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帝国主义与 China First ：一个中国，两种民族主义

在 COVID 疫情的影响之下，种族主义这一话题再度被推上了中文媒体热议的中心。一方面，对海外华人在欧美国家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担忧成为焦点，尤其是主打留学生受众群体的诸多自媒体，对这一问题关注频繁。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尤其是在广州工作和学习的黑人群体在疫情中被房东赶出出租屋、被宾馆拒收，而导致无家可归，并遭受警察暴力对待的新闻，则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暴露出中国公众舆论中自身的种族主义倾向。大陆网路上的舆论持续发酵，其中不乏激烈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充斥着关于黑人群体“非法居留”、“不正经工作”、“从事犯罪活动”的指责，以及对将黑人赶出门外的房东和商家的支持。

近几周来，歧视问题则演变为了外交事件。非洲多国就此向中方表达关注，非洲国家联盟和其多个成员国也照会中国大使，对此类事件表示谴责。对此，中国官方不免要尽力挽回国际形象上的损失。一方面，外交官员发言谴责种族歧视行为，“高度重视”、“认真处理”；另一方面，相关报导在网路上被火速查禁，就此事发表过意见的微信公众号也纷纷删除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官方面对着控制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国长期以来试图塑造自己作为非洲各国的好朋友和支持者的形象，并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就在广州的种族歧视风波爆发之前，埃塞俄比亚籍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针对台湾的“种族歧视”指控，虽然颇具证据方面的争议，却也使得中国在种族政治这一话题上占据了某种道德上风。因此广州出现的歧视黑人事件，无疑是对中国外交软实力的巨大打击。

外交风波暴露了官方的舆论口径与民间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单从此次事件来看，中国民间种族主义的舆论爆发，是对中国外交形象甚至政府权威的冲击；然而在官方舆论时常鼓吹排外思想的背景下，民间舆论的形成与官方立场显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那么，这种种族主义的图景，与官方的大战略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立和统一，是否真的彼此相排斥？

中国的种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延续

在中国的语境中，种族主义这一问题所关系的，不是中国国内资源如何在不同种族之间分配，而是“中国人”这一特定“种族”，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如何处理与世界上其他种族的关系。

如果说欧美国家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是聚焦于“谁的国家”这一矛盾，关注的是国家内部的资源在各种族间的分配、国家内部各种族间的关系，那么中国关于种族主义的议题则是首要对外的。在中国的语境中，“谁的国家”这一问题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中国”与“汉民族”，或至少与“黄种人”，始终是绑定的。即使在讨论新疆和西藏问题时，中国首先是“汉民族的国家”这一前提，也未有在主流舆论中受到过挑战。

另外，尽管准确地说，“中国人”应当是“黄种人”的子集，但中国自从其民族主义的发端起，就假定和认同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而这一假定在近年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更是成为不言自明的讨论前提。于是，在中国的实际讨论中，“黄种人”这一模糊的概念往往被等同于“中国人”，继而偷换为“汉族人”。

因此，种族主义这一问题所关系的，不是中国国内资源如何在不同种族之间分配，而是“中国人”这一特定“种族”，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如何处理与世界上其他种族的关系。换言之，中国语境中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延续，或者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维度。中国语境中的种族主义，其出发点和关注的问题，与欧美国家自由主义语境下对种族主义的讨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不同，往往被从西方语境讨论“种族”概念的观察者所忽略。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自晚清时期开始“觉醒”起，就始终与“种族”这一因素相关联。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在内的晚清先驱思想家们，在探讨关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锋时，就已经将种族因素与民族地位紧紧捆绑，并得出了以黄种人和白种人为“优势种族”、黑人和美洲原住民为“劣等种族”的结论。严复翻译《天演论》，更是将进化论思想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让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民族主义中占据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从晚清起绵延至今的民族主义，始终有两个种族参照系，一个是作为“白人”社会的欧美列强，一个是作为“黑人”社会的非洲第三世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何定义自身，取决于他们如何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对比，而中国所需要对比的其他国家，大多都被归入这两个大类，因而与“种族”的概念得以互换。而本文所关注的，是近几年中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如何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相关联。既然种族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下可以视为是民族主义的子集，也就必然受到民族振兴、大国崛起叙事的深刻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针对广州种族歧视问题的评论中，除了诸如认为黑人“好吃懒做”、“智商低”、是“劣等人种”这类不需要仔细分析就可以归入历史垃圾堆的赤裸种族主义之外，很常见的一种论调是非洲国家不会“知恩图报”。按照这些说法，中国为非洲国家的发展送去无数福利，在疫情中也进行了无数援助。援引著名的民族主义微信号“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原文现已从公众号删除）来说，“我国几十年对非洲的钱、粮、基建、技术援助，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没中断过”。而在这些恩德面前，在华非洲人却不能遵纪守法，夸大自己遭遇的问题，甚至“升米恩，斗米仇，不给超国民待遇了，就不乐意了。”

这篇文章本身不值一驳，因为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在本文中指的，就仅仅是不受歧视而已。按该文所言，歧视在中国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对外族的排斥，几乎是从大动脉一直排到了毛细血管，几千年来从未改变。”中国人自己都要忍受各种地域歧视，不歧视黑人，必然是做不到的。

然而在这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奇异论点背后，关于“超国民待遇”这一问题的话语，其实是中国民族主义者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巨大矛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攀升，需要靠对其他国家出手大方，甚至与“劣等”种族称兄道弟；然而这种大方的国际姿态，势必被视为将本该属于国人的资源拿去送人；而接受馈赠的又是“劣等种族”这一点，则又会影响到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自己的定位，损害本就容易受伤的“民族自尊”。

战狼VS红海，两种民族主义

这两种支流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正是中国的民族/种族主义在国内频繁掀起舆论风波、甚至挑战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内在原因。

这种矛盾，我们可以从两部产生轰动效应的电影中看出端倪。2017年7月，或许是史上最著名的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作《战狼2》上映，迅速轰动中国乃至世界，至今仍然霸占中国电影史票房排行第一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战狼”与“民族主义”成为了同义词。《战狼2》的男主角在非洲生活多年，认养了一个非洲小孩做义子，介入到非洲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的战争之中，并最终通过击败反政府军麾下的白人雇佣军而保护了当地人民（尤其是在非华人）的安全。

而在一年之后，另一部由解放军投资的民族主义动作大片《红海行动》上映，讲述了另外一个关于撤侨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原型发生在也门，但电影大概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关于非洲的刻板印象，将故事的发生地转移到了索马里海域的一个虚构非洲国家。《红海行动》同样夺得了当年中国的票房冠军，并轰动一时。在这部电影中，中国解放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全程负责保护当地中国人撤离，并曾严格下令不干涉没有中国人卷入的冲突，即使这意味着见死不救。

这两部国产大片的对照极为丰富。在《战狼2》中，中国战士与非洲人民其乐融融，并为救援后者不惜性命。尽管非洲人在电影中仍然需要被动等待中国主人公解救，但至少具有一定的地位和结构上的能动性。而在《红海行动》中，非洲彻底失去了一切主体性，成为完全的地理条件，其存在只是为了迎合观众想像中一个混乱而苦难的背景设定，既与中国主人公无关，也并不应当拯救。

有趣的是，《红海行动》上映后，关于这两部电影哪部更好的争论中，支持《红海行动》的一种声音便是指责《战狼2》救的不是中国人，对非洲所表达出的态度过于国际主义。

实际上，《战狼2》所代表的，是中国民族/种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支流。这个支流并不反对全球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不同文化的世界得到融合，但中国需要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号令天下。非洲“落后”的黑人世界，则理应成为中国的附庸（电影中的“义子”形象）。它并非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但需要对中国忠心耿耿、知恩图报，甚至将自己的存亡系于中国的兴衰，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而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堕落而衰败的欧美白人世界，则最终将被中国（和中国所带领的黑人小弟）所击败，将霸主地位拱手相让。白人世界将最终面临选择，或是加入命运共同体受到中国的领导（在电影中，一个中美混血的美籍医生与男主协同作战，就代表了这种选择），或是粉身碎骨，成为命运共同体宏大历史的悲惨注脚（如电影中的雇佣军反派）。

而《红海行动》代表了民族/种族主义思潮的另外一个支流。这个支流更加强调孤立主义，将中国放在第一位。“只救中国人”的命令明确意味着，中国有限的战斗力应当尽量全部应用在中国公民身上，而非洲人民的苦难既与我无关，非洲人民也没有价值作为盟友进行争取。在这种民族主义设想的世界秩序中，白人世界与中国的相对地位甚至并不重要，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给自足（即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学派所常说的 autarchy ）。

如果说“战狼”式民族主义更加符合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传统模板，“红海”式民族主义则与近几年欧美的右翼思潮更加契合。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还是英国脱欧派所说的“independence”，抑或匈牙利欧尔班的反移民政策，其实都能在《红海行动》中找到对照。

这两种支流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正是中国的民族/种族主义在国内频繁掀起舆论风波、甚至挑战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内在原因。中国政府的第三世界外交，往往更倾向于《战狼》。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非洲各国投放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希望在投放硬实力的同时加强中国的软实力。近几年来，这种手段也成功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诸如新疆、香港等重大问题上支持中国政府，使得后者敢于与欧美进行理不直气也壮的话语交锋。

“战狼”式民族主义在各种文化现象中同样层出不穷。2019年的春晚小品《同喜同乐》中，中国演员涂黑脸扮演非洲大妈直抒对中国的敬仰与感激，而一旁的非洲演员却扮演猴子，就曾经引爆舆论、引来包括国内外各界的批评。然而这种种族主义并不是对前现代或十九世纪观念的复辟，反而是二十一世纪大国外交的独特产物，因为小品所暗含的，不仅是“优等种族”对“劣等种族”的碾压，更是“崛起中的大国”对“落后的第三世界”自命为救世主和恩人，通过扶持后者发展而获得摆布后者的权力。类似地，在淘宝上屡见不鲜的定制“黑人祝福视频”业务中，中国人作为“优等种族”的支配地位，与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支配地位，这二者在用户的消费快感中往往难以分清。

然而，作为大国国民的优越感往往只能从抽象的叙事中获得，但在事关实际利益时，这种开销巨大的资源投放，必然被国内的很多人认为是牺牲本国人民，而去饲养一群“白眼狼”的行为。尤其是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种牺牲就尤其会造成一种外强中干的不协调。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中的很多援助举措，就时常被中国网友（其中不乏政府的强硬支持者）戏称为“撒币外交”。况且，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中四处树敌的叙事，让中国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成为“me against the world”的孤胆英雄，也不利于其他国家（即使是中国外交大战略中需要争取的盟友）在中国树立良好形象。前一段时间流行的“xxx国华商太难了”系列微信雷同文章中，除欧洲国家外，也出现了多篇关于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帝国论述 VS 右翼论述

或许，在对“劣等种族”分食蛋糕的恐惧挑战了“战狼”民族主义的权威性之后，连“红海”民族主义也会被意识到是一张空头支票。

很多从西方视角观察中国民间舆论的评论者，时常会忽略中国人对中国一带一路外交的批评中隐含的种族主义色彩。于是造成了这样的困境：当对“撒币外交”的批评不直接涉及种族时，这些批评往往被视为对专制的反抗；而当这种批评触及种族主义时，就立刻被视为与专制思想合流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往往与这样一种认识相辅相成，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都是一些“低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低等”，侧面印证了中国的“低能”。“中国在国际上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对“大国外交”的这种批评，其中的信息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

这种“低等”，除了经常同为专制主义政权外，更多与种族主义有关（毕竟一个普通中国人很难了解诸如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因此对于“撒币外交”的指责，往往带有“我的蛋糕被低等种族蚕食”这样的意味。就在一个月以前，大陆互联网上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讨论中，这种含义就非常明显。而其中“守护中国女孩”的性别歧视言论，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是将女性视作男性的财产，恐惧其被“低等种族”占有的一种表达。

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以“反对霸权”作为修辞。然而实际上，民族主义反对的并不是霸权的权力结构本身，而是当下持有霸权的国家。早在二十年多前，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曾经指出，中国当时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等民族主义书籍所代表的激进情绪，实际上是以美国的霸权力量为偶像的。当时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无论是“战狼”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还是“红海”民族主义的“China first”，都显而易见从美国的民族主义中学到了很多。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很多都比美国更认同霸权秩序。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对种族的讨论中。由于种族观念与国家地位的根本性捆绑，中国的种族话语基本上仍然被过去的种族观念所禁锢。即使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借用了反歧视的话语，其种族观念却没有超越性。对亚裔人口在欧美国家受到的歧视，之所以谴责，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是错的，而是因为中国人并不是“低等”的种族；而对于“低等”的黑人，歧视则无法避免。

因此，可以概括地说，最近网路上对在华非洲人的攻击，本质上是两种民族/种族主义之间的张力造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外交遗产，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兄弟”一起抗击欧美霸权。然而如前所述，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流行话语中，这种反抗并非为了建立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是要代之以中国的新霸权。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中国民族主义者就自命了优等种族和带头大哥的角色，将多边外交演变为扩张式的软性新帝国主义。

而另一方面，因为“崛起”始终处于未完成时，这些“小弟”所受到的“超国民待遇”又引发了要将“劣等种族”拒之门外、防止其分食蛋糕的舆论浪潮，形成内聚式的孤立主义。既想要成为天下中心，享受万国来朝，又不想让第三世界“小兄弟”们分走自己的福利，并认定其天生“劣质”。正是这种张力，造成了中国种族主义讨论中的深刻矛盾和巨大变数。

最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战狼》和《红海行动》这两部民族/种族主义样本都以“撤侨”为卖点，但在COVID疫情之下，中国的撤侨工作却遭遇了滑铁卢。在航班被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海外留学生绝大多数无法买到回国的机票，也难以对祖国吐露太多赞美。或许，在对“劣等种族”分食蛋糕的恐惧挑战了“战狼”民族主义的权威性之后，连“红海”民族主义也会被意识到是一张空头支票。

当然，在中国政府庞大权力的阴影之下，断言民族/种族主义会造成任何形式的“反噬”都为时过早。然而其逻辑中出现的内在矛盾，仍然是值得注意和思考的。

（韩大狗，中国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