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重溫】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記憶政治

編者按：2020年的香港，沒有維園六四集會——因應肺炎疫情，香港政府發佈8人以上的「限聚令」，警方也以此為由，反對今年支聯會維園燭光晚會的申請。過去三十年的香港六四集會，承載過與內地、海外同步反抗暴政的責任，也進入了本地脈絡，派生出屬於香港本土的長期運動，對香港一代代人的政治啟蒙、公民社會的保衛，有無庸置疑的地位。雖然今年的維園集會不被批准，民間亦衍生出「遍地燭光悼六四」的流水集會，動員民眾在全港各區各地用燭光延續「記憶的政治」。

反修例運動之後，今年人大加速推動港版《國安法》，中美脫鉤而香港又身處壓力中心，此氣氛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地位及2047前途都岌岌可危。此時重溫此文，不僅在於過去三十年集會的脈絡之重要，更在於思考：當香港自治權一再被侵蝕，捍衛本土文化及加強政治主體性訴求的本土運動，與大中華/本土民主運動之間的張力，還可如何被確認；而每個人點起的那盞微弱燭光，映照出了這時代下人們怎樣的面孔和心靈。

一代代的，人們活下去並書寫歷史、抵抗及希望。

今年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世界各地出現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說明六四記憶的重要性，並沒有隨時日的過去而淡化。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人的切身體驗的沉澱，但因此人們也每每以為，記憶只是與個人有關。可是，記憶不只承載着感情和思緒，也傳遞着難以充分表述的那些社會與歷史的足跡與氛圍。正如開創「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的法國社會學家 Halbwach 在討論「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一詞時所指，記憶其實不只是個人的事，因為個人記憶往往和社會文化互相交接。

人們通常是從社會獲取他們的記憶；他們也是在社會中回溯、確認及放置他們的記憶。

Halbwach的這項創見，啟發了有關「社會記憶」及「文化記憶」概念的探討，讓我們了解到記憶總有其公共性的面向，也需要物質條件的配合。而且，「記憶研究」總是提醒我們，記憶總不是對「過去了的事物」完整無誤的再一次呈現，而是按特定的文化與社會脈絡所提供的敘述可能性，成為脈絡化和本地化的文化政治原素。「記憶的政治」如果脫離了這些微細的語境差異，在地的歷史脈絡，根本無從評價。

八九年民主運動在全中國上下捲入過無數的參加者。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這些參與者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他們的記憶能否保留，如何保留，卻不能脫離社會的大環境。在內地的政治環境底下，官方管控着絕大部分的公共話語空間，六四的記憶由被扭曲、被淡化、到接近被完全禁絕，連回憶也是罪名。這種「強制的遺忘」令六四記憶失去了公共的載體，無法與社會現實產生互動，只能成為「地下的記憶」，勉力地掙扎；而這種只能作為個人私下（或地下小團體）記憶的六四，當然也難免進一步遭「自然遺忘」的侵蝕。隨着具有八九六四親身經驗的年長一代自然逝去，新的一代欠缺了對六四的基本認識，產生六四記憶的跨代斷裂的危機。

冷戰的最後一個記憶

六四記憶往往只能被簡約化為「六四慘劇」，而當不少記憶素材和更開放的討論只能在存在於國外、發生在國外，也自然為討論與對話帶來了境內／境外之間的新的隔閡。

審查制度的無孔不入不僅決定了人們知不知道有六四事件，以及相關的事情如何發生，也扭曲了人們能夠記着些甚麼，以及如何把它們記着。不應忘記的是，「六四」絕非六月四日當天發生的屠殺，而是與八九年整場民主運動相關的一切事態，甚至包含着整個八十年代的各種批判性文化思潮與學生運動、民眾抗爭運動。其摧毀的其實是毛澤東之後（文革之後）十多年來，在文化和社會抗爭層面重新甦醒的意識。

但六四記憶往往只能被簡約化為「六四慘劇」。被壓縮的討論和對詰的空間只餘下高度符號化的「記憶抗爭」，同時也讓整個運動龐大而錯綜複雜的面貌被支解和瑣碎化，令六四在被記起的同時，也在被遺忘。而當不少這些記憶的素材和更開放的討論只能在存在於國外、發生在國外，也自然為討論與對話帶來了境內／境外之間的新的隔閡。

不過，平情而論，真正使得六四在中國內地被遺忘的，並非僅只「強制的遺忘」或者「自然的遺忘」，而是三十年來整個社會發展趨勢所造就的「自願的遺忘」。六四慘劇發生之後，中國以全面走資來應對社會經濟再爆發危機的挑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整個國家上下都沉醉於「下海經商」，在八十年代具備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也大量地參與，退出了任何意義上的社會抗爭。社會上「告別革命」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替代了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並進一步否定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實質上是從精神上為知識分子以至整個社會「卸下」八九六四的包袱。

直至九十年代末趁着南斯拉夫大使館遭美軍襲擊事件，民族主義思潮爆發，不少知識分子對「新啟蒙」自由主義開始「反攻倒算」。姑勿論是以「新左派」之名，還是「儒學復興」之名，都掛起「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旗號，直接或者間接地貶抑八九年全國抗爭和被全面鎮壓的重要性，為徹底的「遺忘六四」作了理論的準備。

不過吊詭的是，在這段知識界忙於提出要「警惕西方」以至高舉「反西方」旗號的同時，中國其實是愈來愈深地在經濟上投進「西方」的懷抱，而「西方」亦積極地以「接觸政策」終會帶來中國的「和平演變」的自信自誇，漸次從「人權外交」的道德高地退場，換取中國更大更快的「開放改革」。這是由於在這個階段，西方國家認為世界在「蘇東波」後會同步地進入「後冷戰」的共同富裕世界，以為可以安心地與中國共同打造 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榮景——「歷史的終結」最終會令中國被「西方價值」和「西方模式」所收編和吸納。

在這情況下，六四記憶只是一個「後冷戰」年代，有關冷戰對抗的最後一個回憶，而六四也只不過是一宗「歷史的問題」，被認為遲早會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政府採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革而被解決。

這種「後冷戰」年代西方搬演的「冷戰想像」和蘇聯時代的冷戰想像之間縱然有相同之處，但差別在於後者把冷戰敵人想像成既邪惡亦具威脅性，前者則減少了「本質邪惡」的成分，但餘野蠻、無理與落後等有待「教化」的面容。但無論怎樣，這種冷戰遺痕卻無阻「後冷戰」式的中美共融，兩者變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也絲毫不影響「西方」成為全中國上下都欽羨的樂土。

西方世界雖然在「檔案材料」的意義上存藏了六四的記憶，但六四記憶所連繫上的中國人權議題卻在高速的「全球資本主義化」進程中日漸被邊緣化，「六四」問題已經不再構成中國與「西方」關係的任何障礙，直至最近才有一些改變。因六四而流亡國外的異見者所組成的「海外民運」也因此而失去位置，影響力也因為各種原因而快速式微。被高度壓縮、孤懸於海外的六四記憶，也失去了與產生它的中國土壤的互動辯證。

後極權把「自願遺忘」推到極致

脫離了內地本土脈絡的「六四記憶」因為只能被放逐而在海外寄生，成為了「流亡的記憶」，慢慢也成為「異外之物」。在網絡時代往往只能成為被不斷肢解再肢解的碎片，把中國對六四記憶「自願的遺忘」推向極致。

可是，由西方主導的「後冷戰」如意算盤最後卻打不響，因為中國經濟改革並沒有如預期般製造出能被西方同化吸納的、信仰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黨國反而通過高速經濟發展贏來拒絕進一步改革的時間。隨著北京奧運的舉行，「中國崛起」的「大國意識」受到推崇，讓完全沒有八九六四經驗的新一代沉醉在物質追逐和大國光榮中。早早已失去了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則更忙於為黨國出謀献策，高歌「中國模式」，配合着社會廣泛的犬儒心態，出現一種更徹底的對六四「自願的遺忘」。

就如哈維爾所描述的「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捷克社會，經歷了蘇軍佔領和鎮壓後社會的「常態化」(normalization）後，人們已經習慣了無需費力去判斷意識形態是否真理，意識形態與真理是否需要區分，只需要不找「麻煩」表現恭順，日子可以一樣過。同在中國，人們不是因為真正相信正確理論所支持的意識形態而擁護政權，而是對意識形態之空洞習而為常，只要確保個人展現合模態度，行禮如儀地順從「主旋律」，拒絕承受獨立思考而要付出的代價，保證自己和政權同一步伐，六四記憶也自願地永遠被放逐。

這種哈維爾所見證的「後極權主義」邏輯，要把每個個人結合在同一體制內，不分你我，把消費主義與無孔不入的自我監控完美地結合起來。意識形態愈來愈花哨誇張，但也愈來愈無關緊要。因為在虚張聲勢的種種偉大辭令背後其實是徹底的虚無主義、犬儒主義與相對主義。脫離了內地本土脈絡的「六四記憶」更因為只能被放逐而在海外寄生，成為了「流亡的記憶」，慢慢也成為「異外之物」。在網絡時代往往只能成為被不斷肢解再肢解的碎片，不時給網路「五毛」與「小粉紅」捕獵成嘲弄的玩物，把中國對六四記憶「自願的遺忘」推向極致。

如前文所述，回憶並不是簡單地把「過去的事物」原原本本地重新再現，而總是給編織入各地方本身的文化政治肌理。流亡在西方的民運所攜帶的六四記憶，孤懸海外，在「後冷戰」的冷漠國際「現實政治」夾縫中前無進路，只能枕戈待變。但處身於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交界的香港，則提供了讓六四記憶走入本土政治脈絡的土壤，也只能按香港本地脈絡的方式來衍變。

三十年來，香港都是六四周年悼念活動最活躍的地方，1997年之後更是五星旗下唯一可公開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自1989年以來，因着六四，香港被世界另眼相看，原因是這塊土地被看待成中國人得以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扮演着難以取代的角色。可是，三十年來往往被忽略掉的是，六四記憶如何進入香港的本土脈絡，以及由之而引發的「記憶的政治」，對本土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六四在香港脈絡下的三十年

三十年來香港關於六四記憶活動的發展歷程，已經足夠成為另一個層次的記憶，因為六四記憶已經在香港派生出一個屬於本土的長期運動。

事實上，三十年來香港關於六四記憶活動的發展歷程，已經足夠成為另一個層次的記憶，因為六四記憶已經在香港派生出一個屬於本土的長期運動。要了解六四的香港本地脈絡，得先從戰後香港既作為一個殖民城市，也作為一個難民城市開始。前者令香港一直以來不能建立民主制度，後者也帶來不沾政治只求安居的心態。雖然戰後香港深受冷戰格局的支配，形成左右派對立的局面，而右派擁護冷戰中的自由民主陣營。在殖民地追求民主的訴求雖然存在，但居民反應並不熱烈，因為民主制度會動搖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格局，也必會受到中共反對。所以，香港在戰後一直維持着「維持現狀」的主導思想。

直至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提出，「民主回歸」的想法浮現，人們開始設想以「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作為發展民主政制的契機。八十年代中後期，方有組織集結力量推動本地民主運動，然而民眾當時並未真正擺脫難民心態下的政治冷漠，民主發展未獲重視。八十年代末「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後期，追求在回歸後實現民主的民主派，方發覺一國兩制之下中國只容許香港發展非常有限的民主，因此待到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的爆發，便大大地刺激了香港本地追求民主的熱情。這熱情體現在全民參與「支援北京學生運動」上，一來是受到內地學生高舉五四追求實現「德先生」的理想主義感召，二來是當時人們以為內地的民主運動成功，能大力推動對共產黨政權的改革，香港也會解除對「回歸」的恐懼。

1989年香港人積極參加支援北京學運，首次打破了本地國共兩派的意識形態對立，參加者包羅了冷戰傳統劃分的左右派，起初帶領運動的活躍分子來自學生、教師及非親中左派的積極分子。但後來親中機構中的「老左派們」也發生「起義」，在六四屠殺發生後更強烈譴責「北京當局」。可見八九六四的確把戰後受困於冷戰對立和難民政治冷漠心態的社會徹底改變過來——雖然當中絕大部分的親中左派事後迅速「歸隊」，曾經責難中共的機構也重新被收復，充當中共當權派在香港的代理。

不過，由八九六四所激發的湃澎政治熱情不消兩年就回復常態。就如上面所說，香港一樣受制於西方與中共重新交好的背景，鄧小平南巡後市場經濟改革換取了西方逐步撤消對中國的制裁。香港的民主派也說服美國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且以把支援內地民主運動的訴求，大幅壓縮為每年度的悼念活動。民主派急於與中共重新建立「溝通」，亦隨之而將八九政治運動未解決的問題化約為要求中共正視香港人內心對「六四事件」的「情意結」。在這情況下，八九年複雜的民主運動記憶很快便進入被簡化及被遺忘的狀態，每年都會有以萬計的人群在維園集會上悼念六四，並且成為一個模版，年年重複。八九運動所曾沖起的巨浪遂變成細細的漣渏，局面也「安定」下來。六四記憶於是成為另一種更深入地與本土脈絡扣連，多於與內地或海外情況同步的運動。

三十年來，這場派生自六四記憶的運動由下列幾個部分組成，對香港自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每年一度的維園悼念晚會：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參加者，被廣泛視為保衛香港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的指標。每年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也被廣泛地視為香港人政治熱情寒暑表。六四集會雖然始終以悼念的形式作為主幹，集會喊的口號也基本長期不變，但經常有結合本土政治當下議題的動員和呼籲。特別是在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本土的民主改革議題往往集中於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六四」與「七一」就一先一後成為政治動員的契機。

（2）支聯會：香港的支聯會一直為內地反抗者提供訊息及其他方面的支援，也是向內地人提供六四記憶各種素材的機構，而且持續不懈地為香港與海外提供內地民權運動及異見分子的訊息。支聯會對六四難屬，對例如「天安門母親」等組織長期支持，在道義上和實質上都是延續着八九運動留下的香火。

（3）「反轉軚」：由於八九六四是香港歷史上罕有地出現全民共同意志的時刻，一致對六四屠殺提出譴責，六四後香港的政治版圖就變成以對六四的態度為劃分界線。在香港進入「常態化」後或快或慢地展示「轉軚」(改變立場)的政治人物或黨派，往往成為批判的對象。是否應放下「六四情結」，是否仍支持「平反六四」等，在選舉運動中都常常成為選民評價候選人的標尺。

（4）六四記憶是香港政治啟蒙運動的基礎教材：不少沒有六四切身經驗的新一代，都有被父母或師友帶去六四悼念晚會而獲得最初的政治啟蒙的經歷，因為六四的記憶、關於八九民運的故事，最能幫助傳遞基礎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的信息，奠立兒童及青少年關於公義、平等的價值。

（5）六四記憶也是香港公民社會保衛戰爭持的重要戰場：特別在媒體、教育和藝術領域，一直進行有聲或無聲的角力，爭取納入與六四議題相關的內容，或者反對六四議題被刪除、審查與排斥，三十年來發生過無數大小戰役。香港媒體中的有心人不懈地爭取新聞自由，製作了無數關於中國民運信息、維權運動、異見分子和與六四記憶、六四紀念相關的紀錄片。教師和教師組織爭取在課堂講授與六四相關的內容，製作過不少教材，帶領過或鼓勵過無數的青年學生分享對六四和民主的觀點。藝術家與創作人與策展人及文化藝術機構不時周旋角力，創作及展出六四題材的藝術品……這些創作或行動除了少數之外，很多都沒有被報導或記述。可是，「潤物細無聲」，正是這些微型行動默默構成了今日香港仍然頑強的公民社會，為香港建立了以公義為核心的社會共識，以及她的反抗精神及異見傳統。

反抗暴政，微觀個體作為切口

六四的記憶歸根到柢是關於對暴政的抵抗，抵抗暴政不需要以身分為前提，只需要連結共同陣線，而今日抵抗連線的最大挑戰是「自願」與「非自願」的遺忘。

了解三十年來進入香港本土脈絡的六四記憶抗爭，當會察覺它們不是抽象的知識分子思辯或「離地」的論戰產物，而有著強烈的個體實踐面向，並指向具體的抗爭空間。它們既與制度層面的政治(選舉)產生關係，但又不能完全被化約為黨派政治操縱的結果，因為它們大部分是嵌入於人們的生活領域，例如職業崗位、社區組織、人際網絡中間。這些關於六四記憶的抗爭不是意識形態對抗的複製或倒影，而是從苦難、創傷與基本的公義感受出發。在這種關於公民德性的周旋與角力中，既體現了香港人追求建立後殖民後冷戰的公民主體性的熱情，也間接彰顯了哈維爾所曾構想的「否定政治的政治」，即一種應對「後極權」境況，基於公民良知的道德政治。這種微型抗爭不是去製造英雄領袖，卻往往要個人付上貼身或重大的代價。

這種「政治」總是在最最微觀的層面質問最最「大是大非」的問題，而不是依靠意識形態的宏大論述為每個在道德行動中的個體，提供簡便的答案（是自由派的嗎？是左翼的嗎？）因為形形式式的這類意識形態答案，總是難逃蛻變被誤用為欺騙或自我欺騙的借口或謊言。上文所述的「自願的遺忘」很多時候就是取徑自這種理論性的意識形態。

作為一個難民城市，也作為在冷戰左右派思潮夾縫下成長的地方，香港的文化底蘊就是一種「庶民道義」的直觀，對言詞蠱惑的高度懷疑與敏感，令得她對官方意識形態宣傳具備「天然」的抗拒力。這個難民城市從來就是流亡者的集散地和中轉站，她的文化基因長期孕育出充滿傷感的感性空間，所以特別容易與流亡中的六四記憶產生同情與共鳴。這種以道義與憐憫為出發點的道德政治抗爭力量，是存在於意識形態之外的，所以這裡的人根本沒有興趣去區分「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使自己迷失於這類意識形態迷宮。這不是因為這裡的人對「普世價值」也可能是被利用的謊言毫無警覺，而是他們不會愚蠢或者冷血到以為，在鮮血與赤裸的暴力面前，還有需要去區分「資本主義屠殺」和「社會主義屠殺」。不幸的只是，在別的地方 ，「自願的遺忘」往往是透過此等花肖的理論分析去完成。

當然，以六四記憶為核心的公民運動也存在着嚴重的局限，因為它無法給予一個完整的中國歷史觀。而建制的教育政策除了要完成「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外，也無意正視給予香港學童完整的歷史教育。例如，官方對五四運動的誤導與扭曲比遺忘六四所造成的破壞更嚴重；香港教育領域長期只存在一類爭議，就是如何平衡關於中國的「正面訊息」及「負面訊息」。

在這環境下，六四記憶的爭持當然尚未能獨自做到讓學習者在六四記憶之上或之外，能夠更全面地從八九民運，以至八十年代中國新思潮激蕩，甚至整個百年中國與世界的背景下吸取歷史的營養，建立具有更強反思能力的歷史觀。但顯然，這種具宏大歷史感的真正歷史教育，也正是日益忙於為黨國方針服務的香港教育當局所害怕出現的。

而隨着「後冷戰」的中國經濟發展衍生出新時代的新問題，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港融合」帶來新的矛盾，香港自治權一再被侵蝕，過去以維護六四記憶為重心任務的民主派也因策略分歧問題而產生重大分裂。致力捍衛本土文化及加強政治主體性訴求的本土運動，亦開始質疑本地民主運動的優次問題，甚至每年維園悼念活動以及六四記憶政治的本土相關性。這些質疑在過去幾年刺激起一些爭論，然而，無論爭論曾經如何激烈，但維護六四記憶的重要性反而在爭辯中被重新確認，分歧只在於活動的形式及傳統悼念活動中的中國民族主義想像。

上述香港六四記憶的政治，顯然是本土脈絡下產生出來的問題，因為八九年學運民運及六四鎮壓在全國各地發生，整個事件的焦點及主要訴求均非中國國族認同問題，而是人權、自由與反專制，與及其他「反貪污、反官倒」等經濟性或政策性訴求。只是香港在面對1997「回歸」的情況下，香港部分民運支持者採用了民族主義的形式去表達其情緒。久而久之，當年內地以「愛國」一詞來修飾「民主運動」以提供策略性的自我保護作用，也愈來愈難以被新一代了解，於是產生了誤導的副作用，令運動失焦。

六四的記憶是創傷的記憶，分享苦痛的回憶本來就具備縫合不同歷史受害者經歷的能力，有助超越身分差異以形成廣泛的團結連線，塑造更有力之反抗。苦痛經歷既能形塑身分，也能超越身份。六四的記憶歸根到柢是關於對暴政的抵抗，抵抗暴政不需要以身分為前提，只需要連結共同陣線，而今日抵抗連線的最大挑戰是「自願」與「非自願」的遺忘。

八九年的抗爭至今已成為記憶，它不只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而是不朽的一個歷史真理的時刻。只要記憶一日存在，它的不朽就會再度被確認。然而，記憶並沒有一個固定形狀。它的存在可以用宋明理學中「理一分殊」的概念去理解。「理一分殊」的一個例子是「月印萬川」：分散在千萬江河湖泊中的月亮不是不同的月亮，而都是同一月亮；另一例子是「隨器取量」：用不同的容器去取水，水自然有不同的形狀，但所載的仍然是水。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在歷史相對主義、虚無主義積極為「自願的遺忘」添柴加火的時代，保有這如一的抵抗信念，點起燭光，懷念亡者，看來聲音姿態暗啞微小，但對甚麼人來說都仍是至為重要。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