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從治理暴力到路線鬥爭，香港革命是中國的內生危機

六月初以來，香港民眾的大規模抗議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雖然，在經過了漫長的「不戰不降不和」、始終迴避民眾訴求的不應期後，特首林鄭月娥於九月初正式宣布了撤回「送中條例」，她所唯一依靠的成建制的反動員力量——香港警察也已經在過去四個月逮捕抗議者超過2400人（10月8日警方公布的數字），接近街頭激進派的總體規模。

但在十月一日北京舉行國慶七十週年慶祝活動時，一位香港中學生卻被警方用實彈擊中受傷，抗議運動曾一度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相似的一幕：1967年6月2日伊朗國王巴列維訪問西柏林的當天，一位參與示威的27歲大學生奧尼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殺在街邊一處停車場內。事後的法庭調查宣判庫拉斯無罪，但多年以後的東德檔案顯示庫拉斯當時是以斯塔西線人身份，被授意執行這一謀殺，意在影響德國政局。在那之後，德國學運轉向以RAF-紅軍派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路線，而柏林每年紀念六月二日的活動持續至今。

相比之下，幸運地保住了性命的18歲高中學生曾志健，對香港抗議運動的轉折意義同樣重大。這當然並不直接意味着香港民眾的抗爭將由此轉向更加激進的路線，但運動的抗爭焦點則從香港特首所代表的行政當局轉向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他們所遭受的鎮壓，在以警隊為代表的持續來自港府的暴力之後，將會面臨愈來愈多、更為恐怖的政治暴力。

雖然某種程度上，可以把當前香港警察暴力氾濫和政治暴力顯現的原因，部分歸因為中港當局難以重演1989年的武裝鎮壓，因忌憚香港特殊地位和國際社會、甚至忌憚香港市區猶如九龍城一般的密集逼仄而無法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暴力，而不得不倚重警察暴力和政治警察，導致四個月以來防暴警察常態化出動，且奇怪的「青年自殺和浮屍」事件激增，隱約類似1976-83年間阿根廷軍政府的鎮壓手法，譬如臭名昭著的大西洋「死亡航班」。

但是，在抵抗和鎮壓之間，越來越清晰可見的，是北京治理暴力的路線對林鄭當局的影響，同時也是保有殖民主義政治遺產的香港民眾對這一路線的反抗——從而展現這一斗爭的內生性，即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中國政治路線鬥爭的產物，特別作為2018年初修憲所造成的次生危機，挑戰着北京政權的合法性。

北京的新治理暴力路線

一方面，沒有領袖個人對藍天、天際線、脱貧的感性偏好，便沒有地方官僚層層加碼式的激進治理；沒有鵝步式的大規模閲兵，就沒有曾志健倒在香港街頭；沒有駐軍的督戰，也沒有警察暴力的泛濫。另一方面，治理暴力的出現和政治生活的缺失息息相關，無論是民主道路的封堵，還是執政黨中央全會創紀錄的連續二十個月未能召開，或者香港危機發酵四個月以來領袖從未公開具體表態。

理論上，當我們將奧尼佐格與曾志健相提並論的時候，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提及所謂「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或許就在暗示他執政以來強調治理的政治路線與馬克斯·韋伯在100年前、也就是1919年的慕尼黑大學所做的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關聯。

繼1917年題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之後，韋伯在這次戰後的演講中引用托洛茨基，定義國家作為「壟斷暴力的唯一組織」，闡述了國家的暴力性質。不過，現代國家其特定恰在於，一方面發展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和程序來限制這一壟斷性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以政治家所領導的活躍政治生活以及龐大官僚機構的存在，分散了人們對暴力壟斷的焦慮，在暴力壟斷也就是抽象的國家性質與人民日常生活之間建立起了一套複雜的緩衝區，特別是民主制度的發展之後。

對成立70年的紅色中國、對從一開始就篤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共來說，其在毛主義路線之後、將重心轉移到經濟路線並且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生活，來緩衝或者掩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暴力性質，並沒有多久。而過去七年以來，習近平就重拾「革命政黨」和「偉大斗爭」的毛主義路線，強調「不忘初心」和「紅色基因」的革命傳統，尤其重視「槍桿子」之外的「刀把子」的作用，即富有中國特色的融合警察暴力和政治暴力的政法力量。

當然，這一條新毛主義的路線，是在瓦解了屬於國家建設的暴力緩衝地帶構建之後，朝向與民主相反的威權主義路徑，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名義進行的所謂治理主義路線，而滋生出在新疆、內地、和香港的治理暴力。而之前暴力緩衝地帶的構建，也是社會精英們曾經預想的朝向司法獨立、公民社會和民主轉型的改革進程。

誠如世界銀行201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的結論，「今天的治理就是昨天暴力的孩子」。過去七年，中國的政治路線以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等名義的治理主義路線，取代鄧小平的緩和政治路線，掩蓋了早前赤裸裸的國家暴力，固然不再嘗試以大規模政治暴力的方式對付政治對手、或者不再以武裝鎮壓的方式來對付民主抗議，卻以更為隱蔽、更為精巧、更低烈度、也更多樣性的暴力手段，在治理的名義下廣泛滲入社會生活。

典型的表現，是近年來各地方、各部門層出不窮的激進主義治理政策，如北京市2017年冬天開始為「確立北京首都功能」而發動的「低端人口疏解」行動和新疆以反恐名義對當地少數民族採取的大規模集中再教育和嚴格的城市安全管理。

這些激進治理正是治理暴力的集中體現。相對於此前一般意義的國家暴力，即由武裝力量、司法體制、和執法力量所構成的、受明確法律規定和複雜法律程序約束的國家強制力，治理暴力卻是和行政和政策相聯。

首先，當這些出自行政部門而非經由立法機構協商後的政策出台，遭遇合法性缺失、民意支持缺乏、和執行受阻等等情況的時候，政策部門往往不是訴諸政治、民主和監督的手段來解決，不是對來自公民社會、媒體或競爭性政黨的批評做出積極響應，而是任意地、輕易地依靠行政手段特別是警察暴力和準警察暴力強行推動。尤其在《逃犯條例》受阻後，林鄭月娥不是積極地尋求對話、協商，而是一味依賴警察力量進行鎮壓、依賴北京的宣傳機構抹黑抗議，充分展現了何謂治理暴力。

究其原因，是政治從業者則徹底官僚化的結果，如韋伯所說，林鄭等等都屬於那些「不該從事政治的真正官吏」。特別是，當拒絕以民主方式遴選政務官、甚至連文人或律師等出身的職業政治家也被拒絕參與決策，如林鄭月娥上任後即撤除1989年成立、承擔民意收集和研判的「中央政策組」，忠實地執行北京的治理主義路線。其治理路線去政治化的結果，像林鄭這樣出身官吏、恪守向上負責、固執法規等官僚倫理的模範官僚，經由一個不正常的機制安放在特首之位後，便成為韋伯意義上「惡劣的政治家」。

而對民眾來說，治理暴力所體現的，不是歐洲民主-治理意義上的協商民主或者參與性治理，恰是民主的反面——以中性的治理名義所掩蓋或以治理績效所裝飾的國家暴力。國家暴力不再是抽象意義的存在，也不再是受複雜法律和程序約束的專門機關，而是國家行政機構越來越作為所謂主權的多頭代理人。如公地悲劇的效果，每個行政機關甚至其莫名的代理者，譬如保安人員和臨時工，或者香港街頭不戴警號和委任證的鎮暴警員，隨時可能粗暴介入到社會場景和個人日常生活中。他們在虛假民族主義的狂熱支撐下，彷彿如韋伯所說剎那間喪失靈魂，精神上無產階級化，在街頭橫行。

其效果，不僅改變了福柯在治理藝術意義上所說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治理或者主權關係——通過市場、每日誡律和公共教育使人們成為自我約束的代理人，而是直接將國家主權等同於控制技術，即決定性或威權性的權力表達，無限擴大公安秩序作為國家與公民間的相遇之所，甚至超越之，將包括天空、天際線和人口、交通在內的城市景觀也付諸集中的暴力規劃。

如內地的任何基層幹部和基層政府人員都可能採取公安手段、或者訴諸各種不明身份的暴力分子採取暴力手段，干預公民生活和社會秩序，包括備受詬病的基層強拆、無限制的「掃黑除惡」運動、城管力量在街頭的粗暴、「朝陽群眾」對所有公民的凝視、政治標語鋪天蓋地、中央電視台對公民社會活動者的電視審判、網警以及互聯網公司對公民互聯網言論和互聯網身份的任意審查、面孔識別的無限制應用、以及一刀切的禁電摩、關停污染企業、和驅逐「低端人口」政策等等。

列舉了暴力治理的實例之後，治理暴力的源頭便一目瞭然，它是最高層政治趨於消亡、個人威權代替理性過程的結果。

也就是說，一方面，沒有領袖個人對藍天、天際線、脱貧的感性偏好，便沒有地方官僚層層加碼式的激進治理；沒有鵝步式的大規模閲兵，就沒有曾志健倒在香港街頭；沒有駐軍的督戰，也沒有警察暴力的泛濫。

另一方面，治理暴力的出現和政治生活的缺失息息相關，無論是民主道路的封堵，還是執政黨中央全會創紀錄的連續二十個月未能召開，或者香港危機發酵四個月以來領袖從未公開具體表態。正是因為北京的「政治失語」，林鄭月娥愈益困在「惡劣的政治家」的框架內，愈加依賴治理暴力來解決「管治危機」，數月以來只往政治解決的方向艱難地邁了一小步。

兩種路線的鬥爭

那些僅僅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或認為「一國兩制」架構本身即埋藏憲政危機，卻忽略內地的「憲政」架構及其變動也是關鍵，從而決定着這場危機的內生性質。這一修憲改變了一切，改變了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認知，而中國高層政治似乎並沒有做好應對準備。

這種政治失語症，作為治理暴力的根源，如果說在內地只是引發爭議卻在香港引發軒然大波，個中差異除了香港與內地人民對治理暴力的忍受和反應不同，必然還有更為終極的原因，和公眾對政治家、對領袖的政治期望有關。

因為，雖然內地人民長久以來更熟悉革命、專政、領導等等，治理反而是一個新鮮的概念；但對香港人民來說，對治理或管治再熟悉不過了。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國的治理主義路線就是從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前英國殖民地的治理模式中學習的，並非自創，帶着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難怪很容易被香港知識分子以及從殖民主義中獨立的「一帶一路」國家批評為新殖民主義。

只是，作為一個超過150年的英國領地，不同於海峽殖民地或者印度曾經長期實行的間接管治，也不同於南非、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自治領，香港人民並不曾享受自治領人民的政治權利，也缺乏相對自治傳統，長期以來都接受着英國國王或女王的委任管治，即代表國王或女王的香港總督的直接管治。

這種統治模式下，香港人民雖然從未割斷過與中華文化和祖國的情感紐帶，更從晚清以來成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源地之一和重要的民族主義運動堡壘，從1890年代持續到1997；但是與此同時，也還保有對英國國王和女王的效忠記憶，這一社會記憶在當下佔據着極其重要的社會心理地位，卻難以被中央政權和內地人民所理解，也為那些僅僅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所忽視，後者或認為「一國兩制」架構本身即埋藏憲政危機，卻忽略內地的「憲政」架構及其變動也是關鍵，從而決定着這場危機的內生性質。

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後不斷發動民族主義、反腐和扶貧等民粹主義動員，構建與「多數人」的聯盟，特別以他在70週年國慶天安門城樓講話所強調的「人民主體地位」作為總結，用於對抗政治局常委以及因此在江、胡時期形成的黨內利益集團結構，最終得以顛覆這一集體領導體制，並且成功地在2018年初的修憲後得到國家元首無限連任的背書，獲得了堪比君主的巨大個人權力和新的權力結構，稱其為超級總統制並不過分。只是，這一修憲改變了一切，改變了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認知，而中國高層政治似乎並沒有做好應對準備。

對香港人民來說，且不論他的治理主義路線在內地如何成功，或者事實上這個政治聯盟是多麼虛偽和三心二意，從五年前「佔中運動」以來，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不滿仍然主要集中在全國人大的「831」綱領，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解釋被廣泛看作香港實現真正普選、提升自治的主要障礙。

然而，弔詭的，在過去五年間，包括最近參加港珠澳大橋通車典禮以及過去四個月期間，習近平卻沒有發表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對話性的講話，特別是有別於全國人大「831」綱領的講話。這和他上任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近乎一週兩次重要講話的頻率相去甚遠，既構成了一個在香港政治頂層意義上的缺席，也就是終極政治責任的缺失，也顯示着對香港人民的漠視和人民主體的虛置。不可避免的，這和香港人民心目中無論關於英王或女王的社會記憶、還是他個人因為集權和修憲形成的新「君主」想像相去甚遠，十分地令人失望。

結果，在領袖-國王缺席和人民因為失望而轉向革命之下，林鄭月娥的治理路線愈發暴力化，包括治理暴力路線主導下，中央政府外交部門和中聯辦官員近年來對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多次否認，都很自然地會喚起香港民眾對政治責任缺失的憤怒，和由此投射到鄧小平政治承諾之「五十年不變」剩餘無多的絕望感。

過去四個月期間，習近平沒有發表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對話性的講話，特別是有別於全國人大「831」綱領的講話，既構成了一個在香港政治頂層意義上的缺席，也就是終極政治責任的缺失，也顯示着對香港人民的漠視和人民主體的虛置。

一年前的修憲對國際社會政治預期的改變，在於徹底終結了此前的默會性共識——中國可能通過市場經濟改革自發完成民主化轉型。這大概也是香港人民接受「五十年不變」政治承諾的默會性共識，他們也相信最終將會變成「一國一制」，只不過將是民主的一制，也是民主的中央-香港關係。

然而，修憲改變了香港人民的一切，猶如在金鐘樹起了一座五十年將盡的倒計時鐘。也才有香港普通民眾，下至中學生、上至銀髮族願意捨身「為下一代」抗爭的使命感，義無反顧地加入運動之中。每個香港抗議者，包括街頭的記者，都如韋伯意義上的政治家，在強烈使命感的召喚下，加入這場人人都是政治家卻「無領導、無面孔的運動」。這或是香港「時代革命」的本義。

革命所挑戰的，即圍繞「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和社會心理所展開的制度真實，正是習近平上任以來其治理主義路線對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全面否定，和對香港「一國兩制」空間的急劇壓縮，也就是中國內部政治的路線變動。

只是，在內地一側，存在於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和習近平治國理政路線兩者之間的緊張和衝突，是在2018年初的突然修憲之後才逐漸被中國的官僚、公眾和知識分子認識和接受，他們在那之後才終於放棄了對習近平所謂深化改革開放的幻想，從而伴隨修憲後首先產生的外部危機——中美貿易戰而集結成一個「無領導」的「投降派」。但在公民社會、自由派媒體和互聯網等資源被整肅、在習近平「獨一人」與「多數人」的民粹主義大眾形成事實聯盟的背景下，圍繞兩條路線的政治分歧遠未到達公開反抗的程度。

在這意義上，雖然尚無充分證據，能表明內地堅持鄧小平路線的政治力量到底多大程度上介入或支持着香港民眾的抗爭，僅僅在鄧小平路線之「一國兩制」的層面上，香港民眾的選擇倒更像以類似「王權愛國主義」的公開反抗顯示對鄧小平路線的堅定支持，達成兩條路線鬥爭的突破口，暴露了習近平治理主義路線的貧困。

後續影響

由此貧困所顯示的，香港問題必將長期困擾着中國的高層政治，牽制着習近平的激進主義路線。這或許正是習近平在今年9曰3日中央黨校「中青班」開學典禮上大談「偉大斗爭」的根本原因和指向。

重要的是，圍繞兩條路線的鬥爭和政治氣氛變化，或可解釋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即黨內長達20個月無法召開全會、形成共識。也可預測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上，即使不會出現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道歉的場景，也很可能意味着他的激進主義路線和個人集權都將受到某種程度的約束，包括牽制他解決香港問題的選擇。

當然，如果繼續治理主義的路線，那麼倒可能完全規避動用大規模軍事暴力，否則意味着戰術上的困難而導致戰略的失敗。那麼必然在目前的治理暴力框架內繼續升級警察暴力並且擴大為嚴重的政治暴力，將香港變為長期性的社運抗爭之都。

但在政治層面上，任何象徵性的妥協都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平息效果，這一清單從全面對話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從撤換香港特首到承諾雙普選等等，可做的選項很多。甚至，終極意義上，只要習近平選擇適當場合面向香港公眾做直接的疏導性講話，以政治家姿態拋出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諾，都將立即與香港人民建立起某種形式的政治認同，對局勢穩定、一國兩制和個人威權都裨益甚大。

解鈴終須繫鈴人。香港問題之初，肇於港中當局對香港民眾的國民認同焦慮，且因北京對特首的所謂愛國主義強調而拖延民主化進程，不正視認同政治的矛盾而導致衝突的長期化。將香港問題無端地歸諸外部勢力甚至中美對抗都是毫無意義、不負責任的，只有認清香港問題的內生性質、它與中國內部政治的密切關聯，才可能尋找到和解與出路。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