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国摊牌：中美关系为何走到如今地步？

中美之间真的要走向“摊牌”与冲突了吗？《大国摊牌》（Superpower Showdown）是2020年6月初最新上架的书，甫出版便获得中美智库各界的热烈讨论。这本书是来自两位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Bob Davis常驻白宫采访、而魏玲灵（Lingling Wei）则是长期在北京采访，三月时因为中国报复美国对中国官媒的新措施（要求登记成外国使团，以及限缩记者采访签证发放）而驱逐多名美国记者，正包括魏玲灵在内。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谈的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书中的内容结构，琢磨于回顾中美如何从2000年美国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量增加四倍以上，然后到了2016年之后开始逐渐经济脱钩，走进了许多人认为的新冷战情势。两位资深记者的通力合作，让这本书的价值远大于一般的新闻报导，因为同时有驻美跟驻中的记者提供采访素材，所以在整本书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与中国双方的官员是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对方、然后又是怎么误判对方、最后导致两大强权反目成仇。而本书对于事实的检查也十分审慎，整本书四百多页，书后面附上的各国资料来源也有四百多个，十分适合学界或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观察家作为工具书。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在于针对文中的主要角色，包括习近平与川普，到谈判过程两造的主要策士们，在出场时都会先有一小段针对这个人物的小传记。这些传记透过家庭历史、个人小故事等资料把每一个人所坚信的意识形态与偏好给形塑出来。因此在后续故事展开时，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参与者会基于不同的信念而与其他角色合作亦或是冲突，以及为何基于偏好做了这些选择。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从两位记者自身的背景开始写起，最末段也从两位记者在中美贸易战签署协议的当下状态而结束，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写法。其中，魏玲灵的背景特殊，外公曾经跟毛泽东一起长征并负责照顾毛的健康，魏玲灵也在中国出生长大，可说是根正苗红的第三代。但她为了报导与自由，选择到美国念书，取得公民权并进入华尔街日报工作。在长驻中国报导多年后，被中国给驱逐出境；而她也在家人的鼓励下，选择了与家人分离之路，继续记者志业。她的经历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恶化。其中，中共政权的本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另一位作者Davis的经历则是来自家族事业：父亲的皮革工厂。这类的制造业就是在全球化（尤其是对中国开放贸易）之后，成为了自由贸易下的大输家。这类型的贸易赢家与输家所带来的浪潮，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关系转变的三条轴线

本书用大量的访谈资料来补充中美关系从柯林顿以降的各种转变，阐述了中美关系背后的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等结构性的因素。固然领导者的风格和意念会影响双边关系的转变，但其实背后的动力是整个全球化、贸易、产业发展、国际关系等因素，这些才是解释变化的要因。

中美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综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的论述，可以整理出三大轴线。

第一，是美国企业的立场。本书第一章开场就是华尔街CEO们对时任国安顾问的波顿（John Bolton）提出的各种疑虑。这些商业巨头在美国的对中国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大力地游说对中国开放的政策，现在也是最担心中美冲突的人们。

本书前半部分，回顾了柯林顿政府与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团队打交道，最后让中国加入WTO的过程。在1989天安门事件之后，柯林顿在大选时本来也强调要审视中国人权、要保护美国企业等，但当选后就变调了。

面对即将大举开放的中国市场，美国企业们强烈希望可以前往中国投资，晚一步就会被日欧给取得先机（补充：根据孔诰峰教授的研究，中国仔细选择了可以帮忙游说的美国企业，并给予从来不会实现的承诺，吸引美国企业帮忙游说）。中国花了至少一亿美元游说美国让中国加入WTO，最后也的确有用。柯林顿政府甚至连年度人权检查都放弃了，最后顺利通过了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及让中国加入WTO（当时民主党反对的人比共和党还要多很多。关于这部分的讨论与过程，在本书第五章）。另一方面，朱镕基为了开放市场，面对庞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反对声浪，也正好透过美国的压力与诱因，来成功压下国企反对派，让中国的市场的确多开放与自由了一些，促进中美经济合作与转型。

西方国家认为让中国加入，他们会遵守规则、走向开放、保护产权。柯林顿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控制庞大的网路世界，网路会让人们走向开放，可以获取不同的信息，中共没法做到闭关自守。在当时，即使是鹰派的、保守派的、现实主义派的学者们或智库，都认为中国必定会走向民主化，因为这个浪潮是挡也挡不住。多年后他们才一一承认自己错了。

作者们指出，对于中国政策立场的动摇，大约是从2009年之后开始的。最先的质疑是来自于那些自由贸易之下的惨烈输家，特别是像家具制造业这类型的产业。作者们也从商界、学界、政界、以及各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大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这么慢。简单来说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太天真，商业利益庞大，以及资料数据取得困难。

商界大概从2015年开始转变态度。当习近平在2012年后逐渐大权在握，并让权力更为集中时，不只民主化的时程显得更为遥远，习近平喊出的中国制造2025，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就是要把他们榨干之后赶走的概念。加上在这段期间内，中国针对美国企业的巧取豪夺、对智财权的侵犯始终不断，让美国企业开始质疑双方经济整合是否已带来无法承受的经营成本，也开始怀疑到底中国有没有可能真正达成经济自由化。

很显然地，即使中国加入了WTO，自由主义的多边制度也没有办法让中国走向制度化的改革。因此，当川普打祭了贸易战时，虽然还是有不少企业试图游说川普的执政团队延后或取消关税，但至少多数企业都开始意识到可能要离开中国、或同意必须有人对中国长期以来的积弊进行根本性的态度转变，不再像以往那样子有一大堆企业一窝蜂的帮中国游说了。这些美国企业已受不了无止尽的必输法律战，还有总是“被自愿”将技术转移给中国（详见第十四章）。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在这段时间发现中国原先给予的一些承诺并没有真正落实，而这无法落实的部分，已经不是单纯的人脉问题，而是根本的制度问题。因此只有制度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个轴线是川普本人（主要内容在第八章）。川普的崛起，就是源自于那些中美经贸合作后长期被忽视的美国劳工。跨国大企业为了利益极大化，自然会搬到劳工成本较低的中国（劳工成本一开始只有美国的5%！）。但那些美国劳工怎么办？第七章当中有提到一个数字，在1990-2011年间，有240万个工作因为与中国的贸易而消失，大部份是最底层的工人。川普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崛起的。

川普出生富裕，房地产起家，他的人物设定就是个“商人”。川普过去就很反对自由贸易，认为工作会因此外流。他常透过设定贸易敌人的方式来获得支持，例如在1980年代时，就常常说日本是贸易上的敌人，但也因此从日本投资客手上大赚一笔。后来日本经济泡沫化后，川普逐渐把目标转向中国。川普始终希望表现出一个“谈判专家”与“强人”的形象，这对他的决策模式影响甚钜。

本书一开始提到，川普希望透过一个又一个的谈判，来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厉害，这也与一开始的川蔡通话、发推说什么都可以谈有关。既然什么都可以谈，那过去美国很少用的关税当然也可以拿来当作武器、那些美国签过的约当然可以再签一次或退出，这些都只是“手段”罢了。也当然，当中国居然用关税报复、当报纸居然在嘲笑川普时说他在谈判桌上对中国太软弱时，川普往往会不顾阻止立刻得更用力的打回去。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川普非常注重立即的效果与掌声。每次新关税或新政策出笼，当天或隔天股票如何反应，会直接影响到他认为该政策的成败。因此当前几次加关税后美股大涨，川普自然认为他的举动获得民众与企业的力挺。

两位作者透过他们自身的观察认为，川普本来虽然要求与中国谈判，但一开始的方向真的只有双方贸易逆差的问题（其实，大多数学者们并不认为贸易逆差一定是坏事），至于资料泄密、南海议题、韩国议题、香港议题本身都只是筹码而已，重点是能不能快速谈出一个让他很风光的合约。

但一开始川普的谈判团队，就分成有合约就好、不一定要关税制裁的财政部长梅努钦派（Mnuchin），包括主要谈判代表Wilbur Ross在内；以及认为中国不可信、要对中国惩罚并持续检视的强硬派，可以2017上任的贸易代表莱特海泽（Lighthizer）为代表。起初主要是Mnuchin派系占上风，把中美问题单纯当作贸易逆差来处理，因此多请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来解决问题就好，中方负责谈判的副总理刘鹤也乐得开一系列的购买清单。但随着时间进展，包括中国数次推迟或毁约、给的清单数额膨风、中国的报复制裁，都让川普与其团队越来越觉得中国口头承诺不可靠，必须实际观察中国的作为。因此，强调关税制裁而且不能随便拿掉的Lighthizer最终胜出主导谈判。Lighthizer第一次在中国人面前的出场，是在川普访中的时候，那个场面相当精彩，尤其描写他如何在中国高阶领导人面前数落中国窃取智慧产权的问题，原本普遍被认为是很温和的谈判代表Ross竟然坐在会场外，让以为川普是来交朋友的中共高层一片错愕（第十章，内容关于2017年中美两国如何渐行渐远）。

对于Lighthizer等人来说，中美之间并不只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核心在于贸易的自由开放、智慧财产权掠夺、以及国安议题。而这些议题，都需要中国进行制度面的改革才有办法处理——假如连法院都“姓党”，那问题永远处理不了。在Lighthizer等人不断地说服之下，川普本人才说出了华为是国家安全威胁、并支持关税不可弃的立场。

第三条轴线是中国自己的改变。这必须从习近平本人开始说起，他是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基于过去在各省市执政的经验，习近平相信共产党带领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经营将会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习近平上任后，开始加大对于国家企业的补贴、在更多私营企业内设党部来加强控制（这完全和大家所期待的自由市场贸易等原则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加强各种思想与意识型态的强化，破坏了本来集体领导的派系平衡改为一人集权无限连任，这些都与美国政界、学界、商界的期待相左，让这些人渐渐不再相信经济成长可以带动中国民主化。

同时，习近平更常使用“中国梦”或者“百年国耻”作为号召，来煽动反美情绪与政策。只要任何谈判觉得不满意，就开始放共军大败美军的爱国剧、并且拿出“二十一条”的历史进行“丧权辱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加上习近平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使得习近平不能承担任何软弱或失败。而负责谈判的刘鹤，只是因为习近平害怕站到第一线承担各方责难，而推出的人选。作者提到，川普常常刻意要给习近平一些政治威信和谈判功劳（credit），希望让习近平搞定反对者。然而，习却一直没有站到前线，而刘鹤的政治权威不足，没有主导政策走向的能力，不像朱镕基一样可以适当运用美国的压力来促进改革（事实上，川普的谈判团队也很努力的要把刘鹤带往朱的方向，想要和中国内部的改革派合作，让他们可以从内部带来改变。但中国的政治结构已不一样了，刘的政治威信远远不如朱）。这也让川、习二人的谈判如同两人开车对撞的胆小鬼赛局，谁先闪开就输了。所以两人都不闪开而继续往前开，最终只有对撞的结果。

结构性问题让双方渐行渐远

在这三大轴线交互影响下，其结果就是从中美开始交往、到中美经济密不可分、最后到这几年反而要开始逐渐脱钩。其中，两位作者互相比较中美的反应，也显现出双方在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造成更深的鸿沟。举例来说，在一次谈判时，美方摆开了大阵仗带上所有主要官员。中方因此认为川普非常重视这次的谈判、想要快点有结果。但其实川普只是因为搞不定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两派官员，因此就一起全部带出来看看而已。而在另一次谈判时，中方在川普宣布关税制裁后，立即在政策上有些退让。中方认为，我们都退让释出善意了，美国应该不要得寸进尺，也应该适时的把关税拿掉一些作为回礼。但对于川普跟Lighthizer来说，这些反而证明关税才是真正有用的武器，因此用得更凶更甚。

由于整本书主轴在中美关系以及贸易战，书中提到台湾的段落并不多，跟日本、韩国一样。作者提到台湾的川蔡通话时，主要是聚焦在川普团队准备上任时欠缺准备，没有意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没有做任何中国假如激烈反应该有的准备，不过作者也认为通话成功是蔡英文政府的一大胜利。但到后期，整个川普的国安团队对于中国的政策更为明确，这其中包括多位很清楚中国政府作为的策士在团队当中，包括中文流利、长期待过中国、还曾被武警揍一拳的博明（Matt Pottinger），川普的团队成功地让美国政界改变观点，意识到中国并没有因经济成长走向民主化、也的确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本书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中美的冷战已经正式开打，而且短期之内不会结束，因为两国是一步步地因为结构性问题而走到今天这样的窘境。美国两大党的国会议员都在惩罚中国这件事情上达到共识，反而是川普不够强硬（还是把贸易问题当成单纯的商业谈判来处理），因此作者不认为美国在短期内会改变其对中政策，重新转向拥抱中国。

然而，作者也不同意川普在中美冷战的作法上采取了最有效率的策略，因为光是美国单边行动并不够。作者认为，美国一开始就应该积极拉拢日本、欧盟、墨西哥等盟友来一起制裁中国，但川普把这些潜在盟友也都甩了一个巴掌，与其谈判新的贸易合约，这导致美国的单边制裁最终可能事倍功半。另一方面，作者也对川普的替代方案提出质疑，认为除了贸易战之外，川普政府并没有推出在国内的产业升级或投资计划，当做可行的相应计划（笔者在与一些官员或企业界人士接触时，也曾聊到这一点。许多人们对“撤出中国”的支援计划感到困惑与不足）。尤其，既然川普希望维持美国在科技上的优越与竞争力，那至少在科研经费上就应该要大举提升，而不是在各方面都砍经费。虽然川普提到说，减税可以让企业把钱花在企业的研发上，但是学校的基础科学研发，才是整个国家科技力的基石。

问题与讨论

本书对于中美两大强权互动的深入探讨，可以显现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学术问题。

第一，所谓的国家利益本身，是各方行为者逐渐互动摸索出来的。从美国来看，川普政府下至少有两派官员，对于经贸以及国安在国家利益的权重明显不同，更遑论川普本人更把个人情绪纳入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游说与增加曝光度在这个时局更为重要。基本上在美国政治当中，外交政策的产出一直都是在多方行为者互动下的结果。而对中国来说，从朱镕基以降的市场开放派，与习近平所主张的加深管制派，同样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看法。如何精准掌握每个互动中行为者的偏好，与制度条件下所给予出的互动方式，方可对外交政策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判断。

第二，就算确立了国家利益的定义，两边政府如何测量这利益的增减也是充满学问。川普本人相信华尔街股市的涨跌、但国安团队里有些人看到的是失业率、以及关键摇摆州的选票。而对于习近平来说，消灭杂音与异议派系、维持党乃至于个人绝对的控制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双方在计算国家利益时，随着对未来利益重视程度的不同，算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

第三则是可信度的问题。美国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提出相关改革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并觉得中国在以拖待变，不是真心想与美方谈判，取得共识。因此，光从许多协议的字面上来看，中国似乎在许多层面上都顺从美国的意思，进行改革，但美国却仍把关税加上去，但从实际双方的互动来看，这些字面上的改革并不代表是双方实质的互动与进展。双方对对方心理上的认定与信任感才是更重要的观察指标。

第四，要消除中美双方的新冷战，可能比美苏之间的旧冷战要来的复杂与困难。美苏冷战在苏联的经济垮台之后，苏联就进行开放与改革；这个程序对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来说，其实影响不大。但反观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要借由经济发展来将中国民主化的这个梦，已经不复存了。但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之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垮台，这势必代表着全球市场秩序的崩溃，而美国也无法脱离这股灾风。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双方在过去两年间不停地瞒天喊价、不停的关税壁垒，但至始至终都没有完全隔绝彼此的打算。这也是为什么双方最后还是得站上谈判桌，签下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合约。

最后，这次席卷全球的COVID-19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断裂。贸易的供需因为经济的停摆，而产生了矛盾。美中两国也在隔空叫喊，想要把这次肺炎的疫情归责给对方。事实上，这代表着中美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虽然在2020年第一季之后，国内生产线就回归正常，但因为国际市场的停摆，而让这些过剩的产能无处消耗，这势必会对以经济成长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中国政府，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美国来说，在川普试图竞选连任的节骨眼，杀出了肺炎这个程咬金，让美国失业率急速上升，这无疑令川普连任之路蒙上阴影。从这些事件来看，美中双方势必会持续增加对彼此的敌意，更遑论中国极可能放弃履付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所规定购买美国农产品与高价商品额度，造成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感升到最高点。

本书的结尾跟开头一样很有意思。魏玲灵在白宫现场见证了Phase One Deal的签署，而Davis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准备发新闻稿，他想到自己父亲的皮革工厂：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传统制造业货品出口到中国了，中国也没什么原料出口给美国来课税了，因为相关产业早已外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了。这个意思是说，中美之间的磨擦是整个经济与政治变迁下的产物，而我们都正在见证这个巨大的转变。

（王宏恩，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陈方隅，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叶耀元 ，休士顿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