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辉：组建工会的权利，对零工经济从业者来说有多重要？

因为《人物》的一篇深度报道，外卖骑手被异化的劳动过程终于破圈而出，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共情，一方面是因为外卖骑手已经深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他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行业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算法优化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它所耗费的社会代价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毕竟在数字化的“幽灵”和“系统”的笼罩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代价。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送外卖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在逃离了生产流水线上管理人员有形的管束后，进入平台经济的农民工反而被困在无形的算法的监控中。拨开算法的迷雾，外卖骑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愈发个体化的、不断脱离监管的劳动权益问题。

骑手维权的欧洲经验

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优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战, 工人以长期的忠诚雇佣关系换取稳定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新经济的冲击。

这是一个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的新问题，但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优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战，比如在德国，这种极客经济（gig economy）的兴起正在重新定义传统的劳动关系，工人以长期的忠诚雇佣关系换取稳定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新经济的冲击。

由于外卖骑手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而且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和平台之间的力量关系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往往被认为缺少议价能力，难以在骑手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形成共同的身份认知，并组织发起集体行动，这是算法的极限控制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源所在。但是自2016年以来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外卖骑手接连发起抗议行动，这显示出即使在外卖平台的技术阻碍下，骑手的团结与集体行动仍然是可能。

外卖配送平台Deliveroo在伦敦的骑手第一次抗议是在2016年8月份，起因是平台宣布把小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开始有大约150名骑手聚集在Deliveroo总部，要求恢复小时工资，其他骑手得知消息好陆续加入。数百名骑手不但在平台办公室外举行集会，而且退出平台APP，拒接订单。这是Deliveroo工人第一次非正式罢工，前后持续了六天，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下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最终Deliveroo公司同意不单方面实施新的工资体系。

这次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大不列颠独立工人工会的支持，在成功的动员尝试后，这个伦敦草根独立工会开始了一项在快递配送行业组建工会的长期计划。自此，Deliveroo骑手的集体行动逐渐蔓延到英国的其他城市，抗议低工资、订单不足、缺少健康安全保障等问题。目前，在草根工会的支持下，外卖骑手的组织和动员正在全英国持续开展。

意大利图灵的外卖骑手第一次抗议活动是在2016年10月，起因是外卖平台Foodora从9月起对新招募的骑手实施计件工资制度，并在10月将这一制度扩大到所有骑手，这引起了约300名骑手的不满，他们向公司递交了一份抗议信，提出了三项要求：包括提高时薪和停止计件工资，改变合同条款，承认他们的员工身份，以及停止对抗议者的打击报复行为。

为了迫使平台公司让步，骑手们集体“注销”该APP，在市区移动游行，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消费者抵制该平台。这起抗议活动是由工人自发组织的，但是得到了草根工会的支持。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外卖平台Foodora最终同意提高配送费，以及为车辆维修提供补贴。其他实质性的诉求，比如恢复小时工资以及将骑手视为正式的员工都被拒绝了，而且一些积极参加抗议活动的骑手合同没有得到续签。虽然意大利的骑手没有像英国骑手一样开始组建工会，但是一些非正式的自组织抗议和罢工仍然在米兰、博洛尼亚等城市展开。

英国和意大利骑手的第一次集体抗议激励了他们的德国同行，2016年，柏林的骑手们建立了Whatsapp群组分享工作经验，讨论糟糕的工作条件。在地方草根工会FAU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加入“配送工会”（deliverunion）的国际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连接全球的外卖骑手，具体诉求包括为受雇的骑手每小时增加1欧元工资，为自雇的骑手每次配送增加1欧元配送费，以及支付自行车的维修费用、保证最低工资时间和工时的透明化。

这些骑手通过发起公众行动，比如在Deliveroo和Foodora的柏林总部放置损坏的自行车零件，或者骑自行车游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平台公司出于减少负面新闻、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往往会作出部分让步，比如支付修车费用。而地方草根工会FAU通过这些行动不断提升组织工作的效果与影响。

德国官方工会DGB下属的食品和餐饮工会NGG也开始讨论和介入外卖骑手的组织工作。2017年，NGG在科隆发起了一个“接近极限的配送”（delivery close to the limit）运动，旨在通过组织骑手在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设立工人委员会。2018年2月，在突破了Deliveroo公司设置的各种障碍后，第一个工人委员会在科隆通过选举成立；6月，Foodora公司在汉堡的工人委员会也成立了。

由于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没有续签工人委员会成员的合同，NGG采取法律行动，科隆法院于2018年12月判决，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结束工人委员会成员合同的行为是非法的，从而保障了在平台公司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为了扩大组织工会的影响，NGG还发起全国性的“骑手日”倡议，邀请骑手共聚一堂，分享他们的经验，讨论组织的策略和影响。2019年的“骑手日”活动，外卖骑手得以与联邦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部长会面，会后的联合声明呼吁通过调整并执行现有的法律以适应平台经济的需要，来改善这个新兴领域的工作条件。

中国工会的名存实亡

基层工会干部对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工作状态大都“不清楚”，缺乏“阶级感情”，更没有意愿代表骑手去维护权益。

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工会的组织工作以及倡议运动，说明外卖骑手是可以组织起来的，而且自我组织程度高的外卖骑手不仅可以在企业层面促使平台改善工作条件，也可以在国家层面推动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和执行。也就是说，针对外卖骑手工作的困境，工会的角色诉求应当集中在经济和法律方面，而不是技术方面，这为中国工会如何介入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的问题指出方向。

尽管外卖平台出于危机公关、平息舆情的目的而做出回应，但是骑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是消费者多给5分钟或8分钟可以解决的。因为平台经济本质上仍然是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包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它的生存与扩张主要依赖高资本投入与低成本运营，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平台企业不但不会承认与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其相应的雇主责任，更会通过削减单价、制造“赶工游戏”来提高骑手的劳动强度与速度，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劳动条件的恶化，推高社会风险。比如上海公安机关今年已经查处4.3万多起外卖骑手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这些交通事故给行人和骑手自身都带来伤害。

作为原子化的个体，骑手在遭遇平台企业日益精准的算法控制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结，形成有组织的利益团体，才能在与平台企业、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案例中，工会是承担这一角色和功能的载体，但是在中国，外卖骑手加入工会仅在个别城市作出尝试，而且这些由平台外包企业成立的工会大都只有象征意义，能够发挥的角色和功能仍然十分有限，这是由中国工会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

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峰教授认为，中国的工会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工具，国家利用它来实现对产业工人的控制，因此，工会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组织起来的工人，而是来自工会在国家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为了垄断对产业工人的代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相继要求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以维持和扩大会员基础，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沃尔玛组建工会。沃尔玛作为美国反工会运动的代表企业，它在中国一反常态，同意组建工会的压力不是来自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而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中国工会一贯以此与目标企业达成组建工会的交易，而工人实际上是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

同样，中华全国总工会从2018年开始，在工会系统启动卡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八大重点群体的建会入会工作。作为响应，2019年1月9日广州市总工会指导成立了首家外卖行业工会——广州野马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当天有350名骑手入会，成为外卖行业的首批工会会员。但是作为工会会员，外卖骑手能够享受哪些服务？工会如何帮助骑手维权？如何建立工会、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在劳资沟通、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机制？工会如何代表骑手在法律调整、劳动关系规制、社会保障等议题上作出政策建议？这些问题需要工会有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由于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的组织，因此工会只有在与制度允许它们扮演的角色不冲突，而且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能在法律程序内代表工人争取利益。否则，工会不但不会代表工人的利益，甚至会阻止工人自发的维权诉求。这一对中国工会性质、角色和功能的基本判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关系规制中得到充分验证，而在外卖配送行业，各级工会的表现并无明显差异。正是由于工会在权利和利益争议中难以真正代表工人，工人往往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行动。

从2018年1月到现在，中国劳工通讯已经记录到104起外卖骑手发起、参与的游行示威以及罢工抗议，主要诉求是加薪。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今年5月16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外卖骑手公开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从外地带来约100名员工，导致老骑手能抢到的外卖订单大大减少。据骑手提供的资料，以往每天12点到1点的点餐高峰期，每名老骑手能接到17张单左右，但自从外地骑手加入后，高峰期每人接单量急降至5、6单，导致骑手都在街头苦等，严重影响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代理商要求骑手重订劳务合同，当中未见任何有关薪酬的内容，骑手们的工资则由以往每单5元，下降到约4元。

虽然全国总工会承认像快递员、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安全和健康风险较高等问题，但是对于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工会仍然缺乏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中国劳工通讯就外卖骑手的罢工抗议问题对相关工会的访谈记录显示，一方面外卖骑手自发组建和加入工会仍然困难重重，配送企业不愿意，官方工会没动力；另一方面，基层工会干部对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工作状态大都“不清楚”，缺乏“阶级感情”，更没有意愿代表骑手去维护权益。由此可见，在缺少会员授权的民主机制下，中国的各级工会难以承担起帮助骑手“脱困”的使命。

结构性限制下的出路

在结构性的限制条件下，外卖骑手的出路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借助社交媒体在配送平台之外建立自己的社群团结网络，纳入不同区域和平台的骑手，作为线下有形组织的替代，通过讨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有一些有约束力的共识，并在合适的时机发起一定区域内的集体行动，比如在高峰期同时停止接单等方式来表达共同诉求；其二是诉诸消费者的支持，消费者的信任是做出点单选择的必要条件，平台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成本来拉拢消费者，而骑手是最有可能破坏这种信任关系的群体，因此骑手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处境的叙事获取消费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有计划的“弱者的武器”来破坏消费者对平台企业的信任。

在一个劳资环境极度失衡的制度环境下，平台不但通过外包众包模糊的雇佣关系，而且利用算法优化加剧了劳动风险，《人物》的这篇报道揭开了一个黑箱，让公众得以一窥被所谓技术进步掩盖的剥削，其本质还是现实生活中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特别是消费者也参与到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监控之中。

在狂飙突进的数字浪潮下，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与位置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作为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无疑是最大的受困者。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社会危机，重塑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关系是应对阶级的数字极化的根本之道，而骑手的自组织，消费者的社会团结都会是有益的尝试。

（许辉，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关注劳工问题，社会运动，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