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冯梦哲：与《财新》商榷——同志软件诱导未成年人染艾？这个锅不能只让淡蓝背

1月5日，内地媒体《财新周刊》发表封面报导《变色的“淡蓝”》。报导全文15000多字，从学者张北川的调研访谈开始，直指“男同社交软件Blued成为未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新渠道”，并质问Blued“保护未成年人的举措却形同虚设，为什么？”报导发出后，Blued即主动关闭注册一周，以示“负责”。

“男同”“未成年人”“艾滋病”这三个关键词，随意一个都足以挑动大众的神经。面对如此重要而敏感的议题，全面和谨慎的讨论尤其必要。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艾滋病病毒新增感染个案减少（不论年龄和性倾向），亦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这应该也是报导的初衷。

然而，像不少评论都提到的那样，呈现问题时如果只聚焦于某个特定社交平台，是本末倒置。如果更深层的问题得不到厘清，报导提到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和“知情交友”等建议，亦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笔者想进一步指出，报导背后似乎包含两个逻辑：一，使用Blued是案例感染HIV的主要原因，让未成年人无法使用，就能减少感染；二，未成年人的性是不能说不能碰的禁区；避免他们接触到可能导致不安全性行为的渠道（即案例里的Blued）是有效的保护方式。在笔者看来，这两点都值得商榷。

从未成年到成年，对性的认识不是一天完成的

据报导，作为国内最早的基于地理位置来设计的男同社交软件，Blued目前的注册用户数超过4000万。撇除三成海外用户，其宣称的国内用户数已接近中国的男同性恋人数估算（不排除一人多账号重复注册的情况）。加上不断开发的直播间、闪照等功能，Blued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群的社交需要，成为国内目前渗透率最高的男同社交软件。

一个基本事实是：任何人使用社交软件、和软件上认识的人发生性行为，都不必然会导致感染HIV。在性传播的个案中，感染HIV的直接原因是与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如果没有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和知识，即便禁入这款社交软件，未成年人转以其他更隐蔽的渠道交友，照样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临感染HIV的风险。可预想的是，风险甚至更高。

报导认为以“保护”之名将未成年人置于“干净的无性的”环境就能一劳永逸，背后隐含的观念更是漠视了未成年人的性发展和权利。

成年和未成年，在法律上只是一天的区别，在生理上却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期望一个未成年人，在18岁生日的一夜之后会自动成长为一个自主的“成人”，就能（为自己和他人）作出理性的健康的决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生理上看，几岁的儿童已会对性产生好奇；随著青春期发育、第二性征出现等，未成年人关于性的意识和需要也在发展。显然，这个人类生长的自然过程不会因为被“保护”起来就停止或是放缓。相反，这些自然的身心需求却会因被“保护”而找不到途径表达，得不到理解和满足，甚至被边缘化、污名化。在这种情境下，未成年人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性和寻找同类，包括使用社交软件。

另一方面，从法律上看，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男女间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是十四周岁（刑法没有为同性间的合意性行为作出年龄界定）。尽管在讨论性行为的适当年龄时可以存在很多争议，但必须承认，年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其实已有发生自愿性行为的法定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笔者无意深入探讨未成年的性自主权。笔者想强调的是，对性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只有从儿童阶段开始得到尊重和重视，他们才能成长为一个有能力处理性问题的成年人。

性教育从根本上影响艾滋病防治

研究表明，单纯的‘禁欲’教育是无效的，并且对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带来潜在伤害。”《纲要》亦清楚表明，“在从童年步入成年的过程中，缺乏高质量且适合年龄及发展阶段的性和人际关系教育，可能会导致儿童和年轻人更容易遭受性伤害和性剥削，也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性实践和人际关系中的主动性。

联合国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强调了性和人际关系教育对青少年的重要性，同时联合国也对各国政府提出了提议，例如政府应“全力满足年轻人在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信息和教育上的需求，充分尊重他们的隐私和保密性，消除歧视，并向他们提供基于实证的关于人类的性、性与生殖健康、人权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全面教育，使他们有能力用积极而负责的态度处理自己的性问题”。 但在中国，官方至今未将性相关的教育列入课程大纲。

所谓全面的性和人际关系教育，除了生理知识、避孕知识、性传播疾病知识外，同样重要的是：对多元性别和性倾向的认识、对身体界线和性侵的认识，以及伴侣间平等、尊重、沟通的价值观等。

单是性知识方面，中国青少年的需要就未被满足。 《财新周刊》2018年12月的封面报导《艾滋病日特别策划：中国性教育缺位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引用的一项中美大学生对比研究指出，中国大学生获得预防艾滋病知识的途径主要集中在大众媒体、网络等大众传播途径，而美国大学生更多是来源于学校、父母。上海社会科学院于2018年7月发布的《北上广大城市青少年性健康最新调查报告》也发现：15至24岁的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最主要来源是朋友和同学，占总体比例的四分之一（26.1%）；从网络（包括社交软件）获取性知识的比例是12.1%；通过学校课程获取性知识的只有9.5%。

对性教育的认识片面保守，还会导致恐吓式（例如，为避免青少年发生性行为而使用堕胎为案例、宣传艾滋病是恐怖疾病等）和以异性恋霸权出发（例如，说到安全套的使用只强调避孕功能、将同性间的性行为模式异常化等）的教育方式。在全面的性和人际关系教育的其他方面，例如对多元性向、性侵的认识等，在中国的课堂里更可谓是一片空白。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近年出版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涉及同性恋、性别平等、性侵等内容，在网上引起热议。得到学界正面评价的同时，该读本后来被不少社会舆论与学生家长批评为“尺度太大”，一些学校迫于压力收回读本。

“谈性色变”的社会环境和保守的性教育、性小众未成年人对安全性行为的意识不高、社会对性小众和HIV感染者的误解歧视，很难说谁是鸡，谁是蛋。这个恶性循环中的每一环，都实际影响著未成年人的福祉（well-being）和艾滋病防治的效果。

要求身分认证及知情交友，为何有难度？

Blued并非没有问题和改善空间，在处理未成年人账户和收到举报信息时反应更加迅速、借鉴国外软件定期发出检测提醒、提示附近检测中心的地点等等，这些都是可行的、应该逐步完善的。但把责任全部聚焦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恐怕是避重就轻。

《财新》的报导建议，社交软件应对未成年人采取基于身份识别的保护措施，以及参考国外软件的“知情交友”功能，让感染者公开其HIV状况。这些建议看似合理，但回避了或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复杂的情境。实际上，没有对性小众和HIV感染者友善的环境，这些建议都只是缘木求鱼。

目前几个主要的同志社交软件如Grindr、Hornet、Jack’D和Blued等，都会提示18岁以上才能注册使用，但出于Blued在报导中也提到的用户隐私限制的原因，这些软件都没有再进一步的身份核查机制。再者，即便身份核查在《财新》看来可行，并举出了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而进行身份认证的多个官方措施为例子，但当问题关乎性倾向时，报导似乎忘记了性小众群体面临的社会环境——要求身分识别即是让性小众面临公开“出柜”的风险，这在中国的现实中真的可能吗？

早在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除名，实现同性恋非病理化。然而至今，“同性恋矫正治疗”在中国仍有很大的灰色市场，反映出同性恋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病态。官方近年的性别主义回潮、对平权诉求的警惕，也使其在反性倾向歧视上开起了“倒车”：

2017年6月，中国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称同性恋内容是与乱伦、性暴力等并排的“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近期，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批判“娘炮”为病态。与此同时，同志群体的言论空间还被不断收紧，倡导性别平等的公民团体和组织屡被压制。就在几天前的1月8日，高校先驱组织“广州高校彩虹小组”和主要项目为防治性骚扰及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的“广州性别中心”被广州市民政局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这些做法都令性小众的处境更加恶化。

社会对性小众仍存在歧视，性小众青少年在家长和学校处得不到理解和支援，官方话语日趋保守，性小众社群组织运作空间受限制……都令性小众对“出柜”充满隐忧。在这个环境下希望同志人群（特别是青少年）在使用同志社交软件时实名验证，是“站著说话不腰疼”。不能真正隔绝未成年人使用之余，更会将同志“逼”到阴暗的角落，使他们更难以获得性健康和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支援。

再来谈“知情交友”功能。

2011年推出的Hornet，是第一个用户可选择显示自己HIV状态的同志社交软件；Grindr跟随其后，于2016年推出类似功能，但这些都不是必要的选项。这个功能在国外软件上得以实行的基础，是用户因公开感染状况而被孤立、受歧视、骚扰的风险相对较低。

然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撰写的《中国艾滋病患者权利的法律歧视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对HIV感染者存在制度性歧视。我在早前的《死亡阴影、惩罚隐喻和道德审判——从基因编辑婴儿看艾滋污名》一文中亦提到，在中国，社会对艾滋病还存在很多误解。HIV感染者在就医、就业和社会观念上都面临多重歧视。

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指出，污名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首要障碍。污名和歧视使人们害怕寻求艾滋病相关的信息、服务和支援，也使得感染者不愿向家庭成员和性伴侣披露身份，并破坏他们获得和坚持治疗的能力和意愿。

一方面，若感染者明知透露身份会被歧视，那么“知情交友”功能只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如感染者身上的污名没有被去除，不能被其他用户一视同仁，“知情交友”功能也只会继续被用来隔离感染者，进一步加深污名，无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同时，用户隐私亦是一个顾虑。今年4月，Grindr就被揭露向第三方分享用户资料，包括用户的HIV感染状况。

性小众议题的报导处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申一点感想。回想十年前，我在内地高校就读新闻系的时候，新闻系本身没有性／别相关课程，课堂也不会触及性小众议题的新闻伦理。

近年，其实不少国家的记者联盟和媒体监察组织都对如何报导性小众议题特别作出了指引，提出在报导HIV、AIDS和LGBTQ社群的关联时，要准确、平衡、尊重差异；要保持敏感度、避免刻板印象（stereotypes）、提供全面的报导（give all sides of the picture）等等。

直接出于偏见和歧视的报导毋庸置疑应该受到批评，但这些对用语、采访规范、Dos and Dont’s都做了具体规定的指引，恰恰说明了，新闻报导者即便是怀著良善的初衷，有时也并不必然会生产出一篇对议题有正面影响的报导。看到相关群体的需要、呈现问题背后的根源，才能不致让某些在社会上已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陷入更多刻板和偏见。

（冯梦哲，艾滋病相关机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