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国务卿到FBI局长，四篇演讲如何定义美国未来对华政策？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纪念图书馆外，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 。这是一个月来，美国重要官员一系列对中强硬的演说的第四篇。此前，6月26日，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发表《中共的理想与全球野心》 ；7月7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发表《中国政府和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7月16日，还有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在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的演讲（没有正式标题） 。

这四篇演讲（“美四篇”）一气呵成，首尾呼应，必定是精心计划打出的连环拳。奥布莱恩的演讲着重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本性”和“要取代美国的全球野心”；雷和巴尔的演讲着重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本土威胁。作为结局篇的蓬佩奥演讲把这一系列演说带入高潮和总结。蓬佩奥选择尼克松纪念图书馆作为演讲地点，极富象征意义：尼克松本来是令美中关系融冰的总统。演讲题目也带有不容质疑的“冷战”色彩，“共产中国”让人联想当年的共产苏联与西方自由世界长达几十年的对抗。

蓬佩奥在演讲中声称，尼克松总统访华所开启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被过去的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行不通，“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梦想的中国世纪，与中国盲目交往的旧范式已失败，我们决不能继续，也不能重复。”

蓬佩奥用科幻小说中的“怪物弗兰肯斯坦”形容中国，引用奥布莱恩的演讲称“中共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他强调，美国对华战略目的依然是“引发改变”，这需要更具创造性和更为果断的手段，需要联合中国人民和自由世界的各国，共同“引发中共改变”。

比起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对中共“火力全开”的演讲 ，《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延续了“中共不能代表中国”的理论，但基调更灰暗。当时彭斯的演讲还在强调“人见眼前，天见久远”，希望“北京（中共）很快会以行动而不是言词作为回应，重新尊重美国”。蓬佩奥演讲已不再预期北京（中共）自动做出真正改变，只能和中共迎头相撞，从而“引发中共改变”。

蓬佩奥指责，中共特使杨洁篪在夏威夷的会面中，继续以老一套的空洞承诺敷衍美国。他认为：“真正改变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方法，不是根据中国领导人说什么而行事，而是根据他们如何做而行事”。他更强调：“里根总统说，他是在‘信任但要核实’的基础上与苏联打交道的。对于中共，我们必须不信任，而且要核查。”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即便对一个陌生人，也首先预设对方说真话，可被信任。如果对这个人的预设立场从“信任”变成“不信任”，这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根本转变。

这篇演讲不禁让人联想起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它历史性地定义了新美中关系，标志着美中战略关系进入从“竞争”升级到“对抗”，还是“全面对抗”。

强化“中国威胁论”

“美四篇”涉及的内容太多，难以在一文中详细分析。但与美国此前的对中演说相比，“美四篇”突出的重要性在于：以往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大都集中在中国内部事务（比如新疆西藏）、地缘政治（南海钓鱼岛台湾）、或最多止于对美国经济损害；而“美四篇”的重点却放在中国对美国经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威胁。蓬佩奥说：“最终，中国共产党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摆布”。

这样，“美四篇”把“中国威胁论”从传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大国争霸叙事”，转移到“美国被中国逼到墙角”的叙事，上升到关系“美国生死存亡”乃至“自由世界的未来”的高度。

无论中国人权恶劣与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怎样，还是远东地缘政治，说实在和普通美国人的关系都不大。美国之所以关心这些议题，无非是打造自由灯塔的理想主义和维持全球霸主的现实主义的产物。不少美国人关心这些，但绝大部分美国人不可能把它们放在重要的位置。

至于美中经济交往，尽管巨额贸易逆差和制造业转移伤害了美国经济，但也不能无视它对美国经济贡献的一面，也不可否认有很多美国人从中得益。整体而言，对美国经济只是“有利有弊”，或者最多是“弊大于利”，很难有统一的认识。更何况，这种经济上的损害已在贸易战中处理过了，美中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让经济方面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中国对美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涉及美国根本制度，关系到美国人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但这方面在美国却很少被注意到和充分论述。其实，“锐实力”（sharp power）这个词还是美国学者提出的。 可是，中国首先把“锐实力”应用在其他相对弱小的西方国家：2017年澳大利亚总理喊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澳大利亚出版《无声入侵》（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2019年，加拿大出版《大熊猫的利爪》（Claws of the Panda: Beijing’s Campaign of Influence and Intimidation in Canada）。与此同时，普通美国人对此没有什么感受，在美国也似乎缺乏系统性地讨论中国如何威胁美国内部政治体制的专著，比如强调中国威胁论的《百年马拉松》和《中美必将一战？》等著作还是注重大国争霸的一面。

在这方面，“美四篇”填补了美国社会在对美中关系认识上的空位。它们虽无法像专著一样事无巨细地罗列“证据”，但其高规格引起的传播量更能引起社会关注。如果说，在中国人权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战略进攻”；那么如何抵御中国“锐实力”渗透美国，如何守卫美国制度和保护自由的生活方式，就是“战略防御”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四篇”大大深化了美国政坛对“中国威胁”的论述。

中国的“六宗罪”？

从“美四篇”中大致可提炼出六个方面，涉及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通过经济手段等方法，威胁美国本土的基本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第一，窃取美国的科技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大量的科技人员到美国留学或研究，这是正常学术和教育交流。一些留学人士学成归国，在中国研究和创业也分属正常。但也有人利用美国科研机构的监管不严，在正常交流外，隐瞒自己和中国的联系，违反法律规定，把属于美国的科研成果秘密地转手卖给中国以图私利。这类科技盗窃行为急速提升中国的科技实力，却大大损害美国利益。

中国搞“千人计划”，招揽海外中国人为中国服务，多半是科研机构的教授级别的高端人才。他们通常“吃两家茶饭”，同时拿着美国提供的科研经费和中国给予的个人津贴，把美国的科研技术和在美国作出的科研成果转移到中国。更有甚者，一些美国本土科学家也抵受不了金钱攻势，比如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就被控 非法收取中国利益。

第二，利用经济利益令美国公司就范，“让中国嬴两次”。

巴尔演讲中着重讨论了中国如何利用经济优势“绑架”美国企业，包括利用低成本把美国生产转移到中国。这令美国战略产业也受制于中国，其后果在这次疫情中暴露无遗：美国连口罩也仰中国鼻息。同时，转移生产到中国也让中国企业能在关键产业上后来居上，再用“白菜价”打垮外国企业。正如中国网民津津乐道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自豪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不少美国企业尝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恶果。巴尔认为“中国统治者的终极企图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它是抢掠美国。”，他还引用了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话，“在中国，双赢意味着中国嬴两次”。

第三，中国利用市场规模，令美国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而放弃在美国坚持的基本原则、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还通过金钱利益左右美国的言论自由。

巴尔演讲中提及好莱坞的创作自由被严重损害。为影片能在中国上画，各影视公司都纷纷对影片进行自我审查。如果这类自我设限的审查，仅限于准备在中国上映的电影，或许还可接受。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便电影公司计划拍摄某部并不计划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只要它涉及中国不喜欢的话题，中国照样会用“吃饭砸锅”的理论，封杀这家公司在中国上画的其他影片。这种做法等同于把言论控制之手伸长到美国国内。

“吃饭砸锅”的理论不能完全说没有道理。在西方国家，不满意某个艺人的某种行为而自发抵制也并非没有先例。但在中国，“吃饭砸锅”不能视为民间自发的抵制行为，它背后有官方推动，官方也刻意培养这种文化，以致一些行动看上去是“自发的”。中国版的“吃饭砸锅”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极大地扩大化，超出了合理界限。有谁可以想像，一个球队经理以私人身份在推特上转发了“支持香港”一句口号，就导致整个美国篮球产业差点被中国封杀？

影响美国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还体现在学术机构上。前不久宣布改名的“孔子学院”就曾是其中的得力工具。中国以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为名，在美国与各大学联办孔子学院，提供大量资金，让大学开始依赖中国资源。孔子学院不但自己推广中国的意识形态，还以撤销资助为手段，试图影响大学的学术自由。美国近年来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多间大学终止和解除与孔子学院的合约。现在孔子学院改了个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但换了马甲还是那个人。

第四，“恶意的外交影响”（Malign Foreign Influence），即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和隐蔽的方式，影响美国选举。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各国都试图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根据美国法律，游说和政治捐款不但是合法的，公开的，还是正常的政治生态，故美国发展出一套合法影响政策的规则。川普当选后，一些国家“走偏门”打擦边球，如在川普名下的酒店举办活动取悦川普，就受到媒体的质疑。

雷在演讲中指控中国发明的新玩法，即“惩罚性政治”和收买中间人。他举例论述，如果一个国会议员做什么中国政府不高兴的事（如计划访问台湾），中国就会惩罚他所在选区的企业，尽管该企业可能根本没有政治立场。只要这个企业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中国就有手段驱使这个无辜波及的企业按照中国意志行事，向这个议员施加压力，影响议员的选举。

雷还继续说，如果“惩罚性政治”不奏效，那么中国还会通过秘密方法收买中间人，为中国当说客。通常这些说客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他可能只是议员助理或帮助议员拟定政策的人。只要这些身边人不断“提醒”议员一些政策可能导致中国不满，那么就有机会改变议员的立场。

雷的说法并非没有实例。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中国发动大规模针对共和党的攻势，“精准打击”农业州选区。中国在美国的媒体打出针对性的宣传广告，中国也拒绝购买当地农产品，以这些方式去影响当地民意，打击共和党候选人 。

第五，通过“大外宣”招揽美国的媒体人、学者和意见领袖。

2009年开始，中国推行大外宣政策，争取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一开始重点是收购海外中文媒体，成立大批新的中文媒体，以便打散海外的“独派”、法轮功和民运人士的势力，红色中文媒体一统江山。中国势力还渗入到西方媒体的中文版，不少美国媒体的中文版（包括美国之音中文版）都曾被质疑被亲中人士把控。

2012年后，大外宣升级，开始进攻外文媒体市场。中国媒体远征海外（出海），建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媒体和外交人员纷纷在推特等阵营设立账号，直接宣传中国政治主张。同时也诞生一系列看上去是外国媒体，实际上是中共在背后操盘的媒体，成为中国在海外发声的阵地。中国也让不少外国专家学者和智库成员在中国学术机构挂职。这些挂职的外国学者大都是中共代言人。他们在媒体和推特等的文章都被中国引用，代表“外国公正人士的声音” 。此外，还有更高级的为中国说话的美国人，以及为中国游说的大企业高管，他们是否与中国有金钱关系难以分辨。

第六，司法管辖扩张到美国领土

雷讨论到中国的“猎狐行动”。根据他的说法，猎狐行动并非限于中国宣传中的“抓贪官”，而是针对任何被中国政府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海外中国人，包括在美国境内的美国华裔公民和绿卡持有人。如果找不到该对象，中国政府会派中间人向该对象的美国家庭传话，威胁对象要不返回中国，要不自杀。如果拒绝，则会用对象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为要挟。

在中共思维中，只要你曾经是中国人，就一直“首先是中国人”，永远要受中共管辖。如果曾是党员，那么更糟糕，中共理直气壮地“执行家法”。即便在美国领土上也不例外。

中共对海外中国人的长臂管辖权侵犯了美国的法治原则。最近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 扩充了香港的域外法权，法律上固化了长臂管辖，从它从暗中变为公开。港版国安法第37条规定，香港永久居民（即便有外国国籍）在海外触犯港版国安法，可被国安法管辖，即港人在美国“宣扬港独、台独、藏独”等，都会被香港通缉。

第38条中的域外法权更史无前例地规定，非香港永久居民（比如非香港居民的美国人）在海外“宣扬港独”，也会触犯港版国安法，可被香港通缉。之所以说“史无前例”，是因为即便在大陆版国安法和澳门版国安法中，都没有规定“外国人在外国”的“犯罪”情况能适用中国法律。美国对港版国安法的强烈反应，英加澳纽等国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其原因均在此。

难以回头的中美关系

“美四篇”对中国的指控是否属实见仁见智。比如，有人质疑蓬佩奥曲解了尼克松的政治，认为蓬佩奥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中国。 中国《环球时报》则指责美国“态度恶毒，注水严重” ，颇有淡化其影响的意味。但可以肯定，“美四篇”并非说空话。以上讨论的“中国对美国本土威胁”方面，美国已在采取行动，那就是新开启的签证和领馆战。

在过去一个多星期，美中打响了世界震惊的签证和领馆战。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川普威胁，美国还有继续关闭其他中国领事馆的选项。美国在24日逮捕四名中国有军方背景学者，指控他们在获取签证时隐瞒了自己和中国军方的联系，准备控告他们“签证欺诈”。美国还传出风声，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入境。一旦如此，将有超过两到三亿人受影响。

这一系列事件令世界瞠目结舌。其实，收窄签证乃至撤销领馆，这条新的战线正是在美中对抗思维下，通过“脱钩化”以实现“战略防御”的关键步骤，这些都写在“美四篇”的剧本中。

美国要“战略防御”并不容易。以上提到的六点威胁都和美中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密切交往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和西方“挂钩”有几个层面，包括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但同样重要的是人员交流的挂钩：中外人民可互相旅游、留学、工作和移民。在某种意义上，能到外国旅游，让原先处于封闭环境的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体验西方生活方式，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科技和经济模式，这比开放贸易关系和吸引外资更促进中国改革开放。扩大签证便利（把旅游签证放宽到十年有效）更是奥巴马时代构建“中美国”的重要环节。

这样截止到2015年，美国的中国裔已高达500万人口 ，高居亚裔第一位。他们必然进入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蓬佩奥所言：“我们向中国公民敞开胸怀，结果却发现中国共产党趁机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中国派宣传人员进入我们的各种记者会、我们的各类研究中心、我们各地的高中、我们的各类学院，甚至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会议。”

开放社会是美国的基本制度。若从揣摩恶意的角度思考，只要中国人进入美国社会就可能利用美国的开放制度。如果要“填补漏洞”，除了加紧执法之外，“减少中国人进入美国”，在人员交流领域“脱钩化”是另一种方法。签证和领馆战正旨在推行这种脱钩化。

由此可见，写在“美四篇”上的其他事项也不会是空话。它实际上指导了川普政府在接下来几个月的动作。这样看来，在蓬佩奥演讲中的南海问题，会成为接下来几个月的高危议题。如果川普能连任，它还将指导接下来四年的动作。即便川普落败，川普政府设下的对中共如此强硬的基调，以及与中共为敌的框架，也会被民主党内的强硬派笑纳，不要忘记最近几个涉及中国的法案都在国会全票通过。即便拜登等民主党温和派有心扭转，也不一定能轻易成事。美中关系已过了“不可回头的点”，再也难以回到从前。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