勢必會遭受越來越多的無視，進而受到越來越多的壓迫，變成政治的棄民。

聚合型民意則是指，「民意」是每個人政治觀點的相加之和，民意的研究者應當重視的是，如何科學地將全部人口涵蓋進研究樣本之中，而不是選取特殊的樣本。由於其典型的平均主義特質，「聚合型民意」的概念往往與統計方法相互伴生，並共同發展。

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是抽樣統計技術的最初提倡者之一，他的統計學模型首先提出，抽樣統計應當完全隨機，不應該考慮被調查者的政治參與度和對政治的熟悉程度。雖然他的統計理念起初受到質疑，但在1936年總統選舉中，蓋洛普的公司通過對僅僅五萬人的抽樣調查，就成功預測了此前不被看好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連任。蓋洛普隨之一戰成名，成為抽樣統計方法科學性的代言人，也讓蓋洛普公司從此成為了調查行業的領跑者，即便十二年後他們做出了「杜魯門無法連任」的錯誤預測，也沒有撼動其學科帶頭人的地位。

聚合型民意和民調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是美國政治學中「密歇根學派」的領頭人 Philip Converse。Converse 指出，相比於「效果型民意」的概念，實時參與政治過程的民意調查，讓本來只能間接影響、甚至只能間接觀察政治走向的廣大民眾，直接參與到了政治中來；並且調查統計的過程不會為權力加權，在數據之中實現了人人平等，實際上也是讓政治參與更加民主化了。

另一方面，美國二十世紀早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也加重了民眾的政治角色。1913年的憲法第十七修正案，廢除了參議員間接選舉的制度，從而讓民眾與決策層之間減少了一道重要屏障。從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開始，總統也打破了此前關於「總統不向民眾直接遊說爭取政策通過」的不成文規定，開始以大規模公開集會演講的形式，爭取對政策法案的支持。加之調查方法的普及，執政者的政策越來越多地需要參考民眾的意見，而不是在政府內部進行閉門決策。到了七、八十年代，隨着更多統計模型的提出，對民眾進行抽樣調查的方式，逐漸成為理解民意、制定政策的主流方法。

到了七、八十年代，隨着更多統計模型的提出，對民眾進行抽樣調查的方式，逐漸成為理解民意、制定政策的主流方法。

當時的政治學界認為，美國的選民正在隨着參與方式的變革而變得更加政治化、更加了解國家機構的運轉。當時的研究表明，在對民眾的調查採訪中，提及具體政策的民眾從1952年的49%增長到了1972年的67%，在回答中表現出「連貫的政治立場」的民眾則從26%提升至44%。這一統計結果投射出了一個「改變中的美國選民」群體，增強了學者和政界對廣泛的「聚合型民意」的信心，讓人們認為「聚合型民意」不需要對權力和知識進行篩選，也同樣可以擁有「有效」性，這種信心進一步使得調查方法主流化。

但後續的研究卻顯示，這種信心未必具有十足的依據。1996年，政治學者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的一項著名研究表明，九十年代的美國選民並沒有比幾十年前對政治有更多的了解。很可能只是電視媒體的普及，讓人們更加熟悉政客在辯論中所使用的、關於政策制定的一系列術語，才導致他們在接受調查採訪時，都成為了這些大詞的「溜冰場」，卻不一定了解這些詞彙背後真正的政策走向。對於那些因為相信美國選民的知識和能力而推動民調發展的人而言，這或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諷刺。

但無論如何，執政者開始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實時了解民眾想法的重要性。從1976年當選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將民調專家 Patrick Caddell 任命為自己的政策顧問開始，在白宮中設置民調專家顧問就成為常態。

而民眾參與度猛增的另一面，則是專家治國這一理念的萎縮。這一趨勢最典型的例子，是里根推行的税制改革。自競選時起，里根便許諾將減税30%，但他承諾的內容同時也包括提升國防經費和維持收支平衡。在里根當選前的四年裏，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税收過高，而里根所在的共和黨內，絕大多數人認為有必要提升國防開支。另一方面，雖然多於四分之三的民眾希望以立法方式實現收支平衡，但卻很少有人支持在具體項目上減少國內開支。

這一調查結果實際上顯示了受訪民眾在財政問題上的自相矛盾，但里根仍然憑藉在這一問題上許下大量不切實際的願景而廣受支持。就任總統之後，里根立刻着手推行他的大規模減税計劃。他鼓吹說，減税將會促成巨大的經濟增長，使得即使税率降低，税收也仍然可以增加。這一理論遭到了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的反對，當中也包括此前共和黨尼克松政府的經濟顧問們。但在幾乎沒有經濟學家背書的情況下，法案仍然憑藉巨大的民意優勢而獲得通過。

里根的税改導致了接下來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1992年，比爾·克林頓正是憑藉 「It‘s the economy, stupid!」 的競選口號戰勝了里根的繼任者老布什。但儘管如此，里根仍然在民眾心中佔據重要地位，是不少美國民眾心中最偉大的總統。

如果說討論經濟議題還有一定門檻，那麼社會議題則幾乎人人都有親身感觸。在這樣的環境中，民眾也更容易堅信自己觀點的絕對正確性。

近年，隨著美國政治的爭論焦點，由經濟議題逐漸轉向社會議題和身份政治之後，這種趨勢變得更為強烈。如果說討論經濟議題還有一定門檻，那麼社會議題則幾乎人人都有親身感觸。在這樣的環境中，民眾也更容易堅信自己觀點的絕對正確性。於是，「民意」變得比專業人士的意見更為重要。例如在疫情期間也有不少人無視醫學專家的觀點，也不是不可理解了。

在民意調查結果成為重要的選舉砝碼和政策推手的情況下，總統隨時都要受到民意的評估，成為「每天接受公投的總統」（plebiscitary president），也變成了時刻受到調查機構凝視的人。有政治學家批評說，執政者早已失去了使用專業知識的權利，他們只想要跟隨民意的風向。雖然媒體往往嘲笑特朗普在就任僅僅幾個月後就開始競選連任的準備活動，但其實說到底，「時時刻刻都為競選連任做準備」，在數據時代的現代政治中，早已根深蒂固。

民意有可能被自我強化

然而，實時更新的民意調查數據，真的讓普通人的政治影響力變大了嗎？

實際上，民調方法的流行，不僅僅讓執政者成為了「凝視」之下的人質，也讓民眾成為了時刻被監控的對象，而執政者可以根據這些數據提供的信息，隨時調整戰略、對不同人口投放專門的政治廣告。在前面提到的里根税改的案例中，里根不僅積極向民眾尋求支持，也積極僱用公關公司，進行大量政治宣傳，甚至專門僱人組織「請願」活動。在這種政治宣傳的渲染之下，「民意」只會形成自我強化的迴路，對民意的關注，同時也給對民意的操縱帶來了空間。

而現代政治中，這種實時調查的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隱形和細緻入微，從電話訪談、問卷等形式，逐漸轉向不需要被訪者專門抽出時間應對的形式。網絡大數據在民意操控中的應用，已經在2016年的 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中顯露無疑。然而，很多學者和業界機構卻似乎沒有意識到其中的風險，基於網絡用戶數據的大數據研究，在美國政治學中依然被逐漸主流化。

更重要的是，調查機構和媒體不僅僅是民意的觀察者，有時更是民意的生產者。調查者通過設計調查，實際上為人們規定好了需要關注哪些問題，以及應該從哪些維度思考這些問題。媒體通過強調這些調查結果，又反覆向觀眾灌輸原本就是被媒體生產出來的問題意識。如果媒體着力強調「民眾對社會治安問題的看法」，社會治安自然就成為了這家媒體受眾的主要關注點，這讓本來並不關注治安的人，也會認為治安是一個首要問題。

於是，調查者設計問題，媒體報導調查結果並重申這些問題，引起觀眾的關注，調查者再去統計這些問題，媒體再進行報導，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的互相反饋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閉合循環。這個循環內部的人們越來越關心主流媒體和政治家設定的議題，而對於循環以外的人們而言，這些問題可能實際上無關緊要。

在現代政治中，當各個媒體和政客頻繁向民眾直接喊話，試圖從各方面塑造他們主體意識時，這種閉合循環之間的彼此隔絕並不少見。

於是我們看到，在特朗普的任期早期，美國媒體熱衷於發布特朗普的執政滿意率數據，這些數據往往在35%左右徘徊，屢屢創下美國歷史新低。然而，肉眼可見地，這些數據既沒有改變特朗普的執政綱領，也並沒有對特朗普的支持者們造成任何影響，在「川粉」陣營之內，「挺川」的聲浪仍然巨大，與特朗普持續走低的數據形成對照。兩個陣營在自己的泡沫裏自說自話，無論對於哪一邊，調查數據都失去了實在的政治意義。

當然，這並不是說，調查者和媒體關注的問題是偽問題。實際上，特朗普走低的支持率的確表現出他執政中出現的巨大問題，以及人們對他的反感程度。但是，在很多人拿着特朗普低下的滿意率歡欣鼓舞的同時，還有另外一部分人卻在「洗腦循環」着特朗普每天的推特廣播。「聚合型民意」的一大要素在於它的問題導向：調查者為了獲得可以進行相加的同質性民意數據，需要提出統一的問題並收集答案。這需要向民眾灌輸一種特定的問題意識。

這個問題意識不一定是虛假的，但一旦它對某一個人群失效，調查者收集的數據也會失去意義。當調查者為「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滿意度」跑斷腿的同時，卻有大量的人從來不認為新冠疫情本身構成一個問題。在現代政治中，當各個媒體和政客頻繁向民眾直接喊話，試圖從各方面塑造他們主體意識時，這種閉合循環之間的彼此隔絕並不少見。

相比於一些更「原始」的表達政治觀點的形式，民調更為結構化，但留給受訪者的表達空間實質上也被壓縮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民意調查是「公眾」的，不如說是「私人」的。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在於，參與民意調查，真的是一種政治參與嗎？「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在什麼程度上是「公眾」的呢？當人們對一件事物的複雜看法被簡化為一個滿意度或者重要度的數字時，受訪者並不需要形成一套完整而連貫的觀點，即使形成了，也無法將這套觀點進行完整的表述。他們所做的，僅僅是選擇調查問卷中一個並不代表自己觀點的、給定好的選項，然後以匿名的方式提交這份問卷。

相比於一些更「原始」的表達政治觀點的形式，無論是在酒吧進行的演說還是街頭暴動，民調更為結構化，但留給受訪者的表達空間實質上也被壓縮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民意調查是「公眾」（public）的，不如說是「私人」（private）的。民調中民意的表達，被壓縮於同質性的問題和數據化的答案之中，實際上並不屬於那個自由主義理想中大家暢所欲言的公共空間。

而與此同時，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具有影響力的、真正「公眾」性的討論，卻往往並不聽從數字的指揮。1964年大選中，民調方法方興未艾，有學者用抽樣調查的方法，研究當時擁有巨大話語權的右翼組織約翰·博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影響力。調查的結果是，在民眾之中，約翰·博奇協會響應者寥寥，即使在當年的共和黨選民中，也只有極少數被調查者表示參與過或者認同這個組織。

這個調查結果令這些抽樣方法的先行者大感失望，因為約翰·博奇協會不僅僅是大量廣為流傳的保守派話語的始作俑者，也是當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競選工作的主要幕後策劃。如果憑藉抽樣調查方法得出的結論是，這一組織在民眾中毫無影響力，顯然不符合事實。在約翰·博奇協會這裏，資本和權力仍然大過民調數據，是政治影響力的直接來源。

與這一事例相呼應的，則是七十年代尼克松時期的反越戰活動。當時的調查者同樣發現，參與反戰活動的人數，在被調查者的總人數中遠遠算不上多數。與約翰·博奇協會不同，這些反戰者沒有財力和權力，他們依靠自己的組織宣傳能力，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但在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尼克松政府炮製出了「沉默的大多數」這一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短語，以標榜自己的執政綱領、包括越戰，都是受到「沉默的大多數」美國人支持的，而反對者只是聒噪的一小撮。

時至今日，用「沉默的大多數」來為自己遭受的反對聲浪做掩護，已經成為政界屢見不鮮的話術。其中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絕大多數社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都必然是少數。從絕對數量上說，他們也的確只是「一小撮」。然而只因為這一人數上的劣勢，就稱其為不得人心，勢必會大大阻礙社會運動的發展，而將社會推向固化和停滯。

什麼樣的民意應該「算數」

因此，最後我們回到了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什麼樣的民意應該「算數」？

如今的大多數人，似乎都認為數字帶有一種天然的價值中立屬性，而忽略了計數過程中的主觀判斷成分。在2017年美國政治學協會的一個頒獎典禮上，布蘭戴斯大學的政治學家 Deborah Stone 提到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將一堆類似事物放在一起計數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質疑過它們其中的每兩個之間，都有着巨大的個體差異？

她舉例說，在《芝麻街》的幼兒識字讀物中，引入一個數字讓孩子認識，往往首先是通過幾個完全相同的圖案（比如「六個杯子」），然後再類推到幾個互不相同的圖案（「六塊曲奇」）。識字讀物的幼兒讀者在這個過程中，才意識到，長相各不相同的六塊曲奇餅乾或者九隻蝙蝠，是可以放進同一個類別裏，被一起統計的。只有先定義什麼「算數」，才能進行計數。統計永遠是以進行定義的強制權力為基礎的，這個過程，絕不是沒有價值判斷的。

這些問題都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集中爆發，並顯得格外刺眼，但它們實際上是「民意」概念固化在調查數據上之後，民主體制長久以來積蓄的問題。

那麼，定義什麼樣的計量方式，才能讓每個人都能在民主之中獲得一席之地？ 「效果型民意」因為其固化權力階序而不可取，但「聚合型民意」實際上卻既具有「效果型民意」的相同問題，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將每個人視為相同性質的數字，並不能挑戰權力階序、促成階序的改變和流動。相反，這種表面上的平均主義還有可能導致觀點的閉合循環，阻礙民眾之間、以及民眾與專業知識階層之間的交流。

這些問題都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集中爆發，並顯得格外刺眼，但它們實際上是「民意」概念固化在調查數據上之後，民主體制長久以來積蓄的問題。在民調方法下，人民或許更加受到重視，但最終，被傾聽的有可能不是人民自己的聲音。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對「民意」的理解，一種既是在概念上，也是在方法上的突破。Deborah Stone 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演講中說：如果你擁有了定義一種計量方法的權力，你就有義務在這種方法裏放大那些平時沒有權力說話的人的聲音，去更多地計量什麼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我覺得，這才應該是我們對民調方法進行反思的落腳點，也是我們接下來應該如何思考「民意」的最重要考量。

參考文獻：

Blumer, Herbert.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opinion poll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 no. 5 (1948): 542-549.

Carpini, Michael X. Delli,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nverse, Philip 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1987): S12-S24.

Herbst, Susan. 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Lowi, Theodore J. The personal president: Power invested, promise unfulfill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Quirk, Paul J., and Joseph Hinchliffe. “The rising hegemony of mass opinion.”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10, no. 1 (1998): 19-50.

Stone, Deborah. “The 2017 James Madison Award Lecture: The Ethics of Count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51, no. 1 (2018): 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