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温】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记忆政治

编者按：2020年的香港，没有维园六四集会——因应肺炎疫情，香港政府发布8人以上的“限聚令”，警方也以此为由，反对今年支联会维园烛光晚会的申请。过去三十年的香港六四集会，承载过与内地、海外同步反抗暴政的责任，也进入了本地脉络，派生出属于香港本土的长期运动，对香港一代代人的政治启蒙、公民社会的保卫，有无庸置疑的地位。虽然今年的维园集会不被批准，民间亦衍生出“遍地烛光悼六四”的流水集会，动员民众在全港各区各地用烛光延续“记忆的政治”。

反修例运动之后，今年人大加速推动港版《国安法》，中美脱钩而香港又身处压力中心，此气氛下，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及2047前途都岌岌可危。此时重温此文，不仅在于过去三十年集会的脉络之重要，更在于思考：当香港自治权一再被侵蚀，捍卫本土文化及加强政治主体性诉求的本土运动，与大中华/本土民主运动之间的张力，还可如何被确认；而每个人点起的那盏微弱烛光，映照出了这时代下人们怎样的面孔和心灵。

一代代的，人们活下去并书写历史、抵抗及希望。

今年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世界各地出现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性，并没有随时日的过去而淡化。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的切身体验的沉淀，但因此人们也每每以为，记忆只是与个人有关。可是，记忆不只承载着感情和思绪，也传递着难以充分表述的那些社会与历史的足迹与氛围。正如开创“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的法国社会学家 Halbwach 在讨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一词时所指，记忆其实不只是个人的事，因为个人记忆往往和社会文化互相交接。

人们通常是从社会获取他们的记忆；他们也是在社会中回溯、确认及放置他们的记忆。

Halbwach的这项创见，启发了有关“社会记忆”及“文化记忆”概念的探讨，让我们了解到记忆总有其公共性的面向，也需要物质条件的配合。而且，“记忆研究”总是提醒我们，记忆总不是对“过去了的事物”完整无误的再一次呈现，而是按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脉络所提供的叙述可能性，成为脉络化和本地化的文化政治原素。“记忆的政治”如果脱离了这些微细的语境差异，在地的历史脉络，根本无从评价。

八九年民主运动在全中国上下卷入过无数的参加者。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这些参与者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他们的记忆能否保留，如何保留，却不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在内地的政治环境底下，官方管控着绝大部分的公共话语空间，六四的记忆由被扭曲、被淡化、到接近被完全禁绝，连回忆也是罪名。这种“强制的遗忘”令六四记忆失去了公共的载体，无法与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只能成为“地下的记忆”，勉力地挣扎；而这种只能作为个人私下（或地下小团体）记忆的六四，当然也难免进一步遭“自然遗忘”的侵蚀。随着具有八九六四亲身经验的年长一代自然逝去，新的一代欠缺了对六四的基本认识，产生六四记忆的跨代断裂的危机。

冷战的最后一个记忆

六四记忆往往只能被简约化为“六四惨剧”，而当不少记忆素材和更开放的讨论只能在存在于国外、发生在国外，也自然为讨论与对话带来了境内／境外之间的新的隔阂。

审查制度的无孔不入不仅决定了人们知不知道有六四事件，以及相关的事情如何发生，也扭曲了人们能够记着些甚么，以及如何把它们记着。不应忘记的是，“六四”绝非六月四日当天发生的屠杀，而是与八九年整场民主运动相关的一切事态，甚至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的各种批判性文化思潮与学生运动、民众抗争运动。其摧毁的其实是毛泽东之后（文革之后）十多年来，在文化和社会抗争层面重新苏醒的意识。

但六四记忆往往只能被简约化为“六四惨剧”。被压缩的讨论和对诘的空间只余下高度符号化的“记忆抗争”，同时也让整个运动庞大而错综复杂的面貌被支解和琐碎化，令六四在被记起的同时，也在被遗忘。而当不少这些记忆的素材和更开放的讨论只能在存在于国外、发生在国外，也自然为讨论与对话带来了境内／境外之间的新的隔阂。

不过，平情而论，真正使得六四在中国内地被遗忘的，并非仅只“强制的遗忘”或者“自然的遗忘”，而是三十年来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所造就的“自愿的遗忘”。六四惨剧发生之后，中国以全面走资来应对社会经济再爆发危机的挑战，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整个国家上下都沉醉于“下海经商”，在八十年代具备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大量地参与，退出了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抗争。社会上“告别革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替代了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并进一步否定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实质上是从精神上为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卸下”八九六四的包袱。

直至九十年代末趁着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军袭击事件，民族主义思潮爆发，不少知识分子对“新启蒙”自由主义开始“反攻倒算”。姑勿论是以“新左派”之名，还是“儒学复兴”之名，都挂起“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旗号，直接或者间接地贬抑八九年全国抗争和被全面镇压的重要性，为彻底的“遗忘六四”作了理论的准备。

不过吊诡的是，在这段知识界忙于提出要“警惕西方”以至高举“反西方”旗号的同时，中国其实是愈来愈深地在经济上投进“西方”的怀抱，而“西方”亦积极地以“接触政策”终会带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的自信自夸，渐次从“人权外交”的道德高地退场，换取中国更大更快的“开放改革”。这是由于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认为世界在“苏东波”后会同步地进入“后冷战”的共同富裕世界，以为可以安心地与中国共同打造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荣景——“历史的终结”最终会令中国被“西方价值”和“西方模式”所收编和吸纳。

在这情况下，六四记忆只是一个“后冷战”年代，有关冷战对抗的最后一个回忆，而六四也只不过是一宗“历史的问题”，被认为迟早会随著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政府采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革而被解决。

这种“后冷战”年代西方搬演的“冷战想像”和苏联时代的冷战想像之间纵然有相同之处，但差别在于后者把冷战敌人想像成既邪恶亦具威胁性，前者则减少了“本质邪恶”的成分，但余野蛮、无理与落后等有待“教化”的面容。但无论怎样，这种冷战遗痕却无阻“后冷战”式的中美共融，两者变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也丝毫不影响“西方”成为全中国上下都钦羡的乐土。

西方世界虽然在“档案材料”的意义上存藏了六四的记忆，但六四记忆所连系上的中国人权议题却在高速的“全球资本主义化”进程中日渐被边缘化，“六四”问题已经不再构成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任何障碍，直至最近才有一些改变。因六四而流亡国外的异见者所组成的“海外民运”也因此而失去位置，影响力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快速式微。被高度压缩、孤悬于海外的六四记忆，也失去了与产生它的中国土壤的互动辩证。

后极权把“自愿遗忘”推到极致

脱离了内地本土脉络的“六四记忆”因为只能被放逐而在海外寄生，成为了“流亡的记忆”，慢慢也成为“异外之物”。在网络时代往往只能成为被不断肢解再肢解的碎片，把中国对六四记忆“自愿的遗忘”推向极致。

可是，由西方主导的“后冷战”如意算盘最后却打不响，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如预期般制造出能被西方同化吸纳的、信仰民主自由的中产阶级，党国反而通过高速经济发展赢来拒绝进一步改革的时间。随著北京奥运的举行，“中国崛起”的“大国意识”受到推崇，让完全没有八九六四经验的新一代沉醉在物质追逐和大国光荣中。早早已失去了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则更忙于为党国出谋献策，高歌“中国模式”，配合着社会广泛的犬儒心态，出现一种更彻底的对六四“自愿的遗忘”。

就如哈维尔所描述的“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社会，经历了苏军占领和镇压后社会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后，人们已经习惯了无需费力去判断意识形态是否真理，意识形态与真理是否需要区分，只需要不找“麻烦”表现恭顺，日子可以一样过。同在中国，人们不是因为真正相信正确理论所支持的意识形态而拥护政权，而是对意识形态之空洞习而为常，只要确保个人展现合模态度，行礼如仪地顺从“主旋律”，拒绝承受独立思考而要付出的代价，保证自己和政权同一步伐，六四记忆也自愿地永远被放逐。

这种哈维尔所见证的“后极权主义”逻辑，要把每个个人结合在同一体制内，不分你我，把消费主义与无孔不入的自我监控完美地结合起来。意识形态愈来愈花哨夸张，但也愈来愈无关紧要。因为在虚张声势的种种伟大辞令背后其实是彻底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与相对主义。脱离了内地本土脉络的“六四记忆”更因为只能被放逐而在海外寄生，成为了“流亡的记忆”，慢慢也成为“异外之物”。在网络时代往往只能成为被不断肢解再肢解的碎片，不时给网路“五毛”与“小粉红”捕猎成嘲弄的玩物，把中国对六四记忆“自愿的遗忘”推向极致。

如前文所述，回忆并不是简单地把“过去的事物”原原本本地重新再现，而总是给编织入各地方本身的文化政治肌理。流亡在西方的民运所携带的六四记忆，孤悬海外，在“后冷战”的冷漠国际“现实政治”夹缝中前无进路，只能枕戈待变。但处身于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交界的香港，则提供了让六四记忆走入本土政治脉络的土壤，也只能按香港本地脉络的方式来衍变。

三十年来，香港都是六四周年悼念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997年之后更是五星旗下唯一可公开高呼“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城市。自1989年以来，因着六四，香港被世界另眼相看，原因是这块土地被看待成中国人得以传承六四记忆的重要阵地，扮演着难以取代的角色。可是，三十年来往往被忽略掉的是，六四记忆如何进入香港的本土脉络，以及由之而引发的“记忆的政治”，对本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六四在香港脉络下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香港关于六四记忆活动的发展历程，已经足够成为另一个层次的记忆，因为六四记忆已经在香港派生出一个属于本土的长期运动。

事实上，三十年来香港关于六四记忆活动的发展历程，已经足够成为另一个层次的记忆，因为六四记忆已经在香港派生出一个属于本土的长期运动。要了解六四的香港本地脉络，得先从战后香港既作为一个殖民城市，也作为一个难民城市开始。前者令香港一直以来不能建立民主制度，后者也带来不沾政治只求安居的心态。虽然战后香港深受冷战格局的支配，形成左右派对立的局面，而右派拥护冷战中的自由民主阵营。在殖民地追求民主的诉求虽然存在，但居民反应并不热烈，因为民主制度会动摇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格局，也必会受到中共反对。所以，香港在战后一直维持着“维持现状”的主导思想。

直至香港前途问题在八十年代提出，“民主回归”的想法浮现，人们开始设想以“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作为发展民主政制的契机。八十年代中后期，方有组织集结力量推动本地民主运动，然而民众当时并未真正摆脱难民心态下的政治冷漠，民主发展未获重视。八十年代末“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后期，追求在回归后实现民主的民主派，方发觉一国两制之下中国只容许香港发展非常有限的民主，因此待到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的爆发，便大大地刺激了香港本地追求民主的热情。这热情体现在全民参与“支援北京学生运动”上，一来是受到内地学生高举五四追求实现“德先生”的理想主义感召，二来是当时人们以为内地的民主运动成功，能大力推动对共产党政权的改革，香港也会解除对“回归”的恐惧。

1989年香港人积极参加支援北京学运，首次打破了本地国共两派的意识形态对立，参加者包罗了冷战传统划分的左右派，起初带领运动的活跃分子来自学生、教师及非亲中左派的积极分子。但后来亲中机构中的“老左派们”也发生“起义”，在六四屠杀发生后更强烈谴责“北京当局”。可见八九六四的确把战后受困于冷战对立和难民政治冷漠心态的社会彻底改变过来——虽然当中绝大部分的亲中左派事后迅速“归队”，曾经责难中共的机构也重新被收复，充当中共当权派在香港的代理。

不过，由八九六四所激发的湃澎政治热情不消两年就回复常态。就如上面所说，香港一样受制于西方与中共重新交好的背景，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改革换取了西方逐步撤消对中国的制裁。香港的民主派也说服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以把支援内地民主运动的诉求，大幅压缩为每年度的悼念活动。民主派急于与中共重新建立“沟通”，亦随之而将八九政治运动未解决的问题化约为要求中共正视香港人内心对“六四事件”的“情意结”。在这情况下，八九年复杂的民主运动记忆很快便进入被简化及被遗忘的状态，每年都会有以万计的人群在维园集会上悼念六四，并且成为一个模版，年年重复。八九运动所曾冲起的巨浪遂变成细细的涟渏，局面也“安定”下来。六四记忆于是成为另一种更深入地与本土脉络扣连，多于与内地或海外情况同步的运动。

三十年来，这场派生自六四记忆的运动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对香港自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每年一度的维园悼念晚会：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参加者，被广泛视为保卫香港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的指标。每年六四晚会的出席人数，也被广泛地视为香港人政治热情寒暑表。六四集会虽然始终以悼念的形式作为主干，集会喊的口号也基本长期不变，但经常有结合本土政治当下议题的动员和呼吁。特别是在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之后，本土的民主改革议题往往集中于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六四”与“七一”就一先一后成为政治动员的契机。

（2）支联会：香港的支联会一直为内地反抗者提供信息及其他方面的支援，也是向内地人提供六四记忆各种素材的机构，而且持续不懈地为香港与海外提供内地民权运动及异见分子的信息。支联会对六四难属，对例如“天安门母亲”等组织长期支持，在道义上和实质上都是延续着八九运动留下的香火。

（3）“反转軚”：由于八九六四是香港历史上罕有地出现全民共同意志的时刻，一致对六四屠杀提出谴责，六四后香港的政治版图就变成以对六四的态度为划分界线。在香港进入“常态化”后或快或慢地展示“转軚”(改变立场)的政治人物或党派，往往成为批判的对象。是否应放下“六四情结”，是否仍支持“平反六四”等，在选举运动中都常常成为选民评价候选人的标尺。

（4）六四记忆是香港政治启蒙运动的基础教材：不少没有六四切身经验的新一代，都有被父母或师友带去六四悼念晚会而获得最初的政治启蒙的经历，因为六四的记忆、关于八九民运的故事，最能帮助传递基础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的信息，奠立儿童及青少年关于公义、平等的价值。

（5）六四记忆也是香港公民社会保卫战争持的重要战场：特别在媒体、教育和艺术领域，一直进行有声或无声的角力，争取纳入与六四议题相关的内容，或者反对六四议题被删除、审查与排斥，三十年来发生过无数大小战役。香港媒体中的有心人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制作了无数关于中国民运信息、维权运动、异见分子和与六四记忆、六四纪念相关的纪录片。教师和教师组织争取在课堂讲授与六四相关的内容，制作过不少教材，带领过或鼓励过无数的青年学生分享对六四和民主的观点。艺术家与创作人与策展人及文化艺术机构不时周旋角力，创作及展出六四题材的艺术品……这些创作或行动除了少数之外，很多都没有被报导或记述。可是，“润物细无声”，正是这些微型行动默默构成了今日香港仍然顽强的公民社会，为香港建立了以公义为核心的社会共识，以及她的反抗精神及异见传统。

反抗暴政，微观个体作为切口

六四的记忆归根到柢是关于对暴政的抵抗，抵抗暴政不需要以身分为前提，只需要连结共同阵线，而今日抵抗连线的最大挑战是“自愿”与“非自愿”的遗忘。

了解三十年来进入香港本土脉络的六四记忆抗争，当会察觉它们不是抽象的知识分子思辩或“离地”的论战产物，而有著强烈的个体实践面向，并指向具体的抗争空间。它们既与制度层面的政治(选举)产生关系，但又不能完全被化约为党派政治操纵的结果，因为它们大部分是嵌入于人们的生活领域，例如职业岗位、社区组织、人际网络中间。这些关于六四记忆的抗争不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复制或倒影，而是从苦难、创伤与基本的公义感受出发。在这种关于公民德性的周旋与角力中，既体现了香港人追求建立后殖民后冷战的公民主体性的热情，也间接彰显了哈维尔所曾构想的“否定政治的政治”，即一种应对“后极权”境况，基于公民良知的道德政治。这种微型抗争不是去制造英雄领袖，却往往要个人付上贴身或重大的代价。

这种“政治”总是在最最微观的层面质问最最“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宏大论述为每个在道德行动中的个体，提供简便的答案（是自由派的吗？是左翼的吗？）因为形形式式的这类意识形态答案，总是难逃蜕变被误用为欺骗或自我欺骗的借口或谎言。上文所述的“自愿的遗忘”很多时候就是取径自这种理论性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难民城市，也作为在冷战左右派思潮夹缝下成长的地方，香港的文化底蕴就是一种“庶民道义”的直观，对言词蛊惑的高度怀疑与敏感，令得她对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具备“天然”的抗拒力。这个难民城市从来就是流亡者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她的文化基因长期孕育出充满伤感的感性空间，所以特别容易与流亡中的六四记忆产生同情与共鸣。这种以道义与怜悯为出发点的道德政治抗争力量，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所以这里的人根本没有兴趣去区分“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使自己迷失于这类意识形态迷宫。这不是因为这里的人对“普世价值”也可能是被利用的谎言毫无警觉，而是他们不会愚蠢或者冷血到以为，在鲜血与赤裸的暴力面前，还有需要去区分“资本主义屠杀”和“社会主义屠杀”。不幸的只是，在别的地方 ，“自愿的遗忘”往往是透过此等花肖的理论分析去完成。

当然，以六四记忆为核心的公民运动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因为它无法给予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观。而建制的教育政策除了要完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外，也无意正视给予香港学童完整的历史教育。例如，官方对五四运动的误导与扭曲比遗忘六四所造成的破坏更严重；香港教育领域长期只存在一类争议，就是如何平衡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及“负面信息”。

在这环境下，六四记忆的争持当然尚未能独自做到让学习者在六四记忆之上或之外，能够更全面地从八九民运，以至八十年代中国新思潮激荡，甚至整个百年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吸取历史的营养，建立具有更强反思能力的历史观。但显然，这种具宏大历史感的真正历史教育，也正是日益忙于为党国方针服务的香港教育当局所害怕出现的。

而随着“后冷战”的中国经济发展衍生出新时代的新问题，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港融合”带来新的矛盾，香港自治权一再被侵蚀，过去以维护六四记忆为重心任务的民主派也因策略分歧问题而产生重大分裂。致力捍卫本土文化及加强政治主体性诉求的本土运动，亦开始质疑本地民主运动的优次问题，甚至每年维园悼念活动以及六四记忆政治的本土相关性。这些质疑在过去几年刺激起一些争论，然而，无论争论曾经如何激烈，但维护六四记忆的重要性反而在争辩中被重新确认，分歧只在于活动的形式及传统悼念活动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想像。

上述香港六四记忆的政治，显然是本土脉络下产生出来的问题，因为八九年学运民运及六四镇压在全国各地发生，整个事件的焦点及主要诉求均非中国国族认同问题，而是人权、自由与反专制，与及其他“反贪污、反官倒”等经济性或政策性诉求。只是香港在面对1997“回归”的情况下，香港部分民运支持者采用了民族主义的形式去表达其情绪。久而久之，当年内地以“爱国”一词来修饰“民主运动”以提供策略性的自我保护作用，也愈来愈难以被新一代了解，于是产生了误导的副作用，令运动失焦。

六四的记忆是创伤的记忆，分享苦痛的回忆本来就具备缝合不同历史受害者经历的能力，有助超越身分差异以形成广泛的团结连线，塑造更有力之反抗。苦痛经历既能形塑身分，也能超越身份。六四的记忆归根到柢是关于对暴政的抵抗，抵抗暴政不需要以身分为前提，只需要连结共同阵线，而今日抵抗连线的最大挑战是“自愿”与“非自愿”的遗忘。

八九年的抗争至今已成为记忆，它不只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而是不朽的一个历史真理的时刻。只要记忆一日存在，它的不朽就会再度被确认。然而，记忆并没有一个固定形状。它的存在可以用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的概念去理解。“理一分殊”的一个例子是“月印万川”：分散在千万江河湖泊中的月亮不是不同的月亮，而都是同一月亮；另一例子是“随器取量”：用不同的容器去取水，水自然有不同的形状，但所载的仍然是水。

六四记忆在内地、海外和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脉络，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际遇，发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为伟大的反抗暴政时刻却是恒久不朽如一。在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积极为“自愿的遗忘”添柴加火的时代，保有这如一的抵抗信念，点起烛光，怀念亡者，看来声音姿态暗哑微小，但对甚么人来说都仍是至为重要。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