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柏谦：抄袭事件与台湾高等教育的“市场法则”

国民党所提名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现任高雄市议员李眉蓁，因就读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在职专班期间，所缴交之硕士论文遭揭露严重抄袭而引发轩然大波。

事实上，稍微熟悉台湾高等教育体系的人都很清楚，大专院校内特别规划或创设给在职人员进修的硕博士专班，早已经在各大公私立大学内蔚为风潮多年。在李眉臻论文抄袭遭揭露后，许多媒体也陆续披露了存在于不同学校内，不同“硕专班”内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毕业论文，从内容到口试委员身分等各面向所出现的种种“怪现象”。

这些都足以显见，李眉臻论文抄袭事件，仅是凸显出台湾高等教育体系内许多学校的在职硕专班多年来一直存在、却心照不宣的某种公开秘密。

当然，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甚至对所有学校内的所有在职专班学生都贴上标签，正如近日许多大专院校老师也都指出，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专班中，发现许许多多努力而认真的在职生身影，这点应该不会有人否认。然而，重点是，如果我们要追本溯源地探究，为何台湾大专院校内的硕博士在职专班，会出现这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恐怕还是需要回到台湾整体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其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来实际讨论。

“教育商品”的贩售

鼓励职场上的在职人士，利用在职期间持续进修，当然不能说是坏事。但坦白说，熟悉台湾高等教育环境的朋友都深知，大专院校内所开设琳琅满目的“硕专班”课程，背后极为关键的出发点与考量之一，即是尽可能地“扩大生源（学生来源）”。

简单来说，当台湾高等教育的经营越来越被视为是“教育商品”的贩售，当高等教育环境从主管机关到各公私立学校经营管理阶层，上上下下的思维所服膺的越来越局限于“市场法则”；更严重的是，当少子化的趋势开始冲击到台湾整体高等教育体系应届毕业入学学生的绝对人数时，绝大多数的“在职专班”（尤其对于私立大专院校而言更是如此），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其实就是多收学生、多赚取学杂费与学分费。

对于排名前段的国立大学而言，或许不需要如私校一般，将争取“生源”的绩效，视为决定学校财务平衡与否的关键因素。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与私校类似的思维，同样于国立大专院校内日益盛行，越来越多国立大学校内相关规范中，让透过开设专班所多赚进来的学杂费或学分费收入，允许成为开设专班的系所得自行分配与使用的自筹款项，让扩大招收在职专生学生，成为国立大学“多卖多赚”的好生意。

当我们回到基本面，台湾高等教育由于长久以来缺乏足够的公共资源投入，一来，仅能选择就读私立大专院校的学生，占了近七成的绝对多数。而各私立大专院校，从学生身上所收取的学杂费，更成了多数私校最主要、也是最核心（最高可至七成以上）的收入来源。

对台湾多数的私立大专院校而言，经营学校的收支结构极其单纯：从学生身上收取七成左右的学杂费，自政府机关获取一至两成的奖补助款，其余的，才是寥寥有限的募款或产学合作等收入。然后，支出面上，把收到的钱，拿来以尽一切可能压低成本的方式，给付专任/兼任教师薪资与学校各项营运成本。换句话说，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生人数是否“充足”几乎扮演了多数学校是否得以存续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以教育部所公布的各大专院校“108学年度硕士在职专班招生名额核定表”作为基准，台湾各大专院校内一整年单单“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名额，大约是一万六千人。其中，各国立大学一年所开的硕专班招收名额总计大约是9,700名，而私立大学的部分，大约则是6,500名左右。

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私立大专院校每一年招收6,500名硕专生，倘若假设每名硕专生都在两年内即可毕业，那么，平均每年私立大专院校内的硕专学生应该也会超过13,000人。以一学年最低约十万元学杂费（或学分费）计算，一年大约就是超过13亿元的“市场规模”。

如果连国立大学一起计算进来，台湾高等教育内硕专班一整年的“市场规模”，应该超过23亿元。学校在“商品化”与“市场化”考量下来抢夺“生源”，既要出奇制胜、招揽在职生选择专班就读、掏钱支付学费，又要确保付出高等教育商品购买成本的在职生，能够顺利毕业取得文凭。那么出现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似乎也就不难以想像了。

“境外生”的生意

其实，类似的情形，同样也发生在台湾高等教育体系内对招收“国际学生”的思维逻辑上。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台湾公私立大专院校内的“境外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港澳等地）人数，自2010年的四万五千人左右，一路成长到去年，全台湾高教体系内的“境外生”人数，已经超过十三万人。

与“在职专班”学生一样，过去十年间，境外生/国际生同样成了台湾各大专院校在少子化趋势中“扩大生源”另一项重要管道。正常情况下，鼓励台湾的大专院校扩大招收国际学生，应该是著眼于扩展台湾高等教育体系内学生来源多元性与丰富性，更可以成为推动国际文教交流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台湾高等教育先天体质不良、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所谓的扩大招收国际生/境外生，对多数学校而言，实务上的重点，根本不在“国际交流”。

也是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过去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与学生团体曾经揭露、批评过的现象：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教育部的政策“配合”下，竟然同意当大专院校所招收的国际生/境外生人数尚未达到全校学生人数10%之前，学校可以在计算生师比时，将国际生/境外生排除，不必视为“学生”。换句话说，学校可以一边招收国际生/境外生，另一边却无须积极为招收进来的国际生/境外生增加相对应的教学人力。这也直接造成对于许多大专院校而言，使劲招收国际生/境外生所图的，仅仅就是收取学杂费收入以维持营运所需学生人数罢了。

在如此不健康的动机下，我们也才会在这几年间，屡屡看见部分大专院校甚至委托“仲介公司”，透过不实的招生信息招进国际生，宣称“只要付机票，就可到台湾免费读大学，又可打工赚钱”，进而衍生出来自斯里兰卡或印尼等地的学生，进到台湾后才发现，竟然沦为工厂内的“黑工”。如此荒唐更严重损及台湾国际形象的现象，与李眉臻事件一样，反映出了台湾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正本清源来看，如果我们不要求国家投入足够的公共资源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如果我们继续放任“市场化”与“商品化”的逻辑主导、控制高教体系内的一切决策与目标制定，那么仅从最末端去讨论如何对硕专班学生的论文品质进行把关，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罢了。

（陈柏谦，工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