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从治理暴力到路线斗争，香港革命是中国的内生危机

六月初以来，香港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虽然，在经过了漫长的“不战不降不和”、始终回避民众诉求的不应期后，特首林郑月娥于九月初正式宣布了撤回“送中条例”，她所唯一依靠的成建制的反动员力量——香港警察也已经在过去四个月逮捕抗议者超过2400人（10月8日警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街头激进派的总体规模。

但在十月一日北京举行国庆七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一位香港中学生却被警方用实弹击中受伤，抗议运动曾一度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相似的一幕：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的当天，一位参与示威的27岁大学生奥尼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杀在街边一处停车场内。事后的法庭调查宣判库拉斯无罪，但多年以后的东德档案显示库拉斯当时是以斯塔西线人身份，被授意执行这一谋杀，意在影响德国政局。在那之后，德国学运转向以RAF-红军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路线，而柏林每年纪念六月二日的活动持续至今。

相比之下，幸运地保住了性命的18岁高中学生曾志健，对香港抗议运动的转折意义同样重大。这当然并不直接意味着香港民众的抗争将由此转向更加激进的路线，但运动的抗争焦点则从香港特首所代表的行政当局转向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他们所遭受的镇压，在以警队为代表的持续来自港府的暴力之后，将会面临愈来愈多、更为恐怖的政治暴力。

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当前香港警察暴力泛滥和政治暴力显现的原因，部分归因为中港当局难以重演1989年的武装镇压，因忌惮香港特殊地位和国际社会、甚至忌惮香港市区犹如九龙城一般的密集逼仄而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暴力，而不得不倚重警察暴力和政治警察，导致四个月以来防暴警察常态化出动，且奇怪的“青年自杀和浮尸”事件激增，隐约类似1976-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的镇压手法，譬如臭名昭著的大西洋“死亡航班”。

但是，在抵抗和镇压之间，越来越清晰可见的，是北京治理暴力的路线对林郑当局的影响，同时也是保有殖民主义政治遗产的香港民众对这一路线的反抗——从而展现这一斗争的内生性，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国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特别作为2018年初修宪所造成的次生危机，挑战着北京政权的合法性。

北京的新治理暴力路线

一方面，没有领袖个人对蓝天、天际线、脱贫的感性偏好，便没有地方官僚层层加码式的激进治理；没有鹅步式的大规模阅兵，就没有曾志健倒在香港街头；没有驻军的督战，也没有警察暴力的泛滥。另一方面，治理暴力的出现和政治生活的缺失息息相关，无论是民主道路的封堵，还是执政党中央全会创纪录的连续二十个月未能召开，或者香港危机发酵四个月以来领袖从未公开具体表态。

理论上，当我们将奥尼佐格与曾志健相提并论的时候，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及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或许就在暗示他执政以来强调治理的政治路线与马克斯·韦伯在100年前、也就是1919年的慕尼黑大学所做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关联。

继1917年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之后，韦伯在这次战后的演讲中引用托洛茨基，定义国家作为“垄断暴力的唯一组织”，阐述了国家的暴力性质。不过，现代国家其特定恰在于，一方面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制度和程序来限制这一垄断性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以政治家所领导的活跃政治生活以及庞大官僚机构的存在，分散了人们对暴力垄断的焦虑，在暴力垄断也就是抽象的国家性质与人民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缓冲区，特别是民主制度的发展之后。

对成立70年的红色中国、对从一开始就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来说，其在毛主义路线之后、将重心转移到经济路线并且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来缓冲或者掩盖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暴力性质，并没有多久。而过去七年以来，习近平就重拾“革命政党”和“伟大斗争”的毛主义路线，强调“不忘初心”和“红色基因”的革命传统，尤其重视“枪杆子”之外的“刀把子”的作用，即富有中国特色的融合警察暴力和政治暴力的政法力量。

当然，这一条新毛主义的路线，是在瓦解了属于国家建设的暴力缓冲地带构建之后，朝向与民主相反的威权主义路径，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所谓治理主义路线，而滋生出在新疆、内地、和香港的治理暴力。而之前暴力缓冲地带的构建，也是社会精英们曾经预想的朝向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的改革进程。

诚如世界银行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今天的治理就是昨天暴力的孩子”。过去七年，中国的政治路线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名义的治理主义路线，取代邓小平的缓和政治路线，掩盖了早前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固然不再尝试以大规模政治暴力的方式对付政治对手、或者不再以武装镇压的方式来对付民主抗议，却以更为隐蔽、更为精巧、更低烈度、也更多样性的暴力手段，在治理的名义下广泛渗入社会生活。

典型的表现，是近年来各地方、各部门层出不穷的激进主义治理政策，如北京市2017年冬天开始为“确立北京首都功能”而发动的“低端人口疏解”行动和新疆以反恐名义对当地少数民族采取的大规模集中再教育和严格的城市安全管理。

这些激进治理正是治理暴力的集中体现。相对于此前一般意义的国家暴力，即由武装力量、司法体制、和执法力量所构成的、受明确法律规定和复杂法律程序约束的国家强制力，治理暴力却是和行政和政策相联。

首先，当这些出自行政部门而非经由立法机构协商后的政策出台，遭遇合法性缺失、民意支持缺乏、和执行受阻等等情况的时候，政策部门往往不是诉诸政治、民主和监督的手段来解决，不是对来自公民社会、媒体或竞争性政党的批评做出积极响应，而是任意地、轻易地依靠行政手段特别是警察暴力和准警察暴力强行推动。尤其在《逃犯条例》受阻后，林郑月娥不是积极地寻求对话、协商，而是一味依赖警察力量进行镇压、依赖北京的宣传机构抹黑抗议，充分展现了何谓治理暴力。

究其原因，是政治从业者则彻底官僚化的结果，如韦伯所说，林郑等等都属于那些“不该从事政治的真正官吏”。特别是，当拒绝以民主方式遴选政务官、甚至连文人或律师等出身的职业政治家也被拒绝参与决策，如林郑月娥上任后即撤除1989年成立、承担民意收集和研判的“中央政策组”，忠实地执行北京的治理主义路线。其治理路线去政治化的结果，像林郑这样出身官吏、恪守向上负责、固执法规等官僚伦理的模范官僚，经由一个不正常的机制安放在特首之位后，便成为韦伯意义上“恶劣的政治家”。

而对民众来说，治理暴力所体现的，不是欧洲民主-治理意义上的协商民主或者参与性治理，恰是民主的反面——以中性的治理名义所掩盖或以治理绩效所装饰的国家暴力。国家暴力不再是抽象意义的存在，也不再是受复杂法律和程序约束的专门机关，而是国家行政机构越来越作为所谓主权的多头代理人。如公地悲剧的效果，每个行政机关甚至其莫名的代理者，譬如保安人员和临时工，或者香港街头不戴警号和委任证的镇暴警员，随时可能粗暴介入到社会场景和个人日常生活中。他们在虚假民族主义的狂热支撑下，仿佛如韦伯所说刹那间丧失灵魂，精神上无产阶级化，在街头横行。

其效果，不仅改变了福柯在治理艺术意义上所说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治理或者主权关系——通过市场、每日诫律和公共教育使人们成为自我约束的代理人，而是直接将国家主权等同于控制技术，即决定性或威权性的权力表达，无限扩大公安秩序作为国家与公民间的相遇之所，甚至超越之，将包括天空、天际线和人口、交通在内的城市景观也付诸集中的暴力规划。

如内地的任何基层干部和基层政府人员都可能采取公安手段、或者诉诸各种不明身份的暴力分子采取暴力手段，干预公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包括备受诟病的基层强拆、无限制的“扫黑除恶”运动、城管力量在街头的粗暴、“朝阳群众”对所有公民的凝视、政治标语铺天盖地、中央电视台对公民社会活动者的电视审判、网警以及互联网公司对公民互联网言论和互联网身份的任意审查、面孔识别的无限制应用、以及一刀切的禁电摩、关停污染企业、和驱逐“低端人口”政策等等。

列举了暴力治理的实例之后，治理暴力的源头便一目了然，它是最高层政治趋于消亡、个人威权代替理性过程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方面，没有领袖个人对蓝天、天际线、脱贫的感性偏好，便没有地方官僚层层加码式的激进治理；没有鹅步式的大规模阅兵，就没有曾志健倒在香港街头；没有驻军的督战，也没有警察暴力的泛滥。

另一方面，治理暴力的出现和政治生活的缺失息息相关，无论是民主道路的封堵，还是执政党中央全会创纪录的连续二十个月未能召开，或者香港危机发酵四个月以来领袖从未公开具体表态。正是因为北京的“政治失语”，林郑月娥愈益困在“恶劣的政治家”的框架内，愈加依赖治理暴力来解决“管治危机”，数月以来只往政治解决的方向艰难地迈了一小步。

两种路线的斗争

那些仅仅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学者，或认为“一国两制”架构本身即埋藏宪政危机，却忽略内地的“宪政”架构及其变动也是关键，从而决定着这场危机的内生性质。这一修宪改变了一切，改变了国际社会和香港人民的认知，而中国高层政治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

这种政治失语症，作为治理暴力的根源，如果说在内地只是引发争议却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个中差异除了香港与内地人民对治理暴力的忍受和反应不同，必然还有更为终极的原因，和公众对政治家、对领袖的政治期望有关。

因为，虽然内地人民长久以来更熟悉革命、专政、领导等等，治理反而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对香港人民来说，对治理或管治再熟悉不过了。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的治理主义路线就是从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前英国殖民地的治理模式中学习的，并非自创，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难怪很容易被香港知识分子以及从殖民主义中独立的“一带一路”国家批评为新殖民主义。

只是，作为一个超过150年的英国领地，不同于海峡殖民地或者印度曾经长期实行的间接管治，也不同于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自治领，香港人民并不曾享受自治领人民的政治权利，也缺乏相对自治传统，长期以来都接受着英国国王或女王的委任管治，即代表国王或女王的香港总督的直接管治。

这种统治模式下，香港人民虽然从未割断过与中华文化和祖国的情感纽带，更从晚清以来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和重要的民族主义运动堡垒，从1890年代持续到1997；但是与此同时，也还保有对英国国王和女王的效忠记忆，这一社会记忆在当下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心理地位，却难以被中央政权和内地人民所理解，也为那些仅仅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学者所忽视，后者或认为“一国两制”架构本身即埋藏宪政危机，却忽略内地的“宪政”架构及其变动也是关键，从而决定着这场危机的内生性质。

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后不断发动民族主义、反腐和扶贫等民粹主义动员，构建与“多数人”的联盟，特别以他在70周年国庆天安门城楼讲话所强调的“人民主体地位”作为总结，用于对抗政治局常委以及因此在江、胡时期形成的党内利益集团结构，最终得以颠覆这一集体领导体制，并且成功地在2018年初的修宪后得到国家元首无限连任的背书，获得了堪比君主的巨大个人权力和新的权力结构，称其为超级总统制并不过分。只是，这一修宪改变了一切，改变了国际社会和香港人民的认知，而中国高层政治似乎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

对香港人民来说，且不论他的治理主义路线在内地如何成功，或者事实上这个政治联盟是多么虚伪和三心二意，从五年前“占中运动”以来，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不满仍然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的“831”纲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解释被广泛看作香港实现真正普选、提升自治的主要障碍。

然而，吊诡的，在过去五年间，包括最近参加港珠澳大桥通车典礼以及过去四个月期间，习近平却没有发表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性的讲话，特别是有别于全国人大“831”纲领的讲话。这和他上任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近乎一周两次重要讲话的频率相去甚远，既构成了一个在香港政治顶层意义上的缺席，也就是终极政治责任的缺失，也显示着对香港人民的漠视和人民主体的虚置。不可避免的，这和香港人民心目中无论关于英王或女王的社会记忆、还是他个人因为集权和修宪形成的新“君主”想像相去甚远，十分地令人失望。

结果，在领袖-国王缺席和人民因为失望而转向革命之下，林郑月娥的治理路线愈发暴力化，包括治理暴力路线主导下，中央政府外交部门和中联办官员近年来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多次否认，都很自然地会唤起香港民众对政治责任缺失的愤怒，和由此投射到邓小平政治承诺之“五十年不变”剩余无多的绝望感。

过去四个月期间，习近平没有发表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性的讲话，特别是有别于全国人大“831”纲领的讲话，既构成了一个在香港政治顶层意义上的缺席，也就是终极政治责任的缺失，也显示着对香港人民的漠视和人民主体的虚置。

一年前的修宪对国际社会政治预期的改变，在于彻底终结了此前的默会性共识——中国可能通过市场经济改革自发完成民主化转型。这大概也是香港人民接受“五十年不变”政治承诺的默会性共识，他们也相信最终将会变成“一国一制”，只不过将是民主的一制，也是民主的中央-香港关系。

然而，修宪改变了香港人民的一切，犹如在金钟树起了一座五十年将尽的倒计时钟。也才有香港普通民众，下至中学生、上至银发族愿意舍身“为下一代”抗争的使命感，义无反顾地加入运动之中。每个香港抗议者，包括街头的记者，都如韦伯意义上的政治家，在强烈使命感的召唤下，加入这场人人都是政治家却“无领导、无面孔的运动”。这或是香港“时代革命”的本义。

革命所挑战的，即围绕“五十年不变”的政治承诺和社会心理所展开的制度真实，正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其治理主义路线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全面否定，和对香港“一国两制”空间的急剧压缩，也就是中国内部政治的路线变动。

只是，在内地一侧，存在于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和习近平治国理政路线两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是在2018年初的突然修宪之后才逐渐被中国的官僚、公众和知识分子认识和接受，他们在那之后才终于放弃了对习近平所谓深化改革开放的幻想，从而伴随修宪后首先产生的外部危机——中美贸易战而集结成一个“无领导”的“投降派”。但在公民社会、自由派媒体和互联网等资源被整肃、在习近平“独一人”与“多数人”的民粹主义大众形成事实联盟的背景下，围绕两条路线的政治分歧远未到达公开反抗的程度。

在这意义上，虽然尚无充分证据，能表明内地坚持邓小平路线的政治力量到底多大程度上介入或支持着香港民众的抗争，仅仅在邓小平路线之“一国两制”的层面上，香港民众的选择倒更像以类似“王权爱国主义”的公开反抗显示对邓小平路线的坚定支持，达成两条路线斗争的突破口，暴露了习近平治理主义路线的贫困。

后续影响

由此贫困所显示的，香港问题必将长期困扰着中国的高层政治，牵制着习近平的激进主义路线。这或许正是习近平在今年9曰3日中央党校“中青班”开学典礼上大谈“伟大斗争”的根本原因和指向。

重要的是，围绕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政治气氛变化，或可解释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即党内长达20个月无法召开全会、形成共识。也可预测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即使不会出现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道歉的场景，也很可能意味着他的激进主义路线和个人集权都将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包括牵制他解决香港问题的选择。

当然，如果继续治理主义的路线，那么倒可能完全规避动用大规模军事暴力，否则意味着战术上的困难而导致战略的失败。那么必然在目前的治理暴力框架内继续升级警察暴力并且扩大为严重的政治暴力，将香港变为长期性的社运抗争之都。

但在政治层面上，任何象征性的妥协都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平息效果，这一清单从全面对话到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从撤换香港特首到承诺双普选等等，可做的选项很多。甚至，终极意义上，只要习近平选择适当场合面向香港公众做直接的疏导性讲话，以政治家姿态抛出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都将立即与香港人民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政治认同，对局势稳定、一国两制和个人威权都裨益甚大。

解铃终须系铃人。香港问题之初，肇于港中当局对香港民众的国民认同焦虑，且因北京对特首的所谓爱国主义强调而拖延民主化进程，不正视认同政治的矛盾而导致冲突的长期化。将香港问题无端地归诸外部势力甚至中美对抗都是毫无意义、不负责任的，只有认清香港问题的内生性质、它与中国内部政治的密切关联，才可能寻找到和解与出路。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