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美中宿命——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如果把美中关系比作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在将要结束的2019年，人们看到，这列火车在偏离稳定轨道的奔跑中加速，载着全球78亿人口，驶上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不错，我说的是美中关系正在加速失控，不仅操控这列火车的两个司机有意偏离原先运行的轨道，要命的是，在火车行驶40年后，很多零部件老朽了，驱使火车运行的各部件的内在机制特别是控制系统已经失灵。

2019年的最后两个月，这种情形尤其明显。

180度转向

不仅原来在12月中旬有可能达成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停止了，美方也接连在北京关注的香港和新疆事务上发难，出台两个法案；而在刚结束的北约70年峰会上，中国的“全球野心”也被这一冷战时期的机构首次提及。此外，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丝毫没有停步，在继续游说盟友停用华为设备的同时，计划将华为剔除美国的金融系统，禁止用美元结算。中国则对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祭出两项制裁措施，并威胁对美国的涉疆法案进行更大报复，要后者付出代价。

美中两大强的此种冲突和对抗在两年前是无法想像的，即使在去年贸易战开打时，虽然一些人做了两国经贸脱钩的悲观预期，但也很难想像情况会糟糕成这样。对目前的美中状况，有观察者认为两国已处冷战状态，经贸事实上已脱钩，这个结论可能未必多数人会同意，但甚至连国际关系大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0多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前不久也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也忧心忡忡地警告，贸易战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美中现在正处于“冷战的山脚”，若爆发“热战”，将比一战后果更严重。

什么原因导致美中关系在运行了40年后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向？即便1989年夏天的事件也未使美中关系掉到如此陷阱。普遍的看法认为，事情起因于美国在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后，并未按照美国设计的向自由民主过渡的版本演化，反而变成了美国不喜欢的非民主的极权体制，于是由爱生恨——既然无法改造中国，那就阻止中国强大。

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冲突是此轮美中对抗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幻想出错了。北京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自由民主”四字，是外界幻想北京会走这一步。这其实也不能怪美国看错，因为包括中国民众在内，曾经确实有几个时段，误以为北京会走向普适价值的道路，而欢欣鼓舞。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误判上，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式的使命感，总想像着要去改造一个国家。

除此之外，地缘政治是导致美中剑拔弩张的又一重要诱因，如果不说更重要的话。美国既是一个自喻揹负着上帝神圣使命感的山巅上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现实主义大师。中美若只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无现实利益的对抗，虽然也会有磕磕碰碰，在某些阶段也会产生严重危机，但不会有总体性的矛盾。这就是八九中国受美制裁但两国仍开展秘密外交、很快打开局面的根由。换言之，在那个时期，中国不但尚未长成大象，也没有表现出日后才有的全球雄心，相反，外界对中国是看空的，北京对自身的生存危机持有深深的焦虑态度。

然而今非昔比，中国现在是头大象了，美国已感受这个庞然大物对自身的潜在和现实威胁。近年来，学界常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拟中美关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和守成国为全球霸权而展开的争夺。美国学者曾总结了历史上16个这方面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支持崛起国和守成国终有一战，仅4例支持霸权的和平转移，后者最典型的是英美霸权的易手。但在这一案例中，英美属于同一种族和文明，且二战后英国国力严重衰弱，根本不是美对手。

而美中文明各异，美国国力虽然相对有所下降，可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目前还未有像二战时期的美国那样的实力，尽管有预测中国大概在十几年后GDP要超美。有鉴于此，许多人悲观地认为，中美最后也会掉入该陷阱，用武力一决高下。

当然，一些学者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认为历史上的相关案例和当前的美中关系相比，在背景上具有本质区别——美中都是核大国，而核大国的战争，不同于传统战争，具有互相确保摧毁对方的特点。因此，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核大国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美苏争霸长达半个世纪，几次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但终究没有引爆战争，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的核武器能够确保把各自摧毁。

历史值得总结和借鉴，现实也引人忧思，美中作为具有“修昔底德陷阱”特点的核大国，是否一定不会发生还是会发生战争，现在断言可能尚早，只能且走且看。但两国诸多引爆武力冲突的导火索，诸如台湾、南海、朝鲜乃至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都可能导致实际战争的发生，确是不能不让人担忧的。而一旦爆发战争，是否会升级核武攻击，也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

脱钩、亡我

不管地缘政治的冲突引致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如何，现实是，美国深切感受北京崛起后于全球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认为如果不加以反击和遏制北京的冒进，二战后由美国建立起的全球秩序会被中国颠覆；而美国的霸权和利益与这套体系和秩序息息相关，全球秩序若被中国以改革的名义另起炉灶或者推到重来，美国的霸权也就处于终结，真正衰落，这是它承受不起的。考虑到有朝一日世界将会由中国这样一个西方看来“异类文明”和“非民主”的国家统治，甚至连想想这种景象，都不可以。

因此，两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较量，美国尤其如此。两者相互搅合，有时以地缘政治对抗面貌表现，有时以意识形态争斗出现，进一步放大了两国的矛盾和对抗，使得本来可以调和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调和。

10年前，美国都很难想像中国会以挑战者和对手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名单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以致北京还没有适应做好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就发觉自己进入一个险象环生的境地。那么，是美国人的神经过敏，刻意夸大中国的威胁，还是确实像中国内部一些人认同的那样，北京在国际事务上的鲁莽、冒进和霸道以及对国内异己力量的打压，引起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围堵？

对此，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以一种客观的观察，北京在三个时间段的行动，容易招致外界特别是美国对自身意图的猜疑和警醒。这三个时间段是，2014-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投行的设立，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核心体制的确立，2018年3月中国两会对宪法和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改。

前者普遍被看作中国全球雄心的展现，尽管北京一再否认它们有战略意图，只是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将中国过剩产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倾销出去，提升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但北京也确实抱怨过现行国际治理体系对自己的不公平。另外，北京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场合对一带一路的强调和重视，反让美国觉得，该倡议和亚投行的背后，是北京利用经济力量和债务陷阱在发展中国家推销新殖民主义，欲和美国分庭抗礼，争夺影响力，将中国力量投射全球。

后两者虽然改变的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它带有明显的集权性质，将中国政治改革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成果悉数抛弃，被国内外看作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反转，是中国走向极权体制的标志。而对美国来说，极权体制和自由民主乃格格不入，两者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问题，而是生死较量的关系。因为极权体制被认为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当中国国力尚弱时，极权体制的危害只局限在中国，现在中国强大了，北京必然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并在必要时运用军事实力，去改变国际格局，谋求全球霸权，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就和美国的全球利益直接发生冲突。

而且，北京近年来也一再强调要提高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权和话语，将中国主张、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在美国看来，这是北京欲以极权体制支配全球的表现。

美国一旦对中国形成了这种认知和判断，加之中国的若干主张和行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个认知，其对过去40年实行的通过接纳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以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接触政策，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挫败感，此乃美国国内和中国“脱钩论”的由来，并具体化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及对中国的全面遏制。

而美国的遏制和围堵反过来也激化了北京早就存在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看法，并催促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的再次发酵。虽然两国尚未在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上像美苏冷战时期一样完全切断，但就双方的国内氛围和采取的政策而言，说美中已处于冷战状态也不为过。表现之一是，过去被看作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济，已经受到动摇，并正在加速脱钩；表现之二是，过去防止双边关系恶化的一系列纠正机制，如今也几乎全部停摆，任由这列奔驰的火车脱轨行驶。

失控？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无人清楚这个列车的刹车机制在哪里，它会载着全球78亿人驶向何方。对美中各自的强硬派来说，巴不得它失灵；而对双方那些试图刹车的人来说，则有一种无处下手的无力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失控。

根据“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对抗的大势一旦形成，就进入一个历史的自我循环和预期的自我实现，直到双方斗得都精疲力竭、一方彻底失败。以美中当下的国力，这一过程需要数十年，但特别危险的时刻是在形成对抗大势后的5、6年内，因为这个阶段双方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新的反应模式，很有可能因某个突发事情或某个环节导致意料不到的后果。

美国虽有和苏联打冷战的历史经验，中苏的政体性质虽然也有相似一面，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于苏联，今天中美两国的现实状况也和冷战时期的美苏不同，因此，某种程度上，美国面对的依然是历史上未有的新对手。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今日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与美国的市场、提供的背景知识和全球秩序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中国国运所系。因此，在中国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失去美国，究竟意味什么，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认真考虑的。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很可能是美中的宿命。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