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新帝國主義與 China First ：一個中國，兩種民族主義

在 COVID 疫情的影響之下，種族主義這一話題再度被推上了中文媒體熱議的中心。一方面，對海外華人在歐美國家遭受歧視性待遇的擔憂成為焦點，尤其是主打留學生受眾群體的諸多自媒體，對這一問題關注頻繁。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尤其是在廣州工作和學習的黑人群體在疫情中被房東趕出出租屋、被賓館拒收，而導致無家可歸，並遭受警察暴力對待的新聞，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並暴露出中國公眾輿論中自身的種族主義傾向。大陸網路上的輿論持續發酵，其中不乏激烈的種族主義言論。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充斥着關於黑人群體「非法居留」、「不正經工作」、「從事犯罪活動」的指責，以及對將黑人趕出門外的房東和商家的支持。

近幾周來，歧視問題則演變為了外交事件。非洲多國就此向中方表達關注，非洲國家聯盟和其多個成員國也照會中國大使，對此類事件表示譴責。對此，中國官方不免要盡力挽回國際形象上的損失。一方面，外交官員發言譴責種族歧視行為，「高度重視」、「認真處理」；另一方面，相關報導在網路上被火速查禁，就此事發表過意見的微信公眾號也紛紛刪除文章。

毫無疑問，中國官方面對着控制輿論的巨大壓力。中國長期以來試圖塑造自己作為非洲各國的好朋友和支持者的形象，並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就在廣州的種族歧視風波爆發之前，埃塞俄比亞籍的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針對台灣的「種族歧視」指控，雖然頗具證據方面的爭議，卻也使得中國在種族政治這一話題上佔據了某種道德上風。因此廣州出現的歧視黑人事件，無疑是對中國外交軟實力的巨大打擊。

外交風波暴露了官方的輿論口徑與民間的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單從此次事件來看，中國民間種族主義的輿論爆發，是對中國外交形象甚至政府權威的衝擊；然而在官方輿論時常鼓吹排外思想的背景下，民間輿論的形成與官方立場顯然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存在着更為複雜的辯證關係。那麼，這種種族主義的圖景，與官方的大戰略之間，存在着怎樣的對立和統一，是否真的彼此相排斥？

中國的種族問題：民族主義的延續

在中國的語境中，種族主義這一問題所關係的，不是中國國內資源如何在不同種族之間分配，而是「中國人」這一特定「種族」，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如何處理與世界上其他種族的關係。

如果說歐美國家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是聚焦於「誰的國家」這一矛盾，關注的是國家內部的資源在各種族間的分配、國家內部各種族間的關係，那麼中國關於種族主義的議題則是首要對外的。在中國的語境中，「誰的國家」這一問題從來沒有成為過問題。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中國」與「漢民族」，或至少與「黃種人」，始終是綁定的。即使在討論新疆和西藏問題時，中國首先是「漢民族的國家」這一前提，也未有在主流輿論中受到過挑戰。

另外，儘管準確地說，「中國人」應當是「黃種人」的子集，但中國自從其民族主義的發端起，就假定和認同了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而這一假定在近年隨着中國的「大國崛起」更是成為不言自明的討論前提。於是，在中國的實際討論中，「黃種人」這一模糊的概念往往被等同於「中國人」，繼而偷換為「漢族人」。

因此，種族主義這一問題所關係的，不是中國國內資源如何在不同種族之間分配，而是「中國人」這一特定「種族」，如何在世界上定位自己、如何處理與世界上其他種族的關係。換言之，中國語境中的種族主義，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延續，或者可以說是民族主義的一個維度。中國語境中的種族主義，其出發點和關注的問題，與歐美國家自由主義語境下對種族主義的討論有着根本的不同。這一不同，往往被從西方語境討論「種族」概念的觀察者所忽略。

事實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自晚清時期開始「覺醒」起，就始終與「種族」這一因素相關聯。包括梁啟超、章太炎在內的晚清先驅思想家們，在探討關於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交鋒時，就已經將種族因素與民族地位緊緊捆綁，並得出了以黃種人和白種人為「優勢種族」、黑人和美洲原住民為「劣等種族」的結論。嚴復翻譯《天演論》，更是將進化論思想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讓以種族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民族主義中佔據了穩固的思想基礎。

從晚清起綿延至今的民族主義，始終有兩個種族參照系，一個是作為「白人」社會的歐美列強，一個是作為「黑人」社會的非洲第三世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如何定義自身，取決於他們如何將中國與其他國家對比，而中國所需要對比的其他國家，大多都被歸入這兩個大類，因而與「種族」的概念得以互換。而本文所關注的，是近幾年中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如何與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相關聯。既然種族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下可以視為是民族主義的子集，也就必然受到民族振興、大國崛起敘事的深刻影響。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針對廣州種族歧視問題的評論中，除了諸如認為黑人「好吃懶做」、「智商低」、是「劣等人種」這類不需要仔細分析就可以歸入歷史垃圾堆的赤裸種族主義之外，很常見的一種論調是非洲國家不會「知恩圖報」。按照這些說法，中國為非洲國家的發展送去無數福利，在疫情中也進行了無數援助。援引著名的民族主義微信號「北美留學生日報」的文章（原文現已從公眾號刪除）來說，「我國幾十年對非洲的錢、糧、基建、技術援助，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也沒中斷過」。而在這些恩德面前，在華非洲人卻不能遵紀守法，誇大自己遭遇的問題，甚至「升米恩，斗米仇，不給超國民待遇了，就不樂意了。」

這篇文章本身不值一駁，因為所謂的「超國民待遇」，在本文中指的，就僅僅是不受歧視而已。按該文所言，歧視在中國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對外族的排斥，幾乎是從大動脈一直排到了毛細血管，幾千年來從未改變。」中國人自己都要忍受各種地域歧視，不歧視黑人，必然是做不到的。

然而在這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奇異論點背後，關於「超國民待遇」這一問題的話語，其實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長久以來面臨的一個巨大矛盾：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攀升，需要靠對其他國家出手大方，甚至與「劣等」種族稱兄道弟；然而這種大方的國際姿態，勢必被視為將本該屬於國人的資源拿去送人；而接受饋贈的又是「劣等種族」這一點，則又會影響到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自己的定位，損害本就容易受傷的「民族自尊」。

戰狼VS紅海，兩種民族主義

這兩種支流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張力，正是中國的民族/種族主義在國內頻繁掀起輿論風波、甚至挑戰中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內在原因。

這種矛盾，我們可以從兩部產生轟動效應的電影中看出端倪。2017年7月，或許是史上最著名的中國民族主義代表作《戰狼2》上映，迅速轟動中國乃至世界，至今仍然霸佔中國電影史票房排行第一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戰狼」與「民族主義」成為了同義詞。《戰狼2》的男主角在非洲生活多年，認養了一個非洲小孩做義子，介入到非洲反政府武裝與政府軍的戰爭之中，並最終通過擊敗反政府軍麾下的白人僱傭軍而保護了當地人民（尤其是在非華人）的安全。

而在一年之後，另一部由解放軍投資的民族主義動作大片《紅海行動》上映，講述了另外一個關於撤僑的故事。儘管故事的原型發生在也門，但電影大概是為了迎合國內觀眾關於非洲的刻板印象，將故事的發生地轉移到了索馬里海域的一個虛構非洲國家。《紅海行動》同樣奪得了當年中國的票房冠軍，並轟動一時。在這部電影中，中國解放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分隊全程負責保護當地中國人撤離，並曾嚴格下令不干涉沒有中國人捲入的衝突，即使這意味着見死不救。

這兩部國產大片的對照極為豐富。在《戰狼2》中，中國戰士與非洲人民其樂融融，並為救援後者不惜性命。儘管非洲人在電影中仍然需要被動等待中國主人公解救，但至少具有一定的地位和結構上的能動性。而在《紅海行動》中，非洲徹底失去了一切主體性，成為完全的地理條件，其存在只是為了迎合觀眾想像中一個混亂而苦難的背景設定，既與中國主人公無關，也並不應當拯救。

有趣的是，《紅海行動》上映後，關於這兩部電影哪部更好的爭論中，支持《紅海行動》的一種聲音便是指責《戰狼2》救的不是中國人，對非洲所表達出的態度過於國際主義。

實際上，《戰狼2》所代表的，是中國民族/種族主義思潮的一個支流。這個支流並不反對全球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不同文化的世界得到融合，但中國需要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號令天下。非洲「落後」的黑人世界，則理應成為中國的附庸（電影中的「義子」形象）。它並非完全沒有自我意識，但需要對中國忠心耿耿、知恩圖報，甚至將自己的存亡繫於中國的興衰，形成一種「命運共同體」。而在這個世界秩序中，墮落而衰敗的歐美白人世界，則最終將被中國（和中國所帶領的黑人小弟）所擊敗，將霸主地位拱手相讓。白人世界將最終面臨選擇，或是加入命運共同體受到中國的領導（在電影中，一個中美混血的美籍醫生與男主協同作戰，就代表了這種選擇），或是粉身碎骨，成為命運共同體宏大歷史的悲慘註腳（如電影中的僱傭軍反派）。

而《紅海行動》代表了民族/種族主義思潮的另外一個支流。這個支流更加強調孤立主義，將中國放在第一位。「只救中國人」的命令明確意味着，中國有限的戰鬥力應當儘量全部應用在中國公民身上，而非洲人民的苦難既與我無關，非洲人民也沒有價值作為盟友進行爭取。在這種民族主義設想的世界秩序中，白人世界與中國的相對地位甚至並不重要，因為這種民族主義最終的目的是實現最大化的自給自足（即國際關係學中現實主義學派所常說的 autarchy ）。

如果說「戰狼」式民族主義更加符合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的傳統模板，「紅海」式民族主義則與近幾年歐美的右翼思潮更加契合。無論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還是英國脱歐派所說的「independence」，抑或匈牙利歐爾班的反移民政策，其實都能在《紅海行動》中找到對照。

這兩種支流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張力，正是中國的民族/種族主義在國內頻繁掀起輿論風波、甚至挑戰中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內在原因。中國政府的第三世界外交，往往更傾向於《戰狼》。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對非洲各國投放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希望在投放硬實力的同時加強中國的軟實力。近幾年來，這種手段也成功讓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在諸如新疆、香港等重大問題上支持中國政府，使得後者敢於與歐美進行理不直氣也壯的話語交鋒。

「戰狼」式民族主義在各種文化現象中同樣層出不窮。2019年的春晚小品《同喜同樂》中，中國演員塗黑臉扮演非洲大媽直抒對中國的敬仰與感激，而一旁的非洲演員卻扮演猴子，就曾經引爆輿論、引來包括國內外各界的批評。然而這種種族主義並不是對前現代或十九世紀觀念的復辟，反而是二十一世紀大國外交的獨特產物，因為小品所暗含的，不僅是「優等種族」對「劣等種族」的碾壓，更是「崛起中的大國」對「落後的第三世界」自命為救世主和恩人，通過扶持後者發展而獲得擺布後者的權力。類似地，在淘寶上屢見不鮮的定製「黑人祝福視頻」業務中，中國人作為「優等種族」的支配地位，與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支配地位，這二者在用戶的消費快感中往往難以分清。

然而，作為大國國民的優越感往往只能從抽象的敘事中獲得，但在事關實際利益時，這種開銷巨大的資源投放，必然被國內的很多人認為是犧牲本國人民，而去飼養一群「白眼狼」的行為。尤其是因為中國仍然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定位，這種犧牲就尤其會造成一種外強中乾的不協調。中國政府在一帶一路中的很多援助舉措，就時常被中國網友（其中不乏政府的強硬支持者）戲稱為「撒幣外交」。況且，中國愛國主義教育中四處樹敵的敘事，讓中國在很多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成為「me against the world」的孤膽英雄，也不利於其他國家（即使是中國外交大戰略中需要爭取的盟友）在中國樹立良好形象。前一段時間流行的「xxx國華商太難了」系列微信雷同文章中，除歐洲國家外，也出現了多篇關於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文章，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點。

帝國論述 VS 右翼論述

或許，在對「劣等種族」分食蛋糕的恐懼挑戰了「戰狼」民族主義的權威性之後，連「紅海」民族主義也會被意識到是一張空頭支票。

很多從西方視角觀察中國民間輿論的評論者，時常會忽略中國人對中國一帶一路外交的批評中隱含的種族主義色彩。於是造成了這樣的困境：當對「撒幣外交」的批評不直接涉及種族時，這些批評往往被視為對專制的反抗；而當這種批評觸及種族主義時，就立刻被視為與專制思想合流的民族主義。實際上，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往往與這樣一種認識相輔相成，即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都是一些「低等」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低等」，側面印證了中國的「低能」。「中國在國際上交的都是一些什麼樣的朋友」，對「大國外交」的這種批評，其中的信息是非常複雜而微妙的。

這種「低等」，除了經常同為專制主義政權外，更多與種族主義有關（畢竟一個普通中國人很難了解諸如布基納法索這樣的國家是專制還是民主）。因此對於「撒幣外交」的指責，往往帶有「我的蛋糕被低等種族蠶食」這樣的意味。就在一個月以前，大陸互聯網上關於《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的討論中，這種含義就非常明顯。而其中「守護中國女孩」的性別歧視言論，作為一個極端的例子，其實就是將女性視作男性的財產，恐懼其被「低等種族」佔有的一種表達。

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以「反對霸權」作為修辭。然而實際上，民族主義反對的並不是霸權的權力結構本身，而是當下持有霸權的國家。早在二十年多前，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就曾經指出，中國當時流行的《中國可以說不》等民族主義書籍所代表的激進情緒，實際上是以美國的霸權力量為偶像的。當時如此，現在仍然如此。無論是「戰狼」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傾向，還是「紅海」民族主義的「China first」，都顯而易見從美國的民族主義中學到了很多。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很多都比美國更認同霸權秩序。

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對種族的討論中。由於種族觀念與國家地位的根本性捆綁，中國的種族話語基本上仍然被過去的種族觀念所禁錮。即使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借用了反歧視的話語，其種族觀念卻沒有超越性。對亞裔人口在歐美國家受到的歧視，之所以譴責，不是因為種族歧視是錯的，而是因為中國人並不是「低等」的種族；而對於「低等」的黑人，歧視則無法避免。

因此，可以概括地說，最近網路上對在華非洲人的攻擊，本質上是兩種民族/種族主義之間的張力造成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外交遺產，是與第三世界國家「兄弟」一起抗擊歐美霸權。然而如前所述，在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流行話語中，這種反抗並非為了建立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是要代之以中國的新霸權。隨着中國近年來的崛起，中國民族主義者就自命了優等種族和帶頭大哥的角色，將多邊外交演變為擴張式的軟性新帝國主義。

而另一方面，因為「崛起」始終處於未完成時，這些「小弟」所受到的「超國民待遇」又引發了要將「劣等種族」拒之門外、防止其分食蛋糕的輿論浪潮，形成內聚式的孤立主義。既想要成為天下中心，享受萬國來朝，又不想讓第三世界「小兄弟」們分走自己的福利，並認定其天生「劣質」。正是這種張力，造成了中國種族主義討論中的深刻矛盾和巨大變數。

最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戰狼》和《紅海行動》這兩部民族/種族主義樣本都以「撤僑」為賣點，但在COVID疫情之下，中國的撤僑工作卻遭遇了滑鐵盧。在航班被大量減少的情況下，海外留學生絕大多數無法買到回國的機票，也難以對祖國吐露太多讚美。或許，在對「劣等種族」分食蛋糕的恐懼挑戰了「戰狼」民族主義的權威性之後，連「紅海」民族主義也會被意識到是一張空頭支票。

當然，在中國政府龐大權力的陰影之下，斷言民族/種族主義會造成任何形式的「反噬」都為時過早。然而其邏輯中出現的內在矛盾，仍然是值得注意和思考的。

（韓大狗，中國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