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Netflix脱口秀节目《爱国者有话说》（Patriot Act）今年初的一集中，摄制组询问两个在美的中国年轻人，历史书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门”事件。显然这是一个“难题”，他们略作迟疑，摇头表示书上没提过。主持人哈桑（Hasan Minhaj）一脸“难以置信”地评论到，这就像你问美国高中生历史书上是否有911，他们困惑地回答说：“911？是JayZ发布专辑《The Blueprint》的日子吗？”

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来六四在民主社会主导性的媒介镜像。它往往不独立出现，而是作为当前社会问题的参照系而存在。运气好的时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运气不好时，它就只是个用来嘲讽中国的笑料。当然，并非只有六四遭到了这般待遇。从拉美诸国的反政府抗议到中东的革命，将威权国家的群众抗争与革命他者化，作为己国民主的反面对照，构成了欧美社会常用的精神胜利法之一。

在1989后的前二十年，这种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精神胜利法尚可被威权国家的行动者策略性地利用，来为资源匮乏的民主运动提供些许活动空间。然而，过去十年全球政治的极化、文化代际的更替，已经让支撑海外八九六四论述的这套二元话语失去了大量群众基础。纪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体和商业力量的推动，也使六四在全球的群众运动抗争版图上显得越发孤立、无关紧要。在三十周年的今天，当脱缰的世界把后冷战的自由主义共识远远甩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把被围困的六四论述和时代光谱重新对接起来。

六四话语的主流与边缘悖论

针对六四的讨论和纪念，越来越只剩下工具价值。只有它能够和主流建制派议程结合的时候，它才会被人搬上台面。

三十年来，境外的八九六四记忆，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两重性。一方面，“坦克人”（Tank Man）的形象在民主社会早已深入人心。它出现在大学讲堂、纪录片和历史博物馆里，闪现在街头文化衫、网络meme和宣传片中。一个出生成长在欧美社会的普通人，即便对当年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也不太可能从未见过坦克人的影像。中国以外的社会，帮助保存了大量关于广场的记忆，提供了讨论六四的宝贵空间，也慷慨接纳了八九一代的流亡者。

但是另一方面，六四在中国境外被唤起的方式是既肤浅又建制化的。肤浅表现在它往往是为了服务其他的中国议题：媒体审查，人权侵害，中国威胁，民族主义等等，其中尤其常见的就是用于解释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在这类文章中，六四仅仅是一种维基百科式的脚注，来说明各种精妙的审查机制。这也导致大多数普通人对六四的印象，反反复复也就只有那张坦克人的照片而已。六四话语的建制化，则表现在它与民主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系，要大大强于它和民间社会，包括社会组织、高等院校、抗议团体等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种主流和边缘并存的两重性，看似矛盾实则一脉相承。它的主流为虚，边缘是实，主流只是边缘的一种扭曲映射而已。诸多围绕六四的讨论，并不真正在乎历史的淡忘与记忆的流亡，而只是为了构建一种后冷战时期的“民主例外论”，最终也只是为了美国等国的国内政治或外交政策服务。也就是说，针对六四的讨论和纪念，越来越只剩下工具价值。只有它能够和主流建制派议程结合的时候，它才会被人搬上台面。

建制派议程旗下当然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支。在保守主义一侧，它是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甚至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坚信只有特定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arcy）可以让社会免于独裁的困境；在中间派和精神灯塔主义看来，它是“贫穷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又一例证：中国社会本质上懦弱奴性，丛林法则，缺乏民主文化的教养——是这样一群精神贫困的人民造就了独裁的政府；进步派眼中的中国相对更为积极，但这种关注也大多带着福音主义的色彩，相信民主的力量终究会感化到政治落后地区，福泽全世界。

不管六四与哪种建制主义结盟，这种合流带来的都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对自下而上抗争本身的忽视，和对中国行动者的实质性孤立。

这成了横亘在中国所有反体制人士，特别是流亡行动者和移民面前的最大悖论。在弥漫着“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的政治气氛下，反中被等同于亲欧美，纪念六四等同于承认欧美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一条反对所有建制力量的道路。因此，他们也往往选择把西方政府和政党，而非与前者竞争博弈的公民社会看成天然的盟友；对自己所在国的其他社运和社会问题，他们鲜少关心，更不用说介入。异议者的身份，反而限制了他们参与本地的政治——自由主义移民融合的逻辑简单粗暴：政治移民应当对接受他们的民主社会感到感激，任何对后者的批判都是忘恩负义。

与境外建制精英的结盟也许是无可奈何，或是出于策略性的考量。但这却使以六四为代表的人权议题始终困囿于一个极端狭小的论述语境里，远离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议题。民主运动是中国极权主义的罪证，帮助新移民寻求政治庇护的材料，却鲜少成为其他国家、领域行动者汲取灵感的源泉。它是一个逐步内卷（Involution）的场域，国际移民的扩张和数字媒体的普及，反而让其在众声喧哗中更加边缘。

纪念与抗争主体的消失

如果说从学术层面，这种对断裂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镇压与其后改革间动力循环的吊诡，它却也不经意间将六四作为当代史上重要社会运动的价值给一并抹去了。

除了建制话语的围剿，对六四的纪念本身，也在加速使其成为一段死掉的历史，既没法和中国当前的思潮与运动形成呼应，更没法与其他地区的社运产生任何积极的联系。

社会运动之所以重要，除了自身改变社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其生产出的经验，可以给后来的运动以启发。事实上，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也恰恰在于游行、罢工等模式化抗议形式的出现，扩展了运动所能波及的范围和影响的人群。抗议经验一旦成为体系，就可以更快地形成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八九年的运动自身也是学习、积累、创新的产物，是孔浩烽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抗议”：它与文革和红卫兵一代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它的结社、占领、搭台、请愿、绝食等剧码是传统与现代风格的混搭。它充斥着自我矛盾的口号，阶级政治的张力，跨越国境的网络——这些本都可以成为后来的运动研习和反思的素材。

但六四并未发挥这样的正面作用。恰恰相反，它象征着当代历史的断裂，一个被履带碾碎的幻梦。如果说从学术层面，这种对断裂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镇压与其后改革间动力循环的吊诡，它却也不经意间将六四作为当代史上重要社会运动的价值给一并抹去了。正是因为它是一场失败的，以血腥收场的民主运动，它的抗争过程与经验被理直气壮地省略。值得讨论的问题似乎只剩下国家的暴虐与遇难者的正义。连高层的权斗，都看上去比群众抗争中的智慧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围绕六四的种种纪念，复制着这种去动员（demobilization）的逻辑。支联会主导的烛光纪念，尽管每年都在试图吸收新元素，其骨子里的保守色彩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几年，香港社会对支联会的批评不在少数，但多是从本土意识形态出发嘲讽其大中华主义，鲜有从左翼视角出发反对其议程的声音。事实上，烛光纪念中体现的良心和团结，与欧美建制精英的精神胜利法是一脉相承的。它所宣传的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无孔不入，和少数被脸谱化的异议者；它所包含的出于本能的恐共情绪，要远远大过对社会运动价值的认同感；它弱化历史的抗争色彩，将“中国”和“中国人”他者化，来反衬出香港社会的民主、香港人的坚持，特别是支联会三十年如一日在推动民主中国上的莫大作用。这其中当然不乏真诚的情绪，香港在六四中扮演的作用确实值得一书。但只要烛光纪念继续弱化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就只会是记忆维系、运动学习的绊脚石。

最终，记忆的政治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是强调人民不会忘记，真正的抗争主体就愈发消失在历史的尽头。对于六四的纪念，构成了一道阻断之后运动间学习和反思的屏障。它将80年代的政治参与看作一道罕见的光亮。这道亮光不是为了照亮之后的历史，而是反衬之后三十年的黑暗与平庸，和大多数中国人的顺从、恐惧和冷漠。去年的中国 #MeToo 发生后，有分析家惊讶地表示这是六四以后最令人振奋的社会运动。这与其说是评论者对中国行动者的激赏，不如说是无知带来的傲慢。他们不能放下中国人被洗脑的预设，看不到后续行动者对一九八九的超越，更别说理解六四以后中国抗争政治的复杂图景。

六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运动历史复杂性的遗失，可谓是中国官方和民主社会的“共谋”。如果说中方负责掩盖历史，民主社会则负责简化历史，他们的通力合作保证了这个话题永远都只能和一小撮人联系起来。

六四与进步社运的断裂

中国用户越是不在乎政治抗争的媒体呈现形式，六四就越是远离当今与阶级、种族、性别交织着的社会运动。

限制六四想像的当然不只是建制精英和纪念仪式，更是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关系更紧密的各种商业和媒体力量。4月，莱卡相机委托巴西代理公司制作了短片广告The Hunt，讲述了外国摄影师在威权和战乱国家的遭遇。视频中的三个故事，无一例外都泛滥着男权主义和白人救世主的情结：来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男性，拯救着第三世界被有色人种暴政所蹂躏的弱者。在主线天安门清场中，唯一的焦点是中国军人的野蛮，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抗争彻底缺席，核心的群众运动被当作了模糊的背景版。不了解背景的观众，大概要以为当年现场只有欧美记者在记录，是他们与各类邪恶政权的搏斗，才保证了记忆的延续和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叙事，套用在任何与欧美社会密切相关的运动上，一定会遭到集体抵制。即使刨除其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将政治抗争商业化的做法也常能引发社运团体的不满：2017年，百事因为在广告中浪漫化Black Lives Matter，洗白警察暴力而引发争议，最后被迫撤回视频。今年初，吉列的超级碗广告以 #MeToo 为主题批判主流的男性气质，引发保守派抵制的同时，也被进步派批评是消费严肃的社会运动。

相比百事和吉列的自由派小清新气质，莱卡广告不仅粗暴地商业化了流血抗争，而且几乎每一秒内容都准确踩中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雷区”。这样的广告居然出现在2019年，也正是因为六四并不被欧美社会的媒体精英认为是当代进步运动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和那些发生在中东的民主抗争、拉美的土地抗议、非洲的族群冲突等，一并被归为“原始的叛乱”。这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土地、食物、免于恐惧的自由⋯⋯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早已经拥有的。后者国土上发生的种族、女权、环保、劳工、移民的运动，才是更加“高等文明进步”的后物质主义斗争，才适用于更高的道德标准。在广告策划者看来，那些连选票都没见过的抗议者们，大概没有资格进行更具批判性的讨论。

可惜的是，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用户对莱卡的反应，只有辱华和反华两个极端，缺乏任何对资本、种族和性别的反思。尽管这些讨论不能代表大陆的公共舆论，却能反映出关注六四这部分网民群体的平均价值观。他们眼中的民主单薄而伪善，已经和当前的时代产生了严重的裂痕。

从直接的后果来说，中国用户越是不在乎政治抗争的媒体呈现形式，六四就越是远离当今与阶级、种族、性别交织着的社会运动。欧美的商业和媒体力量，就越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复制建制精英的冷战话语，把六四等政治抗争的草根内核彻底掏空。就这样，网民们得以与商业力量联手，把六四议题逼进更边缘的境地。

时代精神与八九历史的反向重建

对民主运动有限的格局进行批判、解构、重塑，是将其与现实抗争勾连的最有效方式。只有这样反向的记忆方式，八九才能继续存活在行动者如今更艰难、也更广泛的日常斗争中。

如果说八九历史与主流进步社运间的隔离是从来有之，那么在主流左右式微，激进左右崛起的当下，这种隔离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当1989年的Tear down this wall 变成了2016年的 Build the wall，当自由民主国家在危机前自顾不暇，对政治精英来说，那些国境线外历史的“利用价值”就开始大幅贬值。而对崛起的民粹左右翼来说，它们的当务之急是本国的建制派，更不需要将别人的痛苦纳入进来。

激进右翼支持文化冲突和种族隔离，反对政治正确，其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关心中国的社运和民主化，甚至会向往当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应国际主义的激进左翼对中国的远离，则来源于1989的冲击。历史学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书籍《革命在即》中，分析过从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对美国激进左翼的毁灭性打击：六四镇压之后，左翼不再能够只把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看作一个例外，而是必须面对这条道路整体上无法走通的可能性。从90年代冷战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人，要么彻底脱离了左派成为保守主义者，要么拥抱模糊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极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也变得更加本土主义，鲜有关心国境线外的历史沉浮。

从此，中国在左翼社会运动场域中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激进左翼往往避免触碰中国民主运动的话题：为中国政权背书当然道德上不正义，但批评中国又会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于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种妥协的结果，人权议题继续被建制精英所垄断。相比关心中国，在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等问题上发声站队，才是欧美左翼定义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相似的尴尬也存在于学术圈。正如骆斯航的总结，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导致了学术界自由主义霸权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被整合进了建制学术体制，成为诸多政治理论流派中的一员。不愿意直面失败的左派学者们，也往往回避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别说严肃地评价六四。一直以来，从激进左翼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八九的学者寥寥无几；少数的另类观点，也流于大而化之的浮皮潦草。比如女权运动家、学者Silvia Federici早在上世纪末就评价到，六四是中国反市场改革、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开端，而不单是一场民主运动，她更是希望将六四案例融合进她目前对共有概念（Commons）所做的理论思考里。这种乐观主义当然挑战了主流论述，但也只是学术左翼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厢情愿。Craig Calhoun就曾经批评以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夸大了劳工阶级的激进性，认为他们笔下萌芽的阶级意识，仅仅是起于草根的保守思潮对工业化的本能反应。普通人并非天生的变革先锋，反而更容易成为民粹右翼的后备军。

把历史的解释框架一百八十度对调，并不是打破单调论述的最好方式。如果说建制派、主流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一场社会各阶层卷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缩减成一场单纯的精英学生争取民主运动，那目前零星的左翼观点也同样在反对前者的过程中，将话语窄化到了单维的层面，不仅没有提供更多的分析深度，而且也缺乏对大规模群众运动局限性的反思。

六四之所以能被自由主义话语所完全劫持，本就说明了它自由主义的底色。在20世纪的革命浪潮中，1989的系列革命（东欧剧变）潮毕竟不同于1968（全球反抗运动）和1979（7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和伊斯兰革命），不管后人如何将激进性的成分赋予它，它都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具备的历史想像，它充其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已有的群众自发性。借用社会学家Asef Bayat的说法，当前的世界只剩下有“运动（Movement）”，却没有“改变（Change）”的革命。社会运动丧失了激进的想像作为脏器，唯余激进的形式作为骨架。当年的六四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困境，时代打碎了其激进的尝试。因此，它的价值不在于已经提供了什么，而在于暴露出那些尚未实现，却对当前运动至关重要的构想与目标。对民主运动有限的格局进行批判、解构、重塑，是将其与现实抗争勾连的最有效方式。只有这样反向的记忆方式，八九才能继续存活在行动者如今更艰难、也更广泛的日常斗争中。

新的联盟和想像

未来的革命，大概会完全超越当前的策略构想和理论预言，以目前的行动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面对右翼民粹的反扑，欧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将处在一个越发尴尬与边缘的地位。在中国境内，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联网维护日、键盘抵抗日、公共知识分子抒情日。在国际舞台上，它是标准化的媒体和外交辞令，一种必须履行的国际人权上的“政治正确”，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纵即逝。这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共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短期内即使有什么改变，也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复着这个越发鸡肋的纪念仪式，把心底的那份绝望努力掩藏起来。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关注又会渐渐褪去，等待下一个逢五和逢十。当年的抗议者和独裁者会老去，情感维系着的愤怒终究是老人们的抱团取暖。这是已经发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上的遗忘过程，尽管有着学者和诗人的记录，尽管有着民主转型后更开放的政治气氛，围绕屠杀的大众记忆也早已支离破碎。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灾难，日历上挤满了对平民的屠杀纪念日，用良知、道义、普世价值来申明纪念的意义，并谴责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对，越发成为无力的辩词。“失忆共和国”当然来源于对真相的恐惧，但它绝不仅仅是恐惧。“失忆”可以是一种对更有批判性论述的呼唤。

把遗忘归结于普通人的不作为，是行动者所能做的最坏的决定。大众是联合的对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谨慎对待。今年伊斯兰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当天，特朗普发推谴责伊朗政权制造了“四十年的腐败、镇压、恐怖和失败”，并未经授权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摄影师Yalda Moayeri拍摄的著名照片：德黑兰大学抗议现场一名举起拳头的女性。Moayeri随后愤怒地表示，这张照片是献给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盗用了她的作品为自己的政治议程服务。她乐于见到这张照片成为自由的象征，但绝不希望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筹码。Moayeri的表态代表着新一代威权国家的行动者需要学习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时，坚决拒绝自己被反向利用。为了打破记忆和动员的瓶颈，新一代人需要有独立于建制力量，重新搭建运动联盟的勇气。

当然，这种瓶颈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断裂。未来的革命，大概会完全超越当前的策略构想和理论预言，以目前的行动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它既可能继承，也可能完全抛弃掉1989的遗产。但不管怎样，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基于“改变”的革命，它一定会打破国界和运动之间的隔阂。而必然会被另一个未来甩下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维护着隔阂的既得利益，不论他们习惯戴着威权还是民主的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