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祭侄文稿》东京现场：超越现实政治的文物精神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开展第三天，和两岸掀起的舆论风波相比，作为事件中心的东京上野公园却显得平静异常。上野公园是东京乃至全日本的艺术重地，集合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下简称“东博”）、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等日本国家级展馆，几乎每天都有重量级的展出：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展刚刚结束，挪威国家博物馆将他一生几乎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搬到东京，包括最为世人所知的《呐喊》；国立西洋美术馆中，画家鲁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的展还在进行；而在森美术馆（Mori Art Museum）里，荷兰画家维米尔（维梅尔，Jan Vermeer）的特展也正与公众见面；“东博”的东洋馆，则在前不久结束了齐白石的作品展。

颜真卿特别展布置在“东博”中的平成馆，位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左后侧，排队进馆参观的队伍中，时不时能听到中文交谈；大多是关于网上的争论。对一些日本华人来说，若不是这次网上的舆论风波，他们也许不会来到现场。

平成馆门口悬挂著巨幅海报，主体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局部，在海报中下方的蓝色色块中，印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字样。特展当日门票是1600日元，凭票还可以免费到不远处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参观王羲之的关联展——《王羲之书法的残影——通往唐代书法的道路》。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也为颜真卿特展贡献了近50幅珍品，包括颜真卿的《争座位稿》和张旭的草书经典《肚痛帖》。“东博”和“台东区博”两个展览相互配合，覆盖了许多魏晋至隋唐的重要书法作品。

这次颜真卿书法展以颜真卿书法为中心，分为两个展厅六个章节，展出文物共177件，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共计4件，而其中由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三井纪念美术馆等日本国内美术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等博物馆和私人所藏文物共计173件。

东京观展现场

在我看来，东博布展既专业且细致，除了陈列品之外，整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件完整表达的艺术品。

展览分两线并行，一条是历史脉络，交代颜真卿所处时代的背景，包括“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另一条是书法的变迁，从甲骨文介绍到小篆、楷书、隶书，再到颜真卿前后时代、及至日本平安时代和中国宋明清书法的发展。展览分为“字体的变迁”、“安史之乱前的唐代书法”、“唐代的书法，颜真卿的活跃（唐时代の书，颜真卿の活跃）”、“日本对于唐朝书法的理解”、“宋朝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6个章节。每幅作品有日、中、韩、英四种语言的解说。展馆提供付费的音声导览，也专门有中文讲解。

同批展出的文物还有隋唐时期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名家的作品，草书经典“颠张醉素”的《自叙帖》和《肚痛帖》、中国宋朝四大书法名家“苏黄米蔡”的作品；并称“平安时代三笔”的日本书道家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的经典作品也位列其中；一度被认为遗失了的李公麟作品《五马图》，也在这次展览上出现——几乎每件藏品都是独当一面的珍品。

展览高潮是《唐代的书法，颜真卿的活跃》一章。这里从颜真卿现存最早的《王琳墓志》开始，末于其晚年的《裴将军诗》，27件现存作品，几乎覆盖了颜真卿的一生；包括风口浪尖上的《祭侄文稿》。博物馆为《祭侄文稿》专门安排了一个展厅，文稿原文印在一副副红色的丧幡上，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氛围肃穆悲戚。不到1米长的《祭侄文稿》真身，在玻璃罩中平铺展开，观众在它面前排成长队，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是默默地等待。罩中灯光昏黄——为了降低对文物的伤害，展厅几乎没有强光，玻璃罩里也只有微弱照明。

每位观众大概能看个半分钟。队伍旁边两个工作人员，一个在前组织排队，另一个在文稿附近，不断地礼貌地催促大家往前走。不少人意犹未尽，看完又重新排队。一个揹着书包的年轻人一直停留在《祭侄文稿》前，后面的人只能绕过他。展馆人员从入口处就不断提醒观众不能拍照，只要有人拿出手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礼貌提醒。

在我看来，东博布展既专业且细致，除了陈列品之外，整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件完整表达的艺术品。实际上，此展的策划难度非常大，一个是年代跨度极大，一个是需要对历史悠久、复杂的书法变迁史做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表达。东博用了非常多图表来做叙述，以便在小篇幅内理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而为了帮助不熟悉书法的观众理解“颜体”的开创性，馆方还请了一位艺术家从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和虞世南的代表作中各抽出一个“风”字，通过渐变的动画对比他们的书法特色，描绘变迁。

在《祭侄文稿》展厅中，“安史之乱”颜家一门忠烈的英勇也被详细介绍，好让观众在看《祭侄文稿》前就进入作品的语境，现场布展的安排也很好地烘托了这个作品的悲剧色彩。在日语的音声导览中，日本最著名的配音演员之一关俊彦，以颜真卿的角色带领听众进入，全文朗诵《祭侄文稿》的日文翻译。通过这样立体式的展示，让大众一下进入了高深的书法世界和颜真卿的内心世界之中。

要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颜真卿作品集中起来并非易事，各方人员要就大大小小的事物进行反复的协商；处理媒体咨询、回应公众也是其中一环。为了完整展出40天，整个特别展策划了数年，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对居住在日本东京的市民来说，到上野公园的美术馆里看蒙克、鲁本斯、以及即将来临的克林姆等等画家，都是节假日里消遣和陶冶性情的去处。在现代博物馆系统里，各国展馆之间的交流已成常态，颜真卿特展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就是一次正常的文化交流。

争议、搅局人

展者无心，批评者有意。

但展者无心，批评者有意。就在展览开幕前几周，随着两岸一些媒体的报导和评论，以及对“日本”、“故宫”、“国宝”、“台湾”这些词汇的炒作，两岸许多网民的情绪都被挑起。

两岸的争吵点又各自不同：

在中国大陆，很多“义愤填膺”的网民抨击台北故宫博物院“偷偷”出借《祭侄文稿》，认为此文物极其脆弱、不宜外借，更不宜未在大陆展出先外借日本；也有人渲染文物背后的历史情感，认为文物深刻映照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外借日本甚至可上升到“有辱国格”的高度；在台湾，伴随著个别假新闻的以讹传讹，舆论主要围绕在外借日本有否矮化台湾、外借的程序是否正常等问题上，但随著东博确认在海报上用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的字眼，此类声音也渐弱化。

回溯整个争议的始末，更能看出舆论的走向：

早在2018年5月，“台博”宣布和“东博”合作办颜真卿特展后，大陆网上已有零零星星的网友发出质疑，他们主要针对“台博”把国宝级纸本文物出借海外是否合理提问，但并没有太大的反响。舆论风波真正被掀起，是在2019年1月14日开展前，大陆媒体《环球时报》发出一条微博，批评“台博”将国宝《祭侄文稿》出借日本是“媚日行为”。

《环时》声称通过采访“东博”的负责人，了解到“东博”没有对国宝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现场可以拍照；另外这次借展是台湾单方面借展，并无回馈展。另外《环球时报》在微博中使用的截图，来自台湾泛蓝评论员黄智贤在中天电视台的一档政论节目《夜问打权》。

那是《夜问打权》2018年11月的一期节目。黄智贤和嘉宾们质疑民进党当局偷偷把《祭侄文稿》借到日本，称“台湾人民甚至都不知道国宝要出展”。他们还回顾了2014年同在“东博”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神品至宝》特展的海报风波，那次，日本方面在一开始的宣传海报上，没有体现台北故宫的“国立”二字，黄等人继而质疑这一次的海报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字样也不显眼。在控诉完民进党的“去中国化”和当局拿着国宝“媚日”后，黄智贤对着摄像机拍着桌子喊到“人家要什么我们就要给什么吗！可不可以不要给！”

这个节目本来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在《环球时报》发了有节目截图的微博之后，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而事实上，黄智贤所言的“故宫偷偷借出国宝媚日”并不是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如上文所说，早在2018年5月份，“台博”和“东博”已经官方公布了颜真卿特别展的预告。而这次特别展也不是如黄智贤所言，仅仅由某一个官员“草率敲定”。据“台博”官宣，在更早的2015年，当时还是马英九执政期间，时任“台博”院长的冯明珠就跟“东博”方面签署了借展备忘录，同意出借；在去年5月份，时任“台博”院长林正仪完成签约，正式达成合作并宣布消息；至于展出的2019年，“台博”院长已经再换一人，由陈其南担任了。

至于特展的海报，从东京现场海报来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字样位于海报的中央——也许“东博”没有忘记五年前的那场风波。然而，黄智贤并没有理会这些事实，整个节目的论调只为了给民进党当局扣上一顶“媚日”的帽子。这也是台湾电视政论节目的整体风格，不同阵营之间互相指责，言辞夺人，却往往缺乏实证、标签乱飞。

关于《夜问打权》节目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问题，微博上ID“主笔唐伯虎”的《《祭侄文稿》：风波的兴起》一文已大致反驳；他的另一篇名为《关于<祭侄文稿>，<环球时报>编造了什么谣言？》 的文章中，更是直指《环球时报》在采访中故意曲解“东博”方面的回复。我也重新听过日文录音，如文章所指，”东博”方面传达的准确意思是现场只有一处可以拍照；文物的保护会跟足程序；和台湾交换的文物现在并没有确切信息；而这些和《环时》所传递的信息——现场可拍照、与“台博”无交换展出、对文物无特别保护——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针对网上的一些质疑，“台博”官网也发布了两则公告，分别对出借流程和展品现场的文物保护事宜进行了澄清和说明。（详情参见注1和注2的两份官方文件）

当然，两岸也各自有一些理性的声音，对一些媒体的不实报导和煽动情绪的言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反驳——随着颜真卿特展的正式开始，网上争论持续不断，两种言论呈现出撕裂的状态。

文物精神，是超越现实政治的

为了某些目的，文物可以被奉上神坛，又可以被付之一炬。那些脆弱的陶器、瓷器和纸张，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可以是煽动民族情绪的工具，明天也可以是旧时代落后思想的象征。

令人费解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是，众多中国大陆网友表示，不管那些报导和节目如何漏洞百出，《祭侄文稿》就是不能去日本，这是原则问题。有些网友甚至把尝试讲明白事实和理清逻辑的网友标签为“精日”。

所谓原则问题，说到底是情绪问题。中国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历史，也是一部文物流失和毁坏的历史。圆明园、敦煌等地的文物毁坏、流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我想一个怀着温情和敬意看待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华人，看到因近代中国的羸弱而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文物，都应该会感到遗憾和哀叹。

这种情感是纯粹的，只是不同的力量总试图裹挟它、利用它，将它视为一种工具；而谈起对文物的破坏，我们别忘了，除了流失海外的文物，文革中因为“破四旧”而被砸被毁的文物又何其多。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率二百余人来到曲阜“破四旧”，开展“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随后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孔子像、神龛、匾联、供桌等皆被砸烂，部分石碑被推倒折断，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以及各种字画900多轴，推倒历代石碑1000余座，更在中部的大中门前挖开一条通道，将孔庙截为两段。面对这段历史，我们又如何反思？

为了某些目的，文物可以被奉上神坛，又可以被付之一炬。那些脆弱的陶器、瓷器和纸张，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可以是煽动民族情绪的工具，明天也可以是旧时代落后思想的象征。

文物之所以为文物，价值并不是在“物”，而在“文”。对文物来说，最大的伤害不是物理的损害，而是在价值意义上的损害。许多网民强调《祭侄文稿》是纸张文物，外借有伤害。确实，文物跋山涉水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文物就只能在保险箱中度日。在现代博物馆的专业系统中，珍贵文物的外借，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外借多久、展出时的灯光、温度、湿度，展出后要休息多久⋯⋯等等细节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对《祭侄文稿》，在上文提到的台博的公告中（注1和注2），就对现场环境有著严苛的要求。通过现代技术把对文物的伤害降到最低，从而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珍贵的展品，并感受到这其中的价值精神，这才是文物存在的意义。

颜真卿所代表的“文”是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是挺立天地间大写的人格，这种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价值，是颜真卿真正伟大之处。

颜真卿所代表的“文”是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是挺立天地间大写的人格，这种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价值，是颜真卿真正伟大之处；《祭侄文稿》中充沛的感情和书法美感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它不朽的原因。在颜真卿特展上，日本作家伊集院静的一句感叹被印在展馆墙上：“只要看着颜真卿的字，心就受到洗涤。他用书写告诉我，人可以这样纯净地活着。”

如果人们真的关注这个展览，并且到现场去看过，就会明白《祭侄文稿》及其他珍贵的中日书法作品所包含的超然的意义。各方工作者劳心劳力、认真且专业地筹划了数年，周旋于各种机构之间，只为了这40天的展览。对他们来说，网上的一些谩骂是极不公正的。

健康的观展生态，没有献媚的人

博物馆在文物和大众之间，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用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将文物呈现出来，是现代教育中重要的一环。

跟过去文物被动外流的状况不同，现今国际间正常的文物交流展览已经不是新鲜事。“台博”官网对这次特展的意义也有所阐发：“正因为故宫典藏珍贵的华夏文化资产备受世界瞩目，故宫团队依据标准严谨的作业程序规范，进行国际间的馆际文化交流，让更多日本及国际参观游客深入认识书法艺术，也同时成就了博物馆文明传承与推广教育的任务”。台博另一则回应岛内一些抗议活动的公告中，更是强调“长久以来故宫团队始终秉持博物馆文化专业，守护著世界及人类文明重要文化资产……让故宫典藏文物推介至社会大众，为国内外民众提供可亲性的文化艺术体验，实践博物馆公共化的社会服务价值。”

这可以说就是“现代博物馆”所应秉持的理念的总结。

博物馆在文物和大众之间，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用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将文物呈现出来，是现代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在东京的市民来说，看展是一种很日常、很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现场的状态；而无论是颜真卿、还是毕加索、梵高，都被超脱出原有的国族身份，在展馆中与民众“平等”交流。

没有日本人会觉得在日本看展，是被中国大陆、台湾或者是挪威、俄罗斯献媚，这些展览现场更没有一点“谄媚”或“被谄媚”的意义。区分历史上的博物馆和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是重要的，过去的博物馆或有殖民炫耀的色彩，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色彩的博物馆已经不存在。没有“被谄媚的人”，也就没有“献媚的人”。

如果文物只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在一个很单一的脉络里去诠释，又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那文物最终仍只是被放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中去理解，其更广阔的意义和价值就被遮蔽了。

一个健康运转的“看展生态”，包括了博物馆制度、保安制度、保险制度、法律制度，更广的来说涵盖了政治、媒体、市场、文化部门等各个领域，也包括整个社会环境。这些机构和制度之间的妥善配合，是“生态”能保持良好运作的基础。如果这种“生态”失衡，没有开放环境和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展览”生态是不健康的。如网上争论较多的“司法免扣押”（注3）法案，至今仍是阻碍大陆和台湾文物交流的一个障碍；又比如许多纪念馆和博物馆，都莫名其妙地被冠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名；再例如位于广东澄海的文革博物馆，在2016年文革50周年之际，因为某些原因而被迫休馆。政治挂帅会导致整个生态的畸形，从而大众对展览的心态也是畸形的。或许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有不少中国大陆网民认为这次东京展览有“不单纯”的动机。

如果文物只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在一个很单一的脉络里去诠释，又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那文物最终仍只是被放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中去理解，其更广阔的意义和价值就被遮蔽了。在这样的惯性下，完全可以不谈颜真卿的作品，只谈“国宝”，并进行掠夺、献媚之类的解读。

因此，这场特展引起的舆论风波，带出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人有这么多好的文物，为什么我们没有良好的生态来好好欣赏它们。

任何一种活动，只要被贴上标签，就可以左右群众的情绪。梁文道在公众号“看理想”的文章里写道，文物展出其实可以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但在笔者看来，说到底“软实力”也只是一种话术，这种软实力如果不能代表大陆，那就会被《环球时报》贴上“媚日”的标签。说成软实力输出也好，媚日也罢，这些都是附着在展览上的修辞，取决于需要什么样的情绪。就像当年的孔老夫子，过去被骂作臭老九掀翻在地，今天变成孔子学院，成为中国软实力输出的招牌。

把文物当作符号、利用华人对被殖民和侵略的痛感，煽动民族情绪，骑劫甚至否定展览的意义⋯⋯这种做法才是对《祭侄文稿》最大的伤害。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搅局人。

（穆木：自由撰稿人，深圳“野人”杂志成员，现游学日本）

注1：《〈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符合文物出国审议程序》：（民国）107年（即2018年）11月初故宫依上述规定发函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申请审议。经文资局邀集四位专家来院召开借展文物出国审议会议后，审议结论为“古物状况稳定，适合出国展览”。故宫依此再报请行政院核准借展，其过程均符合专业审议与行政程序。

注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全区禁止照相》：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事前已先提具该馆展场设施报告及温湿度纪录（2018年1-3月）供故宫审查，相关规范亦列于借展合约中；关于展场温度、相对湿度设定，低紫外线照明灯具及照度限制，环境清洁及有害生物防除规范等都有详细规定，借展方必须依合约配合办理。民众所关心的阳光紫外线、尘埃、虫卵、水蒸气等对藏品可能造成之负面影响，皆已在要求规范内。依合约此件文物展示环境必须相对湿度55％±5％以内，光照50Lux以下且低紫外线，此标准亦是各大博物馆目前对纸质文物所采取的展示与保存措施。

注3：“司法免扣押条款”主要是规范拥有争议文物的国家，在相关文物赴外展出，不会受到司法追诉或扣押，以确保外借文物“有借有还”。由于帝国殖民时代或战乱时，各国文物常遭掠夺或主权转移，近年来，国际上追讨文物的声浪高涨，许多国家也制定“司法免扣押”条款，以确保文化交流无阻。大陆至今尚无该条款，因此台湾方面担心，若文物登陆展出，恐遭扣押，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