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柯：发现敌人——血缘论的中华民族思想，何以在近代站稳脚跟

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以民族、或企图以民族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张。这一性质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1924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一讲开门见山地谈到：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注1）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而被发明出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鼓吹天下主义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正当性的思想根据，民族主义原本最无可能在近代中国站稳脚跟，然而事实却是民族主义战胜了天下主义，主导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拐点。然而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了民族主义并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比起当时中国内部状况所起的推动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备的条件下，中国以推崇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日本为师，学习了这一思想。

所谓天时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次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1898年时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却以失败告终；所谓地利就是日本与中国仅一海之隔，且日本使用汉字，两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相互交通都较欧美各国便利；所谓人和就是在上述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上，大量中国留学生和思想家聚集到日本，认真总结近代日本成功的秘诀和积极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而在近代日本的这个场域中，中国的思想家们看到和学到的就是如何建构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其最具体的成果就是“中华民族”＝“国族”思想的诞生。

“中华民族论”实际上是种族论

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了民族主义并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比起当时中国内部状况所起的推动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皆备的条件下，中国以推崇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日本为师。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到中国的（注2）。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在北京见到驻清国日本公使大使矢野文雄（号龙溪），他引黄遵信《日本国志》所记议论日本，结果被对方斥为“无异于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因为“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则二十年之书，非明史之类如何？”梁启超当时颇不以为然，然而1898年流亡到日本后，“东游以来，证以所见，良信。……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注3）

近代日本的飞速进步给梁启超的精神和思想上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促使梁启超去探求近代日本实现飞速发展的秘密，而他找到的答案就是民族主义。1901年9月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随后，一般认为，梁启超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注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上下文来看，它指的就是汉族。”（注5）

事实上，以汉字形式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居住在中原、中土、中国这一地域上（“中”）、具有农业文明的传统（“华”）、具有来自于同一个父系祖先的共同血统血缘的（“族”）的人类集团（“民”）。地缘（中）、文化（华）和血统血缘（族）三元素作为中华民族的结合原理，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这是由它所使用的汉字的意义所决定的。换言之，由于使用了表意的汉字来进行表示，“中华民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只能是“汉族”的另一个代名词。因此，即使后日“中华民族”被扩大解释为包括了少数民族集团的所有国民，也无法让少数民族消除自己受到歧视的印象，而追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使用汉字的汉族受到“中华民族”一词所直接传递出来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血统血缘符号的影响，而无法消除自己才是正统国民的思想。近代中国盛行的汉奸论就是其明证。（注6）

以地域、文化与血统血缘三元素为其结合原理的“中华民族”，与近代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民族”的性质有著明显的不同。在后者的思想中，血统和血缘都没有成为将人们结合为“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必须看到的是，以地域、文化与血统血缘三元素为其结合原理的“中华民族”，与近代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民族”的性质有著明显的不同。斯大林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提出了他著名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7）近代西方的人类学界和历史学界也对“民族”的内涵进行了大量探讨：人类学以民族为“共同具有一个特定的个别的文化及帰属意识的人类集团”（注8）；在历史学界中，笔者恩师山内昌之先生总结出“民族”具有客观的标准和主观的标准：从客观上来说，民族就是一个具有共同名称和共通文化，具有一个可以用来说明共通起源的神话即共通历史记忆的人类集团；而从主观上来说，民族就是在一定的领域中具有共同连带意识的集团。（注9）在他们的思想中，血统和血缘都没有成为将人们结合为“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换言之，强调血统、血缘是一个不可缺少元素，是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从实质上来说，中华民族论就是一种血统论的民族论，或者说，就是一个种族论。

血缘、血统“决定”统治正当性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具体而又明显的表征，就是因为它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认清同类和区别他者而发明的。在这种话语中，“民族”是被与“国家”连在一起的。

与文化、使用语言、经济方式、生活地域等元素相比，血统血缘的元素不仅无法被人为改变，且其特徴又是可视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具体而又明显的表征，就是因为它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认清同类和区别他者而发明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为了区别他者而发明出来的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话语中，“民族”是被与“国家”连在一起的。

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写道：“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注10）章太炎在其《中华民国解》中强调：“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注11）。就是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才是“中国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种族论的中华民族论话语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通过主张证明作为一个种族的汉族才是中国国家的主人，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注12）的目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章太炎强调民族必须具有血统血缘的元素，甚至否定“中华”为文化的中国的传统，而把血统说成是共同文化的基础：“纵今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注13）孙中山更是大力强调血缘血统在人们结合为一个民族集团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可结合成一个民族”的“自然力”有五种，而在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孙中山的这个判断是以他对国家性质的解释为基础的：“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注14）也就是说，孙中山设计了这样一套理论逻辑：人类只是在具有了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才会自然产生爱心，所以只有在以血统血缘关系为根据而形成的“民族”的团体内才能出现王道政治。因此，只有按照民族的单位来组织国家，这个国家才能够出现王道政治。

从孙中山对血统与“王道自然力”之间关系的解释即可以看出，其后各种关于“国族”的论述，事实上都没有能够彻底脱离当年梁启超留下的血缘民族论的轨迹。

很明显，孙中山对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关系的强调，其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剖析民族的性质，他是要通过说明清王朝政府不可能对不同种族的汉族产生仁爱之心，因而清王朝没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而以打倒清王朝为目标的民族革命才是正当的。这种血统血缘关系决定是否出现王道政治、因而是否出现统治正当性的主张，就是近代中国建构“国族”主义的理论根据。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也，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注15）

梁启超早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的这段论述，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中最早直接提出“国族”的论述之一。从孙中山对血统与“王道自然力”之间关系的解释即可以看出，其后各种关于“国族”的论述，事实上都没有能够彻底脱离当年梁启超留下的血缘民族论的轨迹。（注16）

近代中国为发现敌人、排斥他者而翻版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华民族”就是“日本民族”、中国的“国族”思想就是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翻版，但是这种对血统血缘论民族主义的向往和学习，最初却是出于为反清运动寻找正当性、煽动汉族民众产生反清情绪的目的。

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注意到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关系在强调统治正当性上的作用，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国族”的主张，无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启发。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方法，就是型塑一个国民在地理、文化、血缘上高度重合的共同体，其中最受到重视的就是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关系。以国体论的兴起为标志，在清国留学生开始来到日本之前的19世纪末期，以血缘民族论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已经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例如，曾经留学德国六年（1884-1890）、后官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的井上哲次郎，1898年就在其《敕语衍义》增订版中写到：“日本民族为来自于同一古代传说的系谱、建国以来居住在同一国土上、具有同一语言・习惯・风俗・历史、从未被其他民族所征服过的、在蜻蜓洲首尾盘踞一起的一大血族。”（注17）

孙中山就曾多次表露出对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推崇：“我们东方有个岛国，可以说是东方的英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国也是一个民族造成的，他们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开国到现在，没有受过外力的吞并，虽然以元朝蒙古的强盛，还没有征服过他，……。”（注18）他甚至主张自己关于“国族”须以“宗族”为基础形成的思想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启迪：“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也是一样。”（注19）中华民族要由宗族为基础而形成，我们知道，蒋介石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沿用了孙中山的这一血缘民族论的主张。梁启超、陶成章、刘师培，这些身处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场域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对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所发出的由衷赞许之例，更是不胜枚举。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建立在血缘民族论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这些赞许是在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后才发出的。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华民族”就是“日本民族”、中国的“国族”思想就是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翻版，但是这种对血统血缘论民族主义的向往和学习，最初却是出于为反清运动寻找正当性、煽动汉族民众产生反清情绪的目的。所以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自愿进行的民族主义的学习和实践，还存在著以日本为友的部分。事实上，从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大本营——同盟会——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帮助和支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孙中山何以直到生命的晚期（1924年11月）仍然要亲自来到日本、向日本社会大声呼唤“大亚洲主义”、并在此时再次见到日本黑龙会的精神领袖头山满一事得到印证。

从打倒“满清”统治的目的出发而提出驱除异民族的中华民族论，不仅造成了对其他民族集团的严重伤害，更因为其以血统血缘论为思想基础的原因而造成的汉民族的封闭性，对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式带来了更加严重和更为直接的伤害。

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在战后日本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对阿依努人等少数民族集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集团的问题上，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与以血统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国族论所采用的方法有著很大的不同。

在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成立的时期，日本思想界采用的方法是抹杀阿依努人的民族特点，生硬地将他们说成是因犯下叛逆之罪而被驱除到了边远地区，而追溯上去原本也是“日本民族”的一员。如日本学者菊池勇夫指，“18世纪末时出现日本人和阿伊努人同祖论是有其一定必然性的。出于将虾夷地变为直辖、即将虾夷地内国化的政治目的，阿伊努民族和人本人为同种的解释给同化阿伊努人的行为赋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视日本文化与阿伊努文化同根、日本人与阿伊努人为同一个祖先的想法，至今反复不停地得到强调。”（注20）

但是，从打倒“满清”统治的目的出发而提出驱除异民族的中华民族论，不仅造成了对其他民族集团的严重伤害，更因为其以血统血缘论为思想基础的原因而造成的汉民族的封闭性，对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式带来了更加严重和更为直接的伤害。因此，在清王朝崩溃之后孙中山等人企图对“中华民族”进行重新解释。但是由于中华民族论无法抹去血缘民族论的性质，这种以过去为了排除其他民族而发明的概念今天来包容其他民族集团的做法，只能对少数民族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伤害。这种既对人又对己的伤害，恐怕在放弃“中华民族”的概念、即放弃中华民族＝国族的思想之前都是无法避免的。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日近代关系、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思想）

参考文献：

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85页。

2、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77期，2004年6月，73-83页。增补版刊载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第70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10年，1-12页。

3、梁启超：〈新民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第144-145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原文发表与1902年3-12月，《新民》第3、5、7、9、12、16、18、21、22各号。

5、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66页。

6、王柯：“‘汉奸’考”（《“汉奸”考》，岩波书店‘思想’981期，2006年1月 28-47页。

7、“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该文原发表于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名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8、“民族”‘文化人类学’、弘文堂、1987年、750页。

9、山内昌之：“民族”，《政治学事典》，东京：弘文堂，2000年11月，1062-1063页。

10、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34页。

11、同前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12、邹容：《革命军》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1903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675页。

13、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1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86－187页。

15、梁启超：《新史学》，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34页。

16、例如杨瑞松就曾指出，1903年邹容《革命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同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668页）中的国族论述，就是“原封不动地抄自于梁启超的”（杨瑞松：“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2年5月，49-50页；邹容原文见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668页。）

17、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增订版，东京：敬业社，1898年8月，165-166页，此处参照了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话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谱》，52页。

1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89页。

1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40页。

20、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东アジアのなかの虾夷地》、东京：朝日出版社、1994年、230，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