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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子漢訓練營」背後:變遷中的性別審美,與國家的中性焦慮

中國人為什麼會對「男性氣質」的缺乏感到焦慮?我們應該為「男性氣質」缺乏感到焦慮嗎?這一場焦慮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又有何關係?


2016年5月17日,孫文麟(右)和他的同性伴侶胡文亮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婚禮。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5月17日,孫文麟(右)和他的同性伴侶胡文亮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婚禮。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繼中國官媒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娘炮」問題引發熱議後,近期,「北京本色男兒俱樂部」再度成為中國社會的話題熱點。

這家位於北京的培訓機構認為,柔弱、膽小、多愁善感的男孩是「問題男孩」,是需要進行改造的對象。該機構提供的6800元人民幣14天的課程,要求男孩們誦讀《男子漢宣言》,訓練「斬首行動」真人CS、摔跤、飛鏢等男孩專屬遊戲,目的是培養出「陽剛、血性小男子漢」。

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男孩哭了,教練則會奚落諷刺,因為這裏最主要的訓練主題之一,便是「眼淚不能解決問題」。

對於這家機構的主創者而言,現在的訓練強度其實已經大不如前。在十幾年前,「鞭刑」、「罰吃辣椒醬」、「人格侮辱」才是主要的訓練方式,而現在,已經改成了「更溫和」的摔跤等對抗訓練,但宗旨卻是一以貫之的——越愛哭的孩子就會被「多摔上幾天。」

伴隨着對男性危機的擔心,中國媒體對於性別審美的爭議聲浪,也越來越大。

9月初,新華社發布《「娘炮」之風當休矣》(新華社,20180906)一文,探討當今娛樂圈偶像盛行「娘炮」作派。文章作者「辛識平」認為,病態的「娘炮」文化將對青少年造成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應該抵制。其後《人民日報》(人民日報,20180907)作出回應,男性氣質不應該等同於外貌,男性氣質的構建應該是內在品質。

兩家官方媒體的發言激起了民眾對性別歧視的爭議。不少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艾園,20180704),名人們也紛紛出面支援此種說法,脱口秀名人周立波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周立波,20180908)。

實際上,這場焦慮已經持續多年。2010年,《男孩危機?!》一書在中國甫一出版,便引起人們關注,兩年前又迎來再版,在當當網等內地購書網站上,該書是超級暢銷作品。而作為對這一「危機」的回應,許多中學也開展了「男子培訓班」。2012年,上海市第八中學組建了「男子高中基地實驗班」;2016年,南京師範大學新城初中,也成立了男孩班。

我們為什麼會對「男性氣質」的缺乏感到焦慮?我們應該為「男性氣質」缺乏感到焦慮嗎?這一場焦慮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又有何關係?

端傳媒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銀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以及中國性別平權組織人士,她(他)們對當下中國性別諸問題,作了梳理以及回答。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攝:Bettmann/Getty Images

歷史上的婦女解放,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男女平等

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現在人們總是焦慮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我把這個叫做『中性化危機』,這種焦慮,實際上是源於性別刻板印象」,李銀河告訴端傳媒。

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兩性應該有不一樣的性別氣質,在這一觀念下,男性不能表現得過於情緒化,女性則應該嬌小且優雅;男性應該承擔養家和參與工作的「主外」角色,而女性則應該承擔起找回孩子管理家務等「主內」的義務。當這種對性別的觀念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看法時,性別刻板印象就隨之產生了。一旦有人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就會被視為「越軌」。

但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並非基於科學事實,往往是基於主觀印象、偏見而存在。性別刻板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使人們對性別群體的認知過分簡單化,另一方面還可能錯誤誇大群體之間的差異,而事實上,男性、女性群體之間的差異,在生理和心理層面上並未涇渭分明。人們通常觀察到的很多男女差異,諸如「男生更調皮,女生更安靜」,更多是在社會期望下被建構出來的產物。

「男性需要男性氣質,女性需要女性氣質這個觀點,是建基於男女二元劃分之上,既是覺得男性不應該與女性相似,其次就是覺得女性是次一等的性別,男性像女性就是病態,會造成社會危機。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和智力上有本質的區別」,蔡玉萍告訴端傳媒,「實際上,這種將男性和女性之間設置嚴格界限的想法,早在60年代或更早的女性主義運動,都已經做了很大挑戰。」

早在17世紀,英國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廠中開始出現女工,原先的性別勞動分工發生了變化。不少女性主義者認識到,女性的可悲地位不是自然的差異造成,而是由於社會與文化因素形成。1859年,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的領導人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曾主張,男女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社會上存在的性別界限,只是為了某些擁有權力的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社會制度而已。因此在《為女權辯護》一書中,她為女性要求工作權、教育權、政治權和投票權。

此後女權主義思潮逐漸深化和進步,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維吉尼亞.吳爾芙)於1929年撰寫《自己的一間屋子》(又譯《自己的房間》、《一間自己的屋子》),抨擊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現象;法國女哲學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波娃)出版《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一觀念,廣泛地影響了人們對女權主義的思考方式。終於,歐美在歷經一百多年女權運動之後,女人的地位終於普遍得到提升。

中國在20世紀早期也開始經歷女性解放。「五四運動」時期,男女平等的觀念開始傳入中國,作為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封建」的一面旗幟。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出版「易卜生專號」,宣揚婦女的婚姻自主權,而當時最著名的男性知識分子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紛紛著書立說,這掀起了中國的第一次婦女解放運動浪潮。

但時過境遷,百年後,女性是次等生物的觀念,仍舊存在於整體中國社會的觀念裏。

為什麼「男女平等」的觀念經歷近一個世紀,社會整體的觀念水位,仍然是支持男性應該有男人樣,女性應該有女人樣,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思想?李銀河與蔡玉萍都認為,這與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

是什麼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這個標準其實是隨社會發展而變更。李銀河說,「對我們來說,性別過去並不重要,在30年前,中國是中性化的,我們(女性)從來都沒有說過化粧。」

在李銀河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主要性別表達是「藍螞蟻」——沒有華麗裝飾、且沒有性別差異的藍色列寧裝。

蔡玉萍同樣認為,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更是有意淡化男女之間的差異,「共產黨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強調給多點權利給女性,讓女性去參加公共空間等,有意淡化兩性差異。雖然很多家庭分工還是很傳統,但是在1949年到80年代中期,兩性差異還是淡化的。」

當時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視覺表達」,以民國時期女權主義作為參照。「新中國」婦女的視覺表達,不僅強調社會性別平等、也強調階級和族裔平等,因此青年工人勞模穿的「花布拉吉」(一種俄羅斯風格的連衣裙)和農民社長穿得藍列寧裝,便成為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尚潮流,出席國家最高會議的女代表,則會身穿中式服飾以及民族服飾,這些現象表明農村婦女的鄉土身份和少數民族身份是新中國的主體。

在勞動領域,性別的差異也並不明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發言,明確界定了「向社會宣傳婦女」的內涵——「婦女一切可做」。在5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婦女甚至參與到了內河航行、地質勘查、建築、煉鋼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作中來。李銀河追溯共和國早期歷史,「50年代女性開始參與工作,那時候男女都一樣,性別都不重要。」

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改革開放之後:從「男女有別」的回歸,到男性也可以成為審美對象

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然而告別文革,中國「改革開放」在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社會開始透過資本的邏輯,在消費市場中重新強調回兩性差異。蔡玉萍發現,此時,企業開始利用一些性別印象去推銷產品,大量的化粧品和服飾被生產出來,「女人要有女人味」則成了推銷產品的法則。

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廣告與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在一項關於《中國婦女》封面的研究中,學者發現,自1984年後,視覺傳達不再以宣傳工農兵和少數民族婦女主體為主,轉而以表現城市化和精英化作為婦女形象的想像,在這一想像的構建中,容貌和身體的「女人味」,變得愈發重要。中國婦女「生產建設者」的身份主體,則逐漸遭到摒棄。

而在勞工市場中,管理者則通過強調兩性差異來管理女工。在政治學者潘毅的《中國女工》一書中,她曾提到,管理人員總是在訓斥女工們的男性化行為,向女工傳遞像男人應該感到羞恥的觀念。而女工中,沒有人因此感到不平,因為在這一環境下,性別差異被城鄉差異和學歷高低所掩蓋。

於此同時,一大批新中產階級在中國崛起,他們在重建階級身份時,也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同時建立,以此當做階級劃分的重要標準之一。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有很多中產階級甚至是基層男性都覺得,什麼樣才是一個很成功男士的形象?就是他可以賺很多錢,而他的太太就是一個全職太太。」

蔡玉萍研究觀察到,在她所處的,未經歷社會主義平權運動的香港,一直有一種「霸權式陽剛氣質」存在,最成功的男性典型,是那些具有冒險精神、能幹、自信等氣質的人。這一男性氣質不僅壓制女性,也壓制男性。未能符合這一「霸權式陽剛氣質」標準的男性,就會受到「霸權文化」的制裁,如喜愛看漫畫的香港男性,就被香港的社會評價體系嘲笑為「毒男」。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同樣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成功男性的標準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並且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性格陰柔的男性,因為不符合「霸權式陽剛氣質」而備受社會與家庭指責。

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

這一理論得到了性別研究學者的普遍認可,李銀河同樣認為,改革開放後帶來了一波性別主義回潮。「過去提倡高就業低工資,父母如果不是同時工作,根本養不起一個家,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階級分化開始拉開距離,國家基尼係數從0.2上升到0.5,一部分男人開始有經濟能力來養女人,這些女人回家當上全職太太,不再在職場上打拼後,女性地位就倒退了,經濟上依附於男人,就得有個女人樣了。」

然而性別主義回潮,除了要求男女在打扮上不能相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的特徵,即是「男性不能成為審美對象」。但這一社會特徵,正在備受新一代中國年輕人欣賞品味的挑戰——也正是這一挑戰,遭致了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娘炮』之風當休矣」、「少年娘,則中國娘」聲勢浩大的批判。

李銀河告訴端傳媒,「中國是一個嚴重男權社會,持續了2000多年之久。在過去只有女人才是審美對象,而男人是審美主體,俗話都是說,『女為悅己者容』。但現在社會,出現了新風氣。」

「最早應該是男同性戀,讓一部分男人成為了審美客體,這是男同性戀的一個貢獻,但從男權的角度來說,這個東西比較新,男人怎麼就成為審美客體了?但這其實反應的是女人地位的上升,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性別秩序變了,有的人就受不了。」李銀河說。

近年來,男性選秀節目回歸,如中國互聯網視頻公司愛奇藝製作播出的《偶像練習生》、優酷推出的《五星少年團》等節目,則俘獲了大批女性觀眾。根據「藝恩視頻智庫」的數據顯示,在《偶像練習生》中,女性用戶佔到76.25%。該節目C位出道的蔡徐坤的獲獎感言所說,「首先感謝每一個為我投票支持我的人,是你們一票一票把我投上來」。這是蔡徐坤無意識的感言,但此時此刻,男性確實成為被女性審美的對象——女性在投票中,為自己對男性的審美,行使了自己的話語權。

更令一些抱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者倍感焦慮的是,這些男性選秀節目中的優勝者,多是裝扮精美,體型瘦弱,甚至是「濃妝豔抹」的男性。這股潮流從韓國「花美男」和日本「美少年」傳入中國,一路所向披靡,在中國掀起了一場中性男性審美的潮流,這似乎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主流社會對男性的審美認知。

另一個對審美男性做出貢獻的文化現象,是「耽美文學」在中國的流行。這也同樣挑戰了中國男性的審美傳統。耽美文學最早出現在日本近代文學中,在日文中發音為TANBI,本意為「唯美、浪漫之意」,後逐漸轉向為「美少年之間的戀愛」(Boy's Love,縮寫為BL)的代名詞。耽美文學經台灣、香港傳入中國大陸(內地)後,受到了中國年輕女性的追捧,進而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腐女」群體,即無可救藥地喜歡BL的人群。腐女的喜愛透過商業邏輯與互聯網傳播,也成了一部分男性的審美追求。

這一場審美的劇烈變遷,終於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安。2018年7月,中國著名編劇王海林在一檔名為「觀天下講壇」的網絡節目中,猛烈批判綜藝節目上的「小鮮肉」男明星,並將其上升為「審美安全問題」,他說,「如果中國當紅的男演員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會對於中國國家審美上,造成『審美安全』的威脅。」

呈現在媒體上的焦慮,也迅速演變為民眾日常生活的恐慌,人們開始警惕「男孩危機」,更有甚者甚至認為,正是因為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多是女性,男孩們才開始學得「女里女氣」,也因應這一被民意構建的「危機」,各種「男孩訓練班」也作為對審美危機的抵抗,而迅速興辦起來。

在「本色男兒俱樂部」的市場宣傳中,「清一色是男老師」甚至被當做廣告標識出來,他們在課程宣傳文案中,將此稱為機構的「陽剛優勢」。這一宣傳得到了市場的良好反饋,願意掏錢培養「男子漢氣概」的家長不在少數,據該機構自稱,至今已有兩萬餘名男孩被送到機構進行培訓。

暴力與霸凌的「男子氣概」

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社會是否應該對男子氣概的缺失感到焦慮,兩位社會學家都持否定態度。

「如果人們有自己的性別表達,並沒有犯法,也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為什麼不可以?如果因此一味的攻擊和壓抑這些性別表達不符合傳統的人,這種壓抑對人們的衝擊會更大,人們受到的傷害也會更大」,蔡玉萍說。

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而被欺凌的人並不鮮見,在學校中,這類霸凌尤為突出。學術界多有研究,也已為此創立了專有名詞——認為這種形式的暴力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霸凌,而是基於SOGIE的校園暴力,亦即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的校園暴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及不少學術調研都認為,這一形式的暴力,是最為重要的校園暴力之一。而它的根源,則是來自於性別權力關係和社會性別的刻板印象。

在一場針對所有在校中學生的調查中發現,性別暴力其實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身邊。根據NGO「同語」於2017年發布的《校園性別暴力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報告,結果顯示(同語,2017),有78.2%的人在中學校園中曾遭遇過性別暴力。同時,由於自己的性別認同和表達而遭受教職工語言暴力的學生,也佔到了33.4%。

根據調查,在性別氣質不符合傳統期待的人中,受傷最深的恐怕是跨性別者,那些身體是一個性別、心理卻想變成另一個性別的人群。他們有強烈的表達自我性別認同的慾望,如果無法表達就會陷入嚴重的焦慮,甚至是抑鬱之中。

2017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同志中心通力完成了《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同志中心,2017),發現61.5%的跨性別者存在抑鬱,73.2%患有焦慮症,46.2%的人因為自己是跨性別而有過自殺想法,12.7%曾有過自殺行為。

於此同時,過分強調男子氣概,也為會為男性帶來傷害。在社會科學中,有學者提出了「有害的男子氣概」一詞,強調一系列可能造成傷害的男性特徵,因為這些特徵的存在,會導致「支配、貶低女性、恐同行為和無端暴力」。

美國萊特學院(The Wright Institute)心理系教授特里·庫伯斯(Terry Kupers)指出,「霸權男性氣概」有其積極一面,如為體育勝利感到驕傲、與朋友團結一致、在工作中積極進取等方面,但也有對社會和個人有害的部分,如強調厭惡女性、恐懼同性戀、貪婪、暴力等。擁有這種觀念,很可能造成對同齡人的霸凌和家庭暴力。對不具備「霸權男性氣概」的個人而言,長期壓抑感情表達,則會對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為這一社會觀念,也讓部分受男性拒絕尋求心理幫助,拒絕擁有處理複雜感情的能力。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認為「娘娘腔」男性很糟糕的觀念,與人們所抱持的「參照點」有關,「這類覺得男生娘娘腔會造成危害,會造不良社會風氣的觀點,其實是因為很多人用傳統的性別觀念,作為參照點。我們不應該去質疑人們如何表現,而是應該質疑我們評價別人的參照點,是否合適。是否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嘗試過跟社會一起進步?」

李銀河也認為,雖然社會有去強調男性度、女性度的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男性度與女性度,正在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她告訴端傳媒,「在有些國家,過去女人穿長褲就不符合性別規範了,甚至穿長褲會被視為違法。但社會風氣正在逐漸轉變,現在我們並不會覺得穿褲子的女性就沒有女性氣質。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很多男性度不是很高的形象,如賈寶玉、梁山伯等白面書生。男性氣質、女性氣質應該是按照光譜一樣的去分布,落在哪個點應該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為何在中國,難以推行「多元性別」教育?

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在李銀河看來,解決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關鍵,適當的性別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但中國的性別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

2018年8月17日,廣東省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和廣東省婦女聯合會發「紅頭文件」,規定從2018年9月起,廣東省中小學(包括中專職業學校)要全面實行性別平等教育,但具體措施的推行,在整體保守的社會環境下仍然面臨重重困難。

早在2010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該書中涉及同性戀、性別平等、性侵害等多方面問題,一度被學界認為進步的象徵。然而,該讀本一經面世,就遭遇了社會輿論與學生家長的抵制。

2017年,杭州蕭山區高橋小學一名家長在微博上曬出讀物的部分截圖後,引發了一場網絡大討論,最終,校長迫於壓力暫時收回該讀本。直到如今,中國父母依舊對子女「談性色變」,而至於「多元性別」,接受程度就更低。

在蔡玉萍看來,很多社會都面臨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但中國尤其特殊之處,最大原因便是公民社會飽受壓制。因為性別刻板印象長期存在於社會之中,如果要改變乃至逆轉,需要有公民組織進行引導,但由於公民組織在國內受到壓抑,這樣的教育和倡議變得愈發艱難。

「歐美、台灣、香港都有公民社會,很多NGO或者倡議組織出面倡議性別平等、保障那些不符合傳統性別期待的群體的權益。如果網絡、學校、社會上出現了過分的性別刻板印象或是霸凌,會有公民社會發聲抗議,來稍作平衡。但中國一直以來,對公民社會都是約束和壓抑的狀態,導致性別刻板印象的聲音變得一面倒」,蔡玉萍說。

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台灣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改變,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立法,就來源於個人與公民組織的推動。2000年4月20日,一名叫葉永鋕的台灣男性學生,在下課前5分鐘向老師舉手,提出要去洗手間。但等到下課,同學們再次見到葉永鋕時,他已經死在血泊之中。這是當時震驚全台灣的「葉永鋕事件」——事件的主角,因為性格溫柔、喜歡玩「女生的遊戲」,而被同學們嘲笑為「娘娘腔」。同學們常常要求他脱下褲子「驗明正身」,這導致他只敢在上課時去洗手間。

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認為,同學的欺凌與校方的漠視才是殺死葉永鋕的真正兇手。於是,在她與性少數群體的一同推動下,兩年後,台灣教育部將「兩性平等教育法」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該部法令於2004在台灣行政院通過,並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正式立法。

該法令明確要求,「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具體而言,除了保護男女兩性性別平等之外,還涵蓋了對不同性別氣質、性別傾向、性別認同等平等權利的保護,並規定,台灣的國中和小學必須實施性別平等相關的課程,高中需採用「融入式教育」——即是將性別平等的理念,融入到老師們所教授的課程當中。

除台灣以外,在國際社會,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發布了《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提出應在性教育中納入「社會性別」教育,但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代表對性別議題,投出了反對票。

李銀河對端傳媒解讀,這一張反對票可能意味着,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在法律上鼓勵性別平等教育。

雖然如此,李銀河是一個行動派,幾乎每年兩會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她都會找到人大代表,去遞交《同性婚姻法案》,年復一年,均是如此。但每一年她都會碰壁。李銀河所認識的人大代表告訴她,「這個方面我不太了解,我沒做過研究」,或者說,「有更加重要的提案要遞交」。

「性別問題好像沒什麼機制去發聲,人們更關心涉及多數人利益的問題,退休金、醫療保健,關於性別氣質之類的問題,很難排上議事日程」,李銀河說。

但蔡玉萍認為,這種認為「性別是小問題」的思維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悖論:跨性別、同性戀、中性化人群,本身就是備受歧視的群體,很多人因為污名化而不敢站出來發聲,而因為站出來說話的人少,因此人們又會認為這是一個「小問題」。

「『性小眾』,具體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受到歧視很多人不敢站出來,但現在一些國家做了調查,『性小眾』所佔比例其實並不少。很可能只是很少人敢於承認,人們才會覺得這是個少數群體。關鍵問題是,現在沒有一個機制,讓人們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性少數,所以說性少數是一個『小問題』是不成立的。而性別歧視,則關乎佔社會一半人群的女性,他們的權利也很少得到保護。」蔡玉萍告訴端傳媒。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 圖為中國成都同志酒吧。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 圖為中國成都同志酒吧。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性小眾」雖被除罪,但「性別平權」的未來不容樂觀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

事實上,在中國法律裏,「性小眾」已經完成了「除罪化」。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修刑法中,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同性戀行為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除名,實現同性戀非病理化。但政府對性少數議題仍保持著警惕。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亞洲同志」項目中國國別報告》中指出,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性取向和性別身份相關問題中,仍保持沈默,採取「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的態度。

然而,這一理念看似中立,但實際上為公民組織開展活動帶來了巨大阻礙。一直以來,民政部拒絕為同志組織註冊登記,因此同志組織只能以聯誼形式存在。而自中國「女權五姐妹」被逮捕事件後,許多「性別平權」活動更是遁入地下。

許多主張性別平權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國家力量正在壓下來。2017年,一個同志團體原定於西安舉行的大會被官方取消,9名同運人士遭到公安拘留。2018年4月,微博官方宣布,將依照《網絡安全法》對涉黃、暴力和同性戀題材的內容進行清查。直到近期,中國官方媒體發表了「娘炮」為病態的定調評論。一連串事件,引起了性別平權人士與性別研究學者的不滿與恐慌。

一位關注性別教育的公益人士告訴端傳媒,9月初,他受邀參加廈門「粉紅一點」活動。這是一個旨在聲援LGBT人士以及宣揚多元文化的活動。自2016年開始,每年9月這一活動都會在廈門舉行。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參與者們身着粉紅色衣服,在空地上聚成一個圈,並齊聲喊出「我是同志,我驕傲」的口號。

結果買好機票、準備動身的他,突然收到了活動主辦方發來的消息:上級部門已將這場活動取消。

由於官方對性別組織態度相對的模稜兩可,並未徹底厲行禁絕,這也給中國執法人員帶去困擾,很多時候,執法部門只能憑藉一些符號來作為執法的依據,比如為同志人群提供健康宣傳和公益服務的淡藍網,就將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合影掛在辦公室牆上,每當有執法人員進行檢查,公益組織成員便出示合影以保護組織。

但是中國性別組織的整體情況仍讓人悲觀。「沒有NGO去做倡議,沒有公民社會去爭取,做教育,和政府商討,很難想像公眾認知會有改變。譬如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還有香港的性別平等條例,都是民間社會經過很多年的倡議才爭取到的。現在中國(大陸)的問題是民間社會缺位,我想很難去期望國家自己去訂立這些法案」,蔡玉萍對性別平權在中國大陸的未來感到擔心。

更令蔡玉萍心寒的是,國家不僅沒有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時不時還會成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幫兇」。2017年6月,中國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稱同性戀屬於「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是「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趣味」。

「這個東西就很要命了,異性戀的影視作品分為一般的、淫穢的、色情的三級。而同性戀題材作品,不分內容上來就等同於淫穢。這是一種很落後的觀念」,李銀河說。在這一政策發布後,她當即發布微博對其進行抨擊,點擊量超過了六千萬次。

而最近,新華社、人民日報炮轟「娘炮」的評論雖然也引起人們不滿,但官方為「男子漢」背書,則讓蔡玉萍對中國性別平權未來,感到更加憂慮。「官方媒體應該出來說這些霸凌不對,或者就不要說話也好,但是現在他們卻在不斷地重申性別主義。」蔡玉萍憤然對端傳媒說。據她透露,今年中國大陸(內地)關於性少數的學術活動,也同樣受到不少衝擊,許多關於性別議題的國際會議,也因此變成了閉門會議,官方要求不得對外宣傳。

「男性氣概」與民族主義的結合?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

2016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防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暴力和歧視》決議。而面對這次決議,中國代表投了反對票,此前兩次相關議題,中國都投的是棄權票。

到2018年9月初,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發文呼籲重塑男性氣質,摒棄「娘炮」之風,雖然引起爭議,但整體社會而言,得到更多的恐怕還是贊同。媒體呼籲「少年娘則國家娘」時,社會名人諸如周立波也在微博中稱「中國雄起!……讓娘炮走開!」而「男子漢訓練營」收到家長的熱捧,也映射出了人們對中性社會的焦慮。

為何國家觀念會拒絕多元性別平等,轉而支持性別主義?

蔡玉萍告訴端傳媒,這與中國正在大力推行民族主義有密切關係,「從傳媒的動態可以看到,現在國家很想用性別主義去鞏固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18世紀開始,中國就有將性別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的傾向,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夫是指男性,傳統社會女性是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以外的。五四時期,雖然有倡議女性平等,但由於人們的危機意識,構建了一套『東亞病夫』的論述,強調男性應當要勇武。今天,由於中國繼續走民族主義路線,這套性別主義的論述再次被拿來,當做構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工具。」蔡玉萍對端傳媒說。

近代以來,伴隨着西方國家的殖民入侵,亞非大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地區的人民陸續開始民族解放運動,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謀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民族認同,打造「想像的共同體」成為首要任務。

婦女也從另一個層面,成為了構建民族認同的重要部分。其中,男性的「東亞病夫」成了野蠻與落後的原因,因此國家一方面興辦軍校培養能夠保家衛國的男子漢,另一方面則要興辦女學,強調女性應該為「強國保種」負起責任。

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就曾認為,國家積弱是「分利」之人太多,而女子都是「分利」之人,因為她們沒有職業和學識。他認為,女學與國家存亡聯繫在一起,因此提倡興辦女學。同時也將纏足與國家積弱聯繫在一起,因為纏足是婦女體弱,不能生育健康的孩子,因此只有廢除纏足才能使「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因此,一方面培養勇武的男人,另一方面培養可以生育優良孩子的女人,就成了構建強國的一部分。藉此,比之於傳統「封建時代」(或曰「帝制時代」),中國女性權利百年來取得翻天覆地的進步,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進而一筆勾銷了傳統束縛。

但問題是,民族主義並不能夠讓中國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如果一直推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將會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而女權只能被民族主義所支配。當婦女的進步與解放僅僅只為整體民族服務時,婦女根本利益並沒有得到真正關注。

在蔡玉萍看來,由男性主導的民族國家,建立在性別分工基礎上。即便婦女提高經濟地位,只是為了整體國家提高經濟地位而服務,在家中,她們的經濟收入也只能是家庭收入的補充。就教育而言,男性被培養是為了肩負「治國興邦」的責任,而女性則更多的需要進修家政課程,培養「賢妻良母」的性格。如梁啟超所倡導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只是在於「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這樣的思路並不利於女性的根本解放,就教育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期望將會低於男性,經濟困難時,也是首先犧牲女孩受教育的權利。而另一面的結果是,這一社會要求,對男性也是一種傷害,「一旦走民族主義,男性要滿足陽剛的形象去保家衛國。這樣,男性必須要符合陽剛,才能滿足人們對男性的想像。」

一旦由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男性氣概」形成霸權地位,「這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一種壓抑」,蔡玉萍說。

(李由,記者,端傳媒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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