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冯嘉诚：红黄衫军之后，奶茶世代如何对抗败坏政治？

过去一个月，关于泰国社会运动的新闻几乎每日都出现在港台社交媒体的版面中，人们对泰国政局发展的关注急升。这与今年四月成立的跨国社运网络“奶茶联盟”自然不无关系，各地网民在“推特战”建立的情感连动，让他们产生强大的同理感觉。此外，泰国社运人士在街头静坐、高举示威标语、发动网络文宣的抗争场景，勾起不少观察者的同理心。毕竟，在过去几年间，以上画面对许多人而言并不陌生。

藉著不少国际媒体的转述报导，大概已经可以捕捉到是次泰国社运的几个关键词：年轻人（youth）、学生（students）、改变（change）、挑战（challenge）、宪法（constitutions）、禁忌（taboo）、王室（monarchy）。

需知泰国刑事法第112条规定，任何人凡是诋毁、侮辱、恐吓国王、王后、王储、以及摄政，都被视为违法行为。而过去案例反映，任何人但凡言论和行为涉及王室——甚至在播放王室颂歌时没有起立——都有机会违反这条“侮辱王室罪”（lese majeste law）。

炎炎夏日，到底是甚么原因触发年青学生走上街头，触碰传统的政治禁忌？驱使社运人士公开要求王室改变，冒险被扣上“侮辱王室罪”的帽子？要透彻理解这场运动的成因及威力，还是必须回归到泰国本土政治结构、社会和历史脉络。

“去政治化”的政坛

不足五年时间，泰国本来最辉煌的两个政坛一下子被拔去獠牙，洗牌的功效非常成功。

泰国是次政治运动的开端，可以追溯至2014年政变后，保守派政党、王室、军队合力进行的政治大改造。2014年军队宣布戒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失去执政能力的看守政府，正式结束了过去十年间，由亲他信势力主导的“红衫军”和亲王室势力主导的“黄衫军”之间，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冲突。

军政府“全国维护和平秩序委员会”执政，吸取了2006年军事政变的教训，认为其后通过的宪法没有成功杜绝他信势力复辟，导致街头出现势均力敌的“红、黄”对峙局面，致使政治机制无法正常运作，甚至让王室的威权受到动摇。

有别过去几次政变，巴育与他背后的保守势力明显有强大决心，重构泰国政治秩序。军政府大幅收紧公民社会的动员能力，禁止任何多于五人的政治集会，严禁任何媒体散布批评政变的消息，拘捕多名“红衫军”的残余势力，又把反对军事政变的学生送到军营接受“态度矫正”，藉著强制拘留异见份子，“劝导”他们切勿挑战政府。除了瓦解群众运动，军政府大举使用“侮辱王室罪”、“电脑罪行法”，收窄公民社会的言论自由，务求让公共空间“去政治化”。

军政府在2016年通过的新宪法，也推进了保守派的政治议程。新宪法削减了旧宪法残余不多的民主成份，让参议院从民选、委任议席各占一半的状况，变成全委任制度，让军队及保守派操控不同渠道，全盘决定250名参议员。其他制度性的改变，包括引入更复杂的选举制度、容许非国会议员出任总理等安排，基本上保证亲他信势力的“为泰党”和“泰爱国党”（在选举前夕被宪法法院解散）无法再度凯旋而归。纵使“为泰党”在2019年大选中以最大党的身份报捷，但距离主导国会尚有很大段路。在新宪法的保护罩下，他信集团的议会路线，目前已划上休止符。

况且，在年轻世代争取民主的路线图上，“为泰党”和他信集团似乎并非他们首要招揽的对象。过去一个月的示威中，即使部份“红衫军”支持者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但主要领袖都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未有公开表达合作意愿。昨日早上，“为泰党”更公开表示不会要求军政府改革参议院的产生办法，反而愿意妥协走一道“务实的”路径，担心强敢逼使政府改革会招来更猛烈的打压。结果，“为泰党”的主和策略引起一场网络骂战，有网民更诘问：“你们的道德勇气在哪里？”。短时间内，“为泰党”及他信集团相信无法重拾改革派的信心。能够在选举中守住固有地盘，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而且，保守势力为了重整声势参与2019年大选，成立了“公民力量党”，吸纳许多“红衫军”和“黄衫军”的前朝元老，让老牌政党“为泰党”和“民主党”迈入人才凋零的困局，亦斩断他信集团在个别地区的“桩脚”。他信内阁的财政部长颂吉（Somkid Jatusripitak）和工业部长素里亚（Suriya Juangroongruangkit）在政变后转投到巴育阵营，便是其中较经典的例子。

一度代表中产、保守声音的民主党，在大选中竟然沦落成第四大党，在曼谷选区中更是全军覆没，让立场相对温和的前总理阿披实（Abhisit Vejjajiva）黯然退任党魁一职，改由更保守的朱林（Jurin Laksanawisit）接棒，加入巴育内阁。不足五年时间，泰国本来最辉煌的两个政坛一下子被拔去獠牙，可见洗牌的功效非常成功。

青年力量的崛起

新社运世代愈来愈习惯透过网络抗争，他们彼此的往来根本不受现实世界阻挠，政府的打压、王室的丑闻反而助燃他们的怒火，甚至激发他们触碰传统的政治禁语。

不过，巴育集团可能未曾想过，伴随新时代来临的，还有新兴的政治反抗势力。年轻富商他纳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素里亚的姪儿）高举打破红黄对立的旗帜，以反对军方专政的口号参选，与一众年轻才俊合组“未来前进党”，成功吸纳许多年青、中产、居于市区的“首投族”选票，在政党比例代表席次突围而出，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倘若执政联盟无法团结，“未来前进党”势可配合“为泰党”左右重要议案的表决结果。

面对“未来前进党”的挑战，保守势力借助司法系统的威力，彻底消灭他纳通和其党羽。选举结束后，他纳通很快便被政府以“煽动叛乱罪”的名义起诉。去年十一月，由保守派把持的宪法法院，以他纳通无法证明自己不再持有家族媒体企业的股份为由，裁定他违反选举法，撤销其议席。今年三月，选委会再度就参选资格问题控诉他纳通，最高刑罚判监十年，二十万泰铢罚款，以及二十年内不得参政。与此同时，“未来前进党”被指收受他纳通的非法贷款，被宪法法院宣判解散。事件触发“未来前进党”内部分裂，有议员决定另组“向前进步党”继承前者理念，也有议员选择倒戈投靠执政联盟。从政权的角度思考，这一连串组合拳不但削弱他纳通的政治本钱，更能够设立红线，阻吓有意从政的年轻世代。

事实上，即使军政府仍在实施戒严期间，泰国国内已有学生组织发起反威权的示威活动，并启迪模仿《饥饿游戏》的“三指”宣誓手势。年青饶舌组合Rap against Dictatorship在戒严期间，够胆在社交媒体发布批评威权政府的歌曲“我的国家有甚么”（Prathet Ku Mee）音乐电影，以1976“法政大学大屠杀”的画面作为背景，一夜间成为网民讨论的话题。讽刺军政府的网络漫画“Kai Maew”、恶搞日本漫画《火影忍者》的二次创作等，都象征著新世代的反抗声音。无论是Line，推特，还是FB，年青世代都已经把暗语、标签（hashtag）和恶搞等抗争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这种连结模式，突破了传统范式的地理界限，增加了跨阶层的流动，为新世代的抗争模式注入生命。（详细可参考旧作）

正因如此，巴育政府对他纳通的打压不但没有窒碍年青支持者，反而更激化他们抗争的决心。去年十二月，他纳通号召支持者参与“快闪示威”，向巴育政府展示反对无理打压“未来前进党”，成功号召几千名群众参与，打破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示威人数纪录。此后几个月，泰国分别出现不同类型的群众抗争，有非传统的“跑步抗独裁”，亦有传统的学生集会、游行抗争，向政府及军队示威。

虽然肺炎疫情为政府提供诱因，以公共卫生之名阻止市民上街示威，但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没有因而平息。尽管泰国很早便控制疫情扩散，但政府在许多相关措施上却显得颇为失策。例如失业赔偿等纾困措施，因为政府无法负荷太多人申请的关系，需要延期拨款；而连续多日没有新增案例下，政府一方面不断延长紧急状态法令，却被发现纵容确诊的埃及籍士兵在社区商场内游走，引来传播病毒的恐慌。

今年六月，流亡到柬埔寨的社运人士万查勒（Wanchalearm Satsaksit）在光天白日下被人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事件引发外界联想到万查勒日前曾经发帖嘲笑巴育，令人怀疑巴育政府在绑架案的角色，甚至案件会否涉及“侮辱王室罪”。况且，声望欠佳的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在全国疲于抗疫之际，被传媒揭发仍然留在德国，激起网民发动hashtag批评。

政府在这星期公开指责FB一个专门讨论王室事务的“皇家市集”（Royal Marketplace）群组，批评当中出现“非法内容”，要求该社交平台封锁帐户，最后只是鼓励更多网民迁移到另一个新群组，继续议论朝政。新社运世代愈来愈习惯透过网络抗争，他们彼此的往来根本不受现实世界阻挠，政府的打压、王室的丑闻反而助燃他们的怒火，甚至激发他们触碰传统的政治禁语。

七月十五日，青年团体“自由青年”发起七月十八日的曼谷纪念碑集会。集会目的本来是声援两名向巴育举牌抗议，却遭到警察随意拘捕的青年。仅仅三日筹备，却能成功动员二千几人出席活动，可见民怨之深已到临界点。

执政阵营的松散

这个成因自然不能解释新世代社运的崛起。但它无疑回应了，为什么靠军事政变起家、著名脾气暴躁的巴育，会忽然愿意忍耐学生上街发表诉求，甚至表现出“纡尊降贵”的姿态。

即使2019年大选为巴育阵营赢得执政权，但执政联盟内部关系并非固若金汤。就算是巴育代表的“公民力量党”，内部分歧也相当严重。保守势力当初为了迎接大选，才决定组织政党大举吸纳前朝残余势力，务求阻止精于选举的他信势力回朝。但政党之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各大势力版图明争暗斗，在选举后仍然不忘招降反对派，在补选中积极攻城掠地，试图强化所属势力在执政联盟的地位。

今年六月，“公民力量党”经历了多次补选后，控制的议席数目提升。党内的主导势力、发动2014年军事政变的元老级人马普拉威（Prawit Wongsuwan）利用纾困措施安排不当、经济衰退的契机，赶走党内的技术官僚派系。属于后者阵营的副总理颂吉、财政部长乌达玛（Uttama Savanayana）等经济小组成员被逼辞任，促使内阁重组，让普拉威可以安插亲信，巩固地盘。有趣的是，这次急速改组内阁的做法，与巴育多次明言无意替换颂吉、不急于改组内阁的说法，有相当大的出入。“公民力量党”内部对内阁新成员名单的态度，亦充斥著不满的声音。

巴育虽然担任首相一职，又是“公民力量党”的支持对象，但他在党内却并没有任何实际职位（注：他在2019年大选中只是“公民力量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他本人并非党员），只能透过施政成效和稳定执政联盟党派之间的利益，才能够守著相位。普拉威与巴育虽然过去情同兄弟，但无论是普拉威过去的贪腐丑闻，或是他维护党内利益版图的意志，似乎成为巴育执政的软肋，后者不能过度依赖。

而且，新泰王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登基后，不但透过修改宪法和《王室资产法》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而且他从军队总司令阿皮拉特（Apirat Kongsompong）及潜在继任人纳隆潘（Narongphan Jitkaewthae）享有绝对忠诚。鉴于巴育及普拉威所属的军队派系（“东边虎”集团）实力目前远低于主流集团的“国王卫队”派系，意味巴育在未来几年还要同时受制于国王及军队背弃的恶梦。

这个成因自然不能解释新世代社运的崛起。但它无疑回应了，为什么靠军事政变起家、著名脾气暴躁的巴育，会忽然愿意忍耐学生上街发表诉求，甚至表现出“纡尊降贵”的姿态，承诺举办对话论坛，聆听学生诉求起来。过往保王团体面对王室地位遭到逃战，都倾向号召“反动”群众，以群众斗群众的手法血洒街头。“反动”的保王群组如今只有几百人，目前尚未空群出动，表示大规模镇压的路线未被拍板采纳。毕竟，过度强硬的镇压模式，只会令经济复苏前景雪上加霜。到时候，连本来归顺“公民力量党”的保守中产，亦会随时离他而去。

一场维护“自主”的抗争

社运自七月发展至今，已经延伸出不同路径。较温和的示威者倾向支持团结不同声音，寻求改革宪法产生的新体制。但相对基进的示威者希望从根本地改变君主在政制的角色。

最后，泰国年青社运团体成功动员千人在国内不同地方“开花”，甚至在八月十五日发动两万多人参与曼谷民主纪念碑集会，社运组织的论述及连结，非常重要。

整场社会运动所强调的中心思想，其实是“自主”。这类所谓的“自主”，包括免受政权威吓的个人自由，选出心意议会代表的政治自由，但也表达了更广泛的身体自主、经济自主，甚至是年青一代从老一辈中夺回的，涉及生活日常的话语权。

因此，观乎曼谷举行的多场集会，参与者远远不止那些拼命抵抗校方执行老土过时发形规范的“学生”，还有近日正努力追求法律地位与异性恋者同等地位的 LGBTQ 群组，追求男女平权、互相尊重的女权主义群组，更有来自东北地区、争取保护本地农业产业的“红衫军”粉丝。这些“自主”，与示威者高呼“三大诉求”的政治改革（包括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修改宪法废除参议院委任制度、停止滋扰异见人士）看似不同，但背后的议程依然是互紧扣，都是要从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威权手上，重新掌握自主权。

正因如此，每当巴育政府尝试透过校方压力，阻止学生在校内进行政治集会，或批评学生在校内播放国歌时举起“三指礼”抗议，反而加强学生反感，重新提醒他们威权体制无处不在。这股逆权思潮，与年青人近来嘲讽大学 SOTUS 文化（即Seniority年长、Order秩序、Tradition传统、Unity团结、Spirit精神）不谋而合，更能触动反抗情绪。

不过，社运前景其实不无隐忧。社运自七月发展至今，已经延伸出不同路径。较温和的示威者倾向支持团结不同声音，寻求改革宪法产生的新体制。但相对基进的示威者希望从根本地改变君主在政制的角色，确保泰王遵从国家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不再干预朝政，默许日后的军事政变。

目前朝野主流意愿，似乎较为接受温和路线，担心触碰君主制会招惹民意反弹，反而引来军方更合理打压。所以，在八月十五日的二万人集会中，学生领䄂基本不再高调提起改革君主制的诉求。由于泰国目前的社运仍以个别社运人物作为精神领袖，让社会运动得以保持活力。如果领袖之间能够共识，在路线分歧上作出修补，那自然有助维系社运团结。然而，随著警察认定几名学生和人权律师的领导身份，加快针对这些“滋事分子”，高调监察网络言论。各种手段会否催化基进路线主导社运路径，甚或是主动割席，则有待九月下一波示威之后再观察了。

政权方面同样出现路线分歧。如上所言，巴育希望稳定国内经济，保持其执政合法性，部份内阁成员亦看似乐于与社运代表洽谈，寻求共识。但军队领袖阿皮拉特显然更缺耐性，多次批评年青人受到假新闻荼毒，质疑“不爱国”病症对国家的威胁犹胜新冠肺炎。加上基进示威者明目张胆冒犯王室，军队保王派势力肯定蠢蠢欲动。新一回合的政治角力，才刚刚揭开序幕。

（冯嘉诚，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