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物》的一篇深度报道，外卖骑手被异化的劳动过程终于破圈而出，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共情，一方面是因为外卖骑手已经深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他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行业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算法优化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它所耗费的社会代价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毕竟在数字化的“幽灵”和“系统”的笼罩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代价。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送外卖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在逃离了生产流水线上管理人员有形的管束后，进入平台经济的农民工反而被困在无形的算法的监控中。拨开算法的迷雾，外卖骑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愈发个体化的、不断脱离监管的劳动权益问题。

骑手维权的欧洲经验

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优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战, 工人以长期的忠诚雇佣关系换取稳定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新经济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